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武装公职人员,可是,1937年12月的南京,奉令留守或未及北撤的数千警察,被解除武装后竟惨遭杀戮……
抗战爆发时,南京设有首都警察厅,警士9689人。南京沦陷时,市区尚有警员6000余人。
南京国际安全区1937年11月设立,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避难场所。12月1日,南京市长马超俊给安全区调派了450名警察,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组织了一批志愿警协助工作。志愿警既无制服,也无枪械,仅缠国际委员会的臂章。
12月14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函照日本方面,表示:“由国际委员会行使区内的警察权,所有警察仅携手枪。”日本方面答复:“除警棒外,不准携带任何武器。”国际委员会无奈之下作了让步。
日军侵占南京的一个月内,捕杀难民区警察的暴行不断。12月17日,国际委员会致函日本领事馆指出:
“昨天驻屯在司法部内的警察50人,被捕而去,当时据军官云‘拖去枪毙’。午后又有志愿警45人被捕而去。”
国际委员会不得不每日向日本大使馆抗议,秘书长斯迈士等每天收集日寇暴行事件,写入抗议书中。1939年,徐淑希教授以此材料编成《南京安全区档案》,记录日军暴行事件425起。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说明和请求也好,有据可查的国际公法也罢,日军全然不予理会。
警察陈永清提供的证词说:
“日军在南京难民区中的司法院查出军民及警察等2000余人,用绳捆绑圈住,赶至汉中门,用机枪扫射、汽油焚烧。”
原中国军队第87师准尉仲科在司法部避难
“押我等千人,在途中又有警士400多人衔接而行,距城关一箭之地,敌兵以麻绳围绕警察约200余名,押往城外,十分钟后,闻机枪大作”。
交通警察伍长德在敌机枪即将扫射时,扑倒在乱尸堆上,背部被日军补上一刺刀,后爬出尸堆逃生,《拉贝日记》刊载了两幅伍长德受伤的照片。
幸存下来的交通警察伍长德
1947年,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定:
我军警2000余名,为日军俘获后,被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焚烧。
长江边的中山码头、草鞋峡、江东门附近,也是南京警察遭到屠杀较为集中的地点。1946年,73岁的老人刘潮帧致书南京市政府,其独子刘先振在警察局任职,被日军捕去,“用汽车运往下关江边,共有千余名,遭机枪扫射”。
警察刘守春在南京沦陷时率部北撤,在燕子矶屠杀中幸存。他在“为日军在燕子矶集体屠杀致国民政府呈文”中写道:“吾警长出城退却时,一部退到燕子矶,被日军枪杀约有2000余。”
上新河地区也是屠杀的一个场所。1945年,南京市西区警察局调查表上记录:
1937年12月间,日军中岛部队“将我抗战前警察厅官警俘集江东门约千余名,以机枪扫射殉难”。
敌军破城时,仅少数警员随同退军经江心洲辗转渡至北岸,检点人数才300余人。浮水渡江脱险归来之警士,仅寥寥数十人。警厅保安警察队原有1700余人,战后仅存100余人。
日军将安全区中维持秩序的中国警察押往汉中门外集体屠杀
除上述有案可稽的集体屠杀外,分散在城区各地被害的警察,为数也不少。
当时住莫干路7号楼上的陈炎森亲眼所见
“一天上午,我看到一个警察被日军喝住,警察敬了个礼,一个日军就走到他背后,用刺刀戳了一刀,警察当时就倒下去了,第二天,我还看到他在抽搐,直到第三天才死”。
躲在小铜银巷难民区的吴国珍揭露:
“我看见3个日本兵抓住两个中国男子,日军将地上中国警察丢弃的警帽和警服拾起来,往他们身上穿戴后,将他们推进路边的防空洞,用刺刀戳死。”
据战后首都警察厅对殉难者的调查,仅就保安总队一部分而言,伤亡已达千余名。调查报告概要指出:
“首都警察厅原有警员六千余人,抗战后退达汉口者仅百分之十四,被陷都门未能脱险者,约占百分之二十,其余十分之六七,尽作壮烈之牺牲矣。”
在山河破碎、任敌宰割之时,即便是有保护民众之责的警察,也难以自保,成为屈死的冤魂。
流逝的岁月,早已拂去了战争的硝烟,但却无法平抑中国人民心中的巨大伤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忘记这段血泪充盈的屈辱历史。
作者:孟国祥南京医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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