南京大屠杀：西方人士的证言
来源：   2016-12-07 15:48:03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缅泰死亡铁路这三个战争暴行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具体提到名字，并有专门章节文字加以叙述的战争暴行。在西方历史学界，这三个战争暴行被统称为二战日军远东三大战争暴行。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蜚声国际的中国近现代史泰斗张宪文先生领衔主编了72卷本的巨著《南京大屠杀全史》，几乎穷尽了以各种语言留存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本文以张效林先生翻译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和《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为依据，从国际人士证言证词的角度对日军的屠城暴行进行探讨。东京审判判决书的结论是：日本兵完全象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地来污辱这个城市……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陆军、即日军本身的残暴和犯罪行为……“日军”就是“兽类的集团”。
 

血腥屠杀
 

日军在南京的屠杀行为分为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和个体士兵的零星屠杀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屠杀，受害者的数目都非常巨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如此描述日军的屠杀行为：

南京市像被捕获的饵食似地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该市不象只是由有组织的战斗所占领的；战胜的日军捕捉他的饵食犯下了无数的暴行。日军单独的或者以二三人为一个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当时是任何纪律也没有的。许多日军喝得酩酊大醉。日军在街上漫步，一点也未被开罪并且毫无缘由、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中国人的男女和小孩，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着被害者的尸体。据另外一个证人说：中国人像兔子似的被猎取着，只要看见那个人一动就被枪击。由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在日方占领南京市的最初两三天内的期间，至少有一万二千人的非战斗员的中国男女和儿童被害了。

对于一般男子的有织织的大量屠杀，显然是得到了指挥官的许可而实行的。它的借口是中国兵脱下了军服混入在平民之中。中国平民被集成一群一群的，反绑着手，押运到城外，用机关枪和刺刀集体的被屠杀。据现在所知道的，达到兵役年龄的中国男人，这样被害的达两万人。

在城外的人们比在城内的人稍稍好一点。在南京四周二百华里(约六十六英里)以内的所有村庄，大体上都处于同样的状态。居民为了躲日本兵，逃到了乡间。在各处他们都组织了难民村。日本人占领了许多这样的村落，对于这些难民也施以象对待南京居民一样的办法。从南京逃出的平民中，有五万七千人被赶上和被拘禁。在拘禁中，他们遭受了饥饿和拷问，以致许多人都死掉了。许多未死的人，又被机关枪和刺刀杀死了。

好些中国兵在城外放下武器投降了。在他们投降后七十二小时内，在长江江岸被机关枪扫射而集体的被屠杀了。这样被屠杀的俘虏达三万人以上。对于这样被屠杀的俘虏，连虚饰的审判都没有实行过。

据后来估计，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十五万五千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根据这些团体的报告说，尸体大多是被反绑着两手的。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

由于日军的屠杀暴行规模和范围巨大，且发生的频率非常高，滞留在南京的国际人士对此有大量记述。

美国的约翰·马吉牧师是南京国际安全区的重要成员，他也是南京大屠杀影像的拍摄者，东京审判之时，他作为证人前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他的日记中大量记述了日军的屠杀暴行。

1937年12月19日，星期天。马吉牧师已经连续几天听到机枪作响，他估计日军用机枪屠杀了五六千人，加上街面上被日军随意屠杀的中国人，总数应该超过两万。

12月31日，星期五。马吉牧师在金陵大学医院，见到了一位浑身是血的十三四岁的男孩。这个孩子在常州被日军抓来干活，他给日本人干了三个星期。有一天他对日本人抱怨，已经两天没吃过饭，并要求回家。一个日本兵当即用铁棍打他，并用刺刀刺穿了他的耳朵。他还见到了一位被日本人浇上汽油焚烧的小船主，他全身被烧得漆黑，很快死在医院。

南京国际安全区的另外一个重要成员、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务长魏特琳教授救助了大量中国妇女和儿童，以及其他难民。她被誉为“南京活菩萨”。她也有记日记的良好习惯，她的日记也是重要的南京大屠杀的证言，她记下了很多日军屠杀中国军民的战争暴行。

1937年12月21日，星期二。魏特琳在街上看到了凄惨的景象。“公共汽车、小汽车翻倒在街上，东一具、西一具地躺着脸已经发黑的尸体，到处都是被丢弃的军服，所有的房子和商店不是被洗劫一空就是被烧毁。”

另外一位国际安全区的重要成员、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魏特琳教授也在日记中留下了大量关于日军屠杀中国平民的记录。

1938年1月5日，星期三。一个刚结婚18天的新娘跑来请求魏特琳帮她把丈夫找回来。她的丈夫是位无辜的裁缝，12月25日在家中被抓走。另一位结婚两个月的新娘也恳求魏特琳帮她找回丈夫，他是在12月16日被抓走的。魏特琳估计他们生还的机会渺茫，以为在南京大屠杀初期，有太多年轻中国男子被枪杀了。

1月21日，星期五。魏特琳把从学校的女性难民那边获得的消息进行了一下统计。校内的妇女们失踪的丈夫或者儿子有568人。这些妇女希望他们的丈夫和儿子是被日军抓去干活，而不是被屠杀。魏特琳担心，他们已经被屠杀，因为她见到了许许多多的被烧焦的尸体，在离古林寺不远的池塘里有，在汉中门外也有一大堆一大堆。

1月26日，星期三。为了帮妇女们寻找丈夫，魏特琳找到了离古林寺不远的那个池塘。“池塘边有许多具烧黑的尸体，尸体中间还有两个煤油或是汽油罐。这些人的手被铁丝绑在身后。在西边小一些的池塘里还有20—40具烧焦的尸体。我们看到这些人穿的是平民的鞋，而不是军人的鞋。”

1938年2月7日，魏特琳汇总了妇女们报告的失踪男子信息：“商人390人，园丁农民苦力123人，工匠裁缝木匠厨师等193人，警察7人等，共计723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12月16日被抓走，至今未归。”这些男子绝大多数都被日军屠杀了。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在1938年2月7日和14日，分别在第10版和13版刊登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

《卫报》记者在7日的报道中对日本人的暴行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日本军队于12月13日进入南京城，次日大约有5万名士兵在这座挤满了难民的城市中大开杀戒。”日本士兵在城内随意抢劫、杀人、强奸，只要中国人稍加反抗或者不顺他们的意，就会被杀害。

14日的报道继续披露日本人的暴行。虽然有大量日本士兵开往前线，宪兵人数也增加了，可是情况仍然非常糟糕，因为“日本宪兵也常常加入他们打算制止的抢劫和强奸行动中去”。《卫报》记者估计，至少有1万名中国人被日军“蓄意”杀害，其中大部分是被日军“无故射杀”。

1939年2月13日，英国国会议员斯特拉博尔吉爵士发给英国外相哈利法克斯爵士的电报中附带上了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南京组织国际安全区的美国传教士乔治·菲奇在圣诞夜写的关于南京暴行的报告。斯特拉博尔吉爵士觉得报告过于血腥和残暴，特地给哈利法克斯爵士注明：“机密。禁止出版。”以下是菲奇目睹的日军屠杀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