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毅在抗战时期的统战实践
来源：论文网，作者：张红恩   2018-03-15 11:50:30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建立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运动中实现自身团结统一和争取联合广大同盟军的一个重要策略原则。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享誉国内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外交家，陈毅同志在领导新四军英勇抗战的过程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实践，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参与江西谈判 ，国共共御外侮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全国范围的内战基本停止，国共两党和谈得以重开。通过谈判，国共双方虽然达成了将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协议，但蒋介石拒绝承认我南方革命力量，坚持“北和南剿"的方针，因此，南方游击区面临着既要开展反“清剿”的斗争，又要争取合作抗日的双重任务。

　　由于国民党对游击区重重封锁和包围，陈毅和项英只能从国民党报纸上一些零星的报导中，观察分析形势，确定方针政策。他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每当国内有重大事件发生，他们都以党的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口号，表明政治态度。西安事变发生后，陈毅就在赣粤边特委负责人会议上指出：“从中国革命发展形势看，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抗日高潮很快就要到来。”果然，“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军对南方游击区的进攻被迫停止。

　　1937年7月中旬，项英、陈毅从一本香港出版的《新学识》杂志上，间接得知毛泽东1937年5月3日在延安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上报告的摘要，如获至宝。他们以此为根据，高瞻远瞩，积极主动地提出与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谈判。7月22日，项英起草好了谈判条件。7月29日，陈毅致信国民党大余县县长彭育英，倡议双方举行合作抗日的谈判。8月8日，正式发表《赣粤边共产党游击队联合宣言》，表示愿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合作抗日。同时，陈毅起草了《向赣南军政当局提出合作意见书》，并在干部会上统一了思想认识。8月15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发表了《告赣南民众书》，在群众中宣传合作抗日的重要性，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抗日。随后，特委将《宣言》和《告赣南民众书》分别寄给国民党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政府和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迫使他们联合署名发表《告中共同志书》的快邮代电，表示“欢迎中共志士下山谈判，共商北上抗日”事宜。8月20日，特委写信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提出协商合作抗日事宜，以配合全国抗战之大计。9月8日，陈毅代表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到大余池江与国民党大余县政府的代表举行正式谈判。经过说理斗争，双方达成了七项协议。9月12日，陈毅由大余县县长彭育英陪同，到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熊滨、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谈判。在谈判中，陈毅与国民党第四十六师的代表展开了一场舌战，并痛斥了企图拉拢陈毅的大叛徒陈洪时。赣州谈判达成了九项协议，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要求。游击队改称江西抗日义勇军，暂按国民党保安团的待遇提供给养。为了解决其它游击区的合作抗日问题，国民党当局邀请项英、陈毅到南昌谈判。9月24日，陈毅和项英一同来到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谈判，解决了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走、释放政治犯、在南昌建立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等六个问题。项英还发电报给正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通过他们传电毛泽东、张闻天，报告谈判情况，从此恢复了和党中央的联系。9月底，项英、陈毅在南昌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要求各游击队立即集中，听候改编，为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南昌谈判的成功，标志着南方地区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基本形成。

　　南昌谈判结束后，陈毅仍然在南昌、吉安等地组建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通讯处，同有关各县的国民党地方当局继续谈判，解决遗留问题。为了动员游击队下山改编，陈毅还不辞辛劳，亲赴湘赣边和赣东北游击区做说服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游击队改编工作的进程。不久，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1938年春，陈毅率领由赣粤边、湘赣边、湘鄂赣边游击健儿组成的新四军第一支队指战员，奔赴抗日杀敌的最前线。

　　二、广交各界朋友，共筑抗战长城

　　陈毅曾被毛泽东赞誉为“天才的统一战线的执行者”，他文武双全，尤擅长结交党外朋友。抗日战争时期，陈毅率领新四军挺进纵队北渡长江，执行“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他全面分析了当时苏北各方面势力的情况，决定把广交各界爱国朋友作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一环，选择的第一个统战对象是韩紫石。 韩紫石是前清举人，民国初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两度出任江苏省省长，还担任过代理督军等职，后因不满军阀之间派系斗争而归隐苏北故里海安县。由于韩紫石有一定的正义感和较强的民族意识，他在苏北中上层绅士中威望很高，他的许多门生故旧多居国民党军政要职。因此，做好争取韩紫石的工作，对于团结苏北乃至全国的中间势力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很大作用。陈毅先通过中介人与韩紫石通信相识。通信一段时间后，1940年9月的一天，陈毅第一次拜访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初次见面，陈毅对老人十分尊重，谈话落落大方，应付裕如，又很诚挚、谦逊，并以“杖国抗敌，古之遗德，乡居问政，华夏有人”一联相赠。这一切使原本持谨慎态度的韩紫石，对陈毅的才略和见识颇有好感。两三天后，陈毅再次来拜见韩紫石，老人显得非常热情。陈毅向他讲述了日寇在华的侵略暴行、全国抗日的形势以及国共两党不同的抗日政策。陈毅的一片至诚打动了老人的拳拳爱国之心，他接受了陈毅提出的让他主持正义，召集苏北各界代表会议，呼吁各种力量团结抗日、一致对敌的建议。

　　经过韩紫石的奔走呼号，1940年9月中旬和10月，在韩宅和曲塘分别举行了两次苏北知名人士参加的和平协商会议，提出了“停止苏北内战，一致团结抗日”的口号。两次会议后，由韩紫石领衔，与12县数十名士绅联合发出函电，一封致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呼吁其扫荡敌寇，收复失地;另一封致重庆黄炎培等转蒋介石，控诉国民党军队在苏北不积极抗日，反而经常与新四军搞摩擦的倒行逆施。对韩紫石等非共产党人士的工作，不仅争取了一些地主士绅、知识分子、地方势力与共产党团结抗战，而且也揭露了韩德勤等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对新四军坚持苏北抗日，创建盐阜抗日根据地，从而扭转华中抗战的危局，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1] 陈毅不仅在根据地政权建设，而且在军事指挥路线上都正确贯彻了毛泽东这一正确思想，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起到了极好的效果。

　　早在1938年9月至1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就确立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其中贯彻“发展华中”的战略,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大力发展苏北的抗日工作。其时, 身在苏南的陈毅对苏北抗战早有通盘考虑。从掌握的情况上分析,陈毅认为在苏北的各种武装力量共有四种: 居首位的是日伪,他们占据主要的交通干线和主要城镇; 其次是分兵盘踞在兴化、东台、盐城等地的韩德勤,此人拥兵五万, 以其同乡顾祝同为后台,不思抗日，肆意反共,专事摩擦; 再次是驻守泰州的国民党鲁苏皖游击队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俗称“二李”)有兵二万余人,还有驻守曲塘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有兵四千余人; 居末位的是新四军挺进纵队,人少地小,加上苏皖支队人数合起来不过三千。虽然,韩、“二李”与陈部均属国民党系统,但“二李”与陈部却长期遭受韩的压制与排挤,其中“二李”被压迫尤甚。因此,“二李”与韩同床异梦,互存戒心,双方明争暗斗,冲突时有发生。鉴情于此,陈毅认为:韩与“二李”均反共,但程度不同,韩是反动顽固派,“二李”则属中间派。根据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结合苏北的具体情况,陈毅确立了“灭敌、联李、反韩”的策略方针。为此,陈毅曾三进泰州与“二李”会晤,通过多方面的工作与李部建立了一定的统战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牢固, 1940年6月28日,在韩的胁迫利诱下,“二李”对新四军挺进纵队所在地郭村发动攻击。陈毅渡江赶到郭村时,战斗已进入尾声,我军胜利已成定局。于是陈毅命部队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但要部队收兵于泰州城下,这是给轻视新四军的“二李”以适当的教训。战后陈毅主动与“二李”通话,表示愿修旧好,并退还部分缴获的枪支,释放俘虏700余人。“二李”大为感动,应允借道让新四军东进抗日,并表示在以后的韩顽反共摩擦中保持中立。后来,新四军东进黄桥,“二李”命令士兵朝天放枪,敷衍韩德勤,让道于新四军,实践了当初的承诺。

　　新四军东进黄桥,本为抗日大计,但韩顽却处心积虑,步步压制、排挤并试图消灭新四军。针对韩顽的倒行逆施,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陈毅多次邀请苏中社会各界人士共商抗日大计,表明新四军的抗战立场。对韩顽本人,陈毅多次写信对其说服教育,但韩顽对陈毅的劝告置若罔闻,不但没有收敛反共举动,反而变本加厉，试图勾结日伪军合击新四军。陈毅忍无可忍, 1940年10月4日黄桥保卫战打响, 10月10日战斗胜利结束。“二李”闻知黄桥战况时,庆幸自己抉择正确,没有跟着韩顽反共。黄桥战役的胜利,虽战在苏中,但却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坚实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局面,对打击顽固派, 争取中间势力和局势的好转具有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四军能够取得黄桥保卫战的胜利,取胜于苏中, 就是陈毅抗日统战工作的胜利。1940年11月18日,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批转了陈毅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验, 号召全军学习研究。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建立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运动中实现自身团结统一和争取联合广大同盟军的一个重要策略原则。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享誉国内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外交家，陈毅同志在领导新四军英勇抗战的过程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实践，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参与江西谈判 ，国共共御外侮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全国范围的内战基本停止，国共两党和谈得以重开。通过谈判，国共双方虽然达成了将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协议，但蒋介石拒绝承认我南方革命力量，坚持“北和南剿"的方针，因此，南方游击区面临着既要开展反“清剿”的斗争，又要争取合作抗日的双重任务。

　　由于国民党对游击区重重封锁和包围，陈毅和项英只能从国民党报纸上一些零星的报导中，观察分析形势，确定方针政策。他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每当国内有重大事件发生，他们都以党的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口号，表明政治态度。西安事变发生后，陈毅就在赣粤边特委负责人会议上指出：“从中国革命发展形势看，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抗日高潮很快就要到来。”果然，“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军对南方游击区的进攻被迫停止。

　　1937年7月中旬，项英、陈毅从一本香港出版的《新学识》杂志上，间接得知毛泽东1937年5月3日在延安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上报告的摘要，如获至宝。他们以此为根据，高瞻远瞩，积极主动地提出与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谈判。7月22日，项英起草好了谈判条件。7月29日，陈毅致信国民党大余县县长彭育英，倡议双方举行合作抗日的谈判。8月8日，正式发表《赣粤边共产党游击队联合宣言》，表示愿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合作抗日。同时，陈毅起草了《向赣南军政当局提出合作意见书》，并在干部会上统一了思想认识。8月15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发表了《告赣南民众书》，在群众中宣传合作抗日的重要性，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抗日。随后，特委将《宣言》和《告赣南民众书》分别寄给国民党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政府和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迫使他们联合署名发表《告中共同志书》的快邮代电，表示“欢迎中共志士下山谈判，共商北上抗日”事宜。8月20日，特委写信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提出协商合作抗日事宜，以配合全国抗战之大计。9月8日，陈毅代表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到大余池江与国民党大余县政府的代表举行正式谈判。经过说理斗争，双方达成了七项协议。9月12日，陈毅由大余县县长彭育英陪同，到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熊滨、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谈判。在谈判中，陈毅与国民党第四十六师的代表展开了一场舌战，并痛斥了企图拉拢陈毅的大叛徒陈洪时。赣州谈判达成了九项协议，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要求。游击队改称江西抗日义勇军，暂按国民党保安团的待遇提供给养。为了解决其它游击区的合作抗日问题，国民党当局邀请项英、陈毅到南昌谈判。9月24日，陈毅和项英一同来到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谈判，解决了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走、释放政治犯、在南昌建立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等六个问题。项英还发电报给正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通过他们传电毛泽东、张闻天，报告谈判情况，从此恢复了和党中央的联系。9月底，项英、陈毅在南昌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要求各游击队立即集中，听候改编，为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南昌谈判的成功，标志着南方地区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基本形成。

　　南昌谈判结束后，陈毅仍然在南昌、吉安等地组建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通讯处，同有关各县的国民党地方当局继续谈判，解决遗留问题。为了动员游击队下山改编，陈毅还不辞辛劳，亲赴湘赣边和赣东北游击区做说服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游击队改编工作的进程。不久，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1938年春，陈毅率领由赣粤边、湘赣边、湘鄂赣边游击健儿组成的新四军第一支队指战员，奔赴抗日杀敌的最前线。

　　二、广交各界朋友，共筑抗战长城

　　陈毅曾被毛泽东赞誉为“天才的统一战线的执行者”，他文武双全，尤擅长结交党外朋友。抗日战争时期，陈毅率领新四军挺进纵队北渡长江，执行“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他全面分析了当时苏北各方面势力的情况，决定把广交各界爱国朋友作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一环，选择的第一个统战对象是韩紫石。 韩紫石是前清举人，民国初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两度出任江苏省省长，还担任过代理督军等职，后因不满军阀之间派系斗争而归隐苏北故里海安县。由于韩紫石有一定的正义感和较强的民族意识，他在苏北中上层绅士中威望很高，他的许多门生故旧多居国民党军政要职。因此，做好争取韩紫石的工作，对于团结苏北乃至全国的中间势力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很大作用。陈毅先通过中介人与韩紫石通信相识。通信一段时间后，1940年9月的一天，陈毅第一次拜访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初次见面，陈毅对老人十分尊重，谈话落落大方，应付裕如，又很诚挚、谦逊，并以“杖国抗敌，古之遗德，乡居问政，华夏有人”一联相赠。这一切使原本持谨慎态度的韩紫石，对陈毅的才略和见识颇有好感。两三天后，陈毅再次来拜见韩紫石，老人显得非常热情。陈毅向他讲述了日寇在华的侵略暴行、全国抗日的形势以及国共两党不同的抗日政策。陈毅的一片至诚打动了老人的拳拳爱国之心，他接受了陈毅提出的让他主持正义，召集苏北各界代表会议，呼吁各种力量团结抗日、一致对敌的建议。

　　经过韩紫石的奔走呼号，1940年9月中旬和10月，在韩宅和曲塘分别举行了两次苏北知名人士参加的和平协商会议，提出了“停止苏北内战，一致团结抗日”的口号。两次会议后，由韩紫石领衔，与12县数十名士绅联合发出函电，一封致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呼吁其扫荡敌寇，收复失地;另一封致重庆黄炎培等转蒋介石，控诉国民党军队在苏北不积极抗日，反而经常与新四军搞摩擦的倒行逆施。对韩紫石等非共产党人士的工作，不仅争取了一些地主士绅、知识分子、地方势力与共产党团结抗战，而且也揭露了韩德勤等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对新四军坚持苏北抗日，创建盐阜抗日根据地，从而扭转华中抗战的危局，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1] 陈毅不仅在根据地政权建设，而且在军事指挥路线上都正确贯彻了毛泽东这一正确思想，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起到了极好的效果。

　　早在1938年9月至1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就确立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其中贯彻“发展华中”的战略,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大力发展苏北的抗日工作。其时, 身在苏南的陈毅对苏北抗战早有通盘考虑。从掌握的情况上分析,陈毅认为在苏北的各种武装力量共有四种: 居首位的是日伪,他们占据主要的交通干线和主要城镇; 其次是分兵盘踞在兴化、东台、盐城等地的韩德勤,此人拥兵五万, 以其同乡顾祝同为后台,不思抗日，肆意反共,专事摩擦; 再次是驻守泰州的国民党鲁苏皖游击队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俗称“二李”)有兵二万余人,还有驻守曲塘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有兵四千余人; 居末位的是新四军挺进纵队,人少地小,加上苏皖支队人数合起来不过三千。虽然,韩、“二李”与陈部均属国民党系统,但“二李”与陈部却长期遭受韩的压制与排挤,其中“二李”被压迫尤甚。因此,“二李”与韩同床异梦,互存戒心,双方明争暗斗,冲突时有发生。鉴情于此,陈毅认为:韩与“二李”均反共,但程度不同,韩是反动顽固派,“二李”则属中间派。根据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结合苏北的具体情况,陈毅确立了“灭敌、联李、反韩”的策略方针。为此,陈毅曾三进泰州与“二李”会晤,通过多方面的工作与李部建立了一定的统战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牢固, 1940年6月28日,在韩的胁迫利诱下,“二李”对新四军挺进纵队所在地郭村发动攻击。陈毅渡江赶到郭村时,战斗已进入尾声,我军胜利已成定局。于是陈毅命部队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但要部队收兵于泰州城下,这是给轻视新四军的“二李”以适当的教训。战后陈毅主动与“二李”通话,表示愿修旧好,并退还部分缴获的枪支,释放俘虏700余人。“二李”大为感动,应允借道让新四军东进抗日,并表示在以后的韩顽反共摩擦中保持中立。后来,新四军东进黄桥,“二李”命令士兵朝天放枪,敷衍韩德勤,让道于新四军,实践了当初的承诺。

　　新四军东进黄桥,本为抗日大计,但韩顽却处心积虑,步步压制、排挤并试图消灭新四军。针对韩顽的倒行逆施,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陈毅多次邀请苏中社会各界人士共商抗日大计,表明新四军的抗战立场。对韩顽本人,陈毅多次写信对其说服教育,但韩顽对陈毅的劝告置若罔闻,不但没有收敛反共举动,反而变本加厉，试图勾结日伪军合击新四军。陈毅忍无可忍, 1940年10月4日黄桥保卫战打响, 10月10日战斗胜利结束。“二李”闻知黄桥战况时,庆幸自己抉择正确,没有跟着韩顽反共。黄桥战役的胜利,虽战在苏中,但却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坚实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局面,对打击顽固派, 争取中间势力和局势的好转具有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四军能够取得黄桥保卫战的胜利,取胜于苏中, 就是陈毅抗日统战工作的胜利。1940年11月18日,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批转了陈毅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验, 号召全军学习研究。

　　邓小平同志说过：“在历史上，统一战线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三大因素之一。没有统一战线，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办不好的。”[2]抗日战争时期，陈毅同志正确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策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实践，为新四军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和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陈毅同志不愧是统战的楷模。陈毅同志在抗战时期的统战实践将永载新四军史册上。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M]，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02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5页，第186页

　　作者简介：

　　张红恩(1970- )，男，河南省新密市人，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08届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为中共新密市委党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