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日军强掳了多少滨州籍劳工
来源：大风号   2019-01-14 14:08:34

　　滨州籍被强掳赴日劳工至少有269名，来自长山的最多

　　根据《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录》不完全统计，在259名滨州籍被强掳赴日劳工中，无棣5人，惠民10人，博兴7人，邹平47人，长山137人，齐东38人，蒲台2人，沾化1人，阳信12人。死于运行时船中者8人，死于日本者60人，行方不明(去向不明)者2人。

　　(日本侵略军强掳中国劳工，本文图片均来源网络)

　　其实，《名录》中统计的滨州籍劳工名单并不完整，根据笔者搜集整理的资料，还有10名滨州籍强掳赴日劳工不在名单之内，死在异乡不能回国的实际人数应该还要大。如邹平籍赴日劳工还有郝恩芳、王茂森、王文盛、王象坤、于加元、王效武和王世福等人。

　　郝恩芳(时年19岁)，1944年，在抗日游击队杨相升的四团里当兵。4月28日与日军在章丘大高庄遭遇，战败被俘，被押至济南关押战俘的济南日军新华院(馆驿街西头)。后坐闷罐车送至青岛，关押在保安楼，一行300人又被逼着坐轮船去日本，抗战胜利后坐上美国的军舰在天津塘沽下船，于1945年11月，回到了家乡辛梁镇。

　　王茂森，1944年，一行9人被日本人从青岛押送到日本，货船在海上漂泊20多天后到达日本。时值寒冬，天降大雪，为了能让运送掠夺物资的火车畅通无阻，日军让他们修铁路，白天干晚上干。他们的两个伙伴趁日本监工不注意逃离了工地，被抓后被毒打致死。1945年回国时，王茂森等人将两位同伙的骨灰带回了老家。

　　王文盛，邹平县人，1944年至1945年在日本福冈县中央煤矿当劳工，背部曾被刺刀扎伤。

　　(王文盛老人，2010年10月6日摄影)

　　王象坤，山东省齐东县五区曹家马头(应为曹家码头，今为码头镇)人，约1944年被押送至日本，在石川县金市七尾港七尾海陆运送株式会社作苦役，1945年6月27日，因心脏衰弱症死亡，时年38岁。

　　于加元，又名于龙江，1920年9月22日生，邹平好生镇史营村人，先后在河南汤恩伯部队党政总队、鲁苏战区总司令部政治部工作，1944年携带胡宗南的一封亲笔信面交河南马牧集日军宪兵队一名叫焦致祥的伪军团长，因焦告密被捕。后装入闷罐车押往青岛日本劳工监狱，一个多月时间凑齐300多人后，被装入运送铁矿石的货轮底仓，押送日本。五昼夜后抵达北海道室兰市，后被押送炼铁厂搬运矿石、铁锭等。2000多人的劳工中有1000多人被“回归热”病夺去生命。抗战胜利后，被美国军舰护送到塘沽。后加入国民党东北军十二军、国民党十五兵团，1949年随罗广文司令员在重庆起义。

　　王效武，邹平西董皇后村人，曾任北海道室兰市炼铁厂大队长，对得了“回归热”病的于加元倍加关照，使之得以活命。

　　王世福，时年37岁，山东长山二区大和村人，1944年8月28日从青岛被押送日本做劳工。

　　无棣籍赴日劳工范长寿和李永堂两人也不在《名单》内。

　　范长寿，无棣县信阳镇范家村人，1914年8月出生，193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1944年春节刚过，无棣县四区区长范长寿带领通信员无棣县北李宅村的李永堂和海兴县小山乡毕王文村的赵如林执行任务，正赶上日军“扫荡”，三人急忙躲进距毕王文村南3华里远的地窨子里。不幸被捕后，先是被押到羊二庄据点，以后辗转韩村(今黄骅市城区)据点，经沧州、天津到达秦皇岛，在港口乘闷罐船，经过十天十夜航行，最后到达日本长野，在异国他乡开始了近两年的劳工生活。那时一同被抓去的有300多人，都被分配到石头山上开采石材。李永堂由于劳累过度，精神恍惚，躲闪不及被日本汽车轧死。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范长寿、赵如林等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范长寿担任无棣县四区区委书记。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于1949年南下接管新解放区。

　　名列日本友人提供的被虏劳工名单中，有一位名叫彭方兰的劳工，惠民县彭家人，也不在《名单》内，赴日时年仅18岁。

　　由于大量青壮年征召入伍，日本政府应企业界要求从中国强掳劳工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从华北地区掠夺了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力资源。其掠夺的手段前期主要是欺骗招募，后来则完全是行政出劳和武力抓捕。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将青壮年大量征召入伍，导致国内劳动力严重缺乏。日本政府应日本企业界要求，开始下令从中国强掳劳工。强掳赴日劳工分试验移入和正式移入两个阶段。试验移入从1943年3月至11月，试验成功后，从1944年2月28日开始正式移入，大批劳工源源不断从青岛、塘沽运往日本。

　　日本是个岛国，港口众多，战争中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掠夺的军用物资，都要经过港口运往日本。同时，日本在国外侵略作战所需的大量兵员、军事用品也需经港口装船运出。特别是战争后期，日本码头工人奇缺。因此，港湾装卸作业便成为重点使用中国劳工的行业之一。最先所谓“试验移入”，就是从伏木港的港湾装卸业开始的。

　　伏木港，位于日本本州北部富山县庄川河口东西，港区分东西两部，西部即伏木港区，在日本港运业会伏木华工管理事务所做苦役的滨州籍赴日劳工共计12人，其中阳信籍占9人。这些阳信籍劳工应该是1942年在阳信县的李家楼、韩家、小齐家、皂户杨村(今无棣地)一带抗日战斗中被俘的“五团”战士，知名作家陈德泽的一篇名叫《父亲在“五团”打鬼子》文章说：

　　再后来，父亲和200多名兄弟被圈在了韩家庄里……被装上了小日本儿的20辆汽车，拉到了东北小日本儿开的煤井子里，也有的被拉到日本当劳工。幸好父亲在汽车开往德州的路上，夜里跳车逃出。

　　《阳信县志》写道：山东鲁北行署保安独立第五自卫团于1942年(夏历)五月五日遭到来自天津、德州、济南、惠民沾化等地的5000多名日军的包围，800多人浴血奋战半天，终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200多人战死，500多名被俘(后被押往东北日军煤井做劳工)，团长刘学孟饮弹自尽。

　　“五团”原为“抗日自卫团”，后来接受了国民党鲁北行署行辕主任何思源的指令，遂改编为“鲁北行署保安独立第五团”(简称五团)，多次伏击日军，引起日军的疯狂报复，被押往东北的500名劳工最后惨死千里之外的东北北票的“万人坑”。

　　五团战士宋玉璞曾撰写《回忆难忘的岁月》一文回忆此事，“我们这拨几十人被押送到大理子沟铁矿(现在吉林省通化县境内)，也有部分人被拉到日本国去当劳工”。

　　阳信县刘次母人张出西，是唯一在株式会社鹿岛组花冈出张所做劳工的滨州人。该处劳工于1945年6月30日在耿淳的领导下曾举行花冈暴动，以另一种形式反抗日本法西斯，100多人因之死亡。

　　(被奴役的中国劳工遭受非人折磨，骨瘦如柴)

　　阳信籍赴日劳工赴日时间在1942年，属于“试验移入”，其他滨州籍劳工多在1944年被押送日本做苦役，如邹平籍赴日劳工郝恩芳、王茂森、王文盛、王象坤、于加元、王效武和王世福，无棣县范长寿和李永堂等人，属于“正式移入”。

　　强掳劳工多是国共两党的抗战官兵和贫苦农民，年龄最大64岁、最小14岁

　　无论前期的“试验移入”，还是后期的“正式移入”，滨州籍赴日劳工基本上全部是被武力抓捕赴日，其组成成分多元，主要有四类人：

　　一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指战员和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武装战士。无棣籍赴日劳工范长寿和李永堂即属于此种情况，范长寿是共产党员，无棣县四区区长，李永堂是通信员，有人还误以为李永堂牺牲于河北省王文村。

　　二是爱国抗日的国民党官兵。在鲁苏战区总司令部政治部工作的于加元即属于此种情况。

　　三是国民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战士。阳信籍劳工大多数系“五团”战士，“五团”即为地方抗日武装。

　　四是无辜的贫苦农民。1942年，时值日本侵华实行强化治安阶段，驻扎在章丘新寨村的一个日军小队于5月22夜闯入邹平县魏桥镇辛梁镇村，黎明时逼问八路军的藏身之处，日军打死两人，“还强行拉走了十多名青壮年去日本做苦力”(《辛梁镇‘5·23’惨案》，载《邹平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这十多名辛梁镇村青壮年都是无辜的平民百姓。

　　另外，滨州籍赴日劳工中可能还有少数工商业者、教师、青年学生，以及失去日军信任或拟投八路军的伪军。滨州籍劳工中多数为青壮年，也有部分老人和儿童，已知其中年龄最长者为邹平县霍家坡王士(志)贵，64岁，年龄最幼者为邹平县郭玉伦，14岁。

　　滨州籍赴日劳工分别分布在日铁矿业株式会社二濑矿业社中央矿、日本港运业会新泻华工管理事务所、株式会社熊谷组与濑作业所等多个工矿场所中，从事码头搬运、采矿、土木建筑、造船等重体力劳动。根据《名单》统计，在日铁矿业株式会社二濑矿业社中央矿做劳工的有40人，在日本港运业会新泻华工管理事务所做苦役的滨州劳工计36人，株式会社熊谷组与濑作业所10人，等等。

　　尽管来源不同，年龄不等，这些滨州籍赴日劳工在做苦役期间，却有着同样的不幸遭遇。他们受尽了非人的凌虐，每天从事超负荷、超劳动强度的搬运、挖煤、凿矿等重体力劳动。

　　“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异常劳累，还经常被日本监工毒打，吃的是掺了稻糠的粗饭”(《一位日本劳工的血泪控诉》，载《海兴抗战文辑》)。各种严酷的无理惩罚、打骂冻饿，使许多滨州籍劳工客死他乡。据邹平籍王茂森老人讲，“多数劳工是因生活环境恶劣病死或饿死的;有的劳工是被打死、砸死的;有的劳工是因为想家、怕挨揍，觉得生活无路没法活而自杀身亡”(《山东劳工的那段血泪史》)。侥幸生还者也大都是遍体鳞伤、身患严重疾病。王茂森老人回国后，不到30岁牙齿就掉光了，至今胃痛难忍。

　　抗战胜利后，滨州籍赴日劳工被美国汽车送到港口，坐上美国的军舰，在天津塘沽下船，当年11月回到祖国。有的重新加入革命队伍，有的进入国民党部队，有的回家继续务农。

　　日本强掳滨州籍劳工铁证如山，残害滨州籍劳工罪行累累。今日追溯历史，既是为屈死的劳工灵魂申张正义、讨回公道，也是为昭示后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