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披露！重庆大轰炸“六五大隧道惨案”，为死难同胞默哀！
来源：山城君   2019-08-03 15:05:02

　　1941年6月5日，日本飞机轰炸重庆市的大隧道，死伤了很多很多人，所以，称为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

　　翻开日本飞机轰炸重庆的历史，找到“六五”大隧道惨案的史料，那一幕幕尸横遍野，尸体堆积如山的悲惨场景，无不使人悲泪即下……

　　在1941年6月10日的《新华日报》第一版上，有一篇记者华岗的报道《日本飞机轰炸重庆大隧道》，文章全文如下：

　　本报讯1941年6月5日18时18分，日本飞机24架分三批经湖北宜都、松滋等地突然夜袭重庆。在重庆市区上清寺、中三路、两路口、大田湾、黄家垭口、观音岩、神仙洞、七星岗、通远门、巴县中学、南岸弹子石、玄坛庙以及江北等地投下爆炸弹82枚、燃烧弹13枚，直到晚上23时27分才解除警报，日机空袭长达5个小时零9分钟。

　　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轮番轰炸重庆市，看那架势大有要把重庆炸为平地的样子。当时由于正是傍晚，进城的人和不属于在该洞躲避的人，在发布紧急警报后急不暇择。于是就近躲避，该洞管理人员也没有检查核对凭证，尽量收容，致使四通八达的校场口一带大隧道人数大量超过规定数量。

　　恰好这时该段大隧道的通风和发电设备虽已装备完工，但是因国民党防空司令部尚未办理验收手续，故发电机和通风机都没有开动。

　　半小时之后，洞内呼吸困难，发生骚乱，油灯先后熄灭，人们大呼小叫，妇孺哭泣。这时日本飞机一批、二批、三批先后在空中盘旋，防护团奉命不准人们在紧急警报没有解除之前出洞。

　　这时洞内的人想出来换换气，拼命往外挤，而洞口的人为了躲避轰炸又拼命的往洞内钻，军警吹口哨、奏号也不顶用。人们拥挤中纷纷跌倒，互相踩踏，加之空气缺乏，呼吸困难。因为当时没有及时对市民进行有序的疏散，造成大量市民拥向公共防空洞(也就是十八梯大隧道)。

　　正由于管理隧道的宪兵及防护人员紧锁栅门，不准隧道内的市民在敌机空袭期间出入隧道，因此，在隧道内长达10个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躲避空袭的民众因通风不畅被活活闷死，造成骇人听闻的防空大隧道窒息大惨案。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的情形。从这一篇报道中我们不难看出：(一)日本飞机轰炸重庆的狼子野心;(二)当时国民政府防空司令部的管理不善;(三)慌乱的群众没有组织人员做疏导工作。正因为如此，造成拥挤、踩踏、窒息大惨案。

　　《重庆文史资料》记载的“六·五”惨案

　　《重庆文史资料》第31辑上发表了当时重庆的《新民报》记者陈理源先生写的回忆文章《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采访记》。

　　这一篇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如何处理“六五“惨案的全部情况：

　　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国民政府的防空司令部立即发布公告：“宣称死亡461人，重伤291人”。但是，当时经历过的目击者认为，大隧道的死伤人数远远不止这些，国民政府防空司令部欺骗老百姓，致使民怨沸腾，舆论哗然。

　　就在第二天我们《新民报》派我亲临现场，我亲眼看到尸骸累累并向附近居民了解情况后，深深感到防空司令部难免没有“以多报少”的行为。

　　于是我回到报社后便与《新民报》主持人陈铭德先生等谈及此事。陈铭德在当时是“民意机关”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的驻会委员之一，恰好该会根据各方面情况的反映，决定举行驻会委员会议，讨论这一惨案的有关问题，出席者有议长康心如，驻会委员陈铭德、温少鹤、宁芷邨、漆中权、王鸣岗等。会议由康心如主持。

　　这次会议经过讨论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肇事之原因及其真实情况，请市政府迅予查明，报告本会;二是：肇事责任究竟谁属，应请政府严加惩办;三是：请市政府严加注意，勿使今后再有此类事件发生;四是：善后办法及死伤者抚恤，请政府从优办理。

　　以此同时，当时一贯以关怀人民祸福为己任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及时在6月7日进行了专题报道，并用大字标题谓：《前晚空前惨剧，各方极为重视，市参会请惩办肇事者》。

　　但是，当时皖南事变的余波尚存，国民党当局对《新华日报》仍压迫、摧残不已，禁止它对此案发表评论。

　　《新华日报》忍无可忍，用刊登“本报启事”的方式，于8日向读者作了揭露和控诉：“关于防空洞惨案，6日本报遵命不作评论，而7日各报对此都发表意见，本报即撰写时评一则，又奉命免登。特向读者致歉!”

　　被当局控制较松的《新民报》，在陈铭德与总主笔罗承烈等的商议后，由罗承烈执笔撰写社评发表，要求当局“查明真相，让民众不受蒙蔽，使死者得以瞑目。”

　　国民政府对防空负责人的处理

　　重庆“六·五”惨案，给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和伤害，那么国民政府对防空负责人是怎样处理的呢?《新民报》记者陈理源的文章介绍说：

　　国民党最高当局为平息民愤，命令将防空司令刘峙、副司令胡伯翰、重庆市市长吴国桢等“革职留任”，责成他们“一面赶办救济抚恤事宜，一面迅即改善防护设备。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并下令组织特种审查委员会，对死伤人数及原因进行审查，另外成立防空洞工程技术改进委员会、防空洞管理委员会，以改进防空洞设施及管理工作。

　　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国民党参政会主席团成员张伯苓、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康心如、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行政院代理秘书长蒋廷黻、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监察院秘书长程沧波等七人，以吴铁城、张伯苓、康心如等三人为主席团。防空洞工程技术改进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为陈立夫，副主任委员翁文灏、委员曾养甫、徐恩曾、顾毓輪、吴华甫、谢元模、孙越崎、章天铎、蔡邦霖等八人。防空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为谷正纲，委员有刘峙、陈访先、贺国光、吴国桢、胡伯翰、唐毅、庞京周、梅贻林等八人。

　　“六·五”大隧道惨案审查委员会以将近20天的时间，组织专家到出事隧道勘测，向运送尸体的驳船公会及船户，掩埋尸体的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所属抚济组掩埋股……等有关单位调查后，于7月3日公布《审查报告》谓：“本案死亡人数，本会认定以992人为最准确数(其中有儿童151人)，本案因重伤送入各医院者计151人。”由此可见，防空司令部前所公布的死亡人数，比审查委员会所查明的数字少得多。

　　经查明造成惨案的主要原因，审查报告指出：“第一为事前的隧道工程设计与设备不良，其次为平时与临时管理无方。防空工程之主管与防护最高负责机关，平时及临时之配套指挥，不能辞其咎。”

　　据此，蒋介石就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免去刘峙所兼防空司令职务，另派重庆警备司令贺国光兼任防空司令;对重庆防空司令部工程处副处长谢元模，则给以“玩忽职务，着即撤职”的处分。所谓“惩办肇事负责者”敷衍了事，不过如此而已!

　　各说不一的死亡人数

　　重庆“六五”惨案发生后，为了不扩大影响，国民党当局实行新闻封锁，当时舆论界和民间传言，关于重庆“六·五”惨案中的死亡人数，各说不一。

　　当时一段时间内先后披露于报端的即有“死亡近万人”、“死亡近千人”、“死亡万余人”等说法，社会传言各说不一。

　　1941年6月6日，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国民政府的防空司令部立即发布公告：“宣称死亡461人，重伤291人”。

　　当时重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披露的死亡人数和防空司令部公布的死亡人数基本相符。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新华日报》等报刊，在1941年6月26日披露的是：死亡人数992人，其中儿童151人，重伤送入医院者151人，轻伤者不计其数。

　　据1941年6月29日的《商务日报》和《新蜀报》报道，死伤人数为2500人。

　　据1941年6月30日的《群众周刊》、《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等报道，死伤人数也是2500人。

　　而真正死伤多少人呢?据人民网报道：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史料整理与研究”课题组公布了首批死亡人数为635名，(文章标明是首批，说明还有二批、三批、四批等)同时公布了重庆“六五”大隧道窒息惨案遇难者名单，详细记录了遇难者的姓名、籍贯和住址等。

　　除少数遇难者年龄不可考查外，公布的名单中以年轻人居多，近40%的遇难者不到20岁，共246人。其中，有119名遇难者年龄在10岁以下。更让人痛心的是24名遇难者仅1岁，18名遇难者才2岁。究竟死亡伤残多少人当时根本无法统计，至今仍在研究之中。

　　1941年6月30日，《国民公报》的记者周本渊是这样报道的：

　　本报讯6月5日9时许，日本飞机轰炸重庆大隧道，市中区居民因无思想准备，听到警报拉响后慌慌张张，又没有单位组织及时疏散群众。于是，群众如潮水般地拥向公共防空大隧道中，洞内避难人数比往常增加了几倍，达到万余人，洞内火爆拥挤。管理隧道口的宪兵及防护人员视避难群众如囚徒，紧锁栅门，不准隧道内的市民在空袭期间出入隧道。

　　在长达10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除身处3个洞口较近的近百人得以出洞幸免于难外，其余近万名避难人员因窒息而死。大部分死者因窒息、挤压，踩踏、衣服被撕烂，皮肤变成蓝黑色，面目全非，惨不忍睹。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防空大隧道窒息大惨案。隧道内避难的市民死亡9992人，儿童为1151人，重伤者1510人，轻伤者不计其数。

　　在这场大惨案中的幸存者———几位重庆百岁老人都说：“反正死了很多很多的人，朝天门码头到处都是死尸……”

　　一位灾难幸存者的描述

　　重庆“六·五”惨案中受轻伤者，不计其数。因为他们一出隧道忙于逃命回家，难免踩伤和挤伤，数量简直无法统计。

　　惨案发生后第九天(即6月14日)，《新民报》收到一封惨案幸存者的来信，报社工作人员看后，由《新民报》的编辑张友鸾加上标题，在《新民报》上刊登，如实反映了部分受难者的遭遇：

　　一个受难未死者的来信6月5日6点钟，警报发出时，我在较场口，随身带有法币4000余元，天成美(商店)账簿四本，进十八梯观音岩防空洞避难。紧急警报拉响后，驻守之宪兵及防护团员将隧道大门锁上。第一批敌机投弹后，就觉得心中发慌，心脏好像往下坠，如患急病，很想喝水。即向外走去，但觉有人拉住，不能举步，而仍立在原地。又过了一小时，心中更为发难、难过。忽然有人呼喊救命，第一句声音很高，第二句即转低又细，然后寂然无声。黑暗中总觉得有人在乱咬自己的手，而手多处受伤。洞内的人都挤卧在地下，好像昏昏沉沉睡下了。时而双目流眼泪，口流清口水，时而心境清凉，唯恐已死，暂失知觉。等到警报解除后，经过拉尸队的人把我从石灰市洞口拉出，我还是毫无所知。后来忽然觉得一线光明，才知道自己还活着，同事聂先生、余先生也还活着。于是我们就到附近炭铺内去休息，等待到天明时慢慢回家。但法币与账簿已丢失，目前精神不佳，腹内隐痛。聂先生与余先生人虽未死，但身体浮肿，皮肤发绿，生死难料，刻已下乡调养也……

　　从这一封信不难看出受难民众，因缺乏氧气而遭受窒息的煎熬、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惨状。

　　其实抗战期间重庆发生的大隧道惨案不止这一起，我们从史料上看见：1939年6月11日和1940年8月12日均已死伤了很多的平民百姓。但国民党当局实行新闻封锁，对人民和新闻界的呼吁充耳不闻，致使造成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这一场空前灾难。

　　死难者尸体的处理

　　大惨案发生后对死者的尸体处理说法很多，当时曾有人发表文章说，“有的尸体被抛入长江中冲走”;“有的尸体被窖于市中区边沿的朝天门下沙滩内掩埋”;“有的说堆在朝天门沙滩上发烂发臭”。而真正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惨案发生后，《新民报》的记者陈理源先生受报社之托，前去采访大隧道惨案尸体处理情况。陈先生在《重庆文史资料》发表文章介绍说，他亲自到放置集结待运尸体的朝天门港口码头采访。亲眼看到那凄凉悲惨的场景，不禁潸然泪下，激起人们对日本侵略者的切齿痛恨。

　　关于将尸体抛入长江中和窖于在沙嘴的情况，陈理源先生说既没有目睹也没有耳闻。陈先生采访了解到一部分尸体由死者家属自行择地安葬，其余的全部尸体因家属无力择地或家在外区者，由重庆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运往长江北岸，地名叫黑石子的丘陵之间全部掩埋。

　　我们可想而知，当时的重庆人民被日本飞机轰炸后，亲人已死，房屋毁坏，生活十分艰苦。当时为平民愤蒋介石与参议员一起前往肇事处视察，看望并慰问了死者家属。

　　“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对隧道死难家属中的鳏寡孤独、无人抚养者发放了赈金。老弱残废每人300元，失学幼孤每人200元，到9月7日止，重庆市共发放赈金11万元。

　　愈炸愈勇——全民团结支持抗日

　　日军的无差别轰炸原是想激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没想到,此举激起的是对日军的仇恨。正是这种仇恨,将军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

　　抗战时期，在重庆生活过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在其《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1939年至1941年,重庆的脉搏里跳动着战时全民族的力量……使重庆成为伟大而把各种各样参差不齐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社会的是大轰炸。”

　　一位曾参加重庆大轰炸的日本大本营参谋松前未曾雄战后回忆:“靠轰炸粉碎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不那么容易。”

　　当时，重庆几乎是个不设防的城市，高射炮很少，雷达也没有，几乎没有任何可对抗空袭的装备。重庆的房屋是木质的，日军开始轰炸后，不少主要街道房屋被烧为灰烬。很快，聪明的重庆人掌握了利用城内崖石间大山洞防空袭的技巧。

　　日军采用疲劳战术，飞机一拨拨轮番轰炸,间隔时间往往不足6小时，跑警报成了市民生活的常态,最严重的一次，警报连续响了7天7夜。

　　面对日军的疯狂轰炸，重庆人民没有退却。为生产抗战急需物质,很多工厂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敌军飞机在天上盘旋,地下工厂照样生产。厂房被炸了,就在山洞、隧道里建临时厂房。遭到不同程度轰炸的重庆各大报馆,一面向郊区疏散，一面响应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要求，参加《重庆各报联合版》，在日机狂轰滥炸下坚持出版报纸。

　　《抗战时期陪都体育史料》载,在重庆住了3个月、遭受了40多次轰炸的林无双在“重庆观感”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奇怪的是,战争在拖下去,中国的士气却越来越高,当收复一些城池，空袭后，就有提灯会和游行来庆祝。端午节,照样有成千的人观看龙船比赛，市民依然举行庆祝，照样生活着。孩子们在解除警报后,立即拿起书包到学校去，夜袭以后，人们又在第二天6点或7点起床工作，还有的孕妇在防空洞里生产孩子……”

　　饱受日机轰炸的重庆人民,全民奋起支持抗日。1939年3月，中国空军出版社发起义卖购买义卖号飞机充实国防。当月，重庆各界献金170多万元。之后的1940年，重庆还发起筹献剧人号、记者号、中学生号等一元献机运动。1940年，全国春礼劳军运动,重庆市民踊跃捐款，先后献代金60多万元，并有大量礼品，其他各省市共献代金仅20多万，重庆占了全国总数的75%……

　　当时的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载,患难中,重庆各界人民亲如兄弟姊妹,团结互助。“偏街小巷,电线有未及修复者，家家门口点有太平灯，便利行人。”“过去本地居民对外省籍难胞还有认识上的芥蒂，经过敌机疲劳轰炸后，深感风雨同舟，甘苦与共的珍贵，畛域之见即自然消除了。”

　　英雄之城——感动不少外国政要

　　重庆大轰炸给重庆带来巨大灾难,重庆人民的英勇反抗,不仅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也扩大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大大提高了重庆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重庆由一个僻处内陆腹地的中等城市，一跃成为与伦敦、莫斯科、华盛顿三大城市相提并论的国际名城。坚忍不拔、愈炸愈勇的英雄城市，感动了不少外国政要。

　　1942年6月15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英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盛赞重庆的伟大：自日本开始进侵中国,迄今已有五载……中国仍屹立不移,足以象征中国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决心之重庆，乃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庆乃联合国家所有振奋精神之象征;为独裁者而言，重庆乃无数民众甘冒危险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之束缚之象征。重庆直可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重庆之应成为世界理想中之一项事物,实足无异。

　　1942年7月7日,中国抗战五周年纪念日，英国首相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致电重庆人民：五年中有四个寒暑，中国实际上是单独抵抗侵略，单凭着它的人力和不可征服的精神，对抗侵略者的军队飞机的进攻。中国没有强有力的海军和空军,可是它却经历了足有五十个敦刻尔克而仍然坚定不移!

　　1944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抵渝，罗斯福总统特地委托其携带一幅精美卷轴赠与重庆人民,内书颂词，对重庆人民在大轰炸中表现出的坚毅极尽赞誉之辞：我谨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向重庆市赠送这一书卷，以表达我们对英勇的重庆市男女老幼的赞美之情。在空袭的恐怖中，甚至在这种恐怖尚未为全世界所知悉的日子里，重庆市及其人民一直表现出沉着和不可征服的气概。你们的这种表现,自豪地证明了，恐怖手段决不能摧折决心为自由战斗的人民的意志。你们对自由事业的忠贞不渝，必将激起未来一代又一代人的勇气。

　　向重庆大轰炸战死沙场的烈士

　　惨遭日军残害的无辜同胞

　　致敬!致哀!

　　铭记历史，吾辈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