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国民政府11月迁都重庆。在沿长江东起唐家沱，西至大渡口，沿嘉陵江北至磁器口、童家桥，沿川黔公路南至綦江的三角地带内，集中了上百万人口、上千家内迁厂矿，其中包括十多家兵工厂，这些是中国坚持长期抗战和民族复兴的命脉所系。因此，日军将重庆列为重点轰炸目标，对其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苦难出诗，战乱励志，面对日军轰炸，重庆军民向死而生，顽强抵抗，保家卫国。
黑云压城城欲摧
1938年2月，日机偷袭重庆市郊的广阳坝机场，拉开大轰炸的序幕。同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将汉口万国赛马场和华商赛马场改建成能容纳几百架飞机的军用机场，另外赶修运城、彰德等机场，用于轰炸重庆。初期配置两个陆军飞行战队、两个海军联合航空队、两个航空兵飞行团，各类型飞机350架，此后逐年增加。
日机从武汉到重庆，空中直线距离1000公里，单程飞行约3个小时，空袭时间多为晴天或月夜。轰炸重点早期为军政机关，之后变成无差别轰炸。
日军野蛮轰炸后留下的一片废墟
当时重庆的房屋多为砖木结构，一旦被炸就会燃烧。不少市民没有防空经验，听见紧急警报，有的人还忙着收拾家中财物，有的人钻到八仙桌下，以为那样就能避炸弹，因此市民死伤惨重。
1939年日机以中央公园为地面坐标，分区投弹，造成的破坏最大。从朝天门到中央公园两侧，重庆市区最繁华的街道成了一片火海，19条主要街道变成废墟。
在日军飞机的连续轰炸下，重庆城区几乎全部被炸毁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日机向重庆人口最密集的住宅区投弹，死者几乎全为平民，大部分是由焚烧而毙命。如此大规模的屠杀，前所未见。”
日军还公然违反国际公法，肆无忌惮地轰炸各国驻重庆机构。英国、法国、苏联大使馆以及基督教青年会、法国圣心堂、苏格兰圣经会中弹。德国海通社、法国法新社、苏联塔斯社等外国新闻机构亦遭祸殃。
1940年，日军执行《101号作战》，预定轰炸重庆3个月，组成联合空袭部队，配置新式中型轰炸机数十架。轰炸重心转为“市区周围潜在的战略、政略设施”，及市郊的工厂、学校、机关。在第一波连续4天的轰炸中，日机投弹812枚，炸死534人，炸伤900多人。裕丰纱厂、军政部纺织厂等被炸。复旦中学、复旦大学、重庆大学、南开中学等中弹起火。始建于北宋年间的长安寺，也被燃烧弹命中，只剩一座侧门。
防空警报暂时解除后，从防空洞出来透风的重庆市民
1941年，日军采用所谓的“疲劳轰炸”战术，从有规律的集群轰炸改为无规律的间隔轰炸，即不分白天黑夜轮番来袭，使得市面停业，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轮渡停航，人们只能靠自备干粮度日。
“疲劳轰炸”导致了骇人听闻的“大隧道惨案”，一次死亡2000余人，不得不出动军警协助处理。参与掩埋遇难者的民工曹德全回忆：“一车又一车死尸拉到江北黑石子，最先一人一具薄棺材，很快用完棺材，直接入土。我一天负责掩埋五六个人，刨坑在内，长官还嫌我手脚慢，吵我。”
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
大轰炸下的市民生活
因发电厂时常被炸，电动警报器不能正常使用，重庆防空司令部根据山城特点，在市内制高点悬挂球形灯笼报警。灯笼约两米高，圆形，内装煤油，分红、绿两种。敌机经过万县(今万州)时发布预警警报，悬挂一只红球;敌机到涪陵，悬挂两只红球;敌机即将飞临，悬挂三只红球，为紧急警报。悬挂绿球，则表示敌机离去，空袭结束。重庆城内至今还有“红球坝”这一地名，可谓历史见证。一见红球高悬，市民便赶紧奔向最近的防空洞，称“跑警报”。
升“红球”警报
防空洞是重庆市民“跑警报”的主要避难所，但却有着高低贵贱之分。政府高官显贵专用的防空洞设备先进、清洁卫生、安全舒适;一般百姓的防空洞则陈设简陋、油灯照明，无通风设施，且洞内潮湿肮脏、空气浑浊，人多就难以喘气。
市民吴伯荣回忆：“小洞无凳，找到一块石头或半块砖头就地坐下，已可满足。人们不可能站立几个小时，何况站着影响空气流通，也是不行的。几个钟头呆在洞里，又渴又饿，还不能及时上厕所，十分难受。”
市民顾大纲回忆道：“我第一次钻进十八梯的洞子，漆黑一片，里面早已坐满了人。防护团员拉着我向里边硬挤，踏在别人身上。两边的人把我推来推去，最后跌坐在人堆之中。”
防空洞是重庆市民躲避日机轰炸的避难所
跑警报时有的商店、副食品店来不及关门，但很少发生盗窃或抢劫事件。有时餐馆里宾客满座，忽传警报，众食客赶忙散去，然而之后都会回餐馆结账付钱。市民陈未云一次在街头理发，刚剪了半边头，警报大作，他顶着“阴阳头”和理发师各奔东西。警报解除后他找到理发师，见对方平安无事，相视一笑，接着理发。
房屋被炸而无家可归者，食宿均成大问题。重庆1939年设立赈济委员会，在空袭期间开设茶粥站，解决灾胞饥渴;搭建席棚，临时收容难民。粥厂先是免费供应两餐，后因经费短缺，改为平价出售粥饭。
山城各界齐抗争
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奉命拱卫重庆。印尼华侨飞行员梁添成在“五四”“五一二”“五二五”空战中，英勇升空迎战，因战果累累，他被誉为空军“四大天王”之一。1939年6月11日黄昏，又有20架敌机来袭。这一天并不该梁添成值班，可他听到敌机来袭的消息就跳了起来，跑到飞机边跨进座舱。梁添成升空后发现了敌机，追上去不停射击，击中一架敌机后，自己的座机也中弹坠落。
国民党空军“四大天王”
空袭时，交通警察负责疏散车辆。警士吴国强早上离家时，妻子给他买了两个烧饼做早餐。吴国强的岗位在通衢大道临江门，是主干道。他刚接班不久，敌机临空投弹，他手持指挥棒，疏散车辆。一枚炸弹在岗亭附近爆炸，吴国强倒在血泊中。妻子闻讯赶来，只见他挎包中还有一个来不及吃的烧饼，失声痛哭。
警报解除后，消防队立即出动，哪里火势大就先去哪里。消防设备落后，起初只有六七辆消防车。轰炸中自来水管多被炸断，救火主要依靠人力。一台人工泵由两位消防员分掌左右，紧抓手柄，前弓后蹬，用力压动水泵，向火场喷水。其他队员则用简陋的工具开辟隔离带，阻止火势蔓延。大轰炸期间，80余名消防官兵以身殉职。《新华日报》刊登消防队员来信：“我们的水龙那样少，我们救火的设备那样贫弱，然而我们有的是伟大的人力。我们即使不能立时扑灭火源，却一定要阻止它的燎原。”
空袭服务队在空袭后冒着浓烟烈火，踏着灼热的瓦砾，救助被困市民。他们用锄头、铁铲刨去地面重物，接近被掩埋者时，就用手去抠砖石，以免伤到幸存者。慈云寺成立了“僧侣救护队”，青壮僧人穿着圆领短装，佩戴红色“佛”字袖章，参与救死扶伤，备受社会好评。僧人释世诚在抢救伤员时中暑，救治无效辞世。
空袭警报过后，军队立即抢救伤员
结成砥柱御狂澜
大轰炸期间，国民政府各院部奉命疏散郊区，市区留有主管及重要人员处理紧急公务，重要事项备文呈报中央党部、行政院及军委会。日本电台称蒋介石已去成都，国民党中央即将迁离。其实，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一直留驻重庆。1941年8月，日机突袭蒋介石官邸，宣称蒋介石已被炸死，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随即报道蒋介石出席“总理(孙中山)纪念周”活动，戳穿了日本电台的谎言。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驻地机房街70号和棉花街30号均被炸毁，工作人员迁往红岩村。周恩来、博古、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等常住城内曾家岩50号。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人都在重庆。
大轰炸期间，兵工厂一直坚持生产。第21兵工厂被炸14次，月产上万支枪械，可武装一个师。第50兵工厂70多名员工伤亡，月产37毫米战车防御炮5门、60毫米迫击炮100门。第25兵工厂员工伤亡130余人，月产子弹数十万发。第10兵工厂伤亡40余人，年产迫击榴弹、曳光弹、迫击炮弹数十万发。
二十一工厂呈献爱国枪支摄影纪念
中央大学中弹上百枚，实验室、大礼堂、宿舍被炸毁，员工伤亡10余人。校长罗家伦说：“最近两次被炸，损失颇大，但被炸者系物质，不能炸毁学校的精神。”全校师生在暑假期间加紧抢修校舍，使中央大学成为沙坪坝区最早开学的大学。南开中学1939年运动会原定5月举行，但当时日机轰炸频繁，经校务会议讨论，运动会如期举行。校长张伯苓在开幕式上慷慨陈词：“敌人想威胁我们屈服，我们偏不怕他们的威胁!我们规定要做的事，必须照着规定去做。我们要干到底，顶到底!”
斯时，重庆市政府要求市民在家门口悬挂一盏灯，方便夜间疏散。千家万户都挂出白纸糊成的灯笼，不少灯笼上写着：“父传子，子传孙，生生世世，勿忘此仇。”“愈炸愈强”的标语，体现了重庆军民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理发店里贴着一副对联：倭寇不除，有何面目?国仇未灭，负此头颅。饭馆里的锅巴肉片，取名“轰炸东京”，夹沙肉取名“踏平三岛”。
重庆市民在废墟上写下的“愈炸愈强”
从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侵华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大轰炸。炸死炸伤市民近3万人，毁损房屋3万余栋，其他财产损毁更是不计其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当年参与重庆大轰炸行动的敌人，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指挥“101号作战”的海军将领山口多闻、大西泷治郎，在太平洋战争中先后切腹自杀。在汉口基地发号施令的中国方面舰队参谋长井上成美，二战结束时被判终身监禁。执行“五三”“五四”大轰炸的飞行团团长寺仓正三、驾机指挥突袭黄山官邸的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在“南方作战”中下落不明。
(作者单位：重庆市文史研究会)
Copyright ©2014-2023 krzzj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18022032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731-85531328 19118928111
纠错电话：15116420702(微信同号)
QQ：265216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