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掳日中国劳工从未吃饱 带头反抗者被折磨至死
来源：网易   2019-01-14 13:59:47

　　2009年8月9日，日本东京塔下的一座公园，87岁的中国被掳劳工幸存者、河北老人李铁锤踉跄地走在象征死难中国劳工的一双双布鞋之间。新华社资料图

　　2013年9月18日，日本强掳中国赴日劳工罪行档案首次在华公布。中新社资料图

　　日本花冈骨瘦如柴的中国劳工。新华社资料图

　　逃跑路上，下起了大雪，饿了，我们抓把雪含入口中吞下去。但后来逃跑的5人全部被抓回，1人被打死，第一次斗争宣告失败。

　　——赴日劳工凤仪萍回忆第一次逃跑

　　一天只给三四个窝窝头，吃完就不管你饱，哪能吃的饱啊。在路上看到有橘子皮，都赶快捡起来吃。

　　——赴日劳工张增回忆饥寒交迫的劳工生涯

　　国人记忆70周年抗战胜利之 十六

　　“1944年11月，北海道气温降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天寒地冻，每个人身上仅一身劳动服，且早已破烂不堪，毯子绑身也抵挡不住寒冷。那个月，矿业所同意以后每天下午四点增加一个饭团。当天回到寮房吃饭，我仔细看了看，是黄豆饭。这是我记忆中第二次吃到黄豆饭。”2015年8月的一天，8 5岁的赴日劳工凤仪萍在广州接受了南都记者的采访。70多年前，他作为被强行掳往日本的中国劳工的一员，曾在日本北海道做工。

　　这场由北海道栗山町角田煤矿劳工费度带领的绝食罢工斗争，有近300人参与，包括当时年仅14岁的凤仪萍。

　　次年6月30日晚，在日本本州岛东北部花冈矿山的8 00多名中国劳工，也因不堪忍受繁重劳动和残酷折磨发动起义，结果也被镇压，3天内130多名劳工离世。

　　斗争背后，是残酷的命运。据统计，日本侵华期间，被掳至日本的4万名中国劳工，有7000多人惨死异国。直至世界反西斯战争胜利后，他们中的幸存者才得以于当年年底分批回国。

　　多年来，中国赴日幸存劳工及其家属一直在为索赔而努力。今年7月，日本企业三菱材料的一份“谢罪文”让他们看到希望，但争取权益的斗争远未结束。

　　打花生油的路上被抓

　　“良民证!快拿出来!”1944年8月，当时还是上海浦东中学初二学生的凤仪萍在去复旦找他的英文老师的路上，被日本岗哨兵拦住，因无法提供良民证，他被抓到了桥旁一座大卡车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将要去哪，惊魂未定”，一切来得非常突然，凤仪萍依稀记得，卡车用帆布篷严实盖着，车里有8个人，被绑扎着双手。

　　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作战失利，为继续作战，日本需加大兵力。长期的对外作战，使得日本国内劳动力严重缺乏，为保证国内正常的生产劳动及战场军队作战有充足补给，日本把目光放到沦陷的华北地区。1944年2月28日，日本内阁通过了《关于促进华劳务者移入内地案》，正式拉开了对中国劳工向日本国内强制性输入的序幕。

　　相关资料显示，日本俘虏的中国劳工，出生地以河北最多，身份也以农民居多。1944年初，当时唐山农村地区就遭到日军“扫荡”，16岁的张增也未能逃过厄运。

　　“我在打花生油时，没有跑掉，就给俘虏了”，今年8月的一天，在广东阳江家中，87岁的张增对当年的记忆仍然深刻：“那时天很冷，下着雪”。那次日军扫荡，俘虏了二三十人，仅张增所在的村庄就抓了7人。

　　劳工集中营喝水要排队

　　当年中国劳工的乘船港，主要是塘沽与青岛，也有少数在上海、大连以及连云港上船。被掳至日本的中国劳工，在等候轮船到港前，都关押在集中营。张增所在的塘沽集中营是华北较大的战俘劳工转运站之一，“随时都死人，人打死了后，就扔在另外一头。一天就一大堆一大堆的。”张增这样形容当时集中营的景况。

　　据日本外务省报告统计，当年注明训练地在塘沽集中营的劳工为3663人，从塘沽乘船送往日本的战俘劳工就有86批，共计20686人，占中国战俘劳工总数的五成以上。在塘沽集中营被日伪虐待、残害致死的劳工就在万人以上。

　　当年关押凤仪萍的收容所在上海一个破旧的教堂内，即当时的虹口集中营。“第一天排队领饭，我领了一杯水和两个杂面饼”，凤仪萍回忆，当时一个叫刘阿三的劳工大叫“饿死老子，吃不饱”，看守的日军和伪军就冲过来，啪啪给阿三抽了两鞭子。

　　“看不顺眼就打。为什么要打，谁都不知道”，张增在塘沽集中营关押了两三个月，“住的木板房可能有一百公尺长，两层的。人挤在一起睡。”塘沽集中营一天给一次水，所有人喝水要排队，为了解渴，有的人一次喝七八碗。

　　从集中营开始，这些被关押的劳工就开始了苦难的生活。劳工逃跑时有发生，为了加强监管，日军各大集中营、收容所都哨岗林立，加强警戒。凤仪萍和几个同伴试过逃跑，但被巡逻的看守抓住，没能成功，其他几名先逃出门的同伴给日军打伤了腿，鲜血淋漓。

　　与凤仪萍不同，张增所在的滦南县离唐山市火车站有一段距离，在送到塘沽集中营之前，他们被关押到就近的据点。“门都给锁上了，像监狱一样。还能往哪里跑呢?”从那时起，张增就没有想过逃跑。

　　从没吃饱过的劳工生活

　　被掳至日本的中国劳工，后来被分配到日本本土的北海道、九州、本州、四国4个大岛的135处作业所。其中以北海道的作业所最多，有58处。这些劳工从事矿山业人数最多，共计16368名，在47处作业所劳动。

　　在海上漂了半个多月，凤仪萍随货轮来到了日本门司港，后搭火车、轮船，和其他一万多名同胞一样被运至矿山区。他和上海抓来的300名劳工，被运至目的地北海道栗山町角田煤矿。

　　角田煤矿是平和矿业所下属矿井，由于青壮年煤矿工人全部被抽去当兵，角田煤矿仅有几十个工人下井采煤。“第一天集合，我们明白了：日本人用一些爪牙监督管理，我们是奴隶、牛马。”凤仪萍回忆，中国劳工住的是木板屋，中间一米宽的走道，两旁是离地面一尺的两排木板铺，木板厚不到二厘米，板两头用钉子钉住。“我从缝隙之间看到铺板下全是野草，还有凉风吹进来。”

　　当时，日本政府与企业为了便于对中国劳工进行管理与监督，将劳工编为大队、中队、小队等，按军队一样组织管理，他们300人的团队轮流在森林伐木、锯木厂、选炭机三个场所工作。

　　从天津塘沽出发的张增则被运送到静冈县清水市，张增忘记了他是怎么从港口到住的地方的。“做工呢，就到钢管造船厂、三保火车站”，不过他清楚记得，住的屋子也是木板房，大通铺分上下层，没有衣服换，只有一套中国穿去的衣服，“哪里缺人就去哪里做工”。

　　劳工从事的全是重体力劳动，每天只有一两顿饭，从没有吃饱过。“吃的杂粮饭松松散散，胡萝卜丁、土豆丁、野菜、豆叶和少许米粒。”凤仪萍描述称是“喂牲畜吃的”。因为太饿，他们开始偷吃周边农户的粮食作物，后来直接摘树上嫩芽下肚。“濒临绝境，无法可想，只有这个办法。”角田煤矿就有劳工因为吃树皮青草塞住肠子，最后死亡。

　　后来，有劳工看到山坡上有青草，摘来吃，最后被抓走并用皮鞭抽打。凤仪萍听着日本大队长喊“你们看见啦，破坏大日帝国树林山坡，偷吃树皮青草，我大队长警告过你们，今天又抓到一个，打打!”后来，这位劳工给生生打死。

　　“一天只给三四个窝窝头，吃完就不管你饱，哪能吃得饱啊。”饥饿同样在张增所在的小队蔓延，张增回忆，他们每天排着队去做工，在路上看到有橘子皮，都赶快捡起来吃。“大家都抢，谁先见到就谁吃，什么东西可以吃都捡。”

　　带头绝食罢工被折磨而死

　　1945年6月30日，由于不堪忍受饥饿、私刑和残酷的劳役，800余名在鹿岛花冈的中国劳工，在大队长耿谆的领导下进行反抗，逃向了附近的狮子森山。这是著名的“花冈起义”，斗争最后在日方残忍的镇压追捕下失败，800余名劳工无一逃出，全部被抓回。

　　河北唐山玉田县87岁幸存劳工张广勋，参加了今年6月29日日本“花冈事件英大馆”研讨会，发言提到当时这段经历。“日方组织两万多人，拉网式地满山遍野搜捕”，张广勋说，尽管中国劳工进行了搏斗，终因寡不敌众陆续被抓回，押到共乐馆广场。

　　“在烈日下直直地跪在满地是石头的空地上，一跪就是三天三夜，不给吃不给喝。”张广勋回忆，三天里在广场被折磨打死的同胞就有一百来人，还有三四十人被关进警署两个多月，被严刑拷打。至此，被强掳花冈的900多名中国劳工，400多人命丧东瀛。

　　恶劣环境下超10小时强制劳动，加上饮食营养失调，凤仪萍所在的角田煤矿的劳工也相继不堪重负死亡。1944年末，角田煤矿的劳工开始反抗，开始逃亡和罢工。

　　凤仪萍所在的小队，第一次逃跑就是趁着半夜哨兵休息，从厕所的窗户爬出去。“逃跑路上，下起了大雪，饿了，我们抓把雪含入口中吞下去。”但后来逃跑的5人全部被抓回，1人被打死，第一次斗争宣告失败。

　　第二次反抗，导火线是采煤区的瓦斯因不安全生产爆炸，11名劳工送了命。“11月，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一身破烂的劳动服，每天起早摸黑到井下挖煤”。因环境恶劣，费度带领所有劳工一起绝食罢工。“斗争持续了两天，费度老师慷慨激昂陈词两个小时，日方哑口无言。”经过斗争，平和矿业所同意以后给每个劳工每天下午四点增加一个饭团。当天回到寮房，凤仪萍吃饭时仔细看了看，是黄豆饭，“这是我记忆中第二次吃到黄豆饭”。

　　这次小规模的斗争给凤仪萍他们带来短暂的待遇改善，但很快被打回原形。几天后，斗争带头人费度给日本人鞭打并在广场公告示众，最后被折磨致死。知道费度死讯，凤仪萍放声痛哭。

　　美军战士无意间发现中国矿工

　　“进入8月，由于炸药缺少，只能挖少量的煤”，凤仪萍回忆，那时候劳工工作轻松了些，太阳还没下山，就可以爬到山坡找野果吃。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1日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9月2日日本在美军“密苏里”号战舰上正式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同年9月15日，凤仪萍称为“永远难忘的日子”。那天，他们见到了来自美国的“客人”，才知道日本已经战败。“听到被拯救，我们都嚎啕大哭”，凤仪萍说的“客人”们是深入矿山四处调查的美军战士，他们无意间发现了角田煤矿里的中国劳工。

　　在日本中部的静冈县清水市，从日本投降开始，张增就不用劳动了。“到处逛，不做工，一天两顿窝窝头，可以吃饱了。”当年年底，张增和其他劳工一起坐着美国的货船回到中国。每天在家为儿子许愿的母亲，看到儿子回来喜极而泣，借钱请了当地剧团唱了三天的驴皮影还愿，唱影的费用相当于他们家两三年收入。

　　离开日本前，凤仪萍所在的角田煤矿，被抓来的300名中国劳工最后只剩下200人，他凭吊了遇难同胞，还有两位老师。在他回家后不到一个月，病重一年多的母亲去世。

　　带着伤痛，凤仪萍重新用功读书，1949年前夕，凤仪萍考上江苏医学院，五年后顺利毕业，潜心工作，成为一名医学教授，他也是当年日本强掳的中国劳工中的唯一一位医学专家。

　　张增后来加入共产党，担任家乡后柳庄贫民协会主席，负责土改工作。随后，他应召参军，加入部队，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役，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到广东工作，在阳江退休。

　　日企“谢罪文”露和平曙光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2015年7月24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新闻发布会上，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简称“三菱材料”)“谢罪文”这样写道。文中，三菱材料承认中国劳工权益被侵犯的历史事实，表示向中国劳工及其遗属真诚谢罪，这是日本企业第一次向中国受害者谢罪。

　　日本侵华期间，三菱材料(前身为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及其承包公司)接收3765名中国劳工到其作业场所，强迫其在恶劣的条件下劳动，其中更有多达722名中国劳工身亡。

　　多年来，归国的幸存劳工及其遗属一直努力斗争，希望得到日方企业的赔偿和道歉。张增多年来一直和中国劳工联谊会保持通信，并关注着事态发展。张广勋也称要为死去的难友讨回公道，斗争到底。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据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助理孟惠忠介绍，目前在中国劳工联谊会登记在册的劳工及遗属有一万多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世的劳工受害者越来越少，年龄大都在90岁以上，最小的也有85岁。

　　1991年全国两会，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将他撰写的“万言书”寄到人大，建议中国要求日本给予受害赔偿。次年，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童增的建议得到人大代表重视并形成议案。此后，中国民间开始掀起对日索赔热潮，但进展一直不尽如人意。

　　“三菱材料可以说是带了个好头，具有示范效应”，孟惠忠称，根据和解方案，3765名中国劳工或遗属每人将获得10万元人民币赔偿。

　　“这是日本企业战后支付人数最多的赔偿，通过三菱谢罪和解，促进历史遗留问题的全面解决”，童增说。童增在他的“万言书”最后也写道：“客观地说，日本国的任何赔偿都弥补不了1931-1945年期间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即使日本国履行了受害赔偿义务，我们也算给日本国赠了厚礼，给他们反思战争罪行提供了一个机会”。

　　[档案]

　　赴日劳工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为弥补日本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采取“以战养战”政策。1943-1945年，日军在中国占领区先后强掳了4万余名中国劳工赴日本35家企业的135个作业场，从事无偿繁重的非人苦役。据日方资料统计，仅在日本死亡的中国劳工人数就达6830人。这些被掳去的劳工，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11岁，90%以上的归国劳工都没拿到日方战后所付的“工资”。

　　2013年9月18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经过不懈努力，第一次对外公布了日本强掳中国赴日劳工罪行珍贵档案。档案共120袋、405份，包括日本35家企业的124个作业场、373份报告和日本外务省报告书及附属档案32份。其中有日本的中国人殉难者名录共同编制执行委员会于1964年编制的《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录》。

　　继2013年首次公布日本强掳中国赴日劳工罪行档案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2014年4月5日第一次通过官网全面、完整地公布了日本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单，涉及人数34282名。

　　参考资料

　　《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齐鲁书社);《花冈暴动》(人民出版社);居之芬《论战后赴日华工归国及遗留问题》;何天义《日本侵略者强掳虐待中国劳工的真相》;何天义《日军在华北的战俘劳工集中营》;陈景彦《二战期间在日本的中国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