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民众对日军轰炸的意识演变
来源：鲁克亮　刘琼芳   2018-04-25 08:51:51

      内容摘要：1938年2月日机开始对重庆实施轰炸之初，虽然引起了重庆民众的惶恐不安，但由于盲目迷信观念和侥幸心理的作祟，在对待政府所倡导消极防空最善之法——疏散人口上，市民遵从政府的劝导者不多，而徘徊观望者众。经过1939年5月至1941年9月间的狂轰滥炸后，民众的反应仍然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为镇静有序、遵命而行;一为听天由命、罔顾政令。至1941年10月后，随着日机对重庆轰炸次数的逐渐减少，重庆民众对于轰炸之惨状，似乎也随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忘，重新回到关心自己当下的、琐碎的、现实利益的生活轨道，对防空等战时公共事务不再多加关注。

　　关键词：重庆民众;大轰炸;意识;抗战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渝后，重庆成为中国抗战之中枢。为了彻底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从根本上打垮中国，日本空军自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对重庆地区进行了长达五年半之久的轰炸。轰炸持续时间之长、次数之多，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之惨重，不仅居于中国各大城市的首位，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城市中也名列前茅[237]。对于重庆大轰炸的起因、特点和过程，以及重庆人民反轰炸斗争的特点、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学界已作过一定的研究，相关论著颇多。本文则拟利用当时各种媒体的记述，展示置身事变之中的民众当时对重庆大轰炸的认识及其演变过程。历史学家关于重庆大轰炸对重庆社会生活的影响作了诸多论断，这对认识历史固然重要，但当时亲历者的反映与认识对探知历史面貌显然更为重要。

　　一、1938年2月以前重庆民众的态度

　　自抗战伊始，有识之士就指出，“自从有了空军以后”，现代“战争已由平面变成立体”，决无前线后方之分，日本飞机随时会“飞到后方重要地点，肆行轰炸，摧残我们的政治中心地”[241]的事情。这种行为和态度上的反差表面很难理解，实则不足为怪。

　　防空自然属于一种关系民众切身利益之事，但当日军轰炸开始之前，这种切身利益尚不具直观感。对一般民众而言，最系心怀的是日常生活中与现实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预筹防空不属当下直接关系民众切身的事，而呈现为“政府的事”，民众很难有急切的关怀之意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凡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243]地积极筹备。但防空建设之重要意义却不可能立即转化为普通民众的共识，要动员民众积极配合政府之行动，无疑需要一个过程。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空军就“随时有轰炸”的“可能”[249]。同时，为加强民众防空经验和增强防空意识，重庆市政府又于1938年2月16日举行了第二次全市防空演习。

　　与政府积极进行防空建设诸事相对应的是，在此期间，重庆市民的态度和反应却颇为淡漠。《防空季刊》创刊号1938年5月1日载文指出，当时，民众“通常都以为”防空“不是一个严重急迫的问题”，并且此种观念“流行”、“普遍”，“一般人对防空事业”都“不甚热心”[254]

　　但是，在“获闻南京失陷消息后”，市民一旦开始意识到轰炸可能成为现实威胁，便纷纷自动“疏散下乡”。当时的舆论曾分析说，一般民众认为“日寇既占南京，与重庆相距途程，较在上海时为近，飞机必会前来轰炸，所以要赶快躲避”[256]的惊恐行动。但这并不是响应政府之号召，进行有组织之疏散，而是一种出于本能的趋利避害式的行动。

　　从当时的记载看，即便是防止敌机轰炸这样关系一般民众利害的事务，当其未呈现为现实威胁时，就是说当民众未感觉到威胁已临到面前时，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预防行动。只有当轰炸的威胁明显地进入民众的意识之际，人们才会紧迫地行动起来。要使民众有远见有秩序地建构起当时必须建构的防空体系，政府显然必须作出远大于当时已有的努力，否则便不会产生研究者和当时政府想象的实际效果。这不能归咎于民众的落后，而是一种规律使然。

　　二、日机轰炸之初重庆民众的反应

　　战事的发展很快地使重庆防空问题的重要性凸显出来。1938年2月18日，日机首次对重庆市郊广阳坝的轰炸，久居安谧环境而无充分思想准备的重庆市民立即“大起恐慌”。就是“前此一般不大留意防空之众”，也惊慌起来，“咸欲离开已非乐土之市区”[262]。上述报道不无过当之嫌，但至少可以表明在真正的空袭来临之时，重庆民众的恐慌程度显然大有过度之处。

　　由于防空知识的缺乏，日机的轰炸不仅造成了一时的惊惶失措，还引出了一些“病态”想法和行为：(一)求助神灵。重庆民众对于配有引擎的怪物从天上丢下死亡这样的事情感到无法适应，相当多信佛受佛教影响者便把祈祷神灵保佑视为是最有效的方法。《国民公报》载《镇静》一文指出，在受了空袭之后，恐慌的市民更“不分皂白地笃诚崇拜和跪祭菩萨了，好像菩萨是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唯有求得他的欢心，自己的生命，才能得到保障，才能安心地讨生活”[268]

　　以上舆论所展示出的重庆民众情绪倾向，表明普通民众面对空袭时尚不可能自发产生有秩序的防空行动，由政府组织防空是最为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当时，重庆积极防空的能力有限，难以有效阻止日机对重庆的轰炸，同时鉴于“一个大城市的防空设备，不管如何完善，总不能做到保险的地步”[277]。

　　经过政府一系列强有力的消极防空工作，市民终于开始响应政府倡议，遵照疏散人口办法，按照所制定之疏散路线，“纷纷自动疏散”。报载“迁徙下乡”最盛时，“连日不下数万人”[282]。

　　一如前文所述，多数民众对大轰炸开始后的行动皆取决于现实切身利益是否直接受到威胁。当轰炸成为现实威胁时，他们遵从政府的号召进行疏散，而一旦轰炸暂停，他们又会失去继续作好防空预防准备的心理，不少人把轰炸停止，或大轰炸中未受损害归于神灵保佑，甚至以祈求神灵保佑敌机不再轰炸，也相信神灵的保佑必然生效。这种意识的普遍存在，给政府组织疏散人口等防空工作提出了更为严重的任务。当时重庆市政府在防空组织有一定效果，但与实际要求的差距尚颇为巨大，正如有评论曾言：“一年来，我们常听见疏散、疏散，但我们的疏散工作，却做得非常不够，……政府缺少通盘筹划，以致整个军事、政府、生产的总动员未能成竹在胸，指挥若定，一切都不免‘吃一节，剥一节’。”[284]。这就决定了当时尚不可能将敌机轰炸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程度。

　　三、1939年5月到1941年9月间重庆民众对日机轰炸的心理变化

　　民众对疏散人口的观望与政府对消极防空措施的执行不力而产生的严重后果很快在日机的空袭中得到了显现。据《重庆市防空志》统计，1939年人员伤亡9416人，其中死亡4437人，重伤4979人，损毁房屋4827栋4012间;1940年人员伤亡9643人，其中死亡4323人，重伤5411人，损毁房屋6955栋22197间;1941年人员伤亡4896人，其中死亡2455人，重伤2411人，损毁房屋5668栋10876间。[289]。

　　如此大规模的恐怖轰炸与血腥事实，在重庆民众精神与心理上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镇静有序、积极补救。《群众》的评论说：在“血与火的磨练中，重庆的市民渐渐镇静起来，响应蒋委员长的号召，都努力参加起紧急救济的工作”[302]

　　上述反应表明，1939年5月份日机大轰炸的实施，使民众似乎突然意识到疏散下乡与自身生命财产安全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报刊也发出了“在城市居住，惟有疏散足保安全”的声音，市民自动疏散形成了一个高潮。但是，在未出现于自己面前的危险与实际利益之间，民众中仍有不少人的心灵天平是倾向后者的。正如当时报刊的分析所说，因“生活寄托于城市，疏散则生活无所寄托”[307]

　　四、1941年10月后重庆民众对日机轰炸的淡忘

　　自1941年9月后，因日美关系日益紧张，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大批南调，全力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基本结束了对重庆的大规模空袭，只剩下一些零星轰炸。于是，在“很少受到敌机的袭击”境况下，重庆民众“遂忘了空袭的危险”[309]。此种意识的存在，直接影响着民众和政府在对待防空问题，尤其是疏散人口问题上的作为。

　　据舆论记载，政府此时虽仍大力宣传劝导疏散，而“疏散的市民，却是寥寥”。报道把民众的认识表述得十分生动，有报道说：“细察近来街谈巷议茶馆商店，时常有人说：政府又在‘闹’疏散了，真是无病呻吟，……偏要找些无谓的麻烦，明知疏散是不能的事，却天天都在疏散。更有人说：大家都没有疏散，我何必着急喔!”[311]

　　有别于普通民众的容易健忘，作为指导者与组织者的政府当局，似乎对于防空事业的推进，尤其是疏散问题仍颇为注重。《国民公报》的社论指出：“敌人在各方面虽已受牵制，而我方又大为加强，空袭重庆，当然不是随便的事。不过，我们对于敌人决不存轻忽心理，所以应该尽量准备，尽量疏散”。[313]

　　政府的宣传虽仍未减弱，但实行措施则亦有所放松，甚至可说已大打折扣。在疏散之人口管制方面，已呈现出下述状况：“码头车站之检查不严，出入相当便利，疏散之执行未尽彻底，应留应去，多属自由”。[315]

　　普通民众个体对大轰炸及其造成损失的淡忘不难理解。前文已反复论及，一般民众所关注的是现实的生命财产利益问题。只有当日机轰炸成为现实生命财产的直接威胁时，民众才会在“疏散”等防空措施上采取行动，甚至因过度惊惶而做出不可理喻的事情。而当轰炸尚未临到头上，或轰炸由强减弱之际，就会淡忘狂轰滥炸的惨景，重新回到主要关注日常切身利益的状态之中。政府是公共事务的承担者，在应对大轰炸的问题上起到过主导作用，但限于各种主客观条件，对战时重庆防空事务尚未做得更加完美，在轰炸高潮之期，对人口疏散等防空措施的推行力度尚嫌不足，尤其是对部分留恋城市生活无知民众未采取紧急措施，容忍半数市民未行疏散，造成了重大伤亡。当集中轰炸之期过后，重庆市政府尽管在宣传上未稍松懈，但在防空计划实施上却大不如前。在战争尚未宣告结束之前，不管情况发生了何种变化，但敌机是否有可能再度突然空袭是一个无法准确预测的事情。在上下皆放松警惕的情况下，哪怕是一次突然空袭亦将造成不可想象的惨重牺牲。因此，重庆市政府当时在防空事务上的实质性放松显然有失职之嫌。从重庆战时防空事务的全过程看，即便是关系民众自身生命财产安全的抗空袭事务，一般民众也不可能自然成为主导者，政府必然是任何公共事务的主要承担者，其任何失误、疏忽或失职都有可能把可以降低或避免的损失变为严重损失。这是历史的经验，更是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

　　原载于《西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