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1945年8月招募与征派劳工的数字,没有找到当时的历史统计资料。据原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战犯古海忠之1954年6月3日笔供的概数:“1942年100万人(其中供出劳工35万人);1943年120万人(其中供出劳工50万,勤劳奉公队25万人);1944年130万人(其中供出劳工60万人,勤劳奉公队35万人);1945年160万人(其中供出劳工60万人,勤劳奉公队15万人,截止[至]8月15日是8万人,勤劳奉公队累计14万人)。”据此,1942至1945年7月(1945年按半数计算),在东北使用的劳工包括勤劳奉公队员总数为430万人。
另据原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战犯武部六藏供述征调的勤劳奉公人数是:“1943年动员了6万青年,令他们平均从事4个月的劳动。1944年动员了约20万人。1945年预定动员30万人,后因日本投降而停止。”按照武部六藏所供述的使用勤劳奉公人数,比古海忠之多出了27万人(1945年按半数计算),即1942-1945年奴役的东北劳工人数为457万人。
武部六藏供述的勤劳奉公人数得到了其他日伪战犯的佐证。据曾在各省任职的伪满官员供述:1943-1944年,伪滨江省公署每年供出劳工为6万人,勤劳奉公队员7万人;伪四平省公署每年供出劳工4万多人,勤劳奉公队员4万多人;伪三江省公署每年供出劳工3万人;伪吉林省公署每年供出劳工5万多人,勤劳奉公队员约3万多人。伪国民勤劳部首任部长兼勤劳奉公队总司令于镜涛也供认:“1945年3月勤劳部成立以后,由民生部移交来的计划是,1945年预定供出180万人,4月份各地已供出10万人。勤劳奉公队的供出数,民生部的计划是30万人,第一期供出了7万人。”
另据曾在伪复县劳务科任职的刘继孔回忆,该县1943年和1944年勤劳奉公队各派出“四五千人”: 派勤劳奉仕队伪满时称学生、公职人员及日本直接统治下的“关东州”内各人员被征派劳动为“勤劳奉仕”,而普通百姓往往把“勤劳奉公”与“勤劳奉仕”混淆起来。次数不多,基本上一年一次,比较集中。第一次是在1943年,派出了两个大队四五千人修哈大道,即现在的202国道原址。复县勤劳奉仕队干活的地点在辽阳的刘二堡、腾鳌堡、张台子一线。这次勤劳奉仕修路主要是挑土篮子垫道,最苦最累。我曾随科长到工地去慰问。第二年又派出了两个大队四五千人到鞍山的鞍马庄。刘继孔,1940~1945年曾在伪复县公署当职员。
一个县一年征派的勤劳奉公队即达四五千人,可见当时全东北一年征派勤劳奉公队的数量远远不止二三万人。另据日本满史会编纂的《满洲国史》分论下记载:1943年,在接受“国兵”检查的27万人当中,勤劳奉公动员对象就有12万人,而实际动员数量近10万人。其动员人数大体如下:
交通运输事业36000名
特殊工程(军需)20000名
水利事业17000名
排水防水事业7500名
学生勤劳奉公队6500名
水利电气事业6400名
重要产业(工厂)5000名
造林事业1000名
合计99400名
此外,“满洲中央银行”经理部用度课参事金弘田记于1946年8月20日汇集的伪满洲国劳动动员统计表记载的数字也大大超过了古海忠之所述的数字。该表记载:1943年和1944年伪满“建设关系”、“特殊工厂”、“军用工厂”、“军建设关系”等使用的劳工数量,分别为280万人和330万人。按照该表的统计,这个数字去掉当年从华北等地进入东北的劳工和日本人勤劳奉仕队的数量,在东北本地征集的劳工分别为190万人和255万人。两年相加共高出古海忠之所述数字达195万人。从两份资料形成的时间上看,后者比前者早了将近8年,制表者系伪满中央银行经理部“用度课”的参事,其数字应该更为可信。并且,上述数字也可从某些省份动员的劳工数量得到印证。据日军宪兵队残存的档案,1944年伪锦州省公署动员的劳工数量为31万人,其中仅被征派到军事工程的就达54万人。
这里仅按照武部六藏供述的1943-1945年勤劳奉公队的人数计算,从1934-1945年,日本从东北征派劳工的总数即达到858万余人。综合从华北和东北集中的劳工数量,日本在侵占东北期间,在东北奴役中国劳工的总数至少超过1648万人。
在这些劳工中,有多少人属于被强制奴役的劳工已无从统计。然而,无论是军事工程还是在大型厂矿中,从1934年就开始强制奴役劳工,并且越是到伪满后期使用的劳工数量越大,其中被强制奴役劳工在劳工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也越大,因此可以认定:这1648万劳工中的多数属于被强制奴役的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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