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由一座商业城市一变而成为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陪都,是当时全国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工业及交通运输中心,沿海及沿江地区有近700万人迁移到重庆。因此,重庆成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战迫降”战略的首要空袭目标。日军为了摧毁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无区别轰炸”、“月光轰炸”、“地毯式轰炸”。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史称“重庆大轰炸”。
日军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地对重庆狂轰滥炸,主要原因是国民党政府空军力量薄弱,无法夺得制空权。抗战前,日军拥有飞机数量远远超过中国,且以年产800架的速度递增,而中国当时却不能制造飞机。开战三个月后,中国空军在协助陆军、海军作战及京沪空战中,飞机损失殆尽。重庆轰炸开始时,在华日机已达到1000多架,而中国飞机仅有174架,随后陆续购得137架,共311架,但实际上的可用的飞机还不到一半。因此在空战中日军保持了绝对优势,牢牢地掌握了制空权,使重庆遭到了毁灭性破坏。当时,日军对重庆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目标及市街、学校、商店、居民住宅进行长时间、无区别的狂轰滥炸。而重庆防空设施严重缺乏,轰炸中人们眼望敌机和大火,束手无策。据统计,在重庆大轰炸中,日军空袭重庆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栋,有30所学校被轰炸。在日机对重庆的野蛮轰炸中,尤以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的轰炸最为惨烈。5月3日下午1时起,日军45架轰炸机连续对重庆人口密集、商业繁华的市中心轮番轰炸,投掷爆炸弹98枚,燃烧弹68枚,市中区27条主要街道19条化为废墟。5月4日下午6时,27架日机再次袭渝,投掷爆炸弹78枚,燃烧弹48枚,全市10余处街道建筑物起火,大火持续燃烧了2天,都有街等10余条中心街道被摧毁。国泰电影院被炸,当场炸死观众200余名;全市37家银行有14家被毁。古老的罗汉寺、长安寺也被大火吞噬。据不完全统计,这两天轰炸中,日机共炸死3991人,伤2323人,损坏建筑物4889栋,约20万人无家可归。
当时重庆的防空设施极不完善。早在1939年6月11日日机来袭时,中山公园下的防空隧道内因窒息而死伤妇女、儿童多人;1940年8月12日日机来袭时,左营街的防空隧道内又因窒息而死伤百余人。但未引起当局的重视。1941年6月5日夜,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五”防空大隧道惨案。
重庆公共防空大隧道设在市中区的十八梯附近,是一条由地面向下深挖10米,然后平伸约2公里长,宽高各2米,有3个出入口供一般市民使用的简陋临时防空隧道,没有足够的通风设备和照明设备,平时可容纳四五千人避难。6月5日晚日军飞机对重庆进行了大规模的“地毯式”野蛮反复轰炸。那天“火炉”重庆天气闷热,18时18分,防空警报突然鸣响,市中区居民因准备不充分,接到警报后未及时疏散开,而是如潮水般地涌向由石灰市、演武厅、校场口、十八梯三段连成的公共防空大隧道中,隧道内避难人数较往常激增,达到万余人,大大超过最大容量,密度已达每平方米6人左右,加上避难者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整个防空隧道水泄不通,几近饱和。管理隧道的宪兵及防护团人员视避难群众如囚徒,紧锁棚门,不准隧道内的市民在空袭期间出入隧道。在长达数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加上空气不流通,空袭后又没及时打开洞门,造成除深处三个洞口附近的人得以出洞幸免外,其余众多避难人员因窒息而死亡。死者因窒息、挤压,皮肤变成蓝黑色,面部变成紫黑色,口角唾沫由白变红,渗着血丝。遇难的人大多衣着不整,七窍流血。在这次惨案中,有的婴儿死在襁褓之中;有的夫妻一同遇难;有的孕妇因践踏而死,鲜血浸泡着身躯;有的衣物被剥劫,妇女赤身露体;有的全家遇难,尸体无人认领……整个朝天门河边,惨不忍睹。6日上午,当局调来21艘木船,将遇难尸体装入竹编的临时葬具或简陋的棺材之中,转运往江北黑石子河边草草掩埋。
这次大惨案死亡人数达2500多人。酿成惨案的原因,除日军的残忍,当局的腐败外,从防空大隧道本身来看,有两个方面存在问题,一是防空管理混乱。二是防空隧道设计不科学。
1941年9月以后,日美关系渐趋紧张,日本积极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航空部队统统南调,对重庆的轰炸逐渐减弱,至1943年8月以后,日军对重庆的空袭才基本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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