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东北草地资源的掠夺和生态战争
来源：中国崛起_科学院   2019-07-30 16:58:20

　　日本对东北草地资源的掠夺

　　早在1915年5月，日本就通过《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即“二十一条”)攫取了所谓的“南满洲土地商租权”和“东部内蒙古的农业合作权”。所谓的“东部内蒙古的农业合作权”，就是以农业投资的形式进行土地资源掠夺。尽管这个条约因中国人民强烈反对，一直没有正式订立施行细则，但日本并未因此而停止侵占东北土地的行动。日本在内蒙古东部以合办公司的形式掠夺了大量土地。如东蒙古拓植盛德公司在巴林旗占地2万余亩，内蒙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侵占的土地、矿山、山林遍及昭乌达、哲里木、锡林郭勒、卓索图4盟36旗。日资满蒙农业组合在达尔罕旗盗买土地5万余亩，兴发公司在达尔罕旗亦占地40余万亩，蒙古产业公司在巴林旗掠夺土地35万余亩，东北兴农公司则对郭尔罗斯公司100方里蒙荒进行投资。从1913年到1922年，日人在内蒙东部设立的所谓合办公司达l0余处，攫取农场、林地和矿业占地约有10 299 360亩之多。其中大仓财阀在内蒙古东部经营的水田就已经达数十万亩之多[18] 。

　　1917年，日本东洋拓植株式会社(简称“东拓”)势力侵入东北，以长期低利贷款资助日人掠夺东北土地。它所贷款的佐佐木农场在东北西部双辽、通辽等县盗买土地90余万亩，华峰公司在东札鲁特旗盗买土地63万余亩，中岛真雄亦在该旗盗买112万余亩，隆育公司在白音太来、西札鲁特占地54万亩。它还通过合办东省实业株式会社、黑龙江吉沁农场、开鲁同兴垦牧公司的方式侵占东北西部草原大片土地。而“东拓”通过“贷款”的方式掠夺的土地更是不计其数。到1922年末，“东拓”在东北直接占有土地1 338 200亩，通过贷款方式占夺的土地更达3 477 000余亩。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满铁”以期雄厚的资本直接参与了号称“奉西三大工业”的南满制糖、满蒙毛织、满蒙纤维等三大会社的创立，以加强对内蒙古东部地区农畜产品的掠夺性开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伪政权为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移民侵略计划，加紧了对东北的土地掠夺。1932年，日本在东北成立“日满土地开拓公司”，以没收、强夺并销毁地契等方式大量掠夺东北土地，分给日本移民耕种。翌年1月，伪满正式宣布允许日本人从该年3月份起可在东北自由购买和租用土地。1934年1月，日本开始在东北大规模收买土地。1935年，日伪组建了满洲拓植株式会社，成为日伪进行大规模“收买”土地的重要机构。1937年9月，日本、伪满洲国政府和满铁、东拓、三井、三菱、住友等财团共同出资5000万元，将该会社改组为满洲拓殖公社(简称“满拓”)，使之成为日伪推行移民侵略的“国策性使命实行机关”，专门从事“移住用地的取得、管理及出卖”。为了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移民侵略相配合，1939年1月，伪满洲国设立了开拓总局，下设总务处、拓垦处、土地处，各省县则设有开拓厅、科。该局名义上是“开发未利用地”，实际上无论荒地、熟地，皆在其掠夺之列。到1944年，日本仅在伪兴安总省就迁入40个日本移民“开拓团”，共计迁入日本人5734人[19] ，共侵占草原地区的土地169 692公顷。日本还在内蒙古东部草原设立了大批机械化农场，仅1936—1940年，在伪兴安北省牙克石一带即设立了7处大型机械农场，开垦草原23 850垧。据1943年统计，伪兴安总省机械农场已达41个，开垦土地21687公顷。

　　日本为了掠夺东北丰富的畜产资源，对畜牧业实行了“统制”政策。1937年和1941年日伪先后两次制定畜产开发五年计划，实行畜种改良和畜疫防治，强化对畜牧业的管理，并实行畜产“统制”。日伪首先控制畜产品流通。1932年颁布“农民牲畜卖买取缔办法”，1935年制定“家畜产品交易法”和“家畜交易市场法施行细则”，1938年颁布“毛皮皮革类统制法”，翌年制定“毛皮皮革类配给统制规则”，通过实施这些“统制”法规，控制了东北畜产交易市场。同时，伪满在东北设立60多处所谓的“公认市场”，畜产交易须在“公认市场”中进行。为了控制畜牧业生产，日伪还设立各种畜产组合及合作社。1938年，伪满设有绵羊合作社36个，产马组合98个。伪满后期，日伪主要通过设立畜产特殊会社来控制东北畜牧业，“满洲畜产株式会社”设于1937年8月，资本500万元。翌年伪满将该会社定为“特殊会社”，由伪满政府与“满洲拓殖公社”与“满鲜拓植株式会社”共同出资1500万元，全面垄断东北家畜配给、畜产收买、、加工运输、贸易及资金融通业务。该会社在哈尔滨、天津设支店，在海拉尔、通辽、林西、赤峰等地设有办事处。各省畜产商则组成“统制组合”，由该会社控制。“满洲羊毛同业会”成立于1938年，系由“满洲畜产株式会社”、“满蒙毛织株式会社”、“康德毛织株式会社”、“秋林股份有限公司”及“东蒙贸易株式会社”等五大公司联合出资统合而成的一家全面垄断东北羊毛的收购、配给及输入的特殊会社。日本通过这些垄断性的畜产公司，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畜产资源的掠夺。

　　牧草也成为日伪掠夺的目标。滨洲铁路沿线所产的牧草(主要是羊草)就曾经大量被日军征用。据“满铁”统计，由土尔赤哈(龙江)、小蒿子(泰康)、宋站、满沟(肇东)火车站，发出的羊草1932年为1.93万吨。此后逐年增加，到了1939年为2.52万吨。伪满在肇东成立了肇东羊草组合，以肇东县为中心，于满沟站(今肇东站)、宋站、尚家、姜家设四个分区，1940年征购羊草2.23万吨，1941年征购3.87万吨。

　　在日伪政权的畜产“统制”和“出菏”的殖民掠夺下，东北的畜牧业迅速衰退。从东北牲畜的数量来看，牛由“九一八”事变前的272.7万头减少为1943年的126.1万头;同期羊由580万只减为149.3万只;马由322万匹减为174.3万只[20] 。东北原来是我国重要的畜产出口基地，但到伪满末期畜产品的出口贸易基本上停止了。东北牛的出口量，1937年为24435头，1940年仅剩100头;马骡驴的出口量，1937年为5998匹，而1943年仅剩161匹，同期羊的出口量也由132897只猛降为90只。与此同时，东北畜产加工品的出口也急遽下降。东北仔绵羊皮及仔山羊皮的输出量，1937年为204411张，1943年仅剩5张;绵羊皮及山羊皮的输出量，同期也由390123张猛降为11663张。东北绵羊毛的输出量1937年为2884574公斤，1940年急遽减少为398934公斤。正是由于东北畜牧业的衰退，导致东北由一个传统上的畜产品输出地区转化为畜产品输入地区。东北羊毛的输入量，1932年为309425斤，1934年增至617367斤。皮革及皮革制品的输入量，1931年为578939斤，1934年增至5140510斤。东北肉类及乳制品的输入量1937年为988477公斤，1940年猛增至3228299公斤。就连活畜也已经不能满足本地的需求，需要大量进口。东北牛的输入量，1938年为11644头，1943年已达22822头;马骡驴的输入量，1938年为9317匹，1940年增至18954匹;绵羊和山羊的输入量，1938年为4404只，1940年增至7397只[21] 。东北畜产品贸易的逆转，反映了东北畜牧业在日本的殖民掠夺下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致使东北草原生态严重退化，生态战争的后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