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人民反轰炸斗争的特点及作用
来源：360图书馆   2018-02-03 15:07:06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狂轰滥炸，重庆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轰炸斗争。为保卫陪都安全，空军将士和地面防空部队不畏强敌，奋勇作战;为减少轰炸损失，防空当局和各界群众积极从事抢险救灾、救济服务、人口疏散与防空洞建设;为坚持长期抗战，重庆社会各界一面谴责日军暴行，一面努力工作生产。

　　反轰炸斗争是在敌我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消极防空工作受到防空当局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拥有的飞机数量远远超过中国，并能年产飞机800架，而中国却不能制造飞机。抗战初期，中国空军飞机在协助陆海军及京沪地区的空战中几乎损失殆尽。后虽经补充，到1939年初，拥有飞机也只有300余架，但实际可用的还不到一半。而此时日本在中国经常保持900架左右，且飞机性能先进。在此后的3年多时间里，日本航空部队始终保持了对中国空军的绝对优势。1939年春，驻守重庆的空军飞机只有20余架，地面防空火炮也仅有10余连兵力。特别是在1940年9月璧山空战以后，守卫重庆的空军再难组织力量升空作战，重庆少量的防空高射炮更是难以阻挡日机轰炸。1941年全年，袭渝日机仅有2毁4伤，日机得以肆虐一时，重庆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正是由于积极防空能力的有限，重庆防空当局和社会各界便十分重视消极防空工作。并在反轰炸斗争中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防空措施，如大量疏散人口，修筑防空洞壕，建立庞大的防护服务队伍，严格实行防空警备等。国民政府和重庆地方政府在主持与组织反轰炸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国民政府和重庆地方政府十分重视重庆的防空工作，在反轰炸斗争中，逐渐形成了由重庆防空司令部负责指挥和协调，包括有防护机构、避难机构和救济服务机构等组成的防空防护体制。

　　重庆市防空司令部成立于1937年9月，后经多次改组，成为军事委员会的直属机关。在指挥和协调防空情报网络建设、空袭警报传递与发布、防空洞建设与管理和消除空袭后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抢险救灾，建立了重庆市防护团等机构。该团是一个官民合组的地方自卫组织，下辖消防、救护、工务和防护4个直属大队，人数最多时近2万人。为处理善后救济工作，成立了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1940年初改组为重庆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1941年初再次改组为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办事处下辖空袭服务总队，它是一个官方指导下的民众组织，其成员遍布全市各行业、各单位、各社会团体，在抚慰难胞、发放救济物资、协助收容难民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为解决市民避难设施，先后成立了隧道工程处、扩大建筑防空洞委员会等机构，组织、指导公共和私人防空工事的建筑。为疏散市区人口和物资器材，成立了重庆市疏散委员会和疏建委员会等组织，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助于执行疏散任务的政策和措施。在日军大规模轰炸的3年中，重庆每年疏散的人口都超过20万人。当然，防空当局在领导和组织反轰炸斗争中也存在不少弊端，如防空机构重叠、职责不清，一些主管官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大隧道惨案的发生，防空当局就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反轰炸斗争得到在渝各党派、各团体和各界群众的热烈响应、广泛支持与积极参加，具有较广泛的群众性。首先，参加反轰炸斗争的人员广泛、人数众多。工人、公务员、医生、学生、店员、僧侣乃至外国友人等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加了空袭救护救济的服务工作。据1940年统计，参加这一工作的人员除防空司令部所辖三个正规团外，还有交通工人服务大队、医疗红十字会等单位10700多人，水电工人1200多人，医护委员会所属重伤医院、救济站人员450多人，空袭服务总队5800多人。其次，人民群众在空袭自救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抢险救灾中，广大防护团员，“奔走弹雨之下，驰骋火窟之中，出生入死，救死恤难。人民灾害，赖以减少，后方元气，多所保全”。广大水电工人为保证生产生活用电用水，每次轰炸后均能很快将损坏的部分修复，使水流电流不致过久中断。广大消防工人除1939年“五·三”“五·四”和1940年“八·一九”“八·二○”大轰炸由于火势太大而未能有效控制外，其他大多数火灾均能很快扑灭。在修筑防空避难设施中，广大群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出钱出力修建防空洞壕。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全市防空工事容量不到7万人，到1941年底全市防空工事容量已超过46万人，其中私有防空工事容量超过33万多人。基本能够满足市民的避难需要。最后，反轰炸斗争还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监督。重庆文化界、新闻界积极协助防空当局印制防空影片、宣传图画，举办防空展览。医疗卫生界的仁济、宽仁、红十字等医院主动设置临时床位，并组织医疗队奔赴灾区急救伤员。面对轰炸，各级公务人员照常办公，工商金融部门坚持生产营业，教育文化单位坚守工作岗位。为完善防空举措，社会各界还经常向有关当局献计献策，甚至在有关会议、报刊上督促防空当局切实履行职责，改进不合理的制度和措施。

　　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是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一，挫败了日本的轰炸企图，保卫了战时首都的安全。日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虽然给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但日本的企图始终没有得逞。连日本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单凭轰炸，使其(指重庆政权)屈服是绝不可能的”。中国的首都始终巍然挺立，国民政府得以较从容地组织大后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补充抗战、指挥抗战，最终赢得抗战的胜利。

　　第二，减少了人民生命财产的牺牲和损失。据1942年4月15日开幕的重庆空袭损害展览会统计，从1938年至1941年4年中，平均一次轰炸投弹181枚，每弹死0.94人，伤0.49人。而日机轰炸最猛烈的1941年平均一次轰炸投弹133枚，每弹死0.32人，伤0.41人，“远较平均数为少”。另据《大公报》报道，“二十八年度每一个炸弹死伤约五个半人，二十九年度每一个炸弹死伤约一个人，本年一至五月底止，约三个炸弹死伤一人”。

　　第三，激发了重庆人民支持抗战的爱国热情。饱受日机轰炸灾难的重庆人民，化灾难为仇恨，化悲痛为力量，出力惟恐我最少，献金不让人独多，成为支援前方抗战的坚强后盾，蒋介石在庆祝国府还都大会致词中对重庆人民的贡献曾有中肯的评价，“重庆市民在敌机大轰炸下遭受不测损失，仍忠于抗战，输财输物之多，尤为全国各地之冠，这种伟大贡献在将来抗战史上，必将大书特书”。许多迁渝复工和新建的工厂，屡次遭受日机轰炸，但广大工人随炸随修，虽在硝烟弥漫之中仍然坚持生产。据统计，在日机频繁轰炸的1941年，重庆5个兵工厂生产各种炮256门、炮弹609417发、枪支33510枝、枪弹106698880颗、手榴弹45530枚、甲雷38200个、炸药包20000个、曳光弹20120颗(注：据重庆市档案馆藏兵工档案整理。)，有力地支援了前方抗战，用实际行动回击了日机的野蛮轰炸。

　　第四，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树立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顽强奋斗的国际形象。1942年6月15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对英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盛赞“在空袭警报网及防空洞方面，重庆直可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庆市乃联合国家所有振奋精神之象征;为独裁者而言，重庆乃若干民众甘冒危险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者之束缚之象征……轰炸并未达到其预想之效果……重庆之民气仍极高涨，斜枕于扬子江上之重庆城，到处断垣残壁，然附近山丘与河流，均经开发，市民亦孜孜不倦，使一切生活照常进行”。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曾高度评价重庆人民“遭遇空前未有之空袭时，人民坚定镇静，不被征服”的精神。在反轰炸斗争中，重庆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重庆由战前一个僻处内陆腹地的中等城市，一跃而成为与伦敦、华盛顿、莫斯科三大城市并驾齐驱的国际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