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从青岛港掠往日本的中国劳工人数初考
来源：青岛市情网   2018-08-30 15:02:40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从华北掠往日本国内的中国劳工究竟有多少?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有意销毁档案资料，在中国大陆要想找到准确数字非常困难，目前只能依靠日方提供的档案资料和何天义先生主编的《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中国劳工在日本》来加以考证了。据日本外务省战后管理局1946年制作的《华人劳务者就劳事情调查报告》记载(要旨)，从1943年4月起向日本国内输入“实验劳工”，到1945年5月止，共从中国掠运劳工169批，总计38935名。在这近4万名劳工中，被掠出的华北地区劳工占了绝对多数，达35778名，华中伪政权输出2137名，伪满洲国输出1020名。从输送机关来看，以华北劳工协会提供的最多，计有34717名，华中“日华劳务协会”对日输出1455名，华北运输公司特别输出1061名(作为战俘劳工);汪伪南京国民政府机关特别输出682人;伪满福昌华工公司输出1020名。从华北输出的35787名劳工，主要是华北劳工协会和华北运输株式会社负责提供，约占中国全部赴日劳工总数的92%。

　　华北劳工对日输出主要的港口是天津塘沽港和青岛港，劳工输出分四种方式：特别供出(抓捕方式)、自由募集、训练供出及行政供出四种方式。其中特别输出(包括华北运输、福昌华工及伪南京国民政府机关)2763名，主要是有搬运、造船等经验的劳工。伪“日华劳务协会”自由供出1455名。伪华北劳工协会供出训练生10667名，占总数的1/3，大部分是俘虏、投降兵、土匪及所谓的“犯人”，伪华北劳工协会行政供出24050名，占总数的2/3。这38935名劳工分配给35社、135个事业场。其中以从事开矿的劳工最多，15社、47个事业场，使用中国劳工16368名;从事土木建筑业的15社、63个事业场，使用劳工15253名;从事港湾搬运的1社、11个事业场，使用劳工6099名;从事造船业的4社、4个事业场，输入劳工1215名。

　　据何天义先生的研究，日本劫掠华北劳工赴日是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开始实施的。此前，日本主要抓捕华北劳工到伪满洲国和蒙疆使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日本国内劳动力资源枯竭，直接影响了战争物资向前线的输送。要维持战争机器的生产和运转，掠取中国劳工到日本，弥补国内劳动力的匮乏，就成为日本政府和企业的必然选择。

　　事实上，早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某些企业就已经看到在伪满洲国的日本企业使用战俘劳工的好处，便酝酿引进中国劳工以解决日本国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最早提出这一建议的是北海道土木建筑联合会。1939年，北海道土木建筑联合会即日本政府提出移入中国劳工的“愿书”，并提交了相关文件，接着该会在1940年作出引进中国劳工的提案，1941年又同日本企划院、厚生省协商，对输入中国劳工进行探讨。

　　1942年10月，日本的煤炭统制会劳务部住友矿业株式会社就使用中国“苦力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制定了《使用苦力要领》，同时在国内展开公关游说活动，策动企划院、兴亚院及其他日本政府机构早日批准实施。在日本军方和企业团体的一再要求之下，1943年1月，日本政府联合日本煤炭联合会及华北运输会社的把头(约10名)，组成华北劳动情况视察团，分别视察了华北各地，与当地日军和伪政权讨论从华北掠夺劳工到日本的可行性，并达成向日本供出装卸劳工500名及煤矿劳工500名初步意向，由华北劳工协会负责筹募输送。

　　为了实施这项政策，日本东条英机内阁对掠夺华北劳工输日进行了周密地计划。1943年4月，日本政府和企业首先开始了“移入试验”，到1943年11月中旬止，将4组863名港湾装卸工人和4组557名煤炭工人共计8组1420名华北劳工以集体的形式掳掠到日本，分配到8个工厂劳动。

　　1944年2月28日，日本内阁的次官会议上，认为“根据昭和17年11月27日内阁会议决定的《关于将华人劳工移入内地事宜》大体上是良好的”，因此通过了“关于促进向内地移入华工的文件”，与前一个文件不同的是，华北劳工输日不再由华北劳工协会作为实施主体，而是“依照本件向内地输入的华工的提供或为其斡旋，由大使馆、当地军队及国民政府(华北由华北政府)实施”，“华工输入列入每年度国民动员计划，按计划输入”，这实际上是华北劳工行政供出制的开始。1944年3月，日本政府提出本年度劳工动员计划所需要的劳工总数，其中规定要从华北掠夺劳工3万人。至此，日本政府策划的劳工“行政供出”体制基本成型，利用华北日伪政权的国家暴力机关来强制中国劳工到日本作苦力确立为国策，开始大规模实施。同时为了保证便于甄别劳工身份，严防抗日分子进入日本，影响日本国内安全，专门指定青岛港和天津塘沽港作为华北劳工对日输出的两个港口，并要求在华北伪政权所属的军警机关协助华北劳工协会加强警备和检查。

　　1944年下半年，太平洋战争进入决战阶段，随着战争的日益惨烈，日本投入前线的兵力增加，伤亡越来越多，国内劳动力已近枯竭，掠夺更多华北劳工到日本弥补其劳动力资源的匮乏越来越迫切。该年8月，日本政府操纵其卵翼下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正式制定了《战时重要劳力紧急动员对策要纲》，决定采用“行政募集制”，大规模向日本输入中国劳工。该计划规定从1944年8月到1945年3月，8个月内，分两期从山东、河北、河南、淮海省(包括现在的连云港、徐州等地)等4省紧急募集20万劳工输往日本、伪满、蒙疆等地使用，其中输往日本5万人。山东省作为劳工输日的主要地区，承担向日本输出劳工30000名，占输出总数的2/3。

　　按照计划安排，华北劳工协会济南办事处及所辖的青州、武定、泰安、兖济、东临、曹州等几个办事分处负责供出16000名劳工，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下辖的沂州道和莱潍道两个办事分处负责输出劳工4000名。根据天津市档案馆馆藏的《华北劳工协会业务报告》，从1944年9月至1945年2月底，鲁省青州道、武定道、济南道、泰安道、兖济道、东临道、曹州道、沂州道、莱潍道等9道及伪青岛特别市实际共向日本国行政供出劳工7897人(见下表)，约占这一时期华北输出总数的38%，因为青岛是日本指定的两大对日劳工输出港之一，山东劳工的绝大多数由青岛运往日本。

　　据青岛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及一些健在劳工的回忆，早在1944年9月之前，日本就已开始从青岛往日本掠运劳工了。青岛学者曾考证，从青岛运往日本的首批劳工是1944年2月。但据曾被抓到日本当劳工现仍健在的黄庆元老人的控诉，他是1942年在青岛大港码头干活时，被日本宪兵队抓到去日本的货船上运到广岛“加记村”——离原子弹爆炸地只有200里地当矿工的，与他一同被抓去的有100人左右。平度张舍镇南尹家村的尹振平老人及临村的20个青壮劳力则是在1943年5月被日本兵抓走送到日本东京东次城县伊里矿山(铜矿)做苦工，当时在这个矿已有中国劳工200人。

　　青岛市档案馆保存的青岛输日劳工记录中有一条记录1944年5月由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发证、团体输日482人，其中山东124人，河北省354人，河南省4人，这是能够查到的青岛第一批输往日本国内的劳工档案。

　　随着日本行政供出劳工的加紧实施，大批中国劳工被从青岛港掠往日本频率加快。据不完全统计，从1944年8月起到1945年2月止，从青岛输往日本的劳工是313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