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时,南京设有首都警察厅。据1936年统计,全厅在编警士9689人。可在1937年 12月的南京,在日军铁蹄蹂躏下,奉令留守或未及北撤的数千警察,被解除武装后惨遭杀戮,在警察史上留下悲惨的一页。
日军搜捕 “残败兵”,连安全区中国警察也不放过。图为日军将中国警察押往汉中门外。——采自《支那战线写真》第二十四报
“安全区”警察的厄运
1937年11月,日军攻破南京防线前夕,留驻南京的外国人为给来不及撤退的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决定建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推举西门子洋行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任主席。
红色部分为当年设立的南京国际安全区
约翰·拉贝(中)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部分成员合影
这里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为了维护南京国际安全区的秩序,12月1日,南京市长马超俊给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调派450名警察,组织难民区警卫组。
南京市长马超俊
12月14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函照日本方面,表示:“由国际委员会行使区内的警察权。所有警察仅携手枪。” 日本驻华使馆参赞及日军代表关口出面答复:“难民区内留置警察,除警棒外,不准携带任何武器。”国际委员会无奈之下作了让步。
日军侵占南京的一个月内,捕杀难民区警察的暴行不断、一日数起。如12月16日这天,日军两度闯进中山路司法部难民区搜捕警察。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斯迈思签名的《司法部事件备忘录》记录事情的全过程:
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秘书——刘易斯·斯迈思博士
12月16日早晨,一名日本军官带领一队日本士兵来到司法部,命令带走大部分中国人,对他们执行枪决,在殴打了一名上尉警官后,他命令抓走全部警察。18日,国际委员会来函告日本领事馆,除陈述被捕去95名警察未归外,兹悉最高法院内的警察40人,又被逮捕。日本军官对他们的指控是,说他们在搜查之后又将中国士兵放进了司法部建筑物,因此必须枪毙他们。
对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说明和请求,残暴的日军全然不予理会,仍将安全区被捕的警察押解汉中门外和下关中山码头等地杀害了。
警察伍长德1937年12月16日被日军抓走,与1000多名中国人一起被赶到汉中门外秦淮河边集体屠杀。机枪响时,伍长德趁势倒下,幸免于难。1947年11月,他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此次大屠杀作证,他的腰脊上留下一道5寸长的刺刀伤疤。
1938年2月15日伍长德伤口基本痊愈时,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画面
战后,伍长德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这是他提交给法庭的书面证词。
血染长江边
除汉中门、水西门外,长江边的中山码头、草鞋峡、江东门附近,也是南京警察遭到屠杀较为集中的地点。
这场屠杀的见证人刘永兴证言:
"冬月十四昆,日军将大方巷附近难民押向下关。我和弟弟走在平民队伍的前面,看到一小队拿枪的鬼子走在最前面,接着是30多个被俘的军警,后面是被抓来的平民百姓。队伍两旁有鬼子押着,还用马驮着30多挺机枪。队伍的最后是骑马的日军军官。到了下关码头,发现鬼子共抓了好几千人,鬼子叫我们坐在江边,把被俘警察的帽子扔掉,随后便开始了屠杀。”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永兴
在江边惨遭杀戮并被焚烧尸体的中国人
警察刘守春在南京沦陷时率部北撤,在燕子矶屠杀中幸存。1945年12月23日,他在“为日军在燕子矶集体屠杀致国民政府呈文”中写道:"吾警长出城退却时,一部退到燕子矶,被日军枪杀约有2000余。"
战后,南京成立了日军暴行调查委员会,收集日军屠杀、强奸、焚劫之罪行事实。1945年11月12日,南京市西区警察局收集日军在南京的罪行资料调查表上记录:1937年12月,日军中岛部队"将我抗战前警察厅官警俘集江东门约千余名,以机枪扫射殉难"。
作者:孟国祥,系南京医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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