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五四”大轰炸
来源：徐光煦   2018-04-25 08:54:58

     重庆位于东经105°17′—110°11′、北纬28°10′-32°13′之间，辖区东西长470公里，南北宽450公里，东临湖北、湖南，南接贵州，西靠四川，北连陕西。重庆主城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1891年重庆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埠的内陆通商口岸，1929年2月，正式成立市政府。[317]。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移驻重庆”，至1945年抗战胜利，重庆为中国战时首都，中国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全国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远东战区的最高指挥部。

　　1938年，日军已无力扩大侵华战争，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对其军事策略作了调整，利用空军优势对中国内地尤其是战时首都重庆进行战略轰炸，以求“利用空军获得决定性成果”。因此，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间，日军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无差别轰炸，使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遭到空前浩劫。1938年2月到1939年1月，日机对重庆进行空中侦察和试探性攻击，为后来的大规模轰炸做准备。1939年5月到1941年8月，日机对重庆实施大规模战略轰炸，这一时期，中国抗战处于相持阶段，日军在对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攻击的同时，为了早日结束中国战争，凭借其强大的空中优势，先后采用“高密度轰炸”、“疲劳轰炸”、“无限制轰炸”等战术，对战时首都重庆及29个周边区县进行了大规模轰炸。

　　1939年1月，日机接连多次对重庆进行轰炸，其中，15日的轰炸是空袭重庆以来造成损失最多的一次。此次轰炸后，国民政府提高了反空袭的意识，加快了防空队伍和防空设施建设的步伐。从2月至4月，正值重庆多雾季节，能见度极低，日机从空中难以找寻轰炸目标，三个月内没有飞临重庆上空，日军也趁此机会集结飞行员于基地，补充装备，加紧训练，为以后轰炸重庆做准备，同时也麻痹了国民政府对日机的防范意识。刚进入夏季，就在5月3日、4日，日机突然大规模袭击重庆，制造了“五三、五四大轰炸”，震惊中外。

　　一、轰炸过程

　　1939年5月3日，日机36架经酉阳、南川、綦江，以密集队形突袭重庆城区。防空司令部接警后，于12时45分发出空袭警报，12时55分发出紧急警报，13时17分，日机从东北方向突破阻击，侵入市区上空。14时35分解除警报。这次大轰炸历时1小时50分钟，日机共投弹166枚，其中爆炸弹98枚、燃烧弹68枚。在市区内，中弹地点之多是空前的，计有“苍坪街、大梁子、杨柳街、第一模范市场、二府衙、金沙岗、中下陕西街、金鸭巷、饼子巷、灯笼巷、朝天门河坝、白鹤亭、象鼻嘴、白象街、左营街、神仙口、人和湾、羊子坝、老鼓楼、老关庙、宝善寺、绣壁街、段牌坊、花街子、储奇门、玉带街、镇守使二三四牌坊、刁家巷、西四街、普安堂、雷公嘴、东华观、竹架子街、南岸玛瑙溪、黄桷渡、南坪场”36处，下半城27条主要街道有19条被炸成废墟[319]这是日机首次使用燃烧弹轰炸重庆。本次轰炸以摧毁城市建筑、设施，轰炸平民，扰乱城市金融和商业，达到造成更严重的社会恐慌之目的。因此，它重点目标是重庆商业、住宅集中，人口密度最大之一的老城区下半城，以朝天门—陕西街—望龙门—太平门—储奇门一带为中心。

　　5月4日，日机27架再度狂炸重庆市区，市民伤亡极其惨重。17时17分防空司令部发出空袭警报，18时20分发出紧急警报，随后，日机仍以密集队形飞临市区，轮番猛袭重庆，19时05分解除警报。这次大轰炸历时1小时48分钟，它的目的和轰炸方式同前日一样，但重点目标转移到了重庆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即老城区上半城。被炸区域为：会仙桥—上、下都邮街—劝工局街—苍坪街;至城巷—鸡街、蹇家桥—代家巷、石板桥;以及通远门外中山一路一带。日机共投弹126枚，其中爆炸弹78枚、燃烧弹48枚。具体中弹地点计有“上、下都邮街、天宫街、柴家巷、韦家院坝、劝工局街、至城巷、鸡街口、蹇家桥、会仙桥、代家巷、石板街、韭菜园、响水桥、黄桷街、铁板街、镇江寺、石板坡、领事巷、鱼鳅石、川道拐、水井坎、一字顺城街、禄名巷、国珍街、打枪坝、中一路、兴隆街、保节院街、安乐洞、普宁寺、寄骨寺、地母亭、太平桥、红十字会、小较场、大阳沟”[322]

　　二、轰炸损害

　　在5月3日轰炸中，据重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统计，辖区内东升楼、二府衙、上党巷、模范市场、中下陕西街、金沙岗、字水街等地，炸毁房屋123栋320余间，器具用品书籍等，损失计360万元。炸死万荣利、廖禹高、邱克承、赖荣森、刘金益等148人;炸伤陈于清、王学民、李明五、王陈氏、刘王氏等193人。[327]

　　5月4日，据重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统计，日机轰炸辖区炸死钱长清、张平举、何申三、胡子文、刘绍轩等188人，炸伤冯长太、喻清明、周钰昌、袁子昌、周蕙英等42人。炸毁房屋170栋，器具、书籍等损失计450万元。警察局第二分局辖区，炸毁房屋1031栋，器具、书籍等损失计3962400元，炸死陈洪忠、刘万发、王兴顺、彭瀛发、黄梓柏等323人;炸伤傅清州、董大义、简文州、雷良友、商汉金等303人。警察局第三分局辖区，炸毁房屋98栋，器具、货物等损失共计1073400元。炸死陈王氏、陈其甫、阎叶氏等40人，炸伤33人。[331]这是日机对重庆长达6年零10个月的轰炸中，造成直接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因敌机连日狂炸重庆市，市民死伤流离。国民政府于5月5日召开紧急会议，举行“五五纪念”，勖勉党政军全体工作人员，努力从事难民救济工作。纪念会结束后，又召集党政军各机关首长谈话，商讨动员人力物力，实施紧急措施。当即决定：“(一)开辟火巷，应从速执行;(二)集中一切公私车辆船舶，输送难民;(三)由政府迅拨巨款，办理一切救护事宜。党政军各机关文官简任以上，武官校官以上之职员，至少捐薪一月，作救济难民之用;(四)动员全市党员及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公务员，并各属士兵，协助防护救济工作。并由蒋介石委员长指定何应钦权责指挥一切。旋由何应钦总长与关系机关长官再行会商，决定各项办法。关于运送老弱妇孺离开市区，尤为急要，决统制公私船舶车辆，免费运送。所有各机关汽车一律出动。并于难民集中地点，分别派人照料。”[332]5月5日，重庆各机关设立空袭联合办事处，赈济委员会拨款100万元急赈灾民。5日至7日，重庆市民紧急疏散至各县乡村达25万。

　　三、社会反响及日军罪行

　　遭受日机轰炸的老城区上、下半城是重庆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中心区域，这里既无军事设施，也无军工企业，仅有成片的居民住宅、学校、商店和市民百姓生活的街区。日军之所以有计划有准备把目标选定在这里，是企图通过明显的大屠杀、大破坏来制造恐怖，离间市民和政府、持有不同政见的党派以及各党派内部的派系、重庆人与“下江人”，以达到它所谓的“政略、战略”目的。日本《东京朝日新闻》在庆贺日军的战功的报道中这样描述了日机的狂轰滥炸：“日本空军3日下午空袭重庆，向排列在扬子江北岸的该市中心区……降下了弹雨因轰炸各处发生火灾，支那方面损失严重。”[336]

　　然而，中华民族却为反抗日寇的残暴行为而紧密地团结起来了，沉着冷静投入到反轰炸斗争中去。在空袭中“我防护团警察及各救护团体均于爆炸声中出动施救，于极端愤慨中精神奋发，工作紧张，其悲忿情绪与责任观念，充分表现无遗。一般市民亦极镇静，遵守秩序，未紊乱，尤其人民已具有最大决心。”“红十字会的救护队在警报中来回奔走着。……防护队、消防队出入于火光之中忙着拆墙救火。”“昨天重庆空袭后，市民镇静与有秩序的避难，救护赈济工作的悲愤紧张，许多救护人员舍己救人的英勇牺牲精神，都表现出我全国同胞抵抗轰炸的伟大力量”。重庆人民用行动回答“敌人的计算是错误的!敌人的轰炸是无用的!”[337]

　　日机5月3日、4日轰炸造成的巨大伤亡破坏，震惊中外。轰炸后，《新华日报》发表特写，揭露日军罪行，愤怒指出“这是青天白日下兽性的屠杀”。特写写道：“一张门板上躺着一个中年男子，身上的赤血一阵阵往外涌，旁边地上坐着他的妻，满身满脸灰土……好容易从震塌的房屋里拖出了重伤的丈夫，却失去了两个孩子。打铁街被毁房屋的瓦砾中，埋了三十余具尸体，已挖出的凄凉的搁在路旁，从覆盖着的芦席里看到那全是赤脚劳动者。……火舌吐出毒焰，从新丰街、陕西街一带织成一层乌黑的网……一栋栋民房被火吞舐光了，人们在火光中跳出来，抱着被褥，拖着孩子，一只鞋着在脚上，另一只抓在手里。无助的老妇们弯躬的背上压着沉重的衣箱，有的妇人还抢出了锅碗什物，毕竟还要继续生活下去啊。”[339]

　　5月9日，宋美龄女士向澳洲发表广播讲话，痛斥日军暴行。她说：“我正在一个悲哀沉痛的地点……这里，几天以前，还是重庆城中繁华热闹的一角，如今我的周围却尽成了残破的废墟，并且冒着余盛的残烟。……以轰炸来大规模屠杀无辜贫民，真是这文明时代所产生的最可怕的发明。……这里被轰炸的酷烈，被燃烧的惨厉，是现代史上所空前未有的。我由衷地希望，世界上任何城市，不要再受到这同样的灾难。”[341]

　　埃德加·斯诺来渝采访，遭遇了日机的野蛮轰炸，他记述道：“在接连两天中，日机对重庆进行了最残暴的轰炸，任何城市都还没有经过的轰炸。……好几百人被炸死在街道上，或被陷在火墙后边，因为在两天内烧毁了1/12的市区。大多数炸弹都在众人拥挤的商业区爆炸，商人们和工人们都挤集在商店里和其他房屋里，它们像熟透了的甜瓜一样坍落下来。”[342]

　　日军在“五三、五四大轰炸”中，共投炸弹176枚、燃烧弹116枚，炸毁、震毁房屋4767间，炸死市民3991人，炸伤2323人，制造了一个血腥大惨案。日军使用当时最先进、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对付手无寸铁、毫无防卫能力的平民，带有明显的大屠杀、大破坏的意图。针对平民百姓的轰炸屠戮，是野蛮的、惨无人道的，是严重违犯国际法的无差别轰炸，是应负战争罪责的。

　　原载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重大惨案》，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题目有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