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流动工作团：驮在驴背上的兵工厂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吴东才   2023-02-07 11:02:46

　　八路军流动工作团，是随着以山西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建设而组建的军工企业，它为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提供武器装备。为适应游击战的需要，队伍跟随主力部队流动，故称流动工作团，也被誉为“驮在驴背上的兵工厂”。全团有1000多人，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有从欧洲回国的留学生，有从南洋归来的华侨，有国内高等学府的教授和学生，有大城市工业产业的技术人员，也有根据地土生土长的能工巧匠。其中著名的高级知识分子有100多位，如: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内燃机研究室研究生郭栋材，留学英国的冶金博士张华清，日本早稻田大学电机系毕业生程明升，德国柏林工业大学钢铁系的陆达，燕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张芳，北平大学工学院毕业生郑汉涛、牛治华，清华大学工学院学生高源、李守文，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的陈志坚、孙艳清、张培江、刘致中、牛宝印、齐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的唐英之，天津河北工学院毕业的张浩、张温如、王锡嘏、耿震、李非平，云南大学采冶系毕业的李树人，西北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宋宗景，山西大学工学院毕业的席永先、宋宗恕，东北大学毕业的赵云鹏，天津女师学院毕业的柴毅，山东大学毕业的高广平，武汉大学毕业的林溪，河南大学毕业的张志青，上海雷氏德工学院动力工程系毕业的唐成仪等。他们大多出身在富有家庭，为了抗日救国，抛弃舒适的生活，离开优越的环境，爬山涉水，投奔到经济落后、物质贫乏、生活艰苦的太行山区，同当地民众艰苦奋斗创建抗日根据地，从事对敌武器的研究与制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科技救国”的新篇章。

　　“八一式步马枪”的研制

　　抗战初期，由于八路军的迅速扩展，许多新战士手中无枪，凭着大砍刀、长矛梭标与日军拼杀，不少人壮烈牺牲。身为流动工作团领导人的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急战士所急，他以曾在德国、苏联学到的军械制造知识，从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出发，很快设计出我军步枪的结构图，召集黄崖洞兵工厂厂长程明升，梁沟兵工厂厂长陈志坚，工程处工程师郭栋材、唐成仪等一批科技人才研究在兵工厂制造步枪的问题，并责成黄崖洞兵工厂副厂长刘贵福具体组织实施。刘贵福原为太原兵工厂造枪分厂钳工，有13年的制枪经验，1937年11月太原沦陷时，他带领15位技术骨干投奔到根据地兵工厂，先后任技师、副厂长。他接受任务后，在刘鼎部长的指导下，吸收了捷克式、汉阳式、三八式等国内外步枪的优点，从黄崖洞兵工厂的技术、设备、物资条件出发，立足于适应我军游击作战的特点，经过反复试验，于1940年8月1日研制出一种重量轻、体积小、射击精度高，便于战士携带，使用灵巧的新型七九步枪，这种步枪比普通型步枪短10厘米，形似马枪，取名“八一式步马枪”。全枪仅3.36公斤，采用三棱刺刀，机动灵活，实战效果优于日本造的三八式步枪。从此，流动工作团的各兵工厂开始批量生产这种枪，源源不断地装备部队，在战争期间共制造这种枪一万多支。八路军战士有了这些新式武器，如虎添翼，在战场英勇杀敌，越战越勇。

　　八一式步马枪的作战威力，不仅在抗日战争中优于日本制造的“三八式”，也优于解放战争中的美国造步枪。1949年4月，我军在解放太原的战斗中缴获了大批美式武器，彭德怀在视察战利品时，拿着阎锡山军队的美国造步枪说:“这不如我们造的适用，如果我们不是道轨钢会比这更好。”当时，我们造枪用的钢材，取之白晋铁路，组织民兵夜间破路，拆卸铁轨，运往兵工厂，日寇封锁八路军的轻轨铁路线成了我们制造枪炮的钢铁来源。

　　手榴弹、炮弹的研制

　　手榴弹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使用最广泛的杀敌武器，这是因为太行山区煤、铁矿产丰富，手榴弹制造技术比较简单，又易于普及，兵工厂、游击队、民兵都能制造，八路军战士几乎人人都配有手榴弹，但手榴弹投掷距离短，只适应近战，且杀伤力不强。1939年百团大战，我军缴获了一批日军在山地作战，具有较强杀伤力的掷弹筒(五○小炮，即口径为50毫米的迫击炮)，彭总指示流动工作团要抓紧研制。在技术人员的努力下，掷弹筒很快仿制成功，但五○炮弹难以制造，主要是缺少铸造弹体的灰生铁。外购，在敌人严密封锁下根本不可能，只能依靠自力更生解决，时为流动工作团工程处副处长的年仅26岁的陆达挑起了这一重担。陆达从小生长在上海，曾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1934年留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攻读钢铁冶金专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毅然抛弃了即将届满的学业，在旅德华人抗日联合会的帮助下，年底随杨虎城将军考察团乘船回国，投奔延安，参加了抗日大军。1939年调往战争前线，参与太行山区的军事工业建设。为解决生产炮弹的原料，达到批量生产的能力，他深入武乡县柳沟铁厂进行试验。柳沟铁厂原来是一座采用当地矿石冶炼生铁，铸造铁锅、铁壶、犁铧等农民生活用品和农业工具的工厂。抗战开始后逐渐增加了手榴弹、地雷等军用品的生产，成为流动工作团的一个重要兵工厂。高源在此任厂长，六旬炼铁专家张华清任技术顾问，故炮弹批量生产的试验定在这里进行。

　　炮弹结构比手榴弹复杂，它由引信、弹体、弹尾、尾翅等部件组装而成，这些部件的连接上要靠螺纹丝扣，需要进行切削加工，而柳沟铁厂冶炼的生铁是白口生铁(碳化铁)，硬度高，质地脆，不能切削加工，如何软化白口生铁，使其能切削加工，成为能否制造炮弹的关键。为攻克这个难题，陆达日夜守候在炼铁现场，与工人同吃同住，一同试验，以杂粮充饥，以土炕为床，在高温包裹中，一次又一次地试验。他运用从国外学到的德国式白心韧化技术原理和美国式黑心韧化技术原理，同武乡地区传统的生铁焖火技术相结合，在技术工人孙兆喜等人的配合下，改造土方炉，创造了火焰反射加热炉。将生铁铸造的炮弹毛胚置入炉内焖火，可使弹体表面软化，达到切削加工的要求，试验取得成功。自1941年4月起，太行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炮弹的批量生产，当年出产炮弹4万多发。车工甄荣典在车削炮弹生产中，产品质量好、数量多，班产达到480发的最高纪录，被誉为“炮弹王”，荣获边区劳动英雄。黄崖洞兵工厂制造的五○小炮和炮弹，每年可装备16个团。1942年更上一层楼，开创了八二迫击炮和炮弹的生产新纪录，在我军火炮的轰击下，日军阵地被连连摧毁。

　　现代火炸药的研制

　　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地雷、手榴弹、枪炮等多数仍用黑火药装填，虽然还能杀伤敌人，但威力总是有限。为了提高作战能力，我八路军科技人员从1940年开始，就着手研究现代火炸药的制造。在战争环境下，他们隐蔽在太行山区偏僻的深山老林，住在山洞里、石崖下、寺庙中进行试验。现代火炸药的主要原料是硫酸，它是化学工业的产物，其制造工艺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接触法，装置复杂而又需要细白金粉做触媒;二是铅室法，工艺虽简单，但需要大量的铅板建造铅室。根据地既无白金来源，也无铅板可取，这两种方法都不能采用。我们的科技人员依据硫酸的制造原理，就地取材，探索新的制造工艺。1940年7月，晋察冀边区工业部技术室主任张芳和化工技师张奎元，在调研中发现当地的老百姓用以盛水和储粮的陶瓷缸，具有良好的耐酸腐蚀性能，便以它代替铅板，垒成缸室，创造了用缸室法取代铅室法制造硫酸的成功经验。1941年5月，化学工程师王锡嘏、张浩，火药技师王化南、白英、焦逢春等在黎城县白布焦寺，采用缸室法建成了制造硫酸的化工厂，开始硫酸的工业性生产。硫酸是火药之母，它的问世，使现代火炸药走进了八路军的武器库，无烟发射药、硝铵炸药使我军的炮弹、枪弹威力大增。抗战后期我军生产无烟火药15400多斤，硝铵炸药23500多斤，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在火炸药的研制中，火药技师焦逢春也是一位功不可没的英雄。他在抗战前，曾是民间爆竹匠，家族祖祖辈辈都在山西洪洞县以做鞭炮和焰火为生，从小学会了一套制造黑火药的传统技术。1937年冬，他不甘当亡国奴，跟随叔父焦子富、焦子学，全家七口人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专门制造填装手榴弹的黑色炸药。1939年，由于他们的制造技术出众，便都被调到了流动工作团，焦子学任火药技师，焦逢春任火药技术员，1941年参加了现代火炸药的研制。在研制过程中，焦逢春的两个叔叔和他的妻子都先后牺牲于爆炸事故中，唯一的儿子也因触碰废炸药被炸死，他自己在试验中多次受伤，但他为了探索火药的生产规律，毫不退缩，把从战争中收集到的国内外各种炮弹，冒着生命危险，一一拆卸、解剖，留做样品，放入一个特制的小箱内，随身携带，走到哪里研究到哪里，他与这个“宝贝箱”从不分离。经过苦心研究，终于掌握了各类炮弹的结构与性能以及雷管、底火、引信等火工品的特点，并在郑汉涛的支持下，编著出版了《炮弹》一书，为炮弹的安全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生产和试验实践中，凡发生哑炮、漏药等问题，都要请他去“查病因”、“动手术”，排除故障，故被称为“火工品的外科医师”。由于多次负伤，加之日夜操劳，积劳成疾，这位火药专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幸离开人世。

　　企业化管理的探索

　　“驴背上的兵工厂”起初没有固定的厂址，设备简陋，工具缺乏，技术落后，手工操作，处于作坊式的生产阶段。随着根据地的扩展和巩固，兵工厂规模增大，设备增加，厂址稳定，生产效率提高，要求工厂有自己的特色。1940年彭德怀视察黄崖洞兵工厂时提出:工厂不是部队，职工不是战士，工厂要有自己的管理方法。时为工程处长的郑汉涛和懂工业的有学之士便开始了兵工厂管理方式的研究。郑汉涛，1933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先后在上海华新、长城机械厂任工务主任，从事企业管理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抗日报国，他抛弃了舒适的家庭生活和待遇优厚的工作职位，秘密离开上海投奔延安，临别时给慈父托诗一首:“欲知您儿去何方，掀开水浒第二章”(王教头私走延安府)。1939年在调往晋东南的行军途中，夜闯敌人的封锁线，不慎落入深沟，腰和腿摔伤，他忍受着疼痛，依靠拐杖，坚持长途跋涉，赶到兵工厂。他以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编写了工厂管理教材，举办培训班，亲自讲课。在他的倡导下，工厂成立了工会，取消了军事化生活方式，职工吃住自由，工厂实行民主管理，依据“集体合同”组织生产劳动，生产过程实行定额管理，开展成本核算，并建立了生产统计、产品检验、器材使用、工务记工制度和各种工艺操作规程。职工劳动报酬除基本工资外，按技术等级评定津贴标准，工厂领导体制从政委制改为经理制，推进企业化管理，使军事工业走向正规化、科学化的发展道路。郑汉涛的企业化管理，不仅在兵工厂，在整个根据地工业企业中也普遍推行，并成为建国后我国工业企业管理的基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