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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回忆:惨绝人寰的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
来源:重庆党史   2019-05-14 11:09:55

        1939年5月3日、4日,日机对重庆最繁华的城区实施无差别轰炸,炸死3991人,几千个家庭在轰炸中家破人亡,重庆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遭到空前浩劫。五三、五四大轰炸幸存者李朝荣为你讲述那段令人悲痛欲绝经历。

  日本记者在轰炸机上拍摄的空袭重庆照片

  轰炸前夕,一片恐慌

  1939年,日本人的飞机轰炸重庆时我还不满15岁。

  我家当时住在重庆十八梯双桅子巷。当时,十八梯一带没有自来水,全家靠父亲给别人挑水换钱勉强度日。母亲常年在当铺里给别人缝衣服补贴家用。生活虽然贫穷,但在那年月,能有个稳定的生活环境已经很不容易了。

  1938年开春那阵,就听说日本人的飞机要来炸重庆。日本占领上海、南京后,重庆方面也一天比一天惊慌起来了。保甲长开始挨家挨户筹钱准备挖防空洞。随后又成立了防护团,属于民间组织。那阵子,大家都很团结,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加上缺乏物资、经费、技术和人力,所挖的防空洞和防空壕很少,根本无法满足广大市民的需要。当时最大的防空洞要算十八梯旁边的观音岩洞。那时要进防空洞,每人要交10块钱办“防空证”。只有少数有钱人家才交得起。

  为预警空袭,防护团和防空部队在许多高地都搭起一个架子,上面套上几根绳子,每根绳子上挂着个灯笼,有红色和绿色两种,类似于现在的红绿灯,只是要大很多,直径有1米多长。得知日本飞机飞来时,在预袭警报拉响的同时,架子上就挂出1个红灯笼。空袭警报拉响时,架子上就挂出2个红灯笼。紧急警报拉响时,架子上就挂出3个红灯笼。当日本飞机飞到重庆市区上空时,3个红灯笼将同时放下,如空袭警报解除或两次轰炸的间隙时间较长时,架子上就会挂出1个绿灯笼,人们可从防空洞出来透透气,休息一会儿。

  1939年“5·3”“5·4”之前,日本人的飞机已开始了对重庆的轰炸,但每次时间都不长,飞机数量也不多,投弹时也飞得高,炸弹只是朝着那些高烟囱、高房子等明显的建筑物丢,然后转身就跑。

  经过好多次的躲躲藏藏,大家从高度的恐惧、害怕,到麻木,一些人认为轰炸也就那么回事,等到3个红灯笼都挂起时才找地方躲。

  5月3号那天天气很好,日本鬼子的飞机说来就来,从预袭警报拉响到3个红灯笼挂出,大概也就10多分钟。以前的轰炸,我们一家人和邻居差不多都躲过了,可这次却没能躲过。

  市民进防空洞躲避轰炸

  家毁人亡,成了孤儿

  5月3日下午一点半过,三长两短的空袭警报突然拉响,较场口的架子上很短时间内便接连挂出了3个红灯笼,人们开始四处躲藏。但是这次日本人的飞机来得太快了,两点钟还不到,就已经临头了,黑压压的一大片,像老鸦一样,飞得很低,很快就响起了炸弹的尖啸声。

  江对面洋石灰厂的烟囱在那时是重庆比较高的建筑。飞机来时它还在冒烟,那儿开始丢炸弹,一路丢了过来。人们哪见过那阵势,都吓懵啦。这时,满街的人有的冲向防空洞,有的跑进屋子去躲藏,尖叫声、哭喊声、爆炸声震耳欲聋。

  警报响起的时候,我父亲正挑了一担水走在街上,母亲也还在当铺缝衣裳,我在家煮好饭,正等着父母和在外玩耍的弟弟回来。飞机临头时,父亲搁下水桶高喊着母亲往家里跑。我站在门口大声喊着弟弟。

  父母冲进屋里,像往常躲飞机一样,把吃饭用的大木桌抬到里屋,把家里所有的棉絮铺在桌子上。不远处传来炸弹的爆炸声和尖啸声,大地在剧烈地抖动。善良心细的父亲正扯着一张篾席,搭在桌上的棉絮上,他担心轰炸时,震落屋顶的尘土,搞脏了棉被。母亲听说弟弟还在外面,慌忙往外冲,想出去寻找。我急忙拦住母亲:“妈妈,我去找!”母亲说:“快去快回!”父亲道:“找不到也快回来!”我迈出门坎时听到父亲的吼声,下意识地回了一下头,看见父亲拉着母亲的手往桌子下面钻……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们的情形,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刚冲出大门的一刹那,就听一声巨响,地皮一抖,眼前一黑,一股巨大的热浪从后面推来,自己好像在飞,然后便什么都不晓得了……

  8小时后,当我醒来时,已躺在了仁爱堂医院的病床上。仁爱堂医院是当时英国人建在重庆的一所红十字救济医院,我又痛又饿,哭喊着要爸爸、妈妈。有个护士给我端来一杯糖开水和一个面包。我才发觉自己的脖子上缠着纱布,一阵阵发痛。护士告诉我,我的后颈上戳了酒杯大的一个洞,流了好多好多血,多亏有个小防护团员把我背来,不然早没命了。

  仁爱堂医院每间屋子每尺过道都是伤员,有的缺腿有的缺胳膊,到处都是血迹,哭声、叫声、喊声从早到晚不停息。有些受伤的,抬到医院不久就死了。医院东侧的一间停尸房太小,里面的尸体像粮店堆麻布口袋一样,从墙角的地下一直摞到屋顶。看到那情景真是惨得很啊!

  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大约只有两三岁,防护团送来时,她满肚子都是血,也不知伤在哪儿,一名护士给她救治时,她眼睛睁得大大的,白白胖胖的小嘴对着护士直叫“妈妈,我痛,妈妈,我痛啊……”不一会,我亲眼看见小女孩闭上了眼睛。

  吃了饭,喝了水,我急着要找爸妈和弟弟,就偷偷地跑了回去。从仁爱堂到十八梯,10多分钟就可以跑到。可我转了大半天,也没有找到家。哪还有什么家?留在那儿的是一个大坑,整个十八梯一片废墟。

  我绝望地哭着喊着:“爸爸——妈妈——弟弟——”没有人答应我,我顺着十八梯往较场口方向爬,石梯上到处都是尸体和残肢。右边的观音岩防空洞口,不少防护团员在搬尸。走近一看,天啊,那尸体堆成了两座山!后来才晓得,那防空洞口被炸塌了,封死了洞口。

  正走着,我突然看到了邻居“傅草药”的儿子傅二娃,他正拖着个死人往上走。我喊了他,他看着我,半天没回过神,突然丢下死人,跑过来紧紧抱着我号啕大哭:“我的爸死了,我的妈也死了,我家只剩我一个了!”我急切地问他:“我的爸妈呢?我的弟弟呢?”他告诉我,我们那条街的人几乎全死光了,有的是被炸死的,有的是被巨大的气浪高高掀起摔死的,有的是被垮塌的房屋压死的,还有的是被火烧死的。他还告诉我,是他救了我,原来炸弹爆炸时,我被巨大的气浪掀到了数十米远,落在了一个铺面门前搭的布棚上,昏死了过去。日本人的飞机飞走后,傅二娃和另几名防护团员挨家挨户找有没有活着的人。发现我躺在软棚上,脖子上有一个洞,流出的血已经结了块。他们发现我还有口气,便把我背到了仁爱堂。

  我再也见不到我那苦命的爸妈和可怜的弟弟了,这笔账,我要永远算在日本法西斯身上!

  轰炸中遇难的市民

  惨绝人寰,终生难忘

  我和傅二娃哭累了,眼泪也哭干了。我跟着他来到防空洞口。那真是一个死尸场啊!尸体多得无法计数!我恐惧得瞪圆眼睛,现在想起来,脑袋马上就大了!傅二娃说拖了一天一夜还没拖完。

  我到了较场口一看,景象更惨。整个较场口坝子都铺着尸体,哭声一片。靠老衣服街的一堆尸体前,有30多人在认尸、领尸,哭声一片。靠中兴路边停着四五辆大卡车,许多防护团员和士兵正将无人认领的尸体搬上卡车拉走。靠东面一帮人正在清理尸体,如果尸体身上有证件的,就登记;没有证件的就计个数。坝子中间有穿白大褂的人在对刚拖上来的尸体进行检验、分类……这些尸体后来被拉到江北沙嘴,在民生公司造船厂旁边的青草坝挖了一个“万人坑”埋在了那里。后来长江涨水,“万人坑”靠近江边,又是沙土,好多尸骨都被水冲走了。不过,现在青草坝那儿还有个大坑,到处都见得到白骨。听说有关部门准备在那儿修一个“重庆大轰炸死难同胞纪念碑”。

  据说,十八梯防空洞本不该死那么多的人。这个防空洞有两个洞口,一个在十八梯观音岩,另一个在老衣服街附近。当时防空洞内人满为患,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两个洞口都遭到了轰炸。靠近洞口的人一听到爆炸声,就拼命往里挤,而洞里又没有什么空隙,挤死、踩死了一些人。就在这时,老衣服街那边的洞口的房子被炸塌并燃起熊熊大火。火光冲天,洞口又被倒塌了的房子堵塞住,少数挤出洞口的人,也被大火烧死。后来,垮塌的房屋将洞口堵死,浓烟钻进洞去,这边的人就拼命往十八梯洞口挤,而十八梯又是受害最严重的地区。这样一来,上万人挤成一团,洞内的温度越来越高,气不流通,氧气越来越少,大多数人就这样被活活地闷死、挤死、憋死在洞中。地上积满了汗水、尿和血。

  大轰炸,把昔日热闹繁华的重庆炸成了一个烂摊子。除了炸弹轰炸,燃烧弹焚烧外,还有机枪不停地扫射。日本飞机所过之处,房屋几乎没有一间是好的,躲在屋中的人十有八九只有死路一条,有许许多多都是整家死光了的啊!

  轰炸后,重庆市区变成一片废墟

  开针线铺的刘新云,一家7口人,全部被炸死,房子也被烧成了灰烬。

  “傅草药”一家除参加防护团的儿子当时活了出来外,其他4口连同草药铺连影子都没找着。

  罗家染坊是当时十八梯最大的染坊。丈夫、儿子和5个伙计,全部炸死,连染坊的锅都塌了,上面还挂着人肠子。

  那些天,整个重庆到处是死人,到处在冒烟,到处是火光。

  朝天门的糖库烧了4天还没有熄火,白糖、红糖烧化了流得遍地都是。

  太平门泰古公司的煤油、汽油烧红了半边天。

  储奇门的粮仓和药材站烧了整整一个礼拜,药味久久不散,遍地都是焦米。

  5月4号,27架日机再次轰炸重庆。那天中午,当警报拉响时,逃难的人们蜂拥着出城。当时南纪门有个城门洞,成千上万的人往洞口挤,混乱中,有近40人被踩死,好多都是老人、娃娃和妇女。

  南区马路有许多拐弯处,有很多人躲在那里,4号这天有近百人被日本飞机俯冲下来用机枪扫死。

  储奇门的轮渡码头当时是个露天交易市场。日本飞机轰炸时,几百人没地方躲。一枚炸弹落在竹子市场的人群当中,炸飞的烂衣服,人肠子、断手断腿挂在竹子上,血淋淋的,十多天都没收拾完。

  那时,整个重庆成了一个偌大的坟场。房上、树上、岩坎上到处都见得到挂着的、躺着的尸体、残肢,长江里随时能看到漂浮的死人。

  看到这一幕,我想起了我慈爱的父母和可爱的弟弟,想起我的那些勤劳善良的邻居,想起昔日的温馨和笑声,我没有哭,只有恨!我恨不得变成一发炮弹,冲上天去把日本强盗的飞机炸个稀巴烂!

  我在仁爱堂医院呆了4个月,医院伤员住得太多,我不得不含泪离开那里,然后就流落街头,和许许多多在大轰炸中失去父母和家园的孤儿一样,变成了沿街乞讨的小叫花儿。我捡过烟头撕开卖烟丝,我也为别人挑水挣钱,我睡过屋檐边,桥洞里,还在马家岩河边的洞里度过了半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被一个戏班子收留,开始学唱戏。解放后,1950年,共产党送我上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从此结束了那段悲惨的生活。

  后来,我去找过救我性命的傅二娃,据防护团的他同伴说,他早死了,如同他家其他亲人一样也是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的,炸飞了差不多半个身子,但是眼睛却睁得圆圆的……

  1998年,重庆大轰炸纪念日,我专程又来到十八梯,听着“呜——呜——呜”曾经熟悉、恐惧的声音,我的心像刀割一样,禁不住老泪直流……近60年了,我的心依然没有平静。我不晓得,那些埋在地下的成千上万的死难者的冤魂,是否和我一样,也没有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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