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剥削战俘劳工造就的商业帝国
来源：搜狐历史   2017-09-10 11:47:25

　　三菱在二战期间使用战俘充当奴隶劳工的日本企业中可谓独树一帜。三菱建造、拥有、使用的地狱航船至少有17艘之多，这些地狱航船将战俘送往既定的目的地。三菱公司使用奴隶劳工的空间范围超过了任何一个日本公司。从本州岛北部地区到泰国的丛林，再到满洲的周边地区，三菱公司都留下了榨取奴隶劳工获得金钱的罪恶足迹。

　　根据日本政府官方的记录，在整个二战期间，三菱公司强征了数千名美国战俘充当奴隶劳工。使用范围非常广，涵盖日本花轮的古老铜矿，细仓、生野的煤矿，名古屋的飞机制造厂，长崎的造船厂，临近三菱重工长崎造船所的钢铁厂，三菱在中国东北建立的一系列工厂，在沈阳建立的大型机床厂，在奉天(今沈阳)建立的满洲皮革厂和纺织厂。

　　三菱还为225英里长的缅泰死亡铁路提供枕木，这条铁路北起缅甸的丹彪扎亚，南至泰国的北碧，这条铁路让很多战俘失去了生命。总共有668名美国战俘在缅泰死亡铁路现场充当奴隶劳工。

　　花轮的尾去泽铜矿已经被持续开采1300年了，三菱公司强迫503名美国战俘在这里充当奴隶劳工。三菱公司在20世纪40年代还在用原始的方法开采铜矿，他们开采铜矿的技术还停留在几个世纪之前。三菱公司将战俘的集中营设在了花轮，位于本州岛北面的群山之中。这座战俘营被编号为仙台第5战俘营，这里关押着从地狱航船能等丸上幸存下来的1035名美国战俘。这艘船是由三菱公司自主建造的，所有权也是三菱公司的，也是由三菱公司运营的。它1944年9月从马尼拉起航抵达日本。(三菱公司还有一艘地狱航船，战俘们给它起了一个绰号叫作“恐怖号”，这艘船的名字叫棒名丸，它载运着1100名战俘前往日本，这些战俘到达日本几周后被分送到细仓煤矿和其他地点充当奴隶劳工。)

　　“矿里又冷又湿，天花板上挂着冰柱。”肯尼斯·卡尔维特回忆道。战俘们不得不走2英里多的山路才能到达矿洞。“山路上有一段路要经过一个风口，这个地方的山体被切割下来，造成了一个人为的山谷，这段山路风大雪乱，战俘们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地抓着一个长管子，以防跌下山路。”卡尔维特说道。在大雪还没有把地面覆盖的那几个月里，战俘们上工的时候沿路搜寻蚂蚱，等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把蚂蚱放到他们的汤里面——说是汤，实际上是带有颜色的水。清汤寡水没有营养，他们用蚂蚱来补充宝贵的蛋白质。三菱公司是不给他们提供午饭的。卡尔维特还亲眼见过三菱公司冷库当中的管道泄漏，氨水直接流进了给战俘装汤的大桶里——三菱公司就用这样的桶给战俘们装汤喝。

　　但是，在花轮战俘营让战俘们记忆最深的还是彻骨的寒冷，战俘营的供暖时间只有两个小时。战俘们偷偷地捡了一些破烂的木头废料放在小小的用铁皮桶做成的火炉里面燃烧取暖，这种情况被看守们发现后，小铁皮桶里的木炭就被取走。“那些日子我简直快要冻死了。”战俘戴维·塞蒙斯(Davicl Summons)说道。

　　“我们简直不想活下去了，”战俘罗伯特·庄士敦(Robert Johnston)咬牙切齿地说道，“我到现在也不待见日本人，尤其是讨厌三菱公司的人。我在三菱公司的战俘营里待了三年半的时间。对于那段经历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总之不堪回首。绝大多数的人是无法想象我们过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在花轮的战俘们为他们所受到的非人虐待愤愤不平，铜矿里的环境也让他们愤怒不已——矿里寒冷不已，因为寒冷导致的肺炎以及持续的饥饿让战俘死亡率很高。当他们得知战争已经结束，他们立即拘捕了战俘营的指挥官朝香敏则(音，Toshinori Asaka)中尉，把他关押起来。战俘们移驻到横滨的时候，也把他带到了横滨，并且将他转移到美国海军的海岸巡逻舰上关押。

　　在仙台第3战俘营关押着250名美国战俘，他们在那边所受到的待遇不比在花轮战俘营的战俘们要好。这个战俘营是为三菱的细仓煤矿服务的，两个战俘营相距并不远。约翰·博斯维尔(John Boswell)得了肺炎，两个星期都是有气无力的。三菱公司的雇员们在他刚刚恢复了一点点的情况下，就逼迫他下矿劳动，而且坚持要让他去，其实他才休息了几天而已。“我实在太虚弱了，连路都走不动，去的路上和回来的路上都是别的战俘抬着我走，”他说，“我们将棚屋叫作冰窖，因为实在太冷了。我们为了取暖把日本人给我的当作枕头的木头给烧掉了。日本人没有给我们肥皂，也不给我厕纸，没有牙刷，也没有牙粉。”

　　1945年8月10日，一个瑞士红十字会的代表抵达了仙台第3战俘营，他告诉战俘们，美军于一周前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博斯维尔注意到日本看守们随即表现出绝望的神情，“日军指挥官下达了给战俘增加体重的命令。”但是当美军的B-29轰炸机投掷下装满食物和补给品的汽油桶时，战俘营的地貌让投掷行动出现了事故。由于战俘营建在山里面，三个战俘被掉下来的装着罐头的油桶砸死了。在差不多一个月后，解救他们的美军部队才到达战俘营，将战俘们解放了。

　　在三菱满洲沈阳工业公司工作的战俘们，不是被美军解放的，而是被俄罗斯军队解放的。被解放的战俘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俄国工人们(绝大多数是妇女)把日本人在满洲的工厂里的机器搬得干干净净的。在被囚禁的时期，这些被日本强征为劳工的战俘们可没有少想办法来破坏或者减缓日本的战时工业生产。

　　日本人在沈阳的战俘营是这样编制的：战俘管理署的第一分部设在满洲机器制造厂(满洲皮革厂设立了第一支部);第二分部设立在满洲帆布厂——第二分部下属的战俘营中有很多承担秘密任务，因为这些战俘营的很多看守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的官兵假扮的，日本人将731部队打扮成关东军的防疫给水部队。该部队驻扎在哈尔滨，一直在进行秘密的生化武器试验。关于731部队的著作和影片已经不少，都是描述它的罪恶试验的。有一种谜团，一直流传到现在，就是日本人有没有在盟国的战俘身上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作者在采访了几十位在三菱沈阳工业公司从事强迫劳动的战俘后，基本可以断定，日军在战俘身上进行了生化武器试验。很多战俘都在回忆中讲述了他们的经历，这个事实已经是很显然的了。很多战俘证实，经常有来历不明的日本人进入三菱沈阳工业公司各个战俘营内的战俘医院以及营房，在他们离开之后，就有很多战俘病了，或者在短期内死亡。很显然，很多在奉天的战俘没有意识到，当然也有不少人怀疑，日本人进行的都不是常规的医疗活动，联想到731部队这个魔窟的存在，很多战俘生病和死亡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731部队的医生们在沈阳的盟军战俘中选取了大量的实验对象，这个数据超过2000人，其中有1485名是美国人，这些实验对象都是在三菱的满洲工业公司的一系列战俘营中选取的。

　　为了满足巨型的满洲工业公司的需要，三菱公司尽可能多地寻找盟军战俘来沈阳充当奴隶劳工，他们的要求是如此迫切，调来的战俘人数众多，以至于1942年11月首批战俘抵达时，三菱公司还没有为他们准备好住处。在满洲，冬天的温度都在零下四十度左右徘徊，如果不能居住在室内，将严重危及生命。可是沈阳的冬天已经到了，战俘们的住处还没有准备好。

　　差不多2000名美国战俘搭乘地狱航船鸟取丸从马尼拉起航，经过朝鲜半岛的釜山港中转抵达沈阳。鸟取丸原先是英国轮船，在英国格拉斯哥建造，它在新加坡被日军俘获，主人变成了三菱公司，名字也换成了鸟取丸这个新名字。2000名战俘上船，到达釜山的只有1500人，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光着脚踩在釜山港码头厚度达到3英寸的积雪里。日本人给他们发了一身让他们浑身发痒的棉质制服，就把他们赶上火车，日本人把他们关在不见天日的车厢里足足三天时间，直到到达沈阳。这身衣服虽然让他们浑身发痒，但是救了他们的命，他们不用穿着被俘之前就穿在身上的适合在热带活动的单衣进入零度以下的窝棚——中国人之前挖掘的半地下室，房子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草皮屋顶，砖头铺地。在奉天的艰难岁月里，战俘们始终觉得非常寒冷。

　　“当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砖头地面上的霜好像是一层雪。”基尼·伍敦(Gene Wooten)回忆道。每天伍敦他们都得步行5英里去上工。在1942年向1943年过渡的那个冬天，有300名战俘因为寒冷、饥饿以及日本人的虐待等原因死亡。

　　战俘们的居住条件直到1943年的6月才得到改善，一座2层的砖混结构的营房完工后，他们住了进去。食物也有一丁点的改善，但是日本人每天的虐待和毒打从没有改变。寒冷的天气是日本人惩罚战俘的法宝，日本人强迫战俘在室外长时间地全裸立正，由于东北的气温时常在零度以下，这是对战俘残忍的摧残。

　　战俘们到沈阳的时候，三菱变压器公司的机床厂尚未完工，战俘们就被派去把工厂建起来。他们把厂房建设起来，把机器安装到位，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厂房的地面是用水泥铺成的，美国战俘们用螺栓、螺钉把机器固定在地面上。工厂开工后，战俘们想尽一切办法减缓生产进度，或者让机器停产，他们的确做到了。在奉天的战俘们消极怠工的故事似乎比其他地方的日本工厂多得多。

　　“每次我们倒水泥的时候，我们都想方设法把我们的工具也混进去。我们尽可能多地把工具埋进水泥里面去。”战俘雷欧·帕迪拉露齿而笑，回想起这件事情，表情自豪极了。“三菱机床厂的水泥地面下面至少被我们埋进去100把铁铲。”7他又说道。而且，不知不觉地，三菱机床厂的机器就突然坏了，这当然是战俘们搞的破坏了。事实上这里的机器一直在“坏着”。

　　在满洲纺织厂，战俘们被命令为日军制作帐篷——日军帐篷的原料是耐磨布，战俘们趁着日本看守不注意，就往制作帐篷的布里面掺上各种杂质，这些杂质经过了机器，就纺进了布里面，造成的客观效果是让原来本该高品质的耐磨布看起来像粗土布。美国战俘韦斯利·达维斯(Wesley Davis)给作者示范了他们是怎么干的，他在空中做手势，一只手推拉操作杆，另外一只手把所有的布匹都放上纺织机，由于布匹厚度太大，织布机的铁杆子都变弯了。自然这台织布机就要停工修理了。“日本人后来又把我送到兵工厂去从事战时工业生产，你想我能让他们有好果子吃吗?哼!”他干哑着嗓子说道。

　　1944年6月，日本人将沈阳战俘营中最捣蛋的战俘——150多名战俘，全都是美国战俘——送到了日本三井公司在神冈(今台湾台中市——译者注)开办的煤矿去充当奴隶劳工，这算是对他们的惩罚。鲍勃·多尔(Bob Dow)就是被送往神冈煤矿的美军战俘之一，他说：“我们在神冈煤矿工作的时候，每天都得带着标志着我们是捣乱分子的红袖标。”

　　日本方面把最消极怠工的150多名美国战俘“清理”出沈阳战俘营，但是留在沈阳充当奴隶劳工的美国战俘仍然有1100人左右。他们也一直以各种方法来破坏日本战时工业的生产。在沈阳机床厂，战俘们意识到日本人让他们生产的是野战火炮和飞机的零件的时候，他们就进行了破坏。要制作野战火炮和飞机的零件对于精度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如果精度稍微差一点，弹药容易在击发的时候卡壳。战俘们就在零件的精度上做文章，他们有意识地将零件的尺码改变了一点点，基本上这些零件离开沈阳机床厂的时候是不适应日军需要的，除了尺码不对，质量也堪忧。

　　战俘们在生产过程中，偶尔会发明一些有用的工具，但是这些工具存在的目的不是为日军的生产服务的。战俘维诺恩·拉·海斯特(Vernon La Heist)为他的工具箱发明了一种复合挂锁，因为在夜里中国和日本的工人可能会偷走他的工具。他后来又给他的朋友做了几个。后来这件事情被三菱的日本监工知道了，监工找到他，对他的发明表示了“欣赏”，并且表示愿意提供原料给他，让他再制作1000个这样的复合挂锁。二战结束几年之后，海斯特经过东京的一家锁店的时候，在橱窗里发现有一把他当年制作的复合挂锁正在售卖。店主问他：“您要买一个吗?”他回答：“不。”一想到挂锁，他就想到了很多充当日军战俘奴隶劳工的悲惨经历。

　　随着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发动反攻，一些破坏力惊人的B-29轰炸机经常光顾沈阳，轰炸日本的工厂，B-29轰炸机经常在战俘们的头上飞过，日本人开始训练战俘如何躲避空袭，他们也用空袭来恐吓战俘，因为日本工厂是美军空袭的重要目标，日本人恐吓战俘，如果不好好干活，就不准他们躲避空袭。1944年12月7日(美军选在这个日子对沈阳进行空袭肯定是为了报复日军在12月7日偷袭珍珠港)，两架B-29轰炸机轰炸了沈阳三菱工业公司。空袭到来时，战俘们只能分散开来，平躺在地上，因为直到那一天，日军都不允许战俘为自己建立任何防空掩体。在这次轰炸中，有90名盟军战俘被炸死，35名战俘受伤。为了活命，战俘们很快自发地开始挖掘防空壕，他们挖掘防空壕的行为没有得到日军批准。

　　日本的宣传机器随即马力全开，宣传他们这次反空袭的成果。5天后，日本的副总参谋长给日本驻布达佩斯的武官发去一份密电，这份密电的编号是“宣传注意第103号，第一部分”。密电中写道：“12月7日，沈阳被B-29轰炸机轰炸，战俘营房被击中，4名战俘死亡。在将来关于美军轰炸沈阳的报道中，应该加大美军自己轰炸自己人的宣传力度，要谴责美军无差别轰炸的罪恶。”12日军在这份密电中不打自招，掩盖了战俘死亡的真正人数，他们没有资格谴责美军的轰炸，美军轰炸的是从事战时工业生产的工厂，日本使用战俘从事战时工业生产，并虐待他们，不允许他们修建防空掩体，才造成这样的恶果。日本的说法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脸。

　　让沈阳的美军战俘们最心惊肉跳的时刻是在夜间。在夜间，一些日本的医护人员会进入战俘的营房，当时战俘们都已经睡着了，可能意识不到日本的医生在对他们进行人体试验。威尔逊·布瑞迪基斯(Wilson Bridges)战后告诉他的妻子，三个战俘把他们的小床挪到了一起，想用彼此的体温保暖，他就是躺在中间的那一个，他亲眼看见，一个日本医生靠近他们，给躺在他旁边的两个美国战俘注射了药品。当布瑞迪基斯早上醒来后，他发现自己的两个伙伴已经死掉了。

　　W. 韦斯利·达维斯也讲述了一个他亲历的噩梦——日本医生也在夜间骚扰过他：

　　我睡在营房里，躺在床板上的稻草垫子上。在早上4点，我被一阵痒痒的感觉弄醒了。我睁开眼睛，发现我床边站着一个我不认识的日本人，我对他的脸一点也不熟悉(他既不是三菱公司的监工，也不是我曾经见过的日军看守)。他拿着一根长羽毛在我鼻子下面比划。我被惊醒了，他立即跟我说了一句“打搅了”，就迅速离开了，我根本来不及问他，你是干什么的。

　　随后，这个男人又查看了一下笔记本，然后又用长羽毛到别的战俘的鼻子底下比划。很多战俘都有半夜被日本医生惊醒的经历：他们在午夜被弄醒，发现一个不认识的日本面孔在战俘中间游走，有些时候手里拿着长羽毛在战俘身上比划，有的时候他们在战俘的脚趾上系上一个带有编号的铭牌。在任何时候，只要日本医生发现战俘惊醒了，他们就说一声“打搅了”，然后在战俘开口问他们干啥之前迅速离开。所有的战俘都认为，日本人这么鬼鬼祟祟地，一定在战俘睡着的时候在战俘身上做了某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战俘们时常被他们偷偷摸摸的举动吓到。

　　达维斯说，他的所有在日本战俘营的档案都被日本方面销毁了。他认为日本方面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获悉美军方面已经知道日军在沈阳对战俘进行人体实验。达维斯不知道日本人的这些实验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他终身都受到疾病的困扰，而且他在日本战俘营中致残，残疾的痛苦也伴他终身。“在被俘期间，我失去了92磅的体重，我被解放时只有80磅重。”他说道。

　　美国海军的水手彼得·卢卡尼尼(Peter Locarnini)告诉作者，在被俘期间，他曾多次被日军注射不明药物，日本人声称有一次给他注射的是防止霍乱的疫苗——他才不相信呢。

　　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弗兰克·詹姆斯(Frank James)回忆说他们除了接受日本医生的注射外，脸上还被喷了一些东西。“每个人被采集了6～7份血液样本，”他说，他相信，“所有在奉天的战俘都被直接或间接地用于试验。我经常腹泻，日本医生经常采集我们的医疗数据。”

　　美国空军飞行员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在沈阳战俘营被日军安排到战俘医院工作，担任药剂师。他回忆说，在1942到1943年的那个冬天，一队日本医生搭乘一辆卡车来到了他们的战俘营，他们都穿着白大褂，戴着白色的防毒面具。他们给一些战俘注射了一些不明药物，这些战俘随即就生病了。后来有战俘死了，日本医生不准战俘掩埋尸体，他们要先解剖尸体，然后才准战俘掩埋。当本书作者问布朗先生：“这些医生来自731部队吗?”布朗说道：“我不知道他们的部队番号。在我们的战俘营附近也有一家日本医院。我所知道的就是这群医生是乘坐卡车来的，他们都是医生的打扮，我敢断定他们不是我们战俘营日军医疗站里的医生，他们后来又到我们的战俘营来过几趟，做过同样的事情。”

　　在一次的会面中，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阿特·坎贝尔(Art Campbell)向作者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一队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日本人让我们排成一队。他们都穿着白大褂，给我们每个人半个桔子。两三天后，吃过日本人给的桔子的战俘们都生病了，我发着高烧。我们断定日本人一定在桔子中加入了某些细菌或者病毒。我吃桔子的时候，就已经觉察到日本人可能没安好心，但是我当时深受坏血病的困扰，为了补充必要的维生素，我也顾不了那么许多，就把桔子吃掉了。

　　日本人在生病的战俘中选了9个人，把我们安置在一个特殊的隔离病房内。他们抽我们的血拿去化验，并做了很多其他的检查。他们随后开始给我们打很多针，还给我们输液。他们每次输液都是500毫升，日本人跟我们说，输的是马尿，马尿有助于我们恢复健康，因为里面有很多维生素C。

　　如前文所述，很多沈阳战俘营的幸存者对于日军利用他们的身体进行生化武器、细菌武器试验并没有第一手的认知材料，他们当中也没有人公开过这些材料。沈阳三菱工业公司战俘营是一个很大的战俘营，有19座营房。日本医生进行人体试验的场所可能只发生在沈阳战俘营当中的某些营房当中，不一定所有营房的战俘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也就是说，并不是沈阳战俘营中关押的2000名战俘都见到了日本人秘密进行的人体试验。而且在沈阳战俘营当中，还关押着一些盟军的高级军官，他们对日军利用战俘进行人体试验有很大争议，他们的代表性观点是：不太相信日军会在战俘身上进行人体试验。但是军官们和士兵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谓泾渭分明：军官倾向于没有，士兵们倾向于有。不过这也说明了一点问题，日军对这些高级军官控制较为严密，让他们没有多少机会接触普通的战俘。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沈阳战俘营当中的战俘军官和普通士兵联系并不紧密。

　　由于本书作者是记者，对于记者来说，有一个原则就是求真，记者要弄清事实真相，必须讲证据：如果几个人说同一件事情，而他们之间又没有进行串联，彼此是独立的个体，那么这件事情的可信度就很高了，而且这几个采访对象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接受采访的，可信度就更高了。如上文所述，已经有几个战俘提供了日军利用战俘进行人体试验的说法，而且他们非常确定日本在沈阳战俘营强迫战俘接受了人体试验。这几位战俘相互并不认识，在很多场合的采访中，他们主动地讲出了这些故事，本书作者对他们进行的采访是没有设定主题的，采访时间很长，采访的内容也很庞杂。这些亲历是他们战俘生涯共同的记忆，这说明了日本利用战俘从事人体试验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事实表明，沈阳战俘营中的盟军战俘所受到的日军“提供”的医疗服务，远远高于日军的其他占领区和日本本土的其他战俘营。在日本本土和其他地区的战俘营，由日本医生给战俘进行注射等“医护行为”，在这些地方的战俘口中从未提及，也就是说，除沈阳之外的日军战俘营中几乎不存在日本医生给战俘进行治疗这样的事例，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事例，战俘们会将其看作“西洋镜”，简直就是日本人良心发现、破天荒的举动。这样的行为在日本本土的广田战俘营发生过一次，战俘们记忆深刻，美国战俘约翰·奥尔德里奇记得在广田战俘营出现过日本医生给战俘们打针的例子，不过日本医生自始自终就用一个针头给战俘们打针。西德尼·法默(Sidney Farmer)也记得在台湾的台北战俘营出现过这样的一个例子：“日本医生给战俘们接种霍乱和伤寒疫苗，每人两小针。日本医生给我们450名战俘注射两种疫苗，只用了三个针头。”

　　由于日军进行秘密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实验地点不止哈尔滨一个地方，在东京也有日本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秘密试验基地。一旦进了这些试验基地，战俘们所受到的日本医生的“医疗护理”，就不仅仅是半夜里趁着战俘睡觉打个针、挂个铭牌什么的了。他们将成为彻底的人体试验的对象。在菲律宾克雷吉多岛被俘的美军战俘佛罗德·史密斯(Floyd Smith)不幸被选作了东京细菌部队的实验对象。日本医生在他充当奴隶劳工的位于青海(位于日本京都——译者注)的电气化学公司战俘营给他打了一针。随后一个日本兵向他走过来，给了他一条日军的制服裤子，一件英国的衬衫，一件日本外套，一顶澳大利亚军帽，并且让他戴上把嘴和鼻子都捂得严严实实的大口罩，让普通的日本人认不出他是一个美国人。日本兵把他带上火车，他们在下午两点抵达了东京的品川医院。他成为日本人的秘密人体试验的对象。在战后，史密斯在美国医院里治疗和修养了13个月的时间，据他回忆，在品川医院，还有至少4个从青海战俘营中被日军挑中成为人体试验对象的战俘，除了他们这些来自青海战俘营的战俘外，还有来自别的战俘营的战俘。

　　格里尼斯·贝瑞(Gleneth Berry)是日军从福冈第2战俘营——川南造船厂战俘营中选出来送到品川医院的战俘之一。“我在品川医院的头三个月，脑袋都是木的，记忆几乎是一片空白，因为我病得太厉害了。”他说。从品川医院死里逃生后，他又被送到韩国仁川的日立制造公司充当奴隶劳工。他的工作是给日本医生的白大褂上钉纽扣——这个工作一点也不像战俘劳工们日常从事的重体力劳动。

　　在我采访的很多沈阳战俘营的战俘口中，他们都提到了日本对沈阳战俘营的战俘进行人体试验的事情，并热情地为我介绍他们认识的接受过日本军医人体试验的战俘，这些战俘记忆力都很好，他们能够把他们在各个日本工厂充当奴隶劳工的经历都回忆出来。由于我已经对他们在日军人体试验当中的角色积累了相当多的知识，所以没有对他们追根问底，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作者综合其他战俘营老兵们的回忆，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在沈阳三菱工业公司战俘营中被日军当作人体试验对象的美军战俘人数最多，日军对他们试验的频率也最频繁，也更加系统化。

　　沈阳战俘营当中的一家战俘医院是沈阳地区的盟军战俘营中唯一的一所接受过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视察的医院。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视察这家战俘医院发生在日本战败的两周之前。马塞尔·朱诺德博士刚被国际红十字会任命为驻东京代表，他赴任东京的途中取道苏联和满洲。朱诺德博士决定看一看沈阳的盟军战俘营，他听说美军巴丹半岛最高司令官乔纳森·温赖特(John Wainwright)将军以及英军新加坡最高司令官A.E.佩息发(A. E. Percival)将军被囚禁在沈阳。

　　在经过了颠簸劳顿和各种牵绊之后，朱诺德博士在1945年8月5日到达沈阳。我认为，目前已经找不出比朱诺德博士更好的记录来形容日军对于盟军战俘的侮辱和虐待了，朱诺德博士用质朴的语言描述了他所见到的被日军迫害得不成人样的盟军战俘的悲惨境况。朱诺德博士是一个心理学家，日本方面派出了满洲负责战俘的最高责任人——满洲所有盟军战俘营最高指挥官松田(音，Matsuda)大佐陪他视察。朱诺德博士控制不住他的愤怒之情，气愤地写道：

　　在楼梯台阶的最高处附近站着四个身穿衬衫、短裤的盟军战俘，他们保持立正姿势。他们是我在满洲见到的第一批战俘。松田大佐跟在我身后，走上台阶，这四个战俘双手紧贴着身体，深深地向我们鞠躬，我们离他们越近，他们的身体弯曲得越厉害，等我们走到跟前，他们的头基本上都与他们的膝盖呈一水平线了。

　　为了抑制住自己满腔的愤怒，我不得不放低声音，说道：“在西方的欢迎仪式上，战士们不必采用这样的礼节来欢迎来宾。”

　　松田大佐说道：“这不是西方礼节，他们是在用日本的礼节欢迎您。”

　　我们走过战俘医院病房前面长长的走廊，每扇门边都站着三四个生病的战俘，他们也深深地向我们鞠躬致敬。有些战俘病得站不起来了，他们交叉着双腿坐在床上，他们交叉着双臂放在胸前，但是他们也在向我们俯身致敬，他们身子俯得很低，低到了他们身上的缠着的绷带，他们身上的伤口和残肢所能允许的极限。当最后一个日本军官经过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敢把自己的双眼抬起来看天花板。他们都不敢与我的双眼直视……这种场景让我不寒而栗，他们身上有种让我难以置信的对日军的恐惧感。松田大佐企图把我带到别的地方去，不过我在四名战俘前面停了下来，他们是美国和英国战俘。

　　“这里有医生给你们看病吗?”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不让我的情绪在我的话语中流露出来。没有人回答我，站在我身后的日本人也是一片沉默。我直接走到一个向我深深鞠躬的大个子战俘面前。我只能看到他的下巴和他弯曲的脖子，他一直在死死地盯着地板。我不动声色地再次问战俘们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人回答，于是我严肃地转向了松田大佐。

　　“为什么他不回答我的问题?”我问道，“是不是你们不允许他回答我的问题?”

　　在场的日本人很惊讶，我竟敢提出如此大胆的问题，但是松田大佐还不想得罪我这个国际友人，造成不愉快的外交事件，对他来说也没有好果子吃。他暗示一个战俘站到其他战俘对面去，那个战俘站起身走到对面墙那边站好。松田大佐指着他说道：“这个澳大利亚战俘就是医生。”

　　我走向这个澳大利亚战俘，向他伸出手去，要和他握手。我努力控制住自己喉头的哽咽，吐出了这样一句老套的问候的话语：“你好吗?”

　　澳大利亚战俘低垂着他的眼睛，不敢看我。他看着松田大佐，等着大佐示意。他在等着大佐发话，只有大佐发话了，他才敢开口。在等待了几秒钟后，看大佐没有反对他和我握手的意思后，他缓慢地伸出了他的手，和我握手，短短几秒钟好像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我握住他的手，温暖地摇晃了几下，我力图向他传达我的问候和我的同情，我希望在和我的接触结束之后，他可以和他的伙伴们诉说和我握手的事情，把我对他们的问候和同情传达给其他战俘。

　　我尽量简洁地向他介绍我的身份，和我到来的原因，我希望他能够与我有所交流。他回答得特别慢，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往外蹦，可以看出来，他每说一个字都在观察松田大佐的眼神，生怕自己说错了。

　　“你愿意陪我到病房里看一看吗?”我最后问他。这个时候松田大佐介入了我们的谈话，他说道：“不行，我安排了一位日本医生陪您视察病房。”

　　我知道我不能提更多要求，于是我让这位战俘离去了，他的双手在发抖，他脱离了我的双手后立即把手贴在身体两侧，站到墙边，两眼抬起望着天花板。这又是日本人教他们的一种敬礼方式。

　　朱诺德博士被日本方面安排去视察西安(奉天省的属县，不是陕西西安——译者注)的战俘营，也有同样的感觉——战俘们都战战兢兢。西安战俘营是日本人关押重要战俘的地方。在这里，朱诺德博士坚持一定要和菲律宾美国最高司令官温赖特将军对话。他对这段经历有如下记述：

　　我意识到，我想见到克雷吉多岛的英雄温赖特将军的难度非常大，会见英国新加坡最高统帅佩息发将军、荷属东印度总督以及其他12位盟军高级战俘的难度也是一样大。这些将领曾经带领麾下的部队在西太平洋地区与日本浴血厮杀。可是现在他们全都身陷囹圄。

　　日本人把他们集中在一个房间里，他们全都站得笔直、面无表情，站在房间当中。我到后，他们全都向我深深鞠躬，以至于我无法看清他们的脸，因为他们的上身实在弯得太低了，他们双手紧贴着他们的身体两侧，见到他们这样恭敬，我控制不住自己，将头偏向一边，不看他们。跟在我身后的松田大佐挎着军刀，虽然他轻声走动，但是战俘们还是感到非常害怕。突然，站在队尾的一位盟军高级战俘不堪忍受日本人的这种侮辱，站直了身子。

　　“温赖特将军。”我的热血往上涌，情绪非常激动，以至于我说话都有些吐字不清。温赖特将军仍然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身边的日本人。看来日本人没有击垮他的精神。他的回答依旧响亮，虽然他回答的都是日本人设定好的那几个允许我提问的值得鄙视的荒谬问题……

　　我问道：“您现在有什么要求吗?”

　　温赖特将军答道：“当然有，我现在可以提吗?”

　　“不行!”松田大佐立即打断了他的话。“我必须打报告向东京方面请示。”

　　温赖特将军的嘴角浮现起一丝怀疑的冷笑。

　　朱诺德博士做的这次简短的访问是在1945年8月6日。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美国人即将在离沈阳1000英里的广岛投下原子弹。三周后，温赖特将军穿着整齐的制服，在东京向朱诺德博士打招呼：“我们现在可以进行心平气和的交谈了。”

　　但是朱诺德博士的沈阳之行困扰了他一辈子。他在1951年的回忆录里写道：“我现在好像还能看到沈阳战俘营里那些卑躬屈膝的盟军战俘们。”

　　三菱公司在修筑缅泰死亡铁路的历史中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三菱公司是往缅泰死亡铁路输送原材料的承包方，它驱使大量战俘在缅泰死亡铁路工地为它劳动。缅泰死亡铁路这项工程当中没有被揭开的秘密是，日军使用61000名盟军战俘为它充当奴隶劳工，其中包括一整个澳大利亚工兵营，该营在爪哇岛被日军俘获。英国工程师原本想在1936年启动连接缅甸和泰国的这条铁路，但是他们放弃了，因为这个主意施工难度太大——一路上有太多茂密丛林，而且铁路沿线瘴气肆虐，其他疾病也很容易传播。但是日军占领中南半岛后，没有这些顾虑，他们决定强行施工，所以在缅泰死亡铁路施工过程中，他们不顾战俘和劳工死活，生生地用白骨铺成了一条铁路。13708名战俘丧生于修建缅泰死亡铁路和桂河大桥的过程中，参与修建缅泰死亡铁路和桂河大桥的美国战俘总共668人，其中133人被折磨致死。

　　如前文所述，三菱公司为225英里长的缅泰死亡铁路提供沉重的枕木和铁轨，他们与日本军方签订了合同，牟取暴利。美国休斯顿号巡洋舰上的水手奥托·施瓦茨在1942年被日军俘虏，他的军舰被日军击沉，他游泳上岸后被俘。他当时就在缅泰死亡铁路修建现场，他回忆说那些铁轨的钢梁极为沉重和锋利。

　　和战俘们用原木的树干修桥不一样，三菱公司要求的枕木“要制作精良，要用木锯把枕木的根部齐刷刷地锯断，要有棱有角，各面都要保持水平光滑”，这样的枕木非常锋利。施瓦茨回忆说：“我们的上身已经没有衣服穿，为了避免这些锋利的木材划伤我们的皮肤，我们就找来破布垫在自己肩上，包在自己身上，这样我们在抬放这些沉重的枕木时才不会被划伤。”施瓦茨断言，日本人在整个铁路沿线都没有制作这些枕木的机械，这些枕木要么是由战俘手工制作的，要么“是他们从别的铁路拆过来的”。

　　长濑隆，日本宪兵队当中的一个译员。日本宪兵是日本陆军的秘密警察，专门负责监督其他陆军部队的军风军纪，以及负责陆军官兵的犯罪调查、反间谍工作。长濑隆从缅泰死亡铁路开始修建直到战争结束这段时间，一直在缅泰死亡铁路沿线工作。他证明三菱公司不仅为缅泰死亡铁路提供原料，而且负责铁路沿线日本驻军的伙食。三菱公司的代表常驻北碧，这里是修建铁路的一个基地，也是三菱公司转运原料和补给的基地。长濑隆回忆道，他在几年前听日军第5铁道兵联队第4大队大队长的副官说，这名副官在一个地方将一个向三菱的监工大声说话的一个少校级别的盟军战俘斩首，这位副官也是与三菱代表对接的负责缅泰死亡铁路原材料的日军军官。这位军官向长濑隆抱怨，三菱公司以高得离谱的价格向日本军队供应枕木。

　　在整个二战期间，三菱公司广泛参与到转运战俘、驱使战俘劳动的罪恶活动中，他们不仅自己奴役战俘劳工，而且向日本军队提供战俘参与的基建工程的原材料和所需的服务项目，他们在战俘劳工身上获取了巨额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