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重庆消防队
来源：百度百科   2019-05-29 11:07:30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被迫西迁至渝，继续坚持全民抗战。为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打击抗战中枢目标，日寇对重庆实施长期的战略轰炸。面对法西斯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重庆消防队员们利用简陋的消防设备，用血肉之躯筑成一道新的长城，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不屈不挠的消防壮歌，铸就了一座永恒的历史丰碑!

　　据《重庆防空志》不完全统计，在5年半时间里，日寇飞机轰炸重庆203次，出动飞机9166架次，投弹17812枚，给山城军民及房屋财产带来巨大损失。

　　日机肆虐重庆上空

　　由于国力军力所限，重庆的积极防空能力(空中拦截)也极其有限，难以有效阻止日机对战时首都的轰炸，于是消极防空(空袭后救灾)就上升为极为显著的位置。为抗击日寇飞机对重庆进行的一系列“地毯式轰炸”、“无区别轰炸”、“疲劳轰炸”、“月光轰炸”，重庆市建立了一支8000余人的消防队伍，成员由消防警察和义勇消防人员组成。义勇消防队员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志愿者”，他们平时是生意人、是公司小职员、是力夫、是大学生，一旦发生火情，他们就冒着生命危险，时时刻刻战斗在灭火抢险第一线。

　　七十多年前，即上个世纪30年代，重庆全部消防设备只有2架18米(60英尺)的升降梯和六七辆老式消防车，此外就是扯梯、沙铲、撩钩、斧头、水桶之类，要完成灭火任务只能是杯水车薪，捉襟见肘，消防救火工作主要依靠人力。

　　为了弥补消防器材的不足，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轻便的“洋龙”。这是一种人工手摇式简易机械灭火器，将水装入水箱，人力抽动水枪射出。在投入使用时，但是山城坡陡街巷崎岖狭窄，靠轮子转动的“洋龙”无法推着爬坡上坎，只有将火龙的轮子去掉，请“洋龙”坐上滑竿，由队员抬着奔赴火场。以免因行动迟缓耽误了灭火时机。

　　除了喷射水源，另外就普遍采用投掷沙包灭火。1940年8月20日，蒋介石亲笔书写了一条“消防手令”：“如救火徒恃水量恐不济事，应设法多备沙包……此种沙包应分备堆置于市内重要地点，在尚未被炸区域内分几个单位，如东西南北中各个单位堆储…… 但沙包小数无济于事，必竭力设法，由市政府及各机关甚至到外县多方收买，多费几钱不妨也。”这一纸当时最高军政长官的手令足以见证当年重庆消防设备的尴尬。

　　由于自来水也经常被炸断，市民百姓众志成城，主动援助，实行人海战术，自发而熟练地用脸盆、水桶、沙袋组成一条条水龙沙龙进行扑救，有效地控制火焰蔓延。

　　经过无数次锤炼，重庆消防的灭火技能进一步提高，除抗战初期的大火未能有效控制外，其余大多数火灾都能很快扑灭，使受灾损失降低到最小限度，为抗击日寇对重庆无休止的大轰炸，维护战时首都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

　　那年月重庆的建筑多为木质结构，日机轰炸时每次都投下大量的烧夷弹，使繁华市区变成一片火海，日本强盗企图以炸弹和火魔，摧毁重庆人民的抗战意志。尽管烈火肆虐，吞噬街市，余烬热浪，煎灼烤炙，抗战军民扑灭大火的意志始终坚如钢铁。在抢险救灾中，他们奔走于弹雨之下，驰骋于火窟之中，出生入死，救死恤难。每次日机袭渝，投弹甫毕，哪里出现火情，消防队员就以最快的速度奔向哪里。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消防工作，直到大火扑灭为止，使人民灾害赖以减少，后方元气多所保全。

　　消防队全力灭火

　　1940年4月，宋庆龄刚住在两路口新村的黄园安顿下来。傍晚即遭受日机空袭，炮弹命中了她房屋左侧的木房，霎时间燃起熊熊大火。巨大的火头凭借风势向宋庆龄居住的房屋蔓延，周围皆是夹壁墙，见火就着，烈焰熊熊，无情地吞噬着街道边的幢幢房屋，任凭义勇消防队用水龙拼命喷射水柱，火势仍不衰减。消防队员们只得狠心拆除了邻近的两幢木屋，确保了宋庆龄住房安然无恙。使她第二天如期赶到国际广播电台，与宋霭龄、宋美龄一道，同台对外广播，用华语和英语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狂轰滥炸重庆的滔天罪行。

　　新闻界对于敌机轰炸后惨绝人寰的景象和我军民的反轰炸斗争作了全面及时的报道，1940年6月13日重庆《新民报》报道： “敌机昨天狂炸市区，他还带着无数的慢性炸弹(定时炸弹)，每经过一条街，可以看到‘此地炸弹未炸’等字样。……防护人员奋不顾身扑救火焰。在XX街的大火中，我们看见救火员英勇负伤，可是他们还是拼命的在干着。防护团和救护人员在未‘解除’早已出动，在XXX的防空洞被塌下，他们在敌机临头下频频出动，终于在20分钟内将所有人员一律救出。”

　　《新华日报》写道：“敌机滥炸重庆市区，投下巨量之烧夷弹，唯灾情并不惨重，其所以然者，战时消防总队全体人员之英勇服务与有力焉。渠等均来自民间，且大半为义务职，其勇于工作之精神，实值敬佩。盖每次敌机来袭，投弹甫毕，各区消防队员即以最迅速之行动，冒一切危险驶赴灾区从事工作。”(《新华日报》1941年6月3日)

　　1940年8月19和20日，日寇在24小时之内连续4次轰炸重庆，造成了自去年“5.3”、“5.4”大轰炸以来最严重的灾难。被炸区域远远超过了那两次的范围，大火从半岛顶端的朝天门向城内蔓延，通过城内持续烧到城外的两路口，城中共有38处燃起大火，火焰熊熊，似乎整个山城都在燃烧，黑烟笼罩了全城，连夏日的骄阳也显得黯淡了。

　　空袭尚未解除，消防队员即赶往火灾现场灭火。被炸碎的瓦片砖头、破烂的屋梁和木板，甚至整堵的墙垣散落在大地，仿佛有只可怕的恶魔大手肆虐而过。几十台人力灭火机和数千名消防队员和工兵在废墟上忙来忙去，就像一群蚂蚁在被捣毁了的蚂蚁窝上爬来爬去，冒着生命危险，舞动手中简陋的工具与法西斯火魔顽强搏斗。

　　一批日前到渝的中央政治学校高等科的学员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灭火抢险的队伍之中，豋房拆屋，协助灾民从火场中抢救出物品家具，将伤员送往医院及时抢救(《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警察局消防队分队长王海元、徐剑在第一批轰炸后冒险抢救火灾，不幸于最后一批日机轰炸时，被炸殉职。

　　《新华日报》在大轰炸的第二天，使用了黑体通栏标题：“火!火!火!漫天大火，遮天蔽日!”记者无限深情地写道：“我们的水龙是那样的少，我们救火的设备是那样的贫弱，然而我们有的是伟大的人力。多少人忘记了生命危险在火舌上窜来窜去，我们即使不能立时扑灭火源，但我们一定要阻止它的燎原，消防队员们正在用自己身上的汗水和为烟熏出了的泪水一起放到阻止恶火的蔓延上去。我们眼看着许多房屋，许多身家财物，以及多少颗不宁静的心得救了。”(《新华日报》1940年8月20日，)

　　《中央日报》对群众抢险救灾作了高度评价：“服务空袭的人员，于敌机尚未飞离市空以前，即行出动，或任救护，或任医疗，或任消防，其冒险精神，即为我国固有的侠义的结晶。猛火之中，危墙之下，救死扶伤，不遗余力。故能于极短期内，扑灭烈焰，免其蔓延，又能于警报解除后数十小时之中，整理被炸区域，恢复交通。” (《中央日报》1941年7月3日)

　　在重庆反轰炸斗争的5年多时间里，消防队员出上千次，在编消防官兵中，有81名因公殉职，牺牲在灭火现场。除前面提到过的徐剑、王海元外，还有大队副钟青云，中队长陈国元，分队长李国录，队员徐海模等人，宋左清、陈云清等数十名队员受伤致残。许许多多不在编的义勇消防队员伤亡无法统计。

　　为了表彰烈士功绩，抚慰逝者英灵，由当时的重庆市长张笃伦、警察局长唐毅、知名人士胡子昂等与社会各界共同发起，于重庆首届消防节期间，在中央公园(现为人民公园)竣工落成一座“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此碑保存基本完好。为长方形石碑，通高7.34米。碑身正面镌刻“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竖排楷书12字，字径0.3米。碑身左面镌刻“重庆市各界建碑委员会立”竖排楷书11字，碑身右面镌刻“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八月十九日建”竖排楷书14字。碑身下部与碑座相连接处镌刻有“建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记”、“发起人”碑记、“抗战殉职人员姓名”碑记等三幅。

　　国民政府制作了消防抗战纪念章，其中甲级消防抗战纪念章为铜质镀银，通径4.8厘米，正面中间铸有醒目的红色“V”字符号，象征着抗战胜利，并刻有黄色五角星和梅花图案;背面镌“消防抗战纪念章”、“甲级”、“重庆市战时消防总队”等详细铭文。这些颁发给在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过程中，积极进行抢险灭火的有功人员的奖章，也是重庆大轰炸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