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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记者曾忆重庆大轰炸:数千男女被烧死 没法救
来源:中国新闻网 北京日报2015年 记者:董少东   2018-01-02 09:03:18

日军拍摄的重庆大轰炸。

一次轰炸之后,重庆满城瓦砾。

  本报记者 董少东

  今年(注:2015年)2月25日下午,重庆大轰炸民间索赔案一审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宣判。法庭宣布188名中国原告败诉并驳回其诉状。

  70多年前,这些来自中国民间的原告经历了一次“空中大屠杀”。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间,侵华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狂轰滥炸。

  侵华日军妄图以恐怖、凶残的轰炸,摧垮中国的抗战意志,对重庆实施了“无差别轰炸”,即不区分军事目标和平民、非军事设施的野蛮轰炸。山城重庆一次次湮没于血火中,数万城市平民死伤,数十万人家园被毁,在城市废墟中颠沛流离。

  重庆大轰炸民间索赔团的成员们称自己是大轰炸“遗民”,他们的身上有日本炸弹的伤痕,他们的心里抹不去失去亲人和家园的伤痛。从2002年开始,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们联合起来,开始了对日本政府的民间索赔。

  花岗劳工、慰安妇、731人体实验、南京大屠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路迄今已走了二十多年,提起诉讼近30起,至今尚无一例取得最终胜诉。重庆大轰炸对日索赔的一审判决,又增加了一次败诉的案例。

  但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并不会就此终止。一审败诉的结果,其实早在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的预料之中。判决结果一出,出庭代表就宣布:判决结果不公正,将继续上诉,直至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

  “过程比结果重要”

  相对于一审败诉的结果,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团长粟远奎觉得,更难以接受的是日本主审法官的轻慢态度。

  “我在原告席,和法官距离只有三四米,可他的声音我根本听不清楚。”粟远奎说。这并不是因为听力的问题,他今年82岁,但身体硬朗,耳不聋眼不花。

  2月25日下午的东京地方法院审判庭上,日本法官机械地快速宣读着审判书,声音小得像是在耳语。几个耄耋之年的中国原告都不懂日语,日本法庭也没有依照惯例配备翻译。

  不到一分钟,日本法官读完审判书,随即转身离去。粟远奎有些不明所以地愣在当场。旁听席上的议论声、嘘声响了起来,嗡嗡一片。有人冲着法官用日语喊了一声。粟远奎后来听身旁的日本律师说,那是在向法官表示不满。

  “败诉了。”直到走出法庭时,粟远奎才在日本律师的口中明确了庭审的结果。他对此早有准备,一走出法庭大门,他就向围拢上来的中日媒体宣布:判决结果不公正,我们还要继续上诉,直到日本政府道歉、赔偿。

  这个目标何时能够达到,甚至能不能达到?粟远奎不知道,但这不影响决心:“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的过程比结果重要。”

  “草率”,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中方首席律师林刚对判决结果如此评价。在过去长达9年的时间里,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代表先后赴日31次陈述受害事实,并对日赔偿案提出4次诉讼,就是为了能有公正的判决。对比之下,2月25日的判决从开庭到结束总共不过15分钟,其中宣判环节时长仅为3分钟,宣判词的宣读仅持续48秒,过程极为匆忙。而日本政府派出的代理人只向法庭呈交了书面答辩,在三十多次的庭审中几乎一言不发。

  对继续上诉的结果,林刚并不乐观,但他和粟远奎说出了同样的一句话:“过程比结果重要。”

  重庆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的一审虽然败诉了,但这次宣判引起的关注是空前的。中国遭受的苦难、日本发动战争的罪恶,通过审判过程让更多的人了解、反思,这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最大意义。

  日本侵华期间,施加在中国身上的苦难罄竹难书。在那段苦难深重的历史中,重庆大轰炸却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段模糊的记忆。

  作为重庆大轰炸的亲历者、幸存者,粟远奎时常感慨今人对那段历史的陌生。

  “重庆渝中区有条五四路,你知道它为什么叫‘五四路’吗?”粟远奎问记者。这个问题他问过很多人,即便是重庆人,十有八九给出的也是错误的答案,“你大概也会觉得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错!”

  五四路一带,是重庆最繁华的核心区域,那里有重庆最大的商场“大都会”,有数家银行在重庆的总部。重庆人说,这里是重庆的CBD。七十多年前,这条路叫简家桥,有着和现在不相上下的繁华。那时的重庆人将这里称为“上半场”,与之对应的是普通市民聚居的下半场。

  1939年5月3日、5月4日两天,日本从空中投下的炸弹,把“上半场”炸成了人间地狱。美国《时代》与《生活》杂志驻重庆特派记者白修德、贾安娜目击了这一幕地狱场景:“炸弹所能引起的一切恐怖袭击了重庆。看见的东西,如尸首、血淋淋的人,以及数十万挤不进防空洞的人们……日本的燃烧弹引起了几十处火头,在一两个钟头内延展成了许多火堆,永远吞没了那些古老的街巷。在后街、小巷,以及转弯抹角的殿堂里,数千男女被烧死,没有办法救。”

  1940年简家桥一带重建后,为了警示后人,这才命名为“五四路”。

  西南大学教授潘洵是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也是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专家团成员。他坦陈,虽然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而且学的是历史专业,但在很长时间里,他都不知道有重庆大轰炸。直到1994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重庆市政协当时组织编写《重庆抗战丛书》,潘洵参与其中,这才开始接触重庆大轰炸的历史。

  实际上,国内对重庆大轰炸的研究直到近年来才形成了相对集中和“突破性进展”。2011年,《重庆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正式发布,首次向世界公布了重庆在抗战时期的确切伤亡人数和财产损失数据。重庆遭受的伤亡和损失,都来自长达5年半的大轰炸——直接伤亡32829人、灾民172786人、财产损失100亿元。

  最新的研究成果发布于去年7月,首批2660名重庆大轰炸遇难同胞名单公布,填补了重庆大轰炸研究无受害者个体资料的历史空白。

  在日本,重庆大轰炸就更不为人所知了。林刚告诉记者,与其它民间索赔案不同的是,日本政府和侵华日军从一开始就对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等罪行极力掩饰、歪曲,并销毁了大量历史文件证据。而重庆大轰炸不仅被日本媒体作为日军显赫战绩进行了连篇累牍的图文报道,更可在日本各种历史档案中找到极其详尽的记载。重庆大轰炸在现在的日本不为人所知,原因在于日本长久以来都将这个罪孽深重的战争罪行当成正常战争行为,从未予以关注。

  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的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此前还是“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案”的律师团成员。促使他帮助中国原告在日本打这场官司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日本“显性的”重庆大轰炸比“隐性的”细菌战更不为人所知。一濑敬一郎曾对林刚说,细菌战在日本之所以有现在的知名度,与那场持续了10年的索赔官司有很大的关系。在法院审理731部队一案的同时,日本很多学会、媒体都参与到了关于细菌战是否存在的大争论中,仅日本国会就举行过3次专门答辩。“通过法庭答辩告诉大家曾经发生过什么,也许比最后的胜诉更有意义。”

  无差别轰炸

  林刚介绍,日本政府的抗辩理由主要有三:一是重庆大轰炸是战争行为,损害不可避免;二是日方用来否定国家责任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国家无答责”,即公权力行为侵犯公民权益,也无需承担法律责任;第三,日方认为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已经解决了日本国的战争责任,包括民间个人的请求权。

  对于以上理由,林刚不能认同。日本政府所引述的“国家无答责”理论主要基于日本《明治宪法》,与国际通行条约相违背,这是以国内法抵抗国际法。而事实上,中国早已多次重申,对日本放弃的是国家战争赔偿,而非民间索赔。

  至于日本政府该不该为重庆大轰炸负责,我们首先应该看看,当年这个“公权力”在重庆大轰炸中是如何使用的。

  1939年6月1日,日本《外交时评》杂志报道了两次针对重庆的规模空前的大轰炸,也就是著名的“五三”、“五四”轰炸。这篇报道引用了日本海军报道部部长讲话(日本当时没有专门的空军,航空部队分属海军、陆军),语气轻松张狂:“时值夏季空袭的好季节,我海军航空部队鹏翼下尽收中国全土,蒋政权气数有限,上苍也叹无藏身之处。辗转迁都,幸与不幸,真是劳民伤财。我航空部队偶然有炸弹伤及市民之处,市民也应有牺牲的觉悟,这也是常识。只要抗日政权继续存在,首都选在何处,麻烦便会殃及该地。”

  “首都选在何处,麻烦便会殃及该地。”是为日本轰炸重庆的直接原因。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失利,日军迅速逼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在10月29日南京的国防最高会议中,蒋介石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称,在全局主动退却的时期,“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而重庆由于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襟江背岭,浓雾蔽城,易守难攻”,可以作为“国民政府驻地”。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正式宣布迁都重庆,以重庆为战时首都。

  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有245家工厂及大批商业、金融、文教、科研机构迁入重庆,苏、美、英、法等30多个国家也在重庆设立大使馆,加上战时新建的大批工商企业及科教文卫单位,重庆由一个地区性中等城市一跃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军事指挥中枢、外交中枢和“抗战时期工业的生命线”。到1939年,重庆市区9.3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市民数字一下子膨胀到了150万人。

  就在国民政府紧张地开始迁都举措的同时,1937年11月,日本陆军航空本部通过了《航空部队使用法》,其中第103条规定:“政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明文规定可以在战争中直接以平民和居民街道为目标实施空袭,突破了战争伦理的底线。

  不区分军民目标,对平民和非军事设施进行全面轰炸,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无差别轰炸。这种轰炸的结果,必然是无数平民的死伤。根据日内瓦公约,军事作战不得袭击无辜平民,这是所有国家的共识,也是几十年后重庆大轰炸幸存者对日本政府提起索赔诉讼的法理出发点。

  在日本明确规定航空部队实施无差别轰炸的作战方法几个月前,西班牙内战中的小城格尔尼卡遭遇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无差别轰炸。那次轰炸的实施者是二战中与日本结成轴心的法西斯德国。毕加索以此创作了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画作《格尔尼卡》。

  二战之中,德军占领了巴黎,很多德国人前往毕加索的艺术馆参观。据说,有德国军官看到《格尔尼卡》扭曲、惨痛的画面后,十分费解地问毕加索:“这就是你的杰作?”毕加索答道:“不,这是你们的杰作。”

  《格尔尼卡》是警示战争灾难的文化符号,也使格尔尼卡的悲剧永远留在了人类伤痕累累的记忆中。不过,对比轰炸的规模、损失程度和实施者的战略意图,重庆大轰炸都要远远超过格尔尼卡轰炸。

  法西斯德国在无差别轰炸上倒是不甘居于日本之后。日本开始重庆大轰炸几年之后,地球的另一端,另一个被称为“雾都”的城市——伦敦遭受了德国的无差别轰炸。其轰炸范围更扩大到了英国几乎所有的工业城市。

  但是,若论无差别轰炸的提出和“理论构建”,日本可以说是始作俑者。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此时的侵华日军,已经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中华民族的浴血抵抗、中国广袤的国土纵深,已经让他们无力再发动数十万兵力规模的决战,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所谓的“一击制胜”、“三月亡华”都是蛇吞象的吹牛而已。

  陆地上的大规模进攻无力为继,侵华日军亮出了早已打磨好的空中屠刀。

  日军占领的机场,距离重庆已经不到1000公里。重庆被套在了日本轰炸机投弹的瞄准镜正中。

  “雾都”的屏障

  记者4月初到达重庆采访,仲春天气凉爽,时有小雨落下。几天中,天一直没有放晴,只是略有遗憾,早晨的薄雾若有若无,没能体会到著名的“雾都”景象。

  对于雾,重庆人并无好感。可在抗战时期,浓雾却是笼罩山城的一层天然防空网,使日机无法肆虐空袭——那几乎是唯一可靠的防空屏障。

  日本对重庆的第一次轰炸发生在1938年2月18日。9时18分,敌机飞过涪陵,重庆城内几十处报警站一同响起急促的报警声,全市行人车辆绝对禁止通行,热闹的山城顿时空寂。

  18分钟后,日机在重庆东郊广阳坝上空投下了第一颗炸弹,又向机场、莲池湾无线电台、陈家小学堂院子等地连连投弹。顷刻间,弹片横飞、浓烟四起,惊叫哀鸣之声不绝于耳。

  日军对重庆的第一次轰炸,仅出动了9架轰炸机。据事后推测,这些飞机应该是1937年刚刚投产的三菱96式陆上攻击机。它的航程达4400公里,是当时唯一能从日本占领区起飞轰炸重庆的机型。不过,这种飞机为了增大航程而牺牲了载弹量,每架飞机只能搭载800公斤炸弹,轰炸效果并不理想。

  当时的重庆,防空设施、高炮阵地及防护避难设施等还在筹建当中,所幸日军的此次轰炸也是试探性的,才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失。

  这之后,重庆平安度过了8个月。10月4日上午,低沉而持久的防空警报再次响起,重庆市区第二次遭受了轰炸。与前一次轰炸一样,此次轰炸也只是日军的试探性动作,规模小,时间短。不过,这时日军的轰炸已经不再需要超远距离奔袭。武汉的陷落,使日军有了最方便的空军基地,日军将原武汉万国赛马场和华商赛马场改建成以“W基地”为代号的空军基地,可停降200多架飞机,并由第一飞行团团长寺仓正三少将指挥,完成一个半月的远程航空作战和轰炸训练,在长达5年半的轰炸中,“W基地”是日军轰炸重庆的主要基地。

  这时候,给日军轰炸造成最大干扰的不是重庆的防空力量,恰恰是笼罩这座“雾都”的云雾。

  每年的10月至次年的5月,是川渝地区的雾季,大雾弥漫,能见度低。轰炸机在云层之上,很难寻找到目标。有不少的炸弹被扔到了重庆郊区的农田水塘。这一时期,日军的轰炸带有训练性质,规模并不算大。他们在等待着重庆的大雾散去。

  而国民政府也在紧锣密鼓地购入飞机、高射炮,挖掘防空洞。但是,防空与空袭的力量对比极不对称。

  1939年初,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队长陈纳德有一次重庆之行。那时“飞虎队”还没有成立,陈纳德的身份是国民党空军顾问。“飞虎队”成立于1941年,主要驻地在云南昆明,也并没有实际参与重庆的防空。

  到达重庆的第一天,陈纳德就亲身经历了日军轰炸。他乘坐的船正行驶在嘉陵江上,日本的炸弹落了下来,所幸没有直接命中他的船。

重庆大轰炸期间,防空洞中密集的人群。

重庆大轰炸造成的大隧道窒息惨案惨状。

  本报记者 董少东

  作为一名资深飞行员,陈纳德敏锐地意识到了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当他们(日本轰炸机)接近轰炸目标时,便迅速摆动机翼,准确地呈一字形排开。其动作神速准确,顿时使我对日本飞行员的飞行技术感到由衷钦佩。”

  而此时的中国空军实力如何呢?《陈纳德回忆录》中这样记录:蒋介石询问前线有多少能参战的飞机时,他得到的数字是91架。武汉会战之后,即使是这91架飞机,也只剩下了11架。

  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几乎视重庆防空为无物,甚至很长时间都没有派出战斗机护航。

  事实上,在重庆大轰炸中,中国空军和当时秘密来华支援的苏联志愿航空队表现出了足够的英勇,他们先后击落了三十多架日本飞机。但损失更为惨重。据1945年重庆防空司令部的统计,5年半的轰炸中,200余名中苏空军飞行员牺牲。

  在轰炸机遭受损失之后,日军派出了最新的“零”式战斗机为轰炸重庆护航。它的性能远远超过当时中国的所有战斗机,在1940年的重庆璧山空战中,“零”式击落了27架中、苏飞机,自己只在返航过程中损失了一架。

  “零”式一战成名,并在这之后的二战中让盟军空军大吃苦头。经此一役,重庆制空权完全丧失,再也不能组织有效的空中积极防空,只能依靠地面高射炮、防空洞的消极防空。

  重庆防空司令部在重要战略地区安装了高射炮,但高射炮的实际防空效果本就有限,国民党防空部队的操炮水平又不那么让人放心。陈纳德回忆说:“有一次,一门徒劳无功的高射炮还几乎要了我的命。当时我正站在我最喜欢呆的教会的山坡上,山下新安装的一门炮射出的第一枚炮弹打飞了我的帽子。接着背后又发来第二发炮弹,我只好扑倒在地,在中国人炮火的压制下,继续观察空袭情况。”

  大轰炸的初期,长期偏安于中国内陆腹地的重庆完全没有应对空袭的经验。消防设施的落后正如陈纳德观察到的一样:“我走进这个正在燃烧的城市,协助大队人马用手摇抽水机去与烈火搏斗,这情形就好像要用花园浇水的水管子来扑灭一场森林大火一样。”而市民也显然缺乏应有的常识:“四川人拒绝进入掩体,他们只是回到家,关上门等着。”

  结果,就是一场来自空中的屠杀。

  空中大屠杀

  1939年5月,重庆已经进入了夏初时节,持续几个月的雾季进入尾声。太阳终于露了出来,紧随而至的就是遮天而来的日本轰炸机。

  持续的大规模轰炸开始了。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日军轰炸重庆的飞机少则数十架,多则近两百架,不间断地“疲劳轰炸”。日军的轰炸不但没有区分军事目标和平民,而是径直将城市本身作为轰炸目标。他们把重庆市区划分为从A区到H区的区域,轮番轰炸。重庆的大地被残暴肢解,人民被捆缚在区域网格内从空中屠杀。

  1939年5月3日、5月4日,日军接连出动72架飞机,先投爆炸弹,再投燃烧弹,对重庆中心城区进行轰炸,山城霎时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烈火熊熊燃烧,烟尘遮天蔽日,街道边、瓦砾中死尸枕藉,到处血迹斑斑。重庆老城区最繁华的商业街区、银行金融区、居民区均陷火海,连驻渝的外国大使馆、领事馆也未能幸免。

  “五三与五四,寇机连日来。渝城遭惨炸,死者如山堆。”迁居重庆的郭沫若在亲历大轰炸后,在《惨目吟》中如此写道,虽用比喻却绝非夸张。

  仅仅两天时间,重庆伤亡总数就达6314人,被炸毁烧毁房屋近5000幢,25万人流离失所。其中5月4日一天的空袭死伤就超过5000人,成为当时世界轰炸史上空前的惨案。

  在这场大灾难中,年幼的陈桂芳与王西福有幸活了下来,却不幸变成了孤儿。

  今年4月初的一个周五,他们来到了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较场口一座高层写字楼中的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办公室。这一天是索赔团成员固定的例会时间。成员们年纪越来越大,很多人行动不便,原本每周一次的例会,近两年已经改成了每两周一次。即便这样,能来参会的老人也越来越少。

  写字楼很高档,索赔团的办公室却异常简陋,几张办公桌还是最老式的“一头沉”,材质、颜色都不统一,都是不知何处淘汰的旧货。勉强有点样子的是办公室正中的大椭圆会议桌。十几把折叠椅围在桌旁,椅背上漆着“何可之先生赠送”的字样。

  粟远奎告诉记者,这间办公室是写字楼的老板无偿提供的,他们只需要付水电费、电话费。为了省电,他们把中央空调的控制开关切断了。

  屋里坐着十几位目光恳切的老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曾站上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原告席作法庭陈述。

  83岁的陈桂芳向记者展示着自己变形的右臂、头顶的伤痕,泣诉着大轰炸给她带来的苦难。

  “五三大轰炸的时候,我只有7岁,和父母住在江北区陈家馆田家院子。当天防空警报拉响后,我们家和邻居一起匆忙向外跑。街上到处都是惊慌的人。母亲紧紧地把我护在怀里。飞机抛下炸弹,爆炸声不断,周围火光冲天,到处是惊呼声和痛哭声。”

  一阵爆炸声在耳边响起,陈桂芳只觉得头上、手上一阵剧痛,鲜血从头上、手上不断流出来。她哽咽着说:“母亲抱着我的手一下子松开了,倒在地上,血流如注。父亲也不见了踪影。我躺在地上,用没受伤的手去拉母亲,可母亲在地上一动不动。”

  轰炸结束后,陈桂芳在监护室躺了十天,总算捡回了一条命,但右手已残,大脑受损,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由于双亲已被炸死,住房也被炸毁,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她靠邻居接济乞讨生活。“大轰炸害得我家破人亡,残疾一生。”陈桂芳愤恨地说着,泣不成声。

  重庆大轰炸之前的王西福,是一家规模不小饭店的“小少爷”。他的父亲是重庆人,母亲是上海人,原本在上海经营饭店。1937年日军进犯上海,父母带着两岁的他回重庆避难,在江北区继续开起了餐馆。

  “1939年5月3日,听到防空警报响起,我和父母一同躲在嘉陵江边的木料堆里。没想到,一枚炸弹恰好在旁边爆炸,震塌了木料堆,父亲与正怀孕的母亲被当场压死,我头部也受了伤,但幸运地活了下来,寄居于一远亲家。”

  父母双亡,原本殷实的家业毁于一旦,亲戚家后来也在大轰炸中遭逢大难,家破人亡。年仅几岁的王西福成了流浪儿,靠擦皮鞋、拉黄包车、捡烟头维持生计。

  在社会最底层挣扎游荡的生活,让王西福没有机会学习文化,“解放后,我想去工厂当车工,考试的时候,要我们从1写到100,我哪里会嘛!没办法就去卖力气,砸石头挣钱糊口。”

  1953年,王西福赴西藏修路,回重庆后被安排在房管所当修理工,后来以八级技工的身份退休。直到今天,王西福仍没有什么文化,即便是日常的文字也读写困难。他拿着一张索赔团的宣传单,略带尴尬地说:“这上面写的啥,我念不来。”

  额角那块月牙形的伤疤,伴随了王西福七十多年。身体发育生长,那块疤也随着长大,像隐藏在心底的创痛,越积越深。

  死亡隧道

  在无法与日军正面空中作战的情况下,防空洞成为重庆人躲避轰炸的主要途径。

  重庆建立起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防空工程网,市内防空洞共有1865处,可以容纳46万人。防空洞遮蔽了雨点一样的炸弹,大大减少了伤亡。

  然而,在日军连续数小时的“疲劳轰炸”下,躲进防空洞也并不意味着安全。1941年6月5日夜发生的惨绝人寰的较场口防空洞窒息惨案,让庇护公共安全的防空洞,瞬时沦为一条恐怖的死亡隧道。

  “地下隧道与阶梯接合部,即闸门所在之处,堆压着二三十具尸体,堵塞了通往隧道口的道路。在这堆尸体后跪压着无数在拼命挣扎、厉声惨叫而又无法冲出来的人。他们像江里的木排一样,一排贴一排的挤压着。最前面的人俯伏在尸堆上面,后面的人压住前面人的腿,第三个又跪压住第二个人的腿,第四个、第五个……”这是当时重庆军委会外事学员郭伟波在日记中对1941年6月5日惨案现场的记述。

  从郭伟波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事情来得没有一点征兆。

  那一天是星期六。整天小雨,傍晚初晴。很多人进城买卖、办事、观剧。天气并不太好,天空中还有云雾,根据经验,人们以为敌机不会来了。

  18时08分,天空中悬挂起了红球。在战时重庆的警报系统中,那意味着敌人的飞机已经到了郊区。毫无心理防备的人们一下子乱了,出城疏散已经来不及,大家拼命向离自己最近的防空洞跑去。

  粟远奎的家在鼎新街一号,距离较场口防空洞只有60米的距离。这个防空洞长2.5公里、宽2米,深入地下10米,在演武厅、石灰石、十八梯三处各开了一个洞口,互相连接,是重庆最大的公共防空设施,也称“重庆大隧道”。

  在拥挤不堪的人堆中,粟远奎一家很快被挤散了。年仅8岁的他在一条排水沟旁的角落里缩成一团。

  换气装置坏掉了,油灯也渐渐微弱下来,憋闷的空气让人难以喘息,隧道深处的人受不了要出去,往防空洞里钻的民众却越来越多,像潮水一般涌入。狭小的空间里,人流冲撞、挤压着,情绪急躁,哭喊声、咒骂声嗡嗡一片。

  在粟远奎的记忆里,他蜷在水沟边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更可能是昏了过去,最后的记忆就是眼前一片混乱的腿和脚,似乎有人踩到了他的身上,却浑然不觉。

  粟远奎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上午,到大隧道中抬尸体的人从尸堆中扒出了他。

  “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粟远奎说。抬尸体的人已经顾不上抢救,他们把瘫软的粟远奎放在一旁,区分已死和濒死的人。粟远奎手脚并用,自己爬出了防空洞。

  缓过气来后,他回到了又一次被炸平、烧毁的家中。儿子的平安拯救了完全崩溃的母亲,他的两个姐姐已成冰冷的尸体。

  粟远奎睡过去的几个小时,在郭伟波的日记中记录了下来。

  进入防空洞不久,郭伟波就感到呼吸憋闷,部分油灯熄灭了。作为军委会外事学员、接受过专业训练的郭伟波意识到窒息的危险,他和两个同学赶快往洞口外挤。

  很快,郭伟波发现自己遇到了麻烦:“大隧道的闸门是由里向外关闭的,人群汹涌而来,把闸门挤得打不开,欲出无路,欲退不能。前边的人群被挤压着贴在闸门上,发出愤怒的呼喊和痛苦的呻吟。”

  由于距离闸门近,发现事态的时间较早,加上年轻力壮,郭伟波和另外两个同学逃出了一条生路。他们后来返回洞里去救援,但从人堆的叠压中一个人也拔不出来。

  惨案铸成。

  粟远奎告诉记者,他们在对日索赔收集到的证据中,有一篇日本东京《朝日新闻》昭和十六年(1941年)6月13日的报道:“从5日傍晚19时30分到6日凌晨之间,日本飞机前后四次历时13个小时,对重庆进行了大轰炸。其中以从5日晚21时15分到23时这段时间的轰炸最为激烈,日机巧妙地利用照明弹照亮市区后连续投下炸弹,引起了非常的混乱,所有的人都进入防空壕避难……防空壕中的死者约千人,使人想到就像凝结的沙丁鱼……至少一平方公里的地区变成了‘死城’,其惨状确实可以描绘为‘死相’。”

  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的死亡人数目前还没有定论。

  重庆防空司令部、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事后公布的死亡人数不统一,分别为992人和854人。当时大隧道中的尸体被运往朝天门、黑石嘴匆匆掩埋。粟远奎清晰地记得那些排成长队的卡车和车上“堆柴一样散乱码放”的尸体,“怎么可能只有几百人。”传说当时有个老太婆坐在十八梯洞口数竹签,出来一具丢一根,出来一具丢一根,最后竹签子有1万根左右。

  目前研究者比较认同的大隧道惨案死难人数是约4000人。

  如今,较场口附近的大隧道十八梯洞口被修成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遗址建筑上雕刻着饱受战争苦难的人像,或闭眼忍耐,或面目狰狞,或振臂高呼。阴森恐怖的气息似乎仍在从封闭的隧道口涌出。

  “生命不息,索赔不止”

  “不怕你龟儿子轰,不怕你龟儿子炸,老子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让你龟儿子凶,让你龟儿子恶,老子总要大反攻——等着!”

  这是重庆大轰炸期间流传于民间的一首歌谣,极富重庆方言特色,也显示着中国的意志和决心。

  重庆大轰炸是迄今为止人类战争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对无辜平民杀害最残酷的空中大屠杀。据不完全统计,在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的五年半里,日本对重庆及周边的成都、乐山、自贡等地实施轰炸超过200次,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但是,日军以无差别轰炸摧垮中国抵抗意志的目的没有达到。惨烈的轰炸之下,中国愈炸愈坚,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二战之后的东京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的滔天罪行进行了起诉和审判,重庆大轰炸却被排除在诉讼之外。其中原因,有当时人们对重庆大轰炸的认识和评判,还有很多无法解决的现实法律困境。

  正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在二战末期,猖狂一时的日本和德国同样遭受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大轰炸。特别是日本,成为了无差别轰炸灾难最深刻的体验者——这种轰炸中包括了两颗原子弹。

  战争,无论胜负,对交战双方的人民都是一场灾难。挑起、发动战争的一方,必须要为战争罪行承担历史责任。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可以说是跨越七十余年的历史审判。

  林刚介绍,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路迄今已走了25年。1990年,受到东欧各国重提战争赔偿的启示,被称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的学者童增发表了万言长文《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童增的想法后来通过人大代表的议案和新闻报道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虽然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深受战争伤害的普通人仍有权利要求日本赔偿。

  在此之后,花冈劳工、慰安妇、细菌战……中国民间的对日索赔诉讼陆续开始。重庆大轰炸的民间对日索赔发起较晚,2002年前后,几十位重庆大轰炸幸存者、受害者联络起来,成立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联谊会,并在2006年正式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上诉。

  日本政府对待中国的民间索赔,最常用的一个抗辩理由是“上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已经宣布放弃战争赔偿”。对此,林刚说,童增最早发表万言书时就已经明确“战争赔偿”与“民间赔偿”的不同,中国民间受害者有向日本政府和企业进行索赔的权利,这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法理基础。但是在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的一审判决中,这个理由又被搬了出来,并被东京地方法院当成了判定原告败诉的理由之一。

  “我们只有表示遗憾了。”林刚苦笑着说。对再次上诉的结果,他认为,就以往民间对日索赔案例的经验和现在日本政府的态度来看,“很不乐观。”

  林刚介绍,日本的法院体系分为三级,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的一审是东京地方法院,继续上诉将由日本中级法院审理,若还是不能公正判决,最后将上诉到日本高级法院。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分别驳回了中国劳工诉讼案和中国“慰安妇”诉讼案的诉讼请求。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为终审判决,那也就意味着这两类诉讼在日本已经没有胜诉的希望。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日本法院审理的近30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来自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尚未等来一场真正的胜诉。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是在做“无用功”。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案的一审结果虽然败诉,庭审过程却也有令人欣慰的部分。林刚告诉记者,东京地方法院的宣判书共100页,其中50页是对原告当年大轰炸的受害事实说明。这一部分和原告的事实描述基本一致。也就是说,东京地方法院承认了重庆大轰炸伤害平民的事实,宣判书是对这些事实的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认定。

  非但如此,正是在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案的影响下,日本民间也发起了对日本政府的大轰炸诉讼索赔,针对的是二战末期日本经历的东京大轰炸。

  日本民间的大轰炸受害者团体并没有起诉东京大轰炸的直接实施者美国,而是起诉日本政府,理由很简单,日本政府才是战争灾难的真正责任人。

  一濑敬一郎等几位日本律师,无偿代理了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案在日本的诉讼。林刚等中国律师曾向他们表达谢意,一濑敬一郎却说:“不要感谢。我们在做应当的事,我们要解决的是日本的问题。”

  一濑敬一郎说的“日本的问题”,指的是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他对林刚说,在日本,政治问题是政治家的事,普通民众并不关心。但是右翼势力的抬头有可能把日本再拖入军国主义,那就牵扯到日本的每一个人。这就不是政治或者军事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了。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案件,能让日本民众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我们要用法律的方法,解决日本的社会问题。”

  与此同时,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也没有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日本的法庭上,他们准备把官司搬回国内打。类似的诉讼已有胜诉案例。

  去年11月,4名曾被日本强征为劳工的韩国女性在韩国状告日本三菱重工获胜,这也是第三起类似韩国劳工在其国内状告日本企业的胜诉案。这起案件此前也曾在日本法院起诉,判决结果同样是败诉。

  在中国进行对日索赔诉讼也已经有了先例,不久前轰动一时的“中威船案”就是由上海海事法院审理的。2007年,上海海事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赔偿中方原告日币29亿余元。去年4月,上海海事法院为执行生效判决,扣押了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一艘货轮,最终迫使被告履行了赔偿责任。

  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已经向重庆法院递交了诉状。不过,“中威船案”是相对单纯的经济案件,被告是日本企业,而重庆大轰炸对日索赔的牵涉面要大得多,且状告的是日本政府,涉及诸多法律问题。重庆法院接受了诉状,目前还需要原告方补充证据,案件还处于受理阶段。

  每两周一次在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办公室聚会的中国原告们,都已经是鬓发斑白的耄耋老人。有人说:“我可能等不到日本道歉赔偿的那一天了。”

  粟远奎接话:“只要有一口气在,官司就要打下去。生命不息,索赔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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