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是这样掠夺舟山渔业资源的
来源：舟山日报    2018-01-31 15:58:17

　　一 频繁的日轮侵渔事件

　　早在民国初年,就有日本渔轮闯入舟山渔场，掠夺我渔业资源的记载。1913年11月9日，《申报》以《外人(日本)侵越领海渔业》为题报道：“浙东洋面产鱼颇丰，捕鱼为业者几及万户，近日忽在定海洋面发现外国捕鱼舰六七艘，船身蓝色，烟囱黑色，并不张挂旗帜，船上渔人皆系日本国人。在该处捕鱼者见之颇为惊异。日昨已由渔业柱首王宏志等呈由鄞县知事，转呈民政长察核。查外人侵越渔业领海，不特有损小民生计，且与国家领海主权之关系非浅。未识民政长如何设法维持保全民生国权也。”此事件发生后，日方自知理亏，有些收敛，可是到上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对华武装侵略的加剧，侵渔更是变本加厉，无所顾忌。

　　自1931年4月起至1939年6月舟山沦陷，新闻媒体每年都有日本人侵渔的报道，有时，一个月里就有四五次。甚至在渔发地用铁链和浮筒划为他们自己捕鱼的范围。如1936年5月22日《申报》报道：“浙海佘山洋为小黄鱼产地，产量极富，堪称浙籍渔民之生命泉源。讵近来常有日渔轮侵入捕捞，渔民损失不资。最近则变本加厉，竟在佘山洋之东北首，发现四条铁链之大浮筒一具，上书‘日本丸’字样。推其用意，大约以该浮筒为界，禁止我渔民捕捞。事为该地士绅闻悉，以该日渔轮竟擅划海网地，影响中国渔业，特面请县长转至省府，向日领提出抗议。 ”

　　日本渔轮不仅掠夺我渔业资源，还依仗其船只坚固，在渔场横冲直撞，造成我渔民船毁人亡的惨剧。如1936年10月12日《申报》报道：“本月5日夜，有定属桃花岛渔民虞德裕之大对船，在浪岗洋面捕鱼，忽有日本渔船一艘，迎面撞来。虞德裕之大对船，不及回避，被撞顿时沉没。幸另一渔舟赶往救援，船员生还，但船主虞德裕已被浪卷去，葬身鱼腹。其家属闻讯，咸悲哀欲绝，不得已乃报请县渔会救济。 ”

　　1937年4月23日又报道：“日本渔轮所用系钢丝网，容量既大，速力又强，致我操旧式拖网之渔民，颠簸于彼渔轮所激起的浪花中，唯有望洋兴叹，无法抗御。 ”

　　当年5月2日，又有日轮撞沉冰鲜船的报道：“上海公大鱼行所经营之金裕隆冰鲜船一艘，载重九百担，在佘山洋面收鲜。于本月二日晚，突被日渔轮大贞白皮对撞沉，全船伙友均落水。其时适有虾峙凉湖人张阿知之大对船在附近捕捞，瞥见后即竭力施救，当将出海王阿昌等十三人悉数救起，于六日载送至沈家门。

　　日本渔轮不断来舟山渔场侵渔，舟山渔业遭受空前破坏。据1934年9月9日《舟报》统计，仅1934年秋汛一季，便有260余艘日本渔轮进入舟山渔场侵渔，掠夺我渔业资源，1939年6月，日寇占领定海，用军舰封锁海面，任意炮击和焚毁我国渔船，屠杀我国渔民，把舟山渔场视作他侵略者的天下，公开掠夺我国渔业资源。据浙江省渔业局统计，到1937年底，出海渔船比30年代初，减少了一半。据1946年出版的《浙江工商年鉴》记载，抗战前，浙江省出海渔船共25809只(定海3000余只)，年产量约25万吨。到1945年抗战结束，全省仅存渔船4474只，产量下降为4万吨。六横佛渡岛，战前曾有渔船30多只，经日寇洗劫，一只也没有剩下。

　　二 面对蛮横无理的日本，国民政府软弱无力

　　日轮侵渔，渔民们饱受磨难，可悲的是堂堂国民政府面对凶横无理的侵渔日轮，束手无策，毫无还手之力。

　　据民国《定海县志·军警》载，民国期间，专门设有外海水上警察部队，分驻在定海、岑港、高亭、崎头、桃花、六横、沈家门、衢山、长涂、朱家尖、普陀各港口，可是遇到日轮侵渔，这些水上警察好像形同虚设，无所作为，他们对日轮的强盗行径视若无睹，避而远之。

　　渔民们和社会上有识之士多次强烈要求政府出面与日本交涉，制止他们的不法行为。 1931年4月，国民党立法委员、奉化人庄崧甫在过沪返奉化原籍途中，看到、听到因日渔轮侵入，引起甬江鱼市大起恐慌的情况，于是电告蒋介石及有关部门，设法保全领海主权，保护渔民生计。这份电报说到“因日本渔轮侵入江浙所辖佘山、浪岗、海礁洋面，巨舰大网，竭泽而渔，所以我国渔民，自冬至春收入大减。而日本渔轮则满载而归。且日人利用我国内奸，冒充中国渔轮，悬挂国旗，变易船名。其运销时，则以船中中国人出面，上海方面鱼行，与之暗订合同，广为推销。如此侵略，不但海权丧失，而渔民生计将决然断绝。查佘山浪岗海礁洋面，为我国东方大港，产鱼最旺之区。清明立夏间，尤为鱼汛最旺之期，江浙闽三省渔船，麇集于此，纷纷捞捕，无虑数千余艘，海产收入，不下二千余万，关系国计民生，至重且巨。近年以来，我国渔业已极凋疲，今又被日轮大肆蹂躏，若不急图挽救，百万渔民将束手待毙。望即火速派舰多艘，到地保护渔民生计，保全领海主权”。

　　庄崧甫的这份电报发出后，如石沉大海，不见有什么反响。不几天，由沈家门鱼栈公所、渔业公会出面再发一份电报呈国民政府，要求赶派军舰保护。据《申报》报道，电文说：“200余艘日本渔轮侵入我国领海，强行捕捞，并砸毁中国渔民的渔具，破坏渔场，在嵊山、海礁、佘山、鳓鱼山等处横冲直撞，极其野蛮，视我渔民性命如儿戏，要求政府多调军舰，梭巡洋面，禁止日本渔轮入内捕鱼。 ”接连两份电报发给国民政府，军舰没有调来，倒促使外交部跟日本驻华使臣重光葵接触了一次。外交部官员以极其和缓的口气对重光葵说：“要求贵方政府明令禁止日轮的侵渔行为。 ”不想这样低声下气的要求却遭到日本使臣重光葵的一口拒绝。

　　迫于民意，浙江省政府于1935年10月，呈报外交部要求制止日轮变本加厉的侵渔恶行。外交部官员又跟日方接触了一次。日方的回答十分狡猾：“我们日本当局向来是守法的，不准许日本渔轮进入中国领海捕鱼。你们说日轮侵渔，证据呢?你们要把侵渔日轮的船名、船籍港、船长或负责人姓名等调查清楚，我们才好处理，不然，叫我们到哪里查去?”这次接触又是毫无成果。我们渔民不懂日语，不识日文，要查清侵渔日轮船名、船长姓名等等谈何容易。日本有意刁难、推卸责任。

　　当时，日本方面一边耍滑头，一边派军舰在舟山洋面搞演习，对我宣示武力，威胁我们不敢再与他们交涉。

　　1937年4月25日下午，佘山洋面又发生大批日轮侵渔事件。当时有一艘我国的永茂号护渔轮在场，船上有懂日文的人，记录下内中四艘日轮船名：留朋丸第七、明治丸第十七、长运丸、白眉丸。四艘渔轮均为轮拖网，捕获力极强。渔民们以为这次拿到了证据，不怕日方外交官再抵赖。于是随即致电省府，要求外交部再与日方交涉。可是证据传到日本人那里后便杳无音讯，两个多月后的7月7日即发生“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中国，连大片国土都被日寇占去了，侵渔这样的事再无人理会。

　　三 倾销“东洋鱼”摧残我渔业生产

　　宁波原是舟山鱼货主要的营销地。旧时，宁波鱼市，主要集中在三江口靠奉化江的一侧，因这条街一面临江，故称“半边街”。销售水产品分鲜咸两类，鲜货行多设在半边街，称“外行”;咸货行多设在江厦街，也称“里行”。半边街的“外行”开设有宏源、东升、慎生、海丰、大昌等鱼货行10余家，他们都收购、营销鲜货，没有库存;“里行”则有自己庞大的仓库，较著名的有鼎丰、恒升、广润、万泰四家，经营产品是咸鱼和鱼干，如咸货中的咸鳓鱼、瓜鲞、咸带鱼、咸鳗、海蜇、烤虾、呛蟹等;鱼干中的白鲞、乌贼鲞(螟晡)、鲨鱼鲞、鲚鱼鱼考、红白虾皮等。“外行”的海鲜以供应当地居民为主，“里行”的咸货、干货则除供应本地外，还远销至福建、江西、湖南、四川等地。而“里行”、“外行”销售的水产品多来自舟山。

　　1996年出版的浙江省政协文史委编的《浙江文史精粹》(经济卷)载有一篇范延铭的《宁波水产》，说“舟山群岛北起嵊泗，南迄六横，历史上就以盛产鱼货而著名。在这里捕捞的有大黄鱼、小黄鱼、墨鱼、带鱼，合称四大鱼类。这四大鱼类都是洄游性鱼类，各有汛期，渔民按照汛期进行捕捞，到最便利的港口去出售。这个港口便是宁波。来不及销售的鱼货，也加工成各类鱼制品，由这里集散，运销至全国各地。渔民售出鱼货所得价款，又从这里买去他们日常的必需品，主要的是粮食、棉布、竹木山货和各种渔需品。因此鱼汛来临之际，也是宁波市场繁荣之时”。这段记述清楚的说明宁波的水产品供应主要依靠舟山渔民，而舟山渔民在宁波采购生活必需品，又推动了宁波经济的繁荣。据《浙江月刊》载，光是1933年，宁波鱼行业的营业额达到七百余万元，较1916年增加一倍。

　　宁波沦陷后，日寇在宁波大量倾销其本国出产的“东洋鱼”。“东洋鱼”原名盐鳟，俗称萨门鱼。据说是日本人租用前苏联渔场专门捕捞这种鱼，腌制后倾销到中国。1932年7月某一天，日本人借上海英商安利洋行名义，经过周密布置，从上海装运300袋“东洋鱼”到宁波。开始试销，然后将“东洋鱼”源源不断地运到宁波销售。通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及1925年的五卅运动，宁波人民抵制日货的热情高涨，1932年10月间，发生了一场反对“东洋鱼”进口的斗争。

　　如上所述，1932年7月宁波半边街的“宏源”咸鱼行与英商“安利”洋行勾结，从上海运进300袋“东洋鱼”。群众得知这一信息，赶到轮埠，不准日货上岸，引起冲突，事态扩大。为了平息民愤，时任浙东行署一分署署长的余济民与公安局长毛懋卿、县党部书记长陈伯昂作出决定，不准“东洋鱼”上栈，责令原物由原船退回上海，一切费用由安利洋行负责。那两个管理不力，让装运“东洋鱼”船只靠埠的职员带至公安局审讯发落，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1941年4月20日，宁波沦陷，浙东沿海成了日寇的一统天下，日商有恃无恐地在宁波倾销“东洋鱼”，开始是几百包(每包100磅;用草蒲包装)，逐年增至几百担、几千担、几万担。据1936年海关统计，由日本输入的水产品，售价达277.8849万金元，被日本商人囊括而去。“东洋鱼”倾销宁波、水产市场被日商占领，舟山渔民捕来的鱼货销售大受影响，渔民为了生计，只好另寻出路，改就他业。

　　上海水产市场，原也是舟山鱼货的主要销售地。舟山沦陷后，伪“华中政府”在舟山组织成立“渔业公司”，强行要求舟山渔民将捕捞来的鱼货交给“渔业公司”，由该公司装运到上海销售，他们专门备了80吨运输船6艘，每15小时可装鱼56250公斤，不让渔民去上海自行出售。日寇独霸沪甬水产市场，给舟山渔业造成伤害，极大地摧残了舟山渔业生产。 (本版均为资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