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在青岛掠夺劳工罪行
来源： 作者：张树枫（青岛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2018-04-24 15:51:01

　　内容提要：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成立的伪华北劳工协会及其前身满洲劳工协会，是日本政府和军方为掠夺中国华北地区劳动力资源而策划、主使的侵华战争工具。日军和华北伪政权利用军事武力和行政手段，通过劳工协会和劳工训练所从中国华北地区强行掠夺数以千计的中国劳工到东北、内蒙和日本国内从事苦役。而伪华北劳工协会在各地的劳工训练所则是直接关押、编遣、押送中国劳工到日本从事苦役的罪恶工具。这些日伪劳务机构对中国人民犯下严重罪行，是日本侵华战争罪行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青岛长期受日本侵略控制，与日本有着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加上其港口城市的特殊地理环境，使青岛成为日本在华北地区掠夺中国劳工时间最长、掠夺劳工数量最多、劳务机构最完全的地区之一。在日本掠夺中国劳工的罪恶历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内容。而臭名昭著的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和青岛劳工训练所就是日伪华北劳工机构中最重要、最典型的两处劳务机构。本文从日本大东公司、满洲劳工协会、华北劳工协会、劳工训练所以及地方劳务组织等劳工掠夺机构的建制规模、活动内容、机构演化和所犯下的重大历史罪行等进行调研，对于全面控诉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罪行，支持受害劳工及遗属的对日诉讼斗争，反对日本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日本掠夺中国劳工的原由及劳务机构变迁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所实施的掠夺中国劳工的行为，是其诸多侵略战争罪行之一。而日本在青岛的劳工掠夺机构极其活动，在日本掠夺劳工罪行活动的缩影和典型。对于日伪青岛劳工机构和罪行活动的调查，对于全面揭露日本掠夺中国劳工的历史罪行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中国劳工(主要是华北劳工)的掠夺罪行及其组织体系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据东北并炮制出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日本为掠夺东北资源和修筑中苏境军事防御工程，需要从华北输入大量劳工。但又担心关内的抗日势力进入东北。为此，日本关东军于1933年9月成立“劳动统制委员会”。同时，由日本关东军伙同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出资10万日元，于1934年4月1日在天津日本租界内设立了大东公司，其业务是在劳动统制委员会限定的数量范围内发放身份证明书、负责华北工人的招募、供应、输送及其附带业务。大东公司被日本关东军指定为惟一的外国(即关内)劳动者经营人，凡华北劳动者出关须首先通过大东公司的审查，取得大东公司发给的贴有照片的身份证明书，并在入境时向警察呈验并加盖许可检验后，才允许进入东北。1935年，大东公司总部迁到长春(1937年迁至大连)，资本扩大到100万日元。并在出境海港城市青岛、威海、芝罘(烟台)、龙口、塘沽和东北与华北陆域界线上的山海关、喜峰口、冷口、古北口以及入境海口大连、营口、安东等地设立支店或办事处，开展劳工招募、审核、发证、输送等业务。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东北成为其侵华战争战略基地，对劳工的需求量急剧增加。日伪当局转而采取积极招募华北劳工的方针，除全面统制掠夺东北境内的劳动力资源外，更大肆掠取关内即华北地区的劳动力资源。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政权于1938年1月7日设立了特殊财团法人满洲劳工协会，资本4000万元，由伪满政权、满铁、大东公司、满洲土建协会及其他6个公司投资组建。大东公司在各地的财产和机构由满洲劳工协会接管。

　　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和延长，日本战时经济逐渐陷入困境。为了实施最大限度的劳工掠夺，侵华日军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以期在华北实施一元化劳动统制，更全面系统地掠夺华北的劳动力资源。1941年7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兴亚院指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华北劳工协会”，接收原“满洲劳工协会”和伪华北“新民会劳工协会”在华北各地的机构、资产、业务，统一征集调配华北境内的劳动力资源。华北劳工协会总部设在北京北池子，理事长殷同，副理事长川井正久(日)。内设总务部、管理部、辅导部。中日籍职员各占1/2，，实际权力归日本职员掌管，各部(局)的部长理事均为日本人。1944年5月，又修改劳工协会组织章程，本部设三部八科，即总务部、动员部、管理部，另在日本东京设东京事务局。劳工协会在华北各地设置分支机构，各地办事处长名义上由中国籍伪政权行政长官兼任(不到职)，但由日本人充任负实际责任的主任、课(科)长、系(班)长等，掌握劳工协会各办事机构的真正权力。除劳工协会外，在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兴亚院指使监督下，伪华北各省、市均成立“劳动统制委员会”，全面控制本地劳动力资源，配合劳工协会掠夺华北的劳动力资源。而新民会、黄道会等汉*组织亦成立劳工机构，配合日伪政权和劳工协会掠夺劳工。

　　二、日伪在青岛的劳务机构

　　青岛自1914年被日本侵占，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虽然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但日本仍在青岛保留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青岛也一直被日本视为“特殊利益地区”。作为华北的主要港口城市，自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青岛一直是日本掠夺中国劳工的主要基地。日本大东公司组建后，便于1934年4月在青岛恩县路二十八号设置事务所(后移至新疆路三十号)，非法招募青岛、山东等地劳工赴东北就劳。公司经理先为中村荣藏，后为三野有吉和重藤之丞。青岛市政当局奉南京政府密令予以查处，不仅未能取缔，其公司的业务反而不断扩大，垄断了华北劳工招募和进入东北就劳的特权，赚取了高额利润。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全国进入战时经济体制，东北作为日本侵华基地，更急需大量劳动力。日本遂于同年12月颁布满洲劳工协会法，翌年1月成立了包括大东公司在内的满洲劳工协会。满洲劳工协会接收了大东公司的机构、业务，在东北、华北等地设置出张所。青岛出张所主任(法人)为仓田庄五郎，其机构、人员和业务规模较大东公司更加扩大。出张所办公地点迁至铁山路85号。其职员除部分中国杂役外，均为日本籍职员。

　　1941年7月，伪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成立后，接收了原满洲劳工协会青岛出张所的房产和业务，职员由中国籍和日本籍共同组成。办事处处长由伪青岛市长赵琪(后为姚作宾)兼任，但既不到处办公，也不列为劳工协会编制序列。办事处设主任一人，负实际责任，由日本人佐佐木(后为浅川保)充任，下设业务科、总务科。业务科下设发证系、调查统计系、防疫系、写真系;总务科下设会计系、医务系。各科、系长中，除总务科长曾一度于1943年由中国职员赵贤亮(时任伪华北劳工协会理事长赵琪的侄子)充任外，均由日本人担任，中国职员只负责会计、庶务等，所有劳工招募、办证、发运等主要业务均由日本职员负责。青岛办事处除办理赴东北、日本的劳工签证外，也直接从事劳工招募、输出业务。前期，青岛办事处规模较大，下设潍县、莒县、平度等办事分处。后来因招不来劳工，“自由招募”改为“行政输出”(武装抓捕劳工)，各办事分处无工可招，于1944年撤销。

　　1944年8月，为了建立专门关押输送日本进行劳役的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劳工训练所，侵青日军“桐”部队指令伪青岛特别市公署将铁山路85号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大院改建劳工训练所。青岛办事处迁往陵县支路，后又迁回商河路9号原大东公司仓库旧址，直到日本战败投降才宣告结束。1944年以后，由于劳工多为强行抓来的战俘和农民，劳工协会原来的主要招募业务锐减，除为训练所劳工发放证件和提供服务外，作用大不如前，人员、机构均减少。据《华北劳工协会职员名簿》统计：日本投降前夕，青岛办事处共有职员43人，仅次于天津办事处。职员中日本人有9名，中国职员大部分为临时工。这9名日本人是：主任浅川保，业务科长奈良冈良二，事务员圆田贞治、岛田寿、藤原卓夫、前田荣之助、河内胜、中间尚武、仓田利世。日本投降后，劳工协会的日本籍职员被遣送回国，中国籍职员解散回家。

　　除华北劳工协会外，为了实施最大限度的劳工掠夺，侵华日军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先后成立了黄道会劳工福利局、劳务统制委员会、劳务委员会、劳工事务所等地方或行业劳务机构，以期在华北实施一元化劳动统制。

　　1941年至1942年，在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兴亚院指使下，伪华北各省市政权先后成立了“劳动统制委员会”，“劳务委员会”等机构，作为掠夺劳动力的强力机构。在日军指使下，青岛特别市劳动统制委员会于1941年4月24日成立，其机构干部组成如下：

　　“委员长：兴亚院青岛办事处长。

　　委员：兴亚院办事处;军队方面;宪兵队;日本领事馆;特别市公署;新民会市总会。

　　干事：兴亚院办事处;特别市公署。

　　专门委员：各业者团体;华北劳工协会。”

　　1944年9月，为了完成侵华日军下达的向东北、华北、日本输出巨额劳工的任务计划，伪青岛市政府奉日军命令，成立伪青岛特别市劳务委员会，下设劳务工作大队，主要任务是在市区和胶州、即墨、崂山三个区行政办事处境内征集劳工，供本市日本企业和日军修建飞机场、太平山地下工事等。

　　1944年7月，为了完成华北日军下达的向日本输出5万劳工的任务计划，伪青岛市政府对社会局所属劳务机构予以改组，成立青岛特别市赴日华工事务所，所址设在青岛体育场楼上。并在胶州、即墨、崂山三区设立分所。该事务所通过欺骗和行政、武力手段强征数千青岛劳工送往日本和供本地日军、企业劳役。仅1944年7月底至9月初，华工事务所就从三区强行征用劳工3942名

　　日本在侵华战争中还利用反动帮会团体等进行掠夺劳工的罪恶勾当。1938年11月，在日本特务机关指使下，伪中国黄道会(即青帮)在青岛成立，本部设在湖南路19号，除设各科机构外，专门设立劳工福利局，协助日伪从事招募、掠夺劳工的勾当。伪青岛治安维持会专门发布训令：“案准青岛特务机关青机一第一九一号函译开，以指导青帮为目的而使成立之黄道会，其附带事务之一劳工福利局系实行斡旋苦力事件。如贵会各机关遇有使用苦力之时，务请通知劳工福利局，并希对黄道会时予援助俾得发展。”该组织在协助日军欺骗民众，掠夺劳工等方面做了许多坏事。1941年伪华北劳工协会成立后，黄道会的劳工业务并入华北劳动协会。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通过伪满洲劳工协会和华北劳工协会以及其他机构从华北地区掠夺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劳动力资源。其掠夺的手段前期主要是欺骗招募，后来则完全是行政出劳和武力抓捕。1942年以前，主要是以提供优厚工资待遇到东北、内蒙工作(“就劳”)为名，诓骗因战争、灾荒而无法生存的农民。1940年，满洲劳工协会策划制订了美化日本在东北的统治和劳工生活，欺骗华北人民的电影宣传计划，在河北、山东等地放映，以诱骗当地人民到东北就劳。在早期赴东北的山东劳工中，许多农民是秋后应募，来年5月再回乡生产，也有携眷到东北长期“就劳”者。其招募程序是：由东北、内蒙的日本企业和军方提出所需劳工数目，报请日本华北方面军批准后，下达给交劳工协会及各办事处，发给企业招募许可证，到各县招募。招募的劳工分团体和个人(散工)两部分，并有数量很大的家属随行。招募人是由企业派职员充当招工大把头，下分若干小把头(多为关内本地同乡，以便欺骗劳工)，到华北各地招齐劳工后，集中在青岛等办事处办理劳工证，也称“出国证”(因当时日本在东北扶植伪满洲国，凡去东北者都要在劳工协会办“出国证”才能入境)，然后乘船到大连，分赴各就劳地作工。另外，侵华战争一开始，日军就违反国际法，将被俘的中国军人作为“特殊劳工”押往东北、华北等地进行强制劳役。

　　究竟日本经青岛向东北掠走了多少劳工?其确切数字因日本投降前将被列为“机密”的劳工档案资料大部分烧毁而无法统计。据残存的日伪档案和原劳工协会职员回忆，其数量极大。曾在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任过事务员的张积富揭露证明：“每年2—5月，每天都有几百人或一千余人来劳工协会办证。”笔者访问过的原劳协职员赵贤亮、万铭善也做出了相同的证明。据青岛档案馆馆藏之劳协青岛办事处的不完全统计资料：1938年至1943年6月，仅仅由青岛办事处签发证件去东北、内蒙的劳工就多达70余万人。另外还有数量相近的劳工家属。如果加上持其他办事处赴东北的劳工，其总数量更为巨大。据青岛市档案馆存日伪《青岛特别市公署行政年鉴》(二十八年度)记载：“查每年本市有多数劳工渡满。本年推定有91万人渡满。现据调查，至七月底已有七十一万人渡(满)。由此可见，日本从青岛掠夺的劳工数量之多。

　　1942年后，日本因发动太平洋战争，对中国劳工的需求量更大。但由于绝大部分劳工到东北、内蒙后大都没能返回家乡，日本奴役残害劳工的真相逐渐暴露，再用欺骗手段“自由招募”已无法进行。日本遂改变掠夺方式，在占领区实行“行政劳工”制度，通过日伪政权强制征募，按区、乡、村庄分配“出劳”人数;另外，还以在“本地工作”为名，诱骗农民报到后，即抓往东北充当劳工。日军则利用“扫荡”之机大量捕捉青壮年充当战俘劳工。1942年冬，日军对胶东根据地发动“鲁东战役”，制造了“马石山惨案”，抓捕数千农民和抗日军人，关押在青岛体育场，致使许多人病饿寒冷而死。除少数人被用钱赎出和经红万字会等慈善机构营救外，大部分押往东北做苦力。

　　三、罪恶的青岛劳工训练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将青壮年大量征召入伍，导致国内劳动力更加严重缺乏。日本企业界要求日本政府参照日军在伪满洲国使用中国劳工的方法向日本国内输入中国劳工。1942年11月27日，日本东条英机内阁在日本军方和企业团体的一再要求下，通过了《向内地移入华工的决定》，认为“内地劳务需求日益紧迫，特别是在重体力劳动方面的劳力不足更为突出。鉴于此种情况，依照下面要领向内地移入华工，为进行大东亚共荣圈建设而努力”。决定参照伪满洲使用劳工的方式，先从中国输入部分劳工进行“移入试验”。同年12月，日本派出包括12名大型企业代表和政府相关部门代表在内的一行23人组成的“华北劳动状况视察团”到中国占领区，先后视察了华北地区各战俘营、企业和北京、天津、济南、青岛等主要城市，与当地日军和伪政权讨论从华北掠夺劳工到日本的可行性。决定将石门(石家庄)、济南战俘营的战俘充作劳工，先输入到日本港口、矿山作“劳工移入试验”。成功后，于1944年2月28日，由日本内阁次官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向内地移入华工之件》的决议。同时制定了《华工内地移入要领》(18)。在保证供给东北、内蒙、华北、华中地区劳工指标的同时，大批劳工源源不断从青岛、塘沽运往日本。1944年8月，日本华北方面军指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颁行《战时重要劳力紧急动员对策要纲》，向伪华北各地政权和劳工协会下达了征召20万劳工的紧急计划：

　　“1、动员数20万名(送往日本5万名、满洲2万名、蒙疆3万名、华北境内10万名)。2、各省动员分配数：河北省8万名、山东省10万名、其他地方2万名。3、动员实施期间：自八月起至明年(1945)三月止。”(19)。1944年12月，日本政府、军方和华北、华中、满洲、蒙疆伪政权等议定了《三十四年度东亚劳务联络会议议事录》，议决在1945年度内征集劳工130万人，除华北自用90万人外，须向日本输送中国劳工5万人(另外向满洲、蒙疆、华中输出劳工54、3万人)的指令计划。

　　为了完成这些计划，日军和伪政权采用各种手段，强迫和抓捕农民充当劳工，并下令大量捕捉城市青壮年乃至中学生充当劳工。1944年6月，又下令各地伪法院、伪警察局将在押的罪行较轻的罪犯乃至游民押送日本、东北充当劳工。同时，日军向抗日根据地频繁“扫荡”，抓捕青壮年。山东日军第59师团发动专门捕捉劳工的“猎捕劳工战役”(又称“猎兔战役”)，逐村包围、搜捕青壮年。各地日伪军以盘查“良民证”和抓捕“八路”为名，随意捕捉平民百姓。日伪海军也以“抓八路”为名在海上抓捕渔民和商客。这些无辜百姓均被押到青岛、塘沽集中看押，编成劳工大队送往日本、东北。1999年10月，笔者访问当年干过伪海军现住在铁山路劳工协会隔壁的刘增益，据刘先生讲，他们的军舰专在海上捕捉渔船和商船，抢夺其财物，然后将被捕的渔民和商人押入铁山路85号大院充当劳工。日军还常用偷袭手段到集市、街道捕捉青壮年。笔者1999年10月在莒县公婆山村访问受害劳工时得知：1944年7月，驻莒县日军偷袭公婆山村集市，抓走王焕廷、张永祥、尹继秀、于延路、尹孝之等村民，押到青岛保安栈旅馆，后送往日本当劳工。即墨青年王锡禄在青岛西铁工厂学徒，1944年中秋节在蒙古路被日军抓走，关入铁山路85号，后押往北海道作苦工。(21)著名的幸存劳工刘连仁也是在日军的猎兔行动中被抓捕后经青岛押送日本劳役的。1944年9月，日本驻青岛领事馆根据日本华北方面军给华北劳工协会和各省、县关于将乞丐游民和在法院中关押、定罪的犯人输往日本、东北充当劳工的训令，要求伪青岛市政府予以实施。(22)至于在战场上俘虏的中国战俘除杀害和死亡者外，均被押去强迫作劳工。日本掠夺中国劳工的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而在输日劳工中，大部分是在战场上被俘的中国抗日军人。凡是在华北地区被俘的中国军人，除遭杀害者外，其余战俘均被充作劳工押往日本和东北服苦役。为了将这些抗日斗志坚强的战俘“训练”成劳工，日军将石家庄和济南的战俘营改为“劳工训练所”，称“石门劳工训练所”和“济南劳工训练所”。在劳工输出地的青岛、塘沽也设置了专门关押劳工的训练所。各训练所均直属华北劳工协会，名为训练劳工，实际上是关押残害劳工并专为向日本输出劳工的集中营。

　　青岛作为主要劳工输出口岸，不仅要“收容”关押本地区抓来的劳工，更承担着“收容”关押从华北各地押来的劳工并将劳工转运输出到日本、东北的特殊任务。1944年5月，在侵华日军和华北劳工协会指使下，日伪在青岛在青岛市铁山路85号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大院设置日本在华北最重要也是最残酷、最血腥的劳工机构——被称为人间地狱的劳工集中营，即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劳工训练所。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迁往陵县路办公，后迁往商河路37号。在训练所未改建完工之前，输往日本、东北的劳工被关押在大港火车站对面的保安栈旅馆以及周边其他仓库和日本宪兵队等地，而以保安栈为主要关押地。该客栈久已拆建，遗址全无，经笔者访问原栈主之女和原住民等得知：保安栈为三层楼房，仅有一处门房通道，每层楼高约4米，被关押的劳工无法逃跑，故被日军强制征用，作为临时集中营。早期被押送日本和东北的劳工多被关押在保安栈内等待上船。1999年，笔者到莒县访问兴存劳工时获悉：1944年6月被日军俘虏的八路军莒县峄山区中队陈方邦、陈洪兰、孙亭员、王军玉4人被俘后，押往青岛，在保安栈关押多日，后与其他劳工一起押往日本。1944年11月，铁山路85号劳工训练所改建完工后，保安栈才不再作为关押劳工的场所。

　　1944年10月，青岛劳工训练所正式建成使用。同时制定了《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劳工训练所组织要领》和《青岛劳工训练所运营细则》。其《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劳工训练所组织要领》分为总则、职员、组织及职务、经费等部分，共计十三条。其总则第一条规定：“青岛劳工训练所旨在向日本输出劳工，完成收容来自华北各地训练所押送来青的训练生(俘虏、降匪)、行政措施或普通募集的一般劳工、中国方面青岛各机构(保安队、警察、剿共警备队、法院、监狱警务搜查等)及宪兵队等收容的纯粹犯人中被该机构指定的适合劳动资格者，对其乘船去日本之前在青期间实施教化训练，并做好缴送准备工作;”第五条规定：“青岛训练所职员组织如下：主任一名、班长一名、班员日系十名、华系十名(其中医生一名)”等。(23)《青岛劳工训练所运营细则》分为营运方针、要领、报告三部分。运营方针是：“保持与有关机关的密切联系，以期警备万无一失。一方面使收容工人实施威压与恩威并用，同时对其实施有组织、切实有效的指导训练;”其“要领”部分为警备、训练、审问、卫生、劳工就劳等内容。(24)训练所归华北劳工协会直接领导，其训练所主任、班长均为日本籍职员。训练所职员均全副武装，昼夜巡逻。训练所门口有日军和伪警察站岗，警备森严。训练所外部警戒由伪青岛市警察局市北分局昼夜巡逻，出入训练所要有特别证件才准许出入。(25)

　　铁山路85号原为仓库大院，10年前被拆除改建住宅楼。据笔者所查阅青岛房产档案及幸存劳工、周边原住居民、原劳工协会及训练所职员的回忆整理：铁山路85号占地5100平方米，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当年原为仓库货栈，院内有大库房一座和数间办公室，凡到东北的劳工均到85号大院办出境证明，可自由出入。改为劳工训练所后，在大院周围砌起了高约4米的围墙，上架电网，将大仓库改成了关押劳工的“劳工宿舍”， 仓库建筑面积566平方米，为大通间，房内设三层大铺供劳工睡觉，另外还建起了高大厚重的大铁门、警卫室、审讯室、职员宿舍、伙房、厕所等。

　　1944年l0月，由于华北各地的劳工大量押送到青岛，铁山路劳工训练所日常关押的劳工多达2000余人，已无法容纳。遂由侵青日军桐部队和日本驻青岛“领事馆”指令伪青岛市政府将位于汇泉广场的青岛体育场借给劳工协会充作劳工训练所，并签订了“出借契约”，将铁山路训练所的劳工“分流”到青岛体育场。(26)这样，青岛便有两个劳工训练所：铁山路85号和青岛体育场。日伪将铁山路85号称为“青岛第一劳工训练所”，青岛体育场称“青岛第二劳工训练所”。

　　青岛体育场又称汇泉体育场，始建于1933年，可容纳1、5万名观众，看台围墙高达6米，无法攀越，看台地下室有148间运动员休息室和贮藏室，门窗均用铁棍封住。劳工就被关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里。日伪看守人员数量和编制与铁山路训练所相同，由于地处中山公园和八大关之侧，其警备更加严密。除场外有警察巡逻外，距离体育场仅数百米的日军“旭兵营”中的日军(桐部队)也加入到看押劳工的行列中，大门岗哨和押解劳工上船等警戒任务均由日军担任。每次劳工出入和暴动，日军均大举出动，参与警戒镇压和抓捕行动。

　　据原训练所职员和幸存劳工介绍，从华北各地运来的劳工都是由铁路运来，凡是关押第一训练所(铁山路)的劳工，都在距劳工登船赴日本的青岛港务局大港码头附近的大港火车站下车，由军队押送到百余米之外的劳工训练所。关押在第二劳工训练所的劳工则在大窑沟下火车，再用汽车押往汇泉体育场关押。劳工进入训练所后，首先要将衣服和携带财物交出，由训练所看守“保管”，再统一分发旧军装，以防止劳工逃跑。然后由日本看守予以审问，填报其职业、年龄、籍贯等表格。日本看守并对劳工身体状况进行全面检查，个别年老体弱病患者予以退回。其余身体健康的劳工则被关入劳工宿舍，等待乘船运往日本。

　　被关押的中国劳工成分很复杂，分为“训练生”、一般劳工和特殊劳工。“训练生”是被日军俘虏的八路军等抗日军人，因反抗意识和团体斗争力量强，被日军视为最“危险分子”，防范和迫害也最厉害;一般劳工是指被日伪军抓来的农民、市民;特殊劳工是乞丐游民和监狱中的犯人、被日军解除武装的伪军及其他人员。据幸存劳工揭露;日本人为分化劳工的反抗，从年轻劳工中挑选败类组织“青年队”，以自由出入劳工宿舍和生活待遇略好为诱饵，让他们监视和迫害劳工，充当帮凶。

　　劳工在劳工训练所关押期间遭受严酷的迫害。据原劳工训练所医生王培昌及幸存劳工揭露：第一劳工训练所空间狭小，但关押劳工很多。“经常拥集两千名人员，屋内设有三层吊铺，四壁窗户全部封闭，室内空气腥臭异常”。而青岛体育场境况更惨，劳工全部睡在地下室阴冷潮湿的水泥地上，空气污浊。的水泥地上，没有衣被，缺食少水，严寒酷暑，苦不堪言。至于饮食，每个劳工“每日只二餐，早晨每人小米粥二碗，午饭及晚饭四人分棒面窝头一个，每人每餐约摊四两(小两)，且无饮料，后虽供应饮料，但经常是凉水，还不许多喝，防止小便。渴得(劳工)缺水，自饮小便”。劳工生病，日本人也不准中国医生治疗，致使劳工大量死亡。在这种悲惨恶劣的环境下，日军还趁劳工在青岛等待前往日本的轮船的时间，经常驱使在押劳工到大港码头装卸货物，或到太平山修筑军事工程。每次出劳，日伪军都大举出动，将行经街道戒严，严密监押，防止劳工逃走。而每当有船只前往日本时，均逼迫劳工装运煤炭或铁矿石。等到装运完毕，就将这些劳工押上该船，一同运往日本。劳工平时经常遭日伪看守毒打，训练所周围居民经常听到被打劳工的惨叫声，许多劳工被打伤致残，甚至死亡。

　　由于恶劣的生活环境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使许多劳工罹患疾病，但训练所日本人以经费少无钱买药为由，拒不予以诊治，导致劳工大量死亡。据原训练所职员和当地居民回忆，训练所几乎每天都有劳工死亡，死者均由家住云南路专门运送掩埋无名尸体(“倒卧”)的李兴玉用大车拉走，劳工尸体均蓬头赤足，衣不蔽体，极为悲惨。而一旦发生传染病，死亡更多。据原劳工训练所医生王培昌揭发，劳工训练所曾“发生了两次传染病(斑疹伤寒及回归热)，因无预防措施此病即迅速蔓延……约计死亡的可能有五六百人左右”。而据原伪市政府劳动局劳工科科员栾嗣修1945年5月关于《办理劳工协会收容各省、县供出迁青劳工之一部罹灾病者经过报告》中记载：本年3月，“该协会除数日间已病死三百余名外，计现场收容人数八百六十名，罹灾者尚有三百五十七名”。虽经伪市政府所派医生诊疗和转送传染病院治疗，至4月25日，仍有108名住院未愈，另有57人死亡，总计死亡近400人，占本批劳工总数三分之一以上。至于劳工的具体死亡数字，现已无法统计出确切数字。前述专拉劳工尸体的李兴玉曾有数字记载。日本投降后，驻青美军将该记录取走，下落不明。解放后，曾在青岛新疆路挖出过数十箱尸骨，即为死亡劳工尸骨之一部分。

　　为了反抗日军的残酷迫害，更由于不甘心做日本人的奴隶，劳工在青岛关押期间曾多次举行暴动。仅据日伪档案不全面记载：自1944年10月至1945年3月5日，铁山路第一劳工训练所就发生过四次劳工暴动，其中2月17日晚上有100多名劳工手持窗户铁棍和石块袭击看守，发生暴动。尽管训练所内日伪职员开枪镇压，所外日军和伪警察出动镇压、追捕，仍有114名劳工砸开铁门逃走。后在全市日伪军警追捕下，有8名劳工重新落入魔掌，其他106人胜利逃亡。(33)1945年1月16日，汇泉(青岛)体育场第二劳工训练所劳工280余人于晚上8时50分暴动，场内日伪军警开枪镇压，打死劳工4人，打伤多人，劳工则用石块还击，“即将体育场之南铁门破坏逃跑，同时亦有越墙逃跑者”。日本驻旭兵营的桐部队日军和伪市南警察分局闻讯赶来开枪追捕，抓回了20名劳工，另有14人未能逃出。此次暴动共有240余人逃出魔窟。能在警备森严的集中营暴动，并在日伪重兵的搜捕下胜利逃亡，简直是奇迹，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军的勇气和力首批量。而被抓回的劳工则受到残酷折磨，如站冰水池、棒击乃至枪杀。现住胶南的幸存八路军战俘劳工王子安对笔者讲道;当年他与难友一起破狱逃出铁山路训练所，但不幸被日军抓回，遭到训练所日本职员毒打，被罚站冰水池。王子安因年轻得以侥幸生存，而另一名被捕劳工则被日本看守残酷杀害。

　　劳工在青岛关押一段时间后，就被强行押往日本。临行前，日本人按日本企业所要求的劳工人数和就劳地，将劳工分为劳工大队，下设中队、小队。其行李除入所时发的一身旧军装外，只发一床薄线毯和一双胶鞋。1944年2月，首批“赴日”劳工从青岛运往日本北海道，其中多为八路军和国民党军战俘。原伪青岛市长、伪华北劳工协会理事长赵琪专程从北京赶到青岛为首批“赴日”劳工“送行”。其后，只要有装运煤炭、铁矿石的船只去日本，劳工们就被日伪军押到港口码头搬装煤炭、铁矿等，然后被日军用绳索捆成一串，由日军押上轮船，送往日本从事苦役。在航行途中，劳工缺水缺食，生病死亡者很多。死亡者与患病劳工被日本人抛入大海。还有许多运载劳工的船只遭到美军飞机、潜艇攻击或触雷沉没，许多劳工丧身茫茫大海。

　　中国劳工在日本受到非人待遇，缺衣少食，从事超负荷、超时限、高强度的繁重劳动，还要遭到日本监工的毒打迫害，患病和工伤者极多，大量劳工得不到医治而死亡。从战后日本外务省大大缩小了的统计数字来看，被掠往日本的中国劳工39000余人(实际数字远高于该数字)，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幸存的3万多劳工才得以回国。由于超负荷劳作和非人折磨，有8000余劳工葬身在异国他乡，而幸存的劳工几乎都身患伤病，许多人因伤残病废，痛苦一生，大部分人都英年早逝。目前，只有少数劳工尚存。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受害劳工幸存者及其遗属、中日两国律师、友好团体、研究学者等纷纷到青岛调查取证，日伪青岛劳工训练所和日本掠夺中国劳工的罪行实据终被揭露，并以此作为起诉日本政府和企业掠夺残害中国劳工的罪证递交日本法庭，成为中国劳工对日诉讼的铁证，在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2006年7月，笔者应曾在日本新泻港口劳役的中国劳工对日诉讼案律师团的邀请，赴日本东京高等法庭出庭作证，以大量的历史档案、调查资料和物证揭露了日本政府、军队和企业掠夺残害中国劳工的罪行。在铁证面前，作为被告的日本政府和企业及其律师团神情尴尬，无言以对。尽管今年4月，日本最高法院以及其卑劣的手段终止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途径，但无法抹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残杀平民、掠夺劳工等罪行的事实。

　　遗憾的是，铁山路85号原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亦即青岛第一劳工训练所旧址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拆除改建，现仅剩下一段外围墙。作为第二劳工训练所在的青岛汇泉体育场也遭到同样命运。尽管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专家学者强烈呼吁保护这座记载着日本侵华罪行的历史建筑，辟建为中国劳工集中营博物馆。但最终没有逃脱被拆除的命运。2000年，第二劳工训练所被拆除，在原址重建新的天泰体育场，仅在部分墙体上保留了原有的建筑石块。尽管如此，日伪青岛劳工训练所的历史真相和日本掠夺中国劳工的历史事实已经公之于世，成为揭露、控诉日本掠夺中国劳工等侵华罪行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日本掠夺与残害中国劳工这一历史罪行作为二战重大遗留问题之一，已经日益得到世界人民关注，深入和加强对日本掠夺劳工罪行历史的调查研究，对于揭露与清算日本侵华战争罪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将起到至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