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震惊全世界,但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屠杀中国劳工百万,这段劳工苦难史却很少被世人了解.偶而见到也是只言片语.在日本国内发现的证据,从最早的花岗暴动到被三菱、三井等日本大财阀控制的矿山、工厂死难的中国劳工不时出现,这只是冰山一角。在日本工厂、矿山中累死、迫害死的中国人究竟有多少?由于战时资料被日本人销毁,随着时间的久远,幸存者也渐渐离去,第一手资料则越来越少,像刘连仁那样打赢官司的劳工少之又少。日本政府在此问题上支吾,法院也不予接受。实际上在日本的中国劳工只占劳工总数很少一部分。
从1943年到1945年,日本共强行绑架169批、共计38936名中国劳工到日本135个工地从事重体力劳动,有6830名中国劳工客死异国他乡。
日军侵占东北以后在沿海拉尔、绥芬河、虎林等地修筑工事.其中以虎头要塞、东宁要塞最为着名。从关内抢掳大量劳工战俘来到边境地区,例如虎头要塞:第一批来了两万多劳工,第一个冬天就冻死了8000多人。
第二批来了一万多人,也冻死了几千人,剩下的由于饥饿、工伤和活埋,两批劳工几乎全部死亡.
而且,从1932年开始到1945年为止,边境要塞、工事、筑垒地区基本完工。在这期间,大量劳工、战俘被活活累死、害死、活埋,完工以后,劳工战俘都被秘密杀害,逃出魔窟者少之又少。日本当局把资料全部销毁。据估计,被害人数多达百万以上!60年代以来,在这些地方陆续发现了大量的万人坑!埋得都很浅,不少露出了白骨,查看有明显捆绑的印记。有些是被机枪杀死的,更多的是被活埋的。
照片中这位老人名叫张思问。他是东宁要塞战俘劳工的幸存者。这名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以亲身经历,揭露了一些有关“特种劳工”的悲惨历史。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后,耗时14年在中苏、中蒙国境线上修筑了由14个要塞构成的日军在华最大要塞体系。该要塞体系被史学家称为“东方马其诺防线”。
为了修筑这样一个庞大的工事,日本关东军役使百万名劳工来建造。为了防止泄密,每当一处工程完工后,日军就将劳工秘密处决。在日本关东军役使的劳工中不仅有修筑铁路、机场、兵营等要塞附属设施的“外围劳工”,还有修筑要塞的“内围劳工”。“内围劳工”就是战俘劳工。他们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抓获的战俘。为掩人耳目,这些劳工被冠以“特种劳工”之类的称号。这是侵华日军一贯的做法。
中国劳工在日军严密看管下修筑工事,生活条件十分恶劣。据后来发现的日军绝密档案记载,因冻、饿、病、累死者超过40%
张思问于1922年出生在河北省新河县寻寨镇寻寨村。1942年,年仅22岁的八路军战士张思问在河北枣强老乡家养伤时被俘。1943年,他作为“特种劳工”被秘密送往东北东宁县修筑要塞。
张思问回忆说:“和我一起被押往东北的共有5000多人,全部挤在一趟闷罐车里。一路上闷死的、喝凉水拉稀拉死的、跳车摔死的不知多少人,最后下车时就只剩我们40多人了,其他人都不知去了哪。”然而,对于这些幸存下来的人来说,炼狱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特种劳工”在日军严密看管下修筑工事,生活条件十分恶劣。据后来发现的日军绝密档案记载,因冻、饿、病、累死者超过40%。
“到了东宁后,汽车把我们拉到一个叫小乌蛇沟的山里。这里有个叫570的部队。整天有13个卫兵拿枪看着我们。那时河里已没有冰,岸上也没雪,但天还很冷。我们整天到一条沟里拉沙子、抬沙子,后来就拌水泥,在山上修炮台。那些卫兵看见有人偷懒,就用小石头打,喊着快干活。下雨天不干活我们在屋里待着,相互不准说话,谁的底细也不知道,连真名实姓也不知道。”
“我们住的地方在一个山沟里,住在一座泥墙草盖房子里,里面搭着对面炕,进门往里面走,还有一个屋子,是翻译官住的房子。说是炕,却不烧火。我们没有被服。日军给每人发了一条旧毯子。我们弄些干草铺在炕席上,也不脱衣服,裹着毯子睡。晚上点的是油灯。我们穿的是自己原来的那套破衣裳。日军发过一套他们的旧军装和一双破得不像样的翻毛皮鞋。我们吃的是高粱米和棒子面,棒子面都是我们自己用碾子推的。”
有一天,卫兵们押着张思问一行几人到一个有碾子的人家轧棒子面。房东老头趁卫兵不注意时告诉他们,以前来的劳工都让机枪“点名”了,再不跑,等干完活就会被日本人杀掉。老头还告诉他们河那边就是苏联.
老人的话并非危言耸听。学者考证,东宁要塞从1934年5月开始修筑到1945年8月,在长达11年的修筑过程中,据当时被日军强迫专门拉运尸体的劳工李有才、赵金宝、黄诗义3人回忆,仅在老城子沟修筑军用仓库一个地方,每天用马车运出的劳工尸体“就有两三个,最多时一天十几个,整整拉了3年”。取中间数,按每天死亡5人计算,3年3挂马车就要运出3285具尸体。而东宁筑垒地域仅发现的就有4个庞大的军事要塞和各种军事设施、战备工事1203个。这其中被屠杀的战俘劳工不知有多少。不仅东宁要塞如此,其他13处要塞也一样。
曾在乌苏里江虎头要塞服役的日本兵冈崎哲夫,在其《日苏虎头决战秘录》(中译本)一书中回忆:“1940年虎头要塞工程完成,将抓来的中国军队俘虏摆酒宴至山谷间,正在吃喝之际,山顶上的机枪一齐向这些人射击,全部杀死。”日军屠杀劳工的手段是极其卑劣残忍的,注射毒药、暗下枪杀、诱骗活埋,甚至用细菌实验致死。如果把这些秘密屠杀的要塞劳工人数累计起来,有历史学者称,最保守的数字也有百余万人。与日军残忍地虐杀中国劳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宁要塞里遗留下了许多为日本关东军死亡者竖立的“忠魂碑”。
面对一个个劳工悲惨地死去,张思问和其他42名劳工决定策划一次暴动,逃出这个魔窟。
1943年9月11日,当天晚上洗过澡,张思问和一名叫王坤的劳工照例到翻译官那里点卯。趁报名的工夫,他跟王坤把那个翻译官打死了。随后张思问拿了一把铁锹走出房门,直奔卫兵。走到卫兵跟前,他装着要烟说了一句:“有烟吗?请给我一支。”顺势他用脚把卫兵绊倒,朝着卫兵脑袋就是一铁锹。接着,张思问和其他人拿着菜刀、镰刀捅向卫兵所,一拥而入把惊醒的卫兵挤到旮旯。卫兵所里没有灯,他们把卫兵从里面一个个摸出来,弄到门口就是一刀。刚砍倒两个,远处的机枪响了,来了一汽车鬼子。
张思问等人在前面跑,鬼子在后面追。大家在黑暗中跑散了。跑到一条河边,张思问一看身边还有8个人。张思问成了这伙人的指挥官。他发现河不宽,决定越过河向北跑。等越过河后北边又响起汽车声,还一个劲地打枪。张思问就指挥大家又往东跑。前面又是一条河。伴随着狗叫声,日本兵追过来了。最后过河的张思问差一点就被日军抓住。他边跑边喊:“快跑!边打边跑!”一阵还击,张思问一行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他们接着往东跑,翻过一道铁丝网后,又向东趟过了一条河,钻进了山沟。这时,他们到了苏军驻扎地。
张思问在苏军中学会了收发电报,后来潜回东北进行对日情报工作。1945年初的冬天,他在执行任务时一只脚被严重冻伤。怕日本特务发现,张思问不敢到医院诊治,只好在屋里硬挺着,最后连脚后跟都烂掉了。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终于投降。张思问一面继续在苏军从事发报工作,一面治疗脚伤。1946年春,苏军同意了张思问回老家的请求。当时,张思问脚上冻伤还没完全好,往关里的火车也没通。他一边走一边问路,有车坐车,没车的地方就走,饿了买点干粮吃,脚痛得受不了,就喝点酒。30多天的风餐露宿之后,张思问终于一瘸一拐地回到了河北的老家。从此,他化名张世文,隐姓埋名生活了近60年。
张思问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当年策划的这场暴动成了修筑要塞过程中发生的最大的一次劳工暴动事件。事件震动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日军紧急调动了当地一切可以动用的武装力量,进行追捕,其中有2人在逃跑途中被日军枪杀,10人被日军抓捕后杀害,共有31人逃往苏联。整个事件的过程被详细收录在日军档案中。直到1999年,在吉林省档案馆公开了馆藏的日军档案后,这段历史才第一次被世人知晓。此后,黑龙江绥芬河市东北亚文化研究会的周艾民和陈云来两人首先着手对事件进行调查并到处寻访当事人。几年之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唯一健在的、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张思问老人。
当初日本侵略军退败的时候把和要塞群相关的历史资料焚毁,企图掩盖其修筑要塞时犯下的累累罪行。战后日本军国主义阴魂始终不散,否认侵略暴行。至今日本没有公开一张要塞图纸、一份要塞修筑档案,也没有公布一份劳工名单,对强征和屠杀战俘劳工的事实更是百般抵赖,但是张思问老人的出现,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提供了又一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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