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回忆：惨绝人寰的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
来源：重庆党史   2019-05-14 11:09:55

        1939年5月3日、4日，日机对重庆最繁华的城区实施无差别轰炸，炸死3991人，几千个家庭在轰炸中家破人亡，重庆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遭到空前浩劫。五三、五四大轰炸幸存者李朝荣为你讲述那段令人悲痛欲绝经历。

　　日本记者在轰炸机上拍摄的空袭重庆照片

　　轰炸前夕，一片恐慌

　　1939年，日本人的飞机轰炸重庆时我还不满15岁。

　　我家当时住在重庆十八梯双桅子巷。当时，十八梯一带没有自来水，全家靠父亲给别人挑水换钱勉强度日。母亲常年在当铺里给别人缝衣服补贴家用。生活虽然贫穷，但在那年月，能有个稳定的生活环境已经很不容易了。

　　1938年开春那阵，就听说日本人的飞机要来炸重庆。日本占领上海、南京后，重庆方面也一天比一天惊慌起来了。保甲长开始挨家挨户筹钱准备挖防空洞。随后又成立了防护团，属于民间组织。那阵子，大家都很团结，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加上缺乏物资、经费、技术和人力，所挖的防空洞和防空壕很少，根本无法满足广大市民的需要。当时最大的防空洞要算十八梯旁边的观音岩洞。那时要进防空洞，每人要交10块钱办“防空证”。只有少数有钱人家才交得起。

　　为预警空袭，防护团和防空部队在许多高地都搭起一个架子，上面套上几根绳子，每根绳子上挂着个灯笼，有红色和绿色两种，类似于现在的红绿灯，只是要大很多，直径有1米多长。得知日本飞机飞来时，在预袭警报拉响的同时，架子上就挂出1个红灯笼。空袭警报拉响时，架子上就挂出2个红灯笼。紧急警报拉响时，架子上就挂出3个红灯笼。当日本飞机飞到重庆市区上空时，3个红灯笼将同时放下，如空袭警报解除或两次轰炸的间隙时间较长时，架子上就会挂出1个绿灯笼，人们可从防空洞出来透透气，休息一会儿。

　　1939年“5·3”“5·4”之前，日本人的飞机已开始了对重庆的轰炸，但每次时间都不长，飞机数量也不多，投弹时也飞得高，炸弹只是朝着那些高烟囱、高房子等明显的建筑物丢，然后转身就跑。

　　经过好多次的躲躲藏藏，大家从高度的恐惧、害怕，到麻木，一些人认为轰炸也就那么回事，等到3个红灯笼都挂起时才找地方躲。

　　5月3号那天天气很好，日本鬼子的飞机说来就来，从预袭警报拉响到3个红灯笼挂出，大概也就10多分钟。以前的轰炸，我们一家人和邻居差不多都躲过了，可这次却没能躲过。

　　市民进防空洞躲避轰炸

　　家毁人亡，成了孤儿

　　5月3日下午一点半过，三长两短的空袭警报突然拉响，较场口的架子上很短时间内便接连挂出了3个红灯笼，人们开始四处躲藏。但是这次日本人的飞机来得太快了，两点钟还不到，就已经临头了，黑压压的一大片，像老鸦一样，飞得很低，很快就响起了炸弹的尖啸声。

　　江对面洋石灰厂的烟囱在那时是重庆比较高的建筑。飞机来时它还在冒烟，那儿开始丢炸弹，一路丢了过来。人们哪见过那阵势，都吓懵啦。这时，满街的人有的冲向防空洞，有的跑进屋子去躲藏，尖叫声、哭喊声、爆炸声震耳欲聋。

　　警报响起的时候，我父亲正挑了一担水走在街上，母亲也还在当铺缝衣裳，我在家煮好饭，正等着父母和在外玩耍的弟弟回来。飞机临头时，父亲搁下水桶高喊着母亲往家里跑。我站在门口大声喊着弟弟。

　　父母冲进屋里，像往常躲飞机一样，把吃饭用的大木桌抬到里屋，把家里所有的棉絮铺在桌子上。不远处传来炸弹的爆炸声和尖啸声，大地在剧烈地抖动。善良心细的父亲正扯着一张篾席，搭在桌上的棉絮上，他担心轰炸时，震落屋顶的尘土，搞脏了棉被。母亲听说弟弟还在外面，慌忙往外冲，想出去寻找。我急忙拦住母亲：“妈妈，我去找!”母亲说：“快去快回!”父亲道：“找不到也快回来!”我迈出门坎时听到父亲的吼声，下意识地回了一下头，看见父亲拉着母亲的手往桌子下面钻……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们的情形，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刚冲出大门的一刹那，就听一声巨响，地皮一抖，眼前一黑，一股巨大的热浪从后面推来，自己好像在飞，然后便什么都不晓得了……

　　8小时后，当我醒来时，已躺在了仁爱堂医院的病床上。仁爱堂医院是当时英国人建在重庆的一所红十字救济医院，我又痛又饿，哭喊着要爸爸、妈妈。有个护士给我端来一杯糖开水和一个面包。我才发觉自己的脖子上缠着纱布，一阵阵发痛。护士告诉我，我的后颈上戳了酒杯大的一个洞，流了好多好多血，多亏有个小防护团员把我背来，不然早没命了。

　　仁爱堂医院每间屋子每尺过道都是伤员，有的缺腿有的缺胳膊，到处都是血迹，哭声、叫声、喊声从早到晚不停息。有些受伤的，抬到医院不久就死了。医院东侧的一间停尸房太小，里面的尸体像粮店堆麻布口袋一样，从墙角的地下一直摞到屋顶。看到那情景真是惨得很啊!

　　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大约只有两三岁，防护团送来时，她满肚子都是血，也不知伤在哪儿，一名护士给她救治时，她眼睛睁得大大的，白白胖胖的小嘴对着护士直叫“妈妈，我痛，妈妈，我痛啊……”不一会，我亲眼看见小女孩闭上了眼睛。

　　吃了饭，喝了水，我急着要找爸妈和弟弟，就偷偷地跑了回去。从仁爱堂到十八梯，10多分钟就可以跑到。可我转了大半天，也没有找到家。哪还有什么家?留在那儿的是一个大坑，整个十八梯一片废墟。

　　我绝望地哭着喊着：“爸爸——妈妈——弟弟——”没有人答应我，我顺着十八梯往较场口方向爬，石梯上到处都是尸体和残肢。右边的观音岩防空洞口，不少防护团员在搬尸。走近一看，天啊，那尸体堆成了两座山!后来才晓得，那防空洞口被炸塌了，封死了洞口。

　　正走着，我突然看到了邻居“傅草药”的儿子傅二娃，他正拖着个死人往上走。我喊了他，他看着我，半天没回过神，突然丢下死人，跑过来紧紧抱着我号啕大哭：“我的爸死了，我的妈也死了，我家只剩我一个了!”我急切地问他：“我的爸妈呢?我的弟弟呢?”他告诉我，我们那条街的人几乎全死光了，有的是被炸死的，有的是被巨大的气浪高高掀起摔死的，有的是被垮塌的房屋压死的，还有的是被火烧死的。他还告诉我，是他救了我，原来炸弹爆炸时，我被巨大的气浪掀到了数十米远，落在了一个铺面门前搭的布棚上，昏死了过去。日本人的飞机飞走后，傅二娃和另几名防护团员挨家挨户找有没有活着的人。发现我躺在软棚上，脖子上有一个洞，流出的血已经结了块。他们发现我还有口气，便把我背到了仁爱堂。

　　我再也见不到我那苦命的爸妈和可怜的弟弟了，这笔账，我要永远算在日本法西斯身上!

　　轰炸中遇难的市民

　　惨绝人寰，终生难忘

　　我和傅二娃哭累了，眼泪也哭干了。我跟着他来到防空洞口。那真是一个死尸场啊!尸体多得无法计数!我恐惧得瞪圆眼睛，现在想起来，脑袋马上就大了!傅二娃说拖了一天一夜还没拖完。

　　我到了较场口一看，景象更惨。整个较场口坝子都铺着尸体，哭声一片。靠老衣服街的一堆尸体前，有30多人在认尸、领尸，哭声一片。靠中兴路边停着四五辆大卡车，许多防护团员和士兵正将无人认领的尸体搬上卡车拉走。靠东面一帮人正在清理尸体，如果尸体身上有证件的，就登记;没有证件的就计个数。坝子中间有穿白大褂的人在对刚拖上来的尸体进行检验、分类……这些尸体后来被拉到江北沙嘴，在民生公司造船厂旁边的青草坝挖了一个“万人坑”埋在了那里。后来长江涨水，“万人坑”靠近江边，又是沙土，好多尸骨都被水冲走了。不过，现在青草坝那儿还有个大坑，到处都见得到白骨。听说有关部门准备在那儿修一个“重庆大轰炸死难同胞纪念碑”。

　　据说，十八梯防空洞本不该死那么多的人。这个防空洞有两个洞口，一个在十八梯观音岩，另一个在老衣服街附近。当时防空洞内人满为患，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两个洞口都遭到了轰炸。靠近洞口的人一听到爆炸声，就拼命往里挤，而洞里又没有什么空隙，挤死、踩死了一些人。就在这时，老衣服街那边的洞口的房子被炸塌并燃起熊熊大火。火光冲天，洞口又被倒塌了的房子堵塞住，少数挤出洞口的人，也被大火烧死。后来，垮塌的房屋将洞口堵死，浓烟钻进洞去，这边的人就拼命往十八梯洞口挤，而十八梯又是受害最严重的地区。这样一来，上万人挤成一团，洞内的温度越来越高，气不流通，氧气越来越少，大多数人就这样被活活地闷死、挤死、憋死在洞中。地上积满了汗水、尿和血。

　　大轰炸，把昔日热闹繁华的重庆炸成了一个烂摊子。除了炸弹轰炸，燃烧弹焚烧外，还有机枪不停地扫射。日本飞机所过之处，房屋几乎没有一间是好的，躲在屋中的人十有八九只有死路一条，有许许多多都是整家死光了的啊!

　　轰炸后，重庆市区变成一片废墟

　　开针线铺的刘新云，一家7口人，全部被炸死，房子也被烧成了灰烬。

　　“傅草药”一家除参加防护团的儿子当时活了出来外，其他4口连同草药铺连影子都没找着。

　　罗家染坊是当时十八梯最大的染坊。丈夫、儿子和5个伙计，全部炸死，连染坊的锅都塌了，上面还挂着人肠子。

　　那些天，整个重庆到处是死人，到处在冒烟，到处是火光。

　　朝天门的糖库烧了4天还没有熄火，白糖、红糖烧化了流得遍地都是。

　　太平门泰古公司的煤油、汽油烧红了半边天。

　　储奇门的粮仓和药材站烧了整整一个礼拜，药味久久不散，遍地都是焦米。

　　5月4号，27架日机再次轰炸重庆。那天中午，当警报拉响时，逃难的人们蜂拥着出城。当时南纪门有个城门洞，成千上万的人往洞口挤，混乱中，有近40人被踩死，好多都是老人、娃娃和妇女。

　　南区马路有许多拐弯处，有很多人躲在那里，4号这天有近百人被日本飞机俯冲下来用机枪扫死。

　　储奇门的轮渡码头当时是个露天交易市场。日本飞机轰炸时，几百人没地方躲。一枚炸弹落在竹子市场的人群当中，炸飞的烂衣服，人肠子、断手断腿挂在竹子上，血淋淋的，十多天都没收拾完。

　　那时，整个重庆成了一个偌大的坟场。房上、树上、岩坎上到处都见得到挂着的、躺着的尸体、残肢，长江里随时能看到漂浮的死人。

　　看到这一幕，我想起了我慈爱的父母和可爱的弟弟，想起我的那些勤劳善良的邻居，想起昔日的温馨和笑声，我没有哭，只有恨!我恨不得变成一发炮弹，冲上天去把日本强盗的飞机炸个稀巴烂!

　　我在仁爱堂医院呆了4个月，医院伤员住得太多，我不得不含泪离开那里，然后就流落街头，和许许多多在大轰炸中失去父母和家园的孤儿一样，变成了沿街乞讨的小叫花儿。我捡过烟头撕开卖烟丝，我也为别人挑水挣钱，我睡过屋檐边，桥洞里，还在马家岩河边的洞里度过了半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被一个戏班子收留，开始学唱戏。解放后，1950年，共产党送我上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从此结束了那段悲惨的生活。

　　后来，我去找过救我性命的傅二娃，据防护团的他同伴说，他早死了，如同他家其他亲人一样也是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的，炸飞了差不多半个身子，但是眼睛却睁得圆圆的……

　　1998年，重庆大轰炸纪念日，我专程又来到十八梯，听着“呜——呜——呜”曾经熟悉、恐惧的声音，我的心像刀割一样，禁不住老泪直流……近60年了，我的心依然没有平静。我不晓得，那些埋在地下的成千上万的死难者的冤魂，是否和我一样，也没有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