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中的卫生应急机制研究
来源：黄虹   2018-04-25 08:47:52

        内容提要：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遭受了日机史无前例的野蛮轰炸，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损失，由此引发的卫生问题也成为了这一时期重庆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重庆当局领导人民一方面开展了坚决的反轰炸斗争，另一方面设立了一系列应急机构，采取了相应措施，较好地解决了卫生问题，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重庆大轰炸;卫生;应急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建市。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于战争形势不利，国民政府被迫内迁。1938年12月，蒋介石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要机关抵达重庆，战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转移至此，重庆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时首都。1940年9月，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重庆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219]

　　由于战略地位的提高，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重庆遭受了日本法西斯的狂轰滥炸，其轰炸时间之长、次数之多、造成损失之惨重，不仅居于中国各大城市首位，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城市中也名列前茅。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重庆人民展开了英勇的反轰炸斗争，挫败了日本“摧毁中国抗战意志，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狂妄企图，成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坚持抗战的重要象征。

　　对于重庆大轰炸，学术界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已经给予了较高的重视，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既有对一些重大的事件例如“大隧道窒息惨案”和“五三”、“五四”大轰炸的研究，又有对重庆大轰炸比较全面、系统的论文。[220]

　　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要应付的不仅是军事上的威胁，更重要的是保持抗战大后方的稳定。因此，在大轰炸期间，重庆人民还要面对并解决由空袭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卫生问题便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甚至成为比反轰炸更为严峻的课题。然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尚未引起注意，尤其是当时的卫生应急机制更是重庆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取得反轰炸最终胜利的坚强后盾，其重要性毋庸置疑。故，笔者不揣简陋，试图探讨一下大轰炸期间重庆的卫生应急机制问题。

　　一、机构设置

　　日本在战争初期的“速战速决”计划破产后，被迫确立了以战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新方针，将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对重庆的大轰炸，正是适应这一军事战略的具体迫降行动。1938年2月18日，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市郊，在此后的三年里，重庆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中枢机关以及市街、学校、商店和居民住宅等遭受了日机长时期无区别的狂轰滥炸。其中，还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和“大隧道窒息惨案”。更为残酷的，日军每次轰炸不仅投下许多爆炸弹，而且还投下许多燃烧弹，目标直指人口稠密和繁华的非军事区内，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至于在轰炸后造成的瘟疫泛滥、战争孤儿和无数难民的生理心理创伤，以及随之而来的停工停产、交通瘫痪、治安恶化、物价飞涨等，其损失是无法估算的。重庆这座后方都市饱受了战火的摧残，重庆人民也经受了现代战争的血与火的煎熬。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狂轰滥炸，重庆防空当局和社会各界群众积极从事抢险救灾、救济服务、人口疏散与防空洞建设。反轰炸斗争中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防空机构，同时也设立了相应的卫生应急机构，主要有防护团紧急救护大队、重庆空袭紧急救护联合办事处医护委员会、红十字会救护队和重庆市卫生局救护队，以及在1939年9月由机关、团体、部队抽调人员组建的急救总队(1940年12月撤销)。

　　1. 防护团紧急救护大队

　　重庆市防护团是重庆反轰炸的主力军，于1936年10月成立，市长李宏锟兼任团长。该团是一个官民合组的地方自卫组织，总团按警报、警备、交通管制、灯火管制、避难管制、消防、防毒、救护、工务和配给等十大业务，组成了十个大队，人数最多时近两万人。这是抗战时期重庆最大和最庞杂的防护和救护组织。[221]

　　对于仍在市区滞留的市民，重庆市防护团专门组织了紧急救护大队，由全市的医护卫生人员组成。防护团紧急救护总队是救死扶伤的指挥和组织中枢，并建立了一支专业的救护队伍。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空袭时被炸市民之急救及逐日换药治疗”。[222]

　　2. 重庆空袭紧急救护联合办事处医护委员会

　　为处理善后救济工作，1939年1月，由赈济委员会牵头，联合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军政机关，正式成立了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1940年初改组为重庆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1941年初再次改组为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简称“空救处”)，下设总务、救护、调查、医疗、抚恤、稽核等六组，主要负责处理轰炸善后事宜，这是一个官方指导下的民众组织，其成员遍布全市各行业、各单位、各社会团体，在抚慰难胞、发放救济物资、协助收容难民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医疗工作由内政部卫生署、军政部军医署驻川办事处和市卫生局、红十字会管理。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伤亡同胞增多，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得到调整和充实，将救护、医疗两组合并，扩充为医护委员会，增设药库采购委员会，收容运配组、国际服务组和江北、南岸两个分处。

　　在救死扶伤工作中，医护委员会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在市内外各设立临时收容所八所，并于附近划定安置县份，按区域对难民统一进行收容安置;在城区设立五个重伤医院，病床400张，郊外设重伤医院九所，病床1830张，共有病床2230张。[223]

　　医护委员会还在一些重要地点设立临时治疗所12所，收治轻伤市民，为受伤市民按日换药，免费诊治。医护委员会自成立以来，截至1939年8月底，总共救护重轻伤共计5633人。[225]

　　另外，医护委员会还设立基本救护队25队，预备救护队27队及担架队，负责难民救护、转运工作。并建立了一支专业的救护队伍，平时巡回治疗，一遇日机轰炸，即带用具赶赴被炸灾区抢救，对轻者进行包扎，对重伤者在处理后用担架送到附近的重伤医院，对死难者尸体进行掩埋。并据不完全统计，医护委员会成立之初四个月，一万余名红十字救护队员救护重伤难民5633人，住院治疗1780人，治愈出院1447人，裹扎伤员3853人。

　　1941年2月，在重庆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基础上，成立了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兼任主任委员。下设秘书处、消防组、医护组、管制组、赈济组、工务组、稽核组、会计室、医护委员会和江北、南岸、白市驿、北碚四个办事处。

　　3. 其他

　　由于日机的持续狂轰滥炸，一般人民生活无着，卫生条件极差，发病率不断上升。仅仅是防护团的救护大队和医护委员会实施救治，对灾民和难民的救护显得力不从心，因此，还有一些医疗机构相继设立，并积极投入医疗工作。

　　1938年4月27日，赈济委员会(下简称“赈委会”)成立，下设卫生所，掌管灾民、难民之医药救济。“赈委会”先后设立了贫病救济医院、诊所、卫生站和地方医院诊所，对有难的市民随时予以帮助。鉴于医药昂贵，贫病者多无力就医的实际情况，“赈委会”又设立重庆临时施诊所，在渝市及南岸、菜园坝、江北各设分所一处。

　　1939年1月中医救护医院成立，设有200张病床。5月4日后，住院病人迁往北碚新院继续治疗。后又在青木关、山洞、歌乐山、沙坪坝姚家湾等处增设诊疗所各一处，以满足市民疏散下乡治病的需要。

　　在其他各医院，如重庆市民医院1938年1月增添免费病床50张，共计100张，重庆宽仁医院、仁爱堂医院设难童免费病床，并免费诊治难民，以上免费床位的增设和对医院的补助，使更多的难民贫病者能够到医院就医。[226]红十字会救护队和重庆市卫生局救护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重庆市防空司令部在1942年1月也增设防毒业务，下设防毒大队。

　　另外，社会各界也积极投入其中。工商业界人士纷纷捐款集资，举办各种义卖活动，有些甚至直接参与了防空救护工作;文化界、新闻界也积极协助防空当局印制防空影片、宣传图画，举办防空展览，向人们传授防空知识，以增强防空意识。医疗卫生界的仁济、宽仁、市民和红十字等医院主动设置临时床位，并组织医疗队奔赴灾区急救伤员。

　　“五三”、“五四”大轰炸后，《新华日报》社组织了两个服务队参加救死扶伤工作。中央大学组织的师生救护队，多次携带药品、担架前往灾区抢救民众。

　　国际友人和宗教界人士也参加了救死扶伤工作。在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中，加拿大教会联合英、美、丹麦等国籍在渝国际友人，成立国际服务组挺身而出，担负直接救护工作，亲自拉洋车运送重伤者，并在医院执行包扎。在不到四个月时间里，救治重伤401人，轻伤392人，挖出救活男女100人，尸体38具，收容难民难童140人。

　　在救死扶伤的第一线，还活跃着一支“脱去袈裟换战袍”的僧侣救护队。成立于1940年3月18日，队员近70人，隶属于重庆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回教、救国会也组织空袭服务队。

　　二、卫生应急措施

　　由于国民政府迁渝，加之难民大量涌入，重庆人口骤增。1936年重庆人口约为33万，到1939年就达70余万。为了减少日军轰炸带来无谓的人员伤亡，重庆市采取了紧急疏散措施。至1939年10月重庆市疏散委员会成立，已经疏散市民到各县乡村达25万人。[227]

　　面对大轰炸引发的医疗卫生问题，针对市民大量集中的疏散区，重庆市采取了医疗和防疫相结合的措施。

　　1. 预防

　　俗话说，“防患于未然”，预防常常比治疗更为重要。在防疫方面，重庆市也采取了以下措施：(一)劝导民众预防接种：由于各疏散区范围辽阔，环境卫生不良及饮水不洁情形，势所难免，为求安全、健康，对于疏散民众须一律普遍施行，预防接种，由本府卫生局设置预防接种队若干队于各疏散交通要道，遍设防疫站，凡往四郊疏散民众均须施以种痘及霍乱预防注射，受注射者，即给予注射证，以资识别(无证者当先注射，始准入市区);(二)对于各疏散区民众之卫生防疫宣传，由本府卫生局会同本市市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社会部、卫生署、新运总会等机关举行普遍宣传，以期唤醒并灌输民众卫生知识。

　　2. 医疗方面

　　重庆市作了以下分门别类的规定：(1)在本市范围三十华里以外者，由本府卫生局商请卫生署转饬医疗防疫队派队驻扎，担任当地民众医疗事宜;(2)临近各县份，由本府卫生局商请四川省卫生实验处从速普遍设立卫生院所，负责当地民众医疗事宜;(3)在本市范围及近郊三十华里以内者，由本府卫生局酌设医疗机关担任民众疾病治疗事宜;(4)近郊疏散区医疗机关之设置，计分下列三类：甲、流动医疗队：凡疏散地点人口超过一万人者，由本府卫生局组织流动医疗队，每周排定日期，携带应用药品，轮流前往为民众诊病，每队人员，又分别两队，经常分往两处。乙、甲种诊疗所：凡乡镇人口在五万人以上者，设甲种诊疗所，所内附设病床十张，担任当地民众的治疗防疫，妇婴卫生接生等工作。丙、乙种诊疗所，凡村镇人口在两万人以上者，设乙种诊疗所一处，不设病床，经常工作为门诊治疗，防疫接种及卫生教育宣传的工作。[228]

　　3. 环境卫生

　　环境卫生也是保障健康的重要因素。市政府对于疏散区及其防空壕、洞环境卫生方面的事项也十分重视，分别以下列各步骤施行：(一)由本市清洁总队，会同红十字会，检查市内防空壕、洞，并予以清除消毒;(二)疏散区之垃圾清除事宜，由本市清洁总队尽量办理，其距市区较远之址点拟商同警察局责由保甲长协助办理;(三)各疏散区水源之供大量民众饮用者，由本府卫生局随时派员提取水样加以化验以保健康，必要时并施行饮水消毒。[229]

　　开凿防空壕、洞，修建隧道是切实有效的消极防空措施。在重庆市防护团和重庆防空司令部的组织安排下，重庆市还开凿了各类防空洞、防空沟和防空壕，并加强了交通灯管制，隔火巷的开辟和轰炸后的消防等。1938年8月1日，重庆市防空司令部隧道管理工程处正式成立，第二天便破土动工。“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防空壕洞和隧道的重要性更加明显，于是开始更大规模地建设。一方面政府大量投入，另外还动员和鼓励市民自建或合建私人防空壕、洞。广大市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纷纷自动疏散到郊区乡间，而留在市区的市民群众也自己动手，自行筹款，兴建起大批的防空场所。从1937年至1939年，重庆市总共开凿防空壕、洞千余个，隧道20条，能提供近30万人躲避空袭(详见下表)。[230]

　　1940年更进一步扩建，3月就有120余处同时动工修建防空壕、洞。[231]截至1941年底，可提供46.17万人躲避空袭，公共的为12.51万人，私人的为33.66万人。当时的人口为68.79人，基本上能满足需要。至1944年秋，重庆的公私防空洞已有1825个，可容近45万人。

　　正如前言，防空壕、洞为抗战时期的重庆市民提供了切实有效的躲避空袭的场所，而由于人群大量聚集，防空壕、洞的卫生问题也日渐凸现。

　　1938年修建的防空大隧道是供一般市民用的公共防空设施，由七段组成，但就是在这里，意想不到的“大隧道窒息惨案”发生了。发生惨案这段位于重庆市中区的中心地带较场口，该段有三个出口，分别为十八梯、石灰市和演武厅，出口用木栅制成的大闸门，十八梯和演武厅的门是向里开的，内宽、高仅两米多，没有支柱，道壁也未砌墙，上面也无水泥结构托顶，两旁仅有木板钉成的长凳，每隔三四十米有一盏昏暗的油灯，防火、防毒、医药和电话通讯设备一应俱无，通风设备也未启用，这段全长五里，是最长的，一般容纳4300余人，最多6500余人。

　　1941年6月5日下午六时，警报响起，近万市民涌入避难，尤以十八梯入口人最多，挤得水泄不通，新鲜空气减少，温度升高，中、深部的人窒息，向外挤，洞口的人为了安全又往里挤，秩序开始混乱。警备人员关上闸门，日机投弹引起大火，使得温度更高。据十八梯洞的生还者徐元新上具防空司令部呈文，他在空袭警报后进洞，被人潮推压拥挤，不久出现窒息征兆，随之严重窒息开始发生。另据当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班受训的演武厅洞生还者郭伟波回忆：“由于缺氧，一些人气息奄奄，面色由红转为紫蓝色，口吐唾沫。”[232]由此可见，隧道容量超常，防空管理的混乱，致使缺氧窒息是惨案发生的重要原因。

　　大隧道惨案发生后三天即6月8日，重庆卫戍总司令、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峙和重庆卫戍副总司令贺国光致于右任的报告中不仅提到死伤人数及其伤员安排情况，还说：“基于此次惨痛教训，职意今后应作改善……”。除大隧道由宪兵负责管理、防空洞门一律改为外开等措施之外，还专门提到防空洞的卫生条件的改善。在其后的演武厅大隧道视察报告中也提到应改革之点：“隧道内颇潮湿;通风设备及内勤应加强;卫生及救济设备应力求完善……”等。[233]

　　重庆防空司令部对疏散市民还普及防空防毒知识。例如提醒军民发现敌机掷下物品后应注意“避免用手直接接触……应消毒”，“先用消毒药水充分喷洒……经六小时以上后亦可收消毒之效。”[234]

　　总之，大惨案之后，对防空壕、洞的修筑、清洁设施和管理得以进一步加强。1941年7月，重庆市防空洞管理处成立，专管全市公共防空洞及隧道工作，卫生局也组织清洁队负责管理全市公共防空洞及隧道之清洁事宜。重庆市卫生局也在报告中专门提到要保持“防空壕洞之清洁”[236]到1944年秋，公私防空洞数千个，可容纳45万余人，其卫生条件也相应改善。

　　三、结语

　　尽管日寇对重庆长时间、大规模地狂轰滥炸，但是，顽强的重庆人民不但没有被敌人的淫威吓倒，反而在政府及其防空机构的组织安排下，有条不紊地开展了坚决的防空斗争，并且取得了反空袭的最终胜利，不仅保卫了陪都安全，也是支持前线抗战的坚强后盾，甚至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言：“日机对重庆毁灭性的轰炸，不仅没有毁灭陪都的民气，反激起了反侵略的浪潮;轰炸造成的死亡，激起了劫后余生的狂怒和厌恶……轰炸所造成的破坏，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人毁灭得还要快”。

　　更重要的是，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之下，重庆人民不但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他们还保持后方的稳定发展，尽可能地将大轰炸带来的伤亡降到最低，在当局的统筹安排下，设立了一系列的医疗卫生机构，积极配合防空斗争，从而保障了灾民和难民的生命安全，也为防空斗争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原载于《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