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重庆大轰炸亲历者的见证
来源：腾讯网-腾讯文化　澎湃新闻　作者：于淑娟   2018-01-02 08:47:52

　　1937年11月，淞沪抗战失利，南京陷落，重庆成为战时陪都，大批的机关、工厂、学校团体等纷纷西迁至此。为了“彻底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迅速结束中国事变”，从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日军集中了侵华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出动军用飞机9000余次，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5年多的无差别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

　　“重庆大轰炸”被认为是与“南京大屠杀”同等性质的事件，这对重庆城市和生活于此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上海市民章宗城今年80岁，上海沦陷以后，他随母亲辗转逃难到重庆，正是重庆大轰炸的历史见证者。

侵华日军飞机轰炸后的惨状

　　辗转逃难到重庆

　　“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在政府机关工作，上海沦陷后，他们跟随单位西迁到重庆。因为是集体行动，要赶时间，当时没能带走家人。后来，我和姐姐是随母亲以及家中的一个亲戚逃出了上海，辗转去了重庆。”

　　逃出上海后，章宗城与母亲一行四人先后到了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后来，母亲想办法带着我们到了武汉，当时武汉保卫战尚未打响，从那里可以乘船去重庆”。

　　经年累月，对于一位80岁的老人来说，儿时的经历要记得清楚并不大容易。但逃难这一路上的辛苦，其中的一些场景，章宗城至今还记得。“我们是绕了个圈子才到了重庆，一路上很辛苦。具体的时间、地点我都记不得了，还记得的是，一路上遭遇日本飞机扫射的情形——那时候逃难的人很多，空中一有飞机扫过，大家就躲到稻草堆里。我还记得逃难路上乘坐过的汽车。战时资源紧张，我们乘坐的那个汽车不烧油，用木炭做动力燃料，车厢里煤气很重，很多人受不了。我们通常是走一段，大家下车出来缓一缓，好一点，再上车，再继续赶路。逃难的人很多，搭汽车、乘火车以及乘船的时候，总是很挤的。”

　　逃难到重庆，一来是与祖父、父亲团圆，二来，这至少意味着他们远离了敌占区，似乎更“安全”一点。“祖父、父母、我和姐姐都去了重庆，而祖母还在浙江老家。她是中国传统女性，本来就是小脚，加之年老体弱，腿脚行动不便，我母亲带着孩子，没有办法再带着她一起走，这是我父亲在重庆的几年里一直感到愧疚的事情。虽说老家也有亲戚会帮忙照顾她，几年没有家乡的消息，我们都很牵挂祖母，后来1944年形势稍好，1945年战争胜利的时候，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回来。”

　　重庆生活的关键词：跑警报、躲轰炸

　　日军飞机轰炸重庆的几年里，“跑警报”、“躲轰炸”成了日常生活的一个内容。

　　初到重庆，章宗城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可是没过太久，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就接连而至。“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日本鬼子轰炸得很厉害。每次轰炸警报一来，老师就带着我们往防空洞走，有时候妈妈也会从单位急急忙忙赶到学校，接我和姐姐一起往防空洞跑。我的家被毁过两次，一次是被落下的炸弹炸毁，一次是被燃烧弹烧掉了。”

在防空洞中躲避战火的人们

　　大轰炸下陪都重庆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走在路上，看到的都是断壁残垣，也能看到尸首，有的残肢就在树上挂着。我曾见过一个抱着死婴的母亲，她舍不得丢掉自己的孩子。我也记得有一次轰炸，死了很多人，因为炸弹落在了防空洞口，很多人因此被闷死了。”

　　这次轰炸发生的具体年月，章宗城并不记得，伤亡多少，他也未必知道，或许可以这么说，重庆大轰炸期间能给他留下这样记忆的片段实在不少。从1939年5月到1941年8月，在中国抗战的相持阶段，日本利用其强大的空中优势，对重庆主城及29个周边区县采取了“高密度轰炸”、“疲劳轰炸”、“无限制轰炸”等战术，造成一系列的惨案。比如，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还有1941年6月5日，震惊中外的“较场口大隧道惨案”——在日军飞机的轮番轰炸下，重庆民众涌入公共防空隧道，由于空袭时间太长，在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大量避难民众因通风不畅以及同时发生的推挤践踏而死亡。

　　除了人员伤亡之外，物质匮乏、住房困难、城市环境恶化等也是大轰炸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

　　“战争年代的生活都很艰苦，富饶的地方让日本占领了，四川虽然说是天府之国，但是国家要拿出很多物资去供应战争，一般老百姓也就是有什么吃什么，这我倒不觉得有什么特别。比较特别一点的，就是我穿草鞋上学，这是我之前在上海生活所没有过的经历，其实当地的农民一直都是这么生活的。”

　　“我的父母在政府上班，物质条件要比普通农民好一些，但是我们最后住的那间房子，我想是现在的农村也不太找得到的。最后一个家建在重庆偏郊区的地方，房屋很简陋，屋顶是由稻草搭成，所谓的‘墙’，就是竹片编起来，再糊点泥，我妈妈当时在广播电台做会计，这就是他们作为公务员的宿舍。”

　　重庆大轰炸造成的城市“房荒”，一些回忆文字中也有谈及。当时从全国各地迁到重庆的人很多，大轰炸又使许多建筑化为焦土，据《重庆市防空志》的不完全统计，大轰炸期间共炸毁17425栋，37182间。于是，重庆建了不少临时住宅、防空设施，如章宗城所述，政府公务人员的宿舍也不过就是那样简单的茅棚草屋，所以，有回忆文字记载，在这样的草屋门前时常晾晒着西装衬衫、旗袍一类的服饰，看似不协调，却也是真实写照。

没有警报的间歇，人们在防空洞口透气

　　全民动员的力量：记忆至今的抗战歌谣

　　在重庆的几年，正是章宗城读小学的时期，战时生活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儿时接受的抗日爱国教育，具体地说，就是抗日歌曲。

　　“这一点是我上了大学之后才深刻感受到的。1952年，我上大学，当时也是国家统考录取，同学们都来自全国各地，那么，其中就有同学是来自抗战大后方的。有一天，我很无意地哼唱起小时候在重庆学的一首抗战歌谣，结果同学们一个接一个，都唱了起来，而且大家唱了一首又一首，我们想起了很多曾经在大后方学到的歌曲。这使我对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战争动员一下有了很深的体会。”

　　民族存亡，是抗战动荡年代的关键词，经历过战火、流亡，伴随危机感而来的恐惧萦绕在人们心头。作为陪都，重庆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战时陪都文化的政治倾向，就是抗日救亡——广泛利用社会各种资源来支持配合抗战，动员民众参与抗战。街头随处可见的抗日标语、新闻媒体的宣传引导、抗战主题的艺术演出等等，音乐教育也是其中一种方式。

　　“那时我年纪小，记得抗日的标语满街都是，也有抗战主题的艺术演出，具体记不太清。但小时候唱过的那些抗日歌曲，我现在还记得不少。”对章宗城来说，这些抗战歌曲，就是他记忆中那个时代的缩影。

　　“吹起小喇叭，答滴答滴答，打起小铜鼓，咚隆咚隆咚。手拿小刀枪，冲锋上战壕，一刀斩汉奸，一枪打东洋，不怕年纪小，大家来抵抗……”

　　“河里的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太猖狂，昨天烧了王家寨，今天又烧张家庄，逼着青年当炮灰，逼着老年缴军粮，……这样活着有啥用，拿起刀枪咱抵抗。”

　　这都是章宗城在小学低年级时学唱的歌谣。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重庆应运而生了大量的抗战歌谣。这种文化形式能够直接、有效地宣传抗战、发动群众、鼓舞士气，不论孩子，还是成人。

　　“抗日歌谣是孩子们唱的，当时广为传唱的一些抗战歌曲，对大人、孩子都是一样的动员作用。其中一类歌曲是歌唱祖国的大好河山而今山河破碎，以此鼓舞人们的抗日斗志。比如，有首歌是这么唱的：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家可破国须报，拼将头颅为国抛。”

　　章宗城说，至今仍然在传唱的《松花江上》，是当时大人小孩都会唱的流亡三部曲之一。战时重庆集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其中就有从东北流亡而来的难民，“那时候大家都唱这首歌，三部曲中的另外两部曲后来大家唱的比较少，我记得是这么唱的，‘不分穷不分富大家来抵抗，不论党不论派，大家一起来抵抗’，‘告别了白山黑水，流浪到长江，长江，我们到处流浪，流浪，何处是我们的家乡……’”

　　随着时日推进、抗战形势的转变，抗日歌曲也发生了变化。“我母亲工作的广播电台有个小礼堂，那里演出很多。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八百壮士》那首歌，其中有句歌词唱作‘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后来，不知道哪个文艺团体就把歌词改成了‘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大人唱得激昂慷慨，小孩子也跟着附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给中国提供战争援助，特别是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来了之后，空军是男孩子特别感兴趣的话题。我还记得当时的一个事件，我们中国的一个飞行员驾驶飞机飞到了日本上空，投放传单，新闻中有报道此事，特别鼓舞人心。我们的武器装备那么差，谁能想到我们也能飞到日本上空去!武汉保卫战中，我们的飞机击落了敌机，这个消息传来，大家都很兴奋。一时间，以空军为主题的抗战歌曲也传唱起来：……我们是中国的空军，人民的英雄，同胞对我们的期望隆，期望隆，趁着天高云淡，热血正红，我们一起建奇功。”

在轰炸后的残垣上书写的愈炸愈强标语

　　抗战动员的效果不错。在章宗城童年的记忆中，有两件事情正可以说明。

　　“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来了，我们需要建设机场。当时我们的生产条件并不好，机场建设全靠人力。我还记得马路上总能看见一排排的农民，他们把大石头打成小石子，然后拿去铺飞机场。当时人们都希望战争胜利，期盼着我们的空军能强大起来。”

　　“我家的一个亲戚比我大十几岁吧，他去参加了青年远征军。还记得，他临走前激昂慷慨的讲话，‘这一去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来的，但是我要去报国去了。’后来，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从战场中活着回来。但是我一直记得几个字：伟哉中华大国民，勇哉青年远征军。这是他们参军临走时挂出的标语，那时参军的青年人人都是挺起胸膛，气势很盛，一心为国。”(文/于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