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前线,我军由昆山开赴战场
民国廿六年(1937年)十二月十三日,蒋中正在其日记中雪耻一则中记道:「卧薪尝胆,勿助勿忘」,勿忘勿助一语,出于孟子,指以洒脱之心面对大事。
身为抗战最高统帅,面临国都南京沦陷的悲怆,蒋中正又显难勿忘勿助,不到一个星期之前的十二月七日清晨五时三刻,蒋中正才离开了指示防务多日的南京,转赴江西,面对国民政府赖以建立的江浙沪要地一一失守,蒋中正也只能自下决心「对倭(日本)政策惟有抗战到底,此外并无其他办法。」
民国廿三年(1934年)六月,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因故欲自杀躲藏日军以此为借口,海军舰艇沿江而上,事件后虽告落幕我国防深受威胁,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为此拟具对敌袭击首都之防御要领
国都南京陷入危局,并非始自当时,早在民国廿三年(1934年)六月间,日本便曾以外交人员藏本英明失踪为理由,威胁海军舰艇由上海沿江而上,威逼南京,按照当时的中日国力,日本完全可以发动一定程度的登陆作战。
因为个人因素匿踪于南京明孝陵的藏本英明,不久被人发现送回,外交危机暂告落幕,但是,日本叫嚣进犯国都的实际威胁,却让国民政府与蒋中正深深警惕,于是当年八月间,便指示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提出了一份「对敌袭击首都之防御要领」,德国顾问认为,必须随时掌握长江当中的敌舰与部队输送动态,完善我方防御体系,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应有无论如何不放弃首都的明确决心,如此一来,南京并非唾手可得。
民国24年(1935年)秋季,国军第一次进行军级大演习,首度大规模进行陆空联合与兵种协同
此后数年当中,国民政府不断加强首都南京防务,除了在其核心与外围阵地,构筑了多层防线,修建工事外;民国廿四年(1935年)秋季,国军首度进行军级大演习,分为东、西两军,东军主力为第八十七师与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西军主力为第三十六师及第一混成旅,演习进行大规模陆空联合与步、炮、装、工、通兵种协同,统监部统监、参谋长分由蒋中正与唐生智担任,因此,抗战期间南京战役的最后阶段,委由唐生智指挥,仍有其渊源。
国防准备并非一蹴可几,蒋中正在演习呈现的诸多问题,曾要求部属深刻检讨,但是「演习视同作战」,陆军交辎学校连长王守仁奉命架设桥梁,因未在时限当中完成,当场举枪自尽,以示知耻负责,这样一幕,也深深震撼了参与演习的官兵,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准备,更重要的,是要唤起军人的民族意识与专业精神。
以南京为核心的工事修筑,也难一步达到尽善尽美之境,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在民国廿六年提出的「民国廿五年年终报告」中称「过往筑城因负责单位战术与兵器技术学识不足错误,已有长足改进,永久筑城工事教范,正在编纂中;现在必须准备大量有刺铁丝网与爆破弹药于各要塞区」,现在南京汤山等地,仍可一见留有韧强的国防工事,当时均为抗战准备,守卫南京而建立,在南京战役当中,国军亦依凭着多年演习的熟悉地形与工事,与敌抗战到底。
在两次大战期间,各国普遍认为,未来的战争是总体作战,也就是没有前方后方之别,没有军人平民相异,国家的每一份子,都必然为战争所动员,成为国力对抗的一环,抗战前的中国,甚或首都南京的民众,可以说从未有这样的经验与准备。
因此,蒋中正乃提出了新生活运动,整齐、清洁、简单、朴素的主张,也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
中央航空学校副校长兼杭州航空副司令、笕桥防区防空指挥官蒋坚忍,于民国廿六年(1937年),收到的民众密报警告
在实际军事准备上,防空是抗战不可欠缺的一环,民国廿三年(1934年)十一月,首都南京举行了民国历史上首度的防空演习,参演部队包括高射炮队、防空监视哨、交通管制、救护大队等,人员达8,756人,全国共有21个省市到场观摩,之后并举行防空宣传周,以唤起民众认识防空,这正是准备抗战,减少损失的具体作为。
民国廿五年(1936年)十二月,西安事变爆发,既空前凝聚了国民政府与蒋中正的支持基础,也使得日本对于中国更为忌惮提防,日军少佐井上谦吉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著作出版的「北支事变与支那的真相」一书中,根据国民政府的抗战部署,绘制了「支那抗日作战体势图」。
当中清晰标注,国军主要配置,中央军在河北一线后援陆军第廿九军,与山西方面形成犄角之势,而主要国防第一线,沿陇海铁路展开;在长江下游京沪杭一带,日军称为长江要塞,随战局防御态势,中方可能退守,以长沙为要点,对东、对北,分以江西南昌及湖北武汉做为防御核心,构成国防第二线;而最后,系以四川做为全国国防的复廓阵地,由这一图纸中,不仅可以窥见日人对华用心之密、着力之深,也反映了国民政府全面准备抗战,决心持久抗战的战前举措。
抗战爆发后,北平天津迅即沦陷,由于日军进犯平绥线要地南口,蒋中正极为信任的军事将领陈诚,乃建议按照前一年度的作战准备思想,于上海大举增兵,此举不仅希望改变日军作战轴线,更是因为如不迅速解决日军在上海驻军,迎击其后续增援部队,国都南京势必迅速陷于敌人的威胁之下,因此,国军在淞沪抗战的第一阶段,不分军种的作战目的,即是消灭现已驻留上海敌军,并阻止日军继续增兵上海。
虽有正确的战略设想,甚而有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人员穿梭于华北、淞沪前线,但面对早有准备的日军部队,国军预期的奇袭效力甚为,同时,尚未全面完成整理的国军部队,在用兵思想、武器装备、人员训练、后勤管理上,缺点一一暴露,随着前线基层的大量损耗,形势更不容乐观。
时为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的法肯豪森,在淞沪抗战期间,不断综合前线德国顾问指出相关问题,提出意见,国军高级司令部极不健全,勤务分配、敌我要图等基本工作缺失甚大;炮兵消耗大量弹药而成效不彰,弹药补充等后勤问题乏人注意;高级司令部与各师之间的通信,数小时或一日当中,常常失去联系。
民国廿六年(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法肯豪森对战况多次提出意见
当蒋中正看到法肯豪森报告我军「新到前线各部队指挥官,未侦查警戒,无纵深配置,作战呈一直线,重兵器未作侧防使用,使得一点被突破时,即全部退却」,官兵因此大量消耗,想必百感交集,他用红蓝铅笔批注,速将情况印发前线指挥人员了解,另一方面又特别交代隐去德国顾问之名,以顾虑本国军人的感受,风格务实的法肯豪森,深知中国工业薄弱,后勤空虚,他特别关切报告,当时淞沪战地沿线,四处可见损坏汽车,国军未将空弹壳空弹壳缴送后方,这些看似枝微末节的问题,其实正是中国能否长期抗战的关键。
如同身历战场的陆军第八十八师参谋长张柏亭所回忆,随着前线抗战官兵大量消耗,只能由全国增援的新兵补充,一杯浓茶经过四、五次回冲,滋味自然淡了,新进官兵训练更为低下,抗战前景不容乐观,这种失望情绪,民国廿六年(1937年)十二月十三日,蒋中正听闻「南京尚在战争中,此必我官兵被围不屈,作壮烈之牺牲也」;次日他即深刻感受「今日惟一要务,在于决定和战问题与认定国家存亡之关键」。
十二月十六日,汪兆铭向蒋中正建议,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蒋中正认为「此不可能之事也」;十七日,蒋中正视英美人士一见中国失败,责难与讥评齐至;这一周当中,各方人士与国民党内重要同志,众口一词,认为军事失败,必须迅速求和;二十七日的国防会议上,众人多半主张议和,于右任等大老甚至批评蒋中正优柔寡断,对此,蒋中正极感气愤,在日记上诟责同志们昔日趋炎附势,今日落井下石,「本党老糊涂亡国元老多,此革命之所以至此也」。
和战问题,对于自民国十七年(1928年)五月三日身历济南惨案,决心对日复仇的蒋中正而言,其实早有定见,他曾在济南事变后一周年纪念日,对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师生讲演,称济南惨案「凡是中国人,凡是我们黄帝子孙,对于这种耻辱,是永不能忘怀的,如果这种耻辱一天不洗雪,中华民国便没有一天能够独立」。
蒋中正以「宁交友被负,毋降敌招亡」自期,也就是中国只有抗战到底,等待国际局势变化,才有一线生机,绝不能够降敌议和。日本自以为攻陷南京后,蒋中正只有俯首称臣,于是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没有想到,蒋中正竟然决定抗战到底。
因此,南京惨烈的抵抗与陷落,日军在南京大肆屠杀淫掠之举,只是更坚定了蒋中正的抗战决心:
抗战到底,义无反顾。此次抗战,即使全国被敌占领,只可视为革命第二期一时之失败,而不能视为国家被敌征服,更不能视为灭亡也。只有革命精神不死,则战争虽败亦胜。
Copyright ©2014-2023 krzzj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18022032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731-85531328 19118928111
纠错电话:15116420702(微信同号)
QQ:265216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