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中国红十字会！今天我们一起纪念！
来源：中红在线红报馆   2017-05-09 13:33:59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地杀害了我们30万手无寸铁的同胞，血流成河。

　　惨剧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和一些国际红十字人立即行动起来，为死难者、难民等提供了大量的、无私的援助。

　　下面小编就跟大家谈一谈南京大屠杀期间，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和这些国际红十字友人都做了那些事情。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

　　建立掩埋队、设立施粥点与庇护所

　　擦干眼泪，掩埋同胞遗体

　　南京沦陷后，我30万同胞惨遭杀戮，尸横遍地，血流成河。

　　从1937年12月开始，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组织了两支掩埋队，开始从事掩埋工作，并于1938年1月4日，前往下关沿江和平门外附近一带进行掩埋。

　　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底，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共掩埋军民遗体22371具。

　　早在南京沦陷前，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就在会员中发起“募集施材运动”，呼吁每位会员捐助一具棺木，共募集棺木960具。南京沦陷后的6个月，这些棺木陆续施出。

　　流离失所，设粥点济难民

　　南京沦陷后，大批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缺衣少食。

　　仅在南京安全区内，就设置有25处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近10万人。供应如此之多的难民吃饭，成为收容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目睹此状，于12月13日在金陵女子文理院开设一家施粥厂，专供居住在校内之妇孺难民吃食，每日两次。每日领粥人数，最多时达8000余人。

　　施粥厂规定，难民如果付得起钱，每碗给三个铜钱;条件实在困难的，经核实后，发给每人一个红色标牌，凭此免费领取。

　　据不完全统计，南京大屠杀后的6个月，共有864020人领粥，米煤用费约20000元。

　　医药匮乏，设诊所救伤员

　　南京下关一带遭遇战火最重，众多伤病难民无力就医，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在下关特别设立施诊送药所一处，分内外科，为当地及过路难民义诊。

　　与此同时，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鉴于设在安全区以外的外交部、铁道部和军政部的伤兵医院医疗环境恶劣，病人极度缺乏医护人员治疗、照顾的惨状，便接管了这些医院，组织医护人员进行救治。

　　日军占领外交部大厦后，不准任何人出入，铁道部、军政部的两所医院亦然。面对日军的刺刀和封锁，红十字组织一直不间断地向外交部红十字医院的中国医护人员以及病人供应食品，并竭尽心力为伤员提供保护。

　　在日本侵略者的百般刁难下，迫于无奈，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不久后将红十字医院迁移至鼓楼医院内，另开设三家户外诊所，为难民伤员服务。

　　社会混乱，开展社会服务

　　南京沦陷后，城内政府官员和部分难民出城避难，其余难民也躲进安全区内，致使南京城市管理陷入严重混乱状态。鉴于此，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一起开展了大量社会服务工作。

　　由于日本残忍屠杀，南京的教育体系陷入停滞状态，适龄儿童无学可上。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在下关办义务小学一所，内有教室一间，可以容纳学生50名;其后要求入学过百，又着手寻觅新校址，容纳学生至150人。

　　南京原没有通江大桥，江南、江北往返均由渡船解决。因为城陷，原设于下关、浦口的渡船不知漂向何处，致使一般难民渡江往返困难。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遂在下关与浦口之间设船摆渡，难民无钱也可免费渡江。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要对安全区的难民提供物资帮助，并建议当时的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承担南京城东一所养老院的责任。

　　鉴于南京难民多患有脚气病，委员会特地从上海运来黄豆一百吨，以治疗此病。美国红十字会虽未直接参与南京大屠杀的现场救护，但也伸出了援手。1938年1月，美国红十字会响应罗斯福号召，呼吁美国国民捐献善款食物救济中国难民。2月，美国红十字会又向南京捐款4万美元。到4月底，又会同美国咨询委员会向南京难民捐助1.5万美元现金和食物，还多次请求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提供其救济计划方案，以提供更多帮助。

　　战后，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成员贝德士、史迈士及其他红十字志愿者作为证人参加了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相关文书被提交法庭，为确定南京大屠杀的性质，追究战争罪犯的责任，起到了关键作用。

　　2005年，南京市红十字会援助大屠杀幸存者40万元，用于解决他们的医药费用。

　　2015年，南京市红十字会联合社会爱心企业和人士共同设立“红十字旗帜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资金”，专门用于大屠杀幸存者生活补助和节日慰问。

　　(南京市红十字会整理)

　　沦陷之城里的国际红十字人

　　划定3.86平方公里安全区，设立难民营和妇孺收容所，筹钱为难民购买粮食和药品。

　　“在这样情况下我能离开吗?不能!我决定帮助他们。”

　　1937年9月起，日军飞机开始对南京进行狂轰滥炸，11月开始兵分三路进逼南京，美、英、德等国大使馆要求并组织本国侨民尽快撤离南京。但是有20多位外国人却毅然决然留下，他们中有商人、传教士、教授、医生。

　　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代表拉贝在日记中写道：“在这样情况下我能离开吗?不能!富人们都跑了，剩下的都是穷人。如果说一点不怕是说谎。但这里存在一个道德点，作为一个正直的汉堡商人，至今无法逾越它。”

　　金陵女子文学院的魏特琳小姐(中文名“华群”)原计划1937年秋回美国休假一年，“七七事变”后，她改变了计划，决心与中国人共患难。她先后4次拒绝了美国大使馆要她撤离南京的要求，并在“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离开南京”的文件上签了名。她说：“如同危险中男人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不应丢弃孩子，责任使我必须留下来。”

　　金陵大学教授、美国人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得知日军进攻南京的消息后，他冲破封锁，只身赶回南京，准备帮助难民。

　　1937年11月22日，10余位在南京的外国人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推选拉贝为主席。11月29日公布了15名委员名单，后增加至17名。南京沦陷前，安全委员会17名委员中有7人离开南京，拉贝等10位委员继续留下。

　　为了更有利于保护难民和受伤兵民，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当天，拉贝、马吉等8名委员与另外几名外国人士又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简称“南京委员会”)，推选马吉任主席。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划定的安全区有3.86平方公里，设有25个难民营，最多时有高达30万人涌入安全区。拉贝自己的住所也收容了600余名难民;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设立的“妇孺收容所”内，妇女、儿童多达1.3万余人;城外栖霞山丹麦、德国合营的江南水泥厂，丹麦人辛德贝格和德国人卡尔·京特收容难民近2万人。

　　12月13日下午，拉贝等人将安全区公函交给日军，日军当局一方面作了“仁慈”表态，一方面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屠杀。为保护难民，拉贝在安全区插上红十字旗帜;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草坪铺上巨大的美国国旗并申明是美国学校;辛德贝格和京特将水泥厂牌匾换成“丹德国合营江南水泥厂、受大使馆保护”，在大门口和围墙插上丹麦和德国旗帜。

　　但日军仍经常以各种借口强行闯入安全区抓人、掠夺财物和强奸妇女，有时一天达几十起。为此，拉贝、魏特琳和两个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不得不日夜守卫在难民营门口，或随时到日军施暴现场进行阻止和驱赶，使许多难民免于被抓捕、杀害或强奸。他们却时常面对枪口和带血的刺刀，甚至被刺刀划伤或受到殴打和侮辱，威尔逊甚至险些被枪杀。由于废寝忘食、过度劳累，魏特琳多次昏倒。

　　他们还冒着巨大风险，极其秘密地保护了许多士兵和多名高级将领。孙元良(72军军长)、邱清泉(教导总队参谋长)、廖耀湘(教导总队第二旅参谋主任)就分别被魏特琳、贝德士、辛德贝格藏匿在难民营;南京卫戍司令部卫生部部长金诵盘先后藏身于美国大使馆和金陵大学美籍教师宿舍楼;拉贝在自己住所保护的602个难民中，有曾任南京卫戍司令部参谋的龙应钦和周上校。这些人被设法秘密送出后，为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拉贝从上海回国时，还把躲在他家养伤的中国飞行员王汉光打扮成佣人带到上海并护送到香港。

　　他们不仅竭力保护难民营的人，还冒着生命危险阻止日军在安全区、难民营以外的犯罪。在安全区外，拉贝以德国人和安委会主任身份保护和救下多少人已无法计算;辛德贝格听说日军士兵在附近乡村糟蹋妇女，举着丹麦国旗前去阻止;日军火烧摄山镇，架起机枪不准救火，京特打着德国旗帜带领人员去灭火;魏特琳在大屠杀最残酷最危险的时候，带领400名女难民穿过全城进入安全区。在她的鼓励下，难民营的许多妇女指认被日本兵抓走打算全部枪杀的男子为亲人，保护了他们的生命。

　　在天寒地冻、物资奇缺的日子，为了安置和保证难民的基本生活，他们千方百计搭建芦席棚、铺上木板稻草，筹集和购买粮食、煤炭、药品，设立粥厂，修建厕所，清扫垃圾。拉贝带头捐款，和大家一起筹钱给难民购买粮食，放弃了喝咖啡、吃面包的生活，和难民一样以稀饭蚕豆充饥，甚至忍饥挨饿。

　　除接济难民营外，南京委员会还竭力帮助解决养老院断粮断煤的困难。魏特琳为儿童弄来奶粉鱼肝油，妇孺收容所中曾有37名婴儿降生，在粮食最困难的时候，她说：“即使只有半碗粥了，也要留给产妇和婴儿。”京特带领人扛着德国旗帜到农村收购粮食发给难民，辛德贝格开车给城内安全区送粮食。他们的艰苦工作使大量难民避免因饥饿而死亡。

　　南京分会会员、当时南京城内唯一的外籍外科医生威尔逊，每天要做几十台手术，几乎每小时要作一台截肢手术。对大部分无力支付的难民，南京分会都是免费治疗，为此每个月需要支出5000余美元。辛德贝格和京特在江南水泥厂建立诊所为难民和村民看病。对于受枪弹伤的难民，辛德贝格曾经冒着生命危险闯过日军关卡，将他们送到鼓楼医院进行手术。

　　为阻止日军暴行，这些外国人不顾个人安危与日军交涉。拉贝每天到日军暴行发生地极力阻止，事后将日军罪行写成报告分送美、英、德等国大使馆，并向日方提出抗议。魏特琳12月18日带秘书到日本大使馆提交日本兵闯进“妇孺收容所”强奸和抓走妇女暴行的记录，要求予以制止，日本大使不得不给她一张不许日本兵进入女子学院的手令。

　　12月21日，拉贝等委员组织南京城内的22名外国人，从鼓楼医院集结出发前往日本大使馆递交签名信，提出制止纵火、停止破坏秩序、给难民最基本的安全和食品等三点严正要求。对日军的残暴罪行，马吉在两个月给日军和日本使馆写了400多封报告书和抗议信，史迈斯从1937年12月14日至1938年2月19日先后送给日本使馆69封抗议信。辛德贝格拟了“棲霞山难民致日军当局请愿书”，请拉贝代为转交。这些都迫使日军有所收敛。

　　这些文字、影像和照片等，在当年成了让国内外最早最真实了解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更是1946年开始的东京审判的有力证据。

　　(张立明 江苏省红十字会原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