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八路军以一二九师七六九团、一一五师六八九团以及曾国华支队组成“路东纵队”(即平汉路以东),由徐向前副师长率领,向冀南平原挺进。
当时日寇忙于南下西进,除平汉路沿线临清、威县驻有千余名日军外,其余冀南广大地区为“六离会”所把持。
“六离会”又名“二坎会”。会众胸前戴“八卦”图案的红兜兜,头裹红布巾。参加“六离会”都要举行仪式:“具有神功的老师父”把用朱砂写的“发光明光灵灵光”七个字的黄纸条揉成纸团让其吞进肚里,说这样日后可以“刀枪不入、驱祸避劫”。
“六离会”头目李耀庭“七七”事变后公开投日,大肆鼓吹“入会不当丁”、“家庭、村庄可保不受土匪侵扰劫掠”、“吞符念咒后可刀枪不入”等欺骗农民参加。不久,即采用“不入会就抄家、罚款”的手段强迫入会,致使会众数量激增。
徐向前率部初到冀南后,考虑到“六离会”的成员多是受蒙骗的群众,不宜单靠武力解决,于是决定一方面对群众进行政治宣传;一方面派出谈判代表,与“六离会”的组织者协商解决冲突问题,并未将该会列为武装打击的对象。
李耀庭却以为八路军软弱可欺,不但聚赌贩毒,还提出了“救民不救国”的口号,让会众威胁群众不准参加抗日队伍,甚至挑起与八路军的摩擦。5月11日,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和通信参谋黄立祥等从南宫前往山东,行至南宫以东的小屯、张马附近,遭到“六离会”的无理纠缠。我方官兵据理力争,但李耀庭等竟唆使属下武装袭击我津浦支队,抢走电台、马匹,杀害我支队政委王育民以下2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张马事件”。我军一行42人只有7人突围。
针对“六离会”的猖狂活动,徐向前等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制定了四条措施:(一)主力部队向南宫附近集结,动员教育后即向“六离会”活动地区,进行武装宣传。(二)分化瓦解其组织,争取群众,进行民族教育,揭破汉奸阴谋。(三)对反动首领坚决镇压。(四)散发告人民群众书,张贴布告,勿使群众发生恐慌。纵队领导一面向师部报告,一面拘留了李耀庭,并邀请小屯“六离会”会长宋印亭来南宫谈判。但宋印亭等人顽固不化,拒绝洽谈和交出我被俘人员。八路军官兵忍无可忍,攻占了小屯,夺回电台、马匹,救出几名被俘的战士。
此时,我军仍继续与“六离会”的头目联系,希望和平解决事端。但“六离会”首脑决心顽抗到底。5月16日,他们命令会众在南宫东南之张马、甘狼冢一带向八路军进攻,还扬言说要攻打南宫县城。据说,会徒们在进攻前都吃写在黄裱纸上的朱砂符,遂成为“神功附体、刀枪不入”的人。我军沉着应战,步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连续打退了“六离会”会众的几次冲锋,最后用骑兵迂回包抄,一举打垮了他们,还抓获了一批反动首领。
由于我军有意控制射击,“六离会”会众的伤亡不大。但那些“神功”之类的话,却被当众揭穿,这对瓦解和争取“六离会”的会众起到了积极作用。次日,纵队领导和我地方政府在孙村召开万人大会,揭露“六离会”头目破坏抗日、残害八路军的罪行,并宣布取缔“六离会”组织。接着,又派出工作队去各村镇开展宣传,动员徒众只要交出“包袱”(红布包着的法衣、护身符等),脱离“六离会”,就可以既往不咎。
在强大政治攻势下,大批受骗会众觉悟过来。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六离会”组织即土崩瓦解,很多会众还积极报名参加抗日自卫队,南宫、冀县,枣强、衡水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连成了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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