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山西抗日战场上的雄才大略
来源：论文网，作者： 崔向华    2018-03-16 14:57:49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猖狂扬言：“欲占领中国，必先占领华北;欲占领华北，必先占领山西。”因此，以山西为中心发动和领导全民族抗战，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战略方针的重中之重。党中央一开始就把目标瞄准山西，立足于开创山西抗战局面。历史表明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和无比英明的。当年朱德率领八路军将士浴血奋战山西战场的不朽业绩，是元帅光辉一生里的浓重之笔。

　　高瞻远瞩、身体力行，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决策

　　朱德是红军、八路军的总司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舞台上，导演出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提出把山西作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构想，朱德则根据对抗战总体局势的观察判断，适时提出了八路军应尽早开赴华北并在华北坚持持久抗战的主张。

　　在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八路军挺进山西与日军作战须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决策，指出：“持久战不能单凭消耗，主要的是发动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为了争取国民党军队能在前线阻止敌人一个时期，要在国民党军队还能抵抗时，及早布置工作，争取华北的持久战;我们的中心工作是支持华北，重点争取太行山及其以东地区。这是争取前途胜利的重要一环。”朱德的这些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确定正确的持久战战略方针和作出相应的战略部署起到重要作用。

　　1937年8月29日，朱德就任八路军总指挥，随后亲率所属部队东渡黄河，挺进山西抗日前线。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八路军各部队在战区的配置，迅速由集中改变为分散，并大体上划分了各部队的工作地域。根据战场形势的发展，朱德主张争取晋东、西两大山脉，巩固游击区，使入晋之敌陷入群众重围中。同时，以一切力量争取抗日运动的扩大。

　　朱德与彭德怀率领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依托五台山、吕梁山、太行山建立起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等敌后抗日根据地。此后，三晋大地燃起了长达八年的抗日烽火。朱德率部在粉碎日军进攻的同时，扩大兵源，发展党的组织，改造旧政权，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和群众抗日团体，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把根据地真正建成开展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1937年11月到1938年5月，山西四块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连续粉碎日军的轮番“围攻”和“扫荡”，歼灭了敌人，发展了自己。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党、政、军、统、群各组织系统，党员发展到1万余人，八路军扩展到7万余人，山西新军扩展到50个团，牺盟会、战动总会、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的成员达20万余人。对此，毛泽东在作《论持久战》讲演时，有一个生动的描述：“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至1943年，整个华北敌后根据地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

　　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中国共产党以山西为基点所创造出来的华北四大抗日根据地，即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以及山东根据地的广大抗日军民共歼灭日军约43万人、伪军约90万人，解放了华北绝大多数的被占领土和人口，成为推动中国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中流砥柱”。山西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奠基石，朱德为这块基石的锻造付出了心血和汗水。

　　从容不迫，力挽狂澜，坚决维护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率领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开展广大的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朱德忠实地执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模范地团结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为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建立了丰功伟绩。

　　1937年9月上旬，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前线后，积极配合友军抵抗日军进攻。当时山西属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是阎锡山，八路军列入该战区的序列。为了加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9月22日，朱德和周恩来一起主动到山西代县太和岭口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会见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布防、独立负责发动群众工作及同阎锡山部互相配合作战等问题。阎锡山是一个复杂多变、万变不离其宗的山西地方实力派和封建性很重的军阀、政治家。他在历史上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在山西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1936年春又派兵阻拦红军北上抗日;但又同蒋介石有尖锐的矛盾，两次策动倒蒋战争，被蒋介石视为异己，早欲除之而不能。华北事变以后，日军步步进逼晋绥，他对日本既勾结，又防范，自喻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处在平衡于降日抗日、拥蒋防蒋、反共联共的政治天平之中。阎锡山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守土抗战”。由于日军已进入山西，阎锡山为保住自己的地盘，便同意采取一些开明措施，想借助共产党发动山西民众守土抗战。在会谈中朱德坚决贯彻洛川会议精神，贯彻“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明确提出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的要求，使阎锡山同意八路军负责驻区的群众工作;同意对不积极抗战的县长进行更换;允许给游击队发枪;允许在八路军工作地区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等等。八路军也担负了配合战区部队作战，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由于朱德在会谈中争取到八路军能够广泛发动群众的有利条件，这就便于我党我军在山西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发动广大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从而为山西抗日战争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战场上出现了国共双方军队团结合作抗击日军的动人情景。朱德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军事人员的统战工作，其中，同卫立煌将军的友好相处，堪称典范。1938年1月中旬，朱德与卫立煌第一次见面，他平易朴素的外表、诚挚谦逊的态度、从旧军队高级将领变成红军总司令的不平凡经历，以及所讲的抗日救国道理，给卫立煌留下深刻印象。从此，两个军人之间的友谊开始发展起来。为了加强对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袭扰的力量，卫立煌从他部下抽调6个团交给朱德指挥。朱德和彭德怀、任弼时等则要求八路军各级首长在使用卫立煌部队时，不要用在过分艰苦和复杂的区域，要帮助他们侦察和警戒，以免受到敌人的意外袭击，要用一切方法帮助友军进步和解决某些行动中的困难。卫立煌表示：“今后我要继续和八路军亲密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和八路军一道坚持华北抗战，决不退过黄河。”1938年4月，卫立煌在西安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的身份，批发给八路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还有其它军用物资。在后来发生的国共摩擦中，卫立煌的中立态度，有力地支持了敌后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战争。

　　审时度势，智勇双全，以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克敌制胜

　　朱德对抗日战争的最大贡献是在军事方面。他不仅打了很多胜仗，而且很重视研究战略战术，总结作战经验，论述抗日战争的规律，对丰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贡献。

　　1937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从国内抽调第14、第16、第108、第109师团开赴华北战场，侵驻华北的日军达30余万人。从1937年9月起，华北日军主力沿平绥铁路、平汉铁路、正太铁路向山西进犯。在山西指挥日军作战的第5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是个中国通。他熟知当年忽必烈入主中原的进军路线，深知沿同蒲线南下，只要占据太原就足以控制华北，再由此南进，渡过黄河，占领潼关，就扼住了进军西南和西北的咽喉。10月上旬，日军突破国民党军队驻守的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驱兵南下，进逼太原。在此期间，在华北的国民党军步兵、骑兵、炮兵等部队共70余万人，虽曾几度设防，抗击日军，终因执行政府和军队片面抗战的路线和被动防御的军事方针，挡不住日军30万人的锐利进攻，导致失地、后撤的败局。随着战局的急剧变化，山西日益成为类似围棋棋盘上的一个“活眼”。

　　朱德首先对战争形势作了分析：抗日战争不是一年半载与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很宽。1937年10月，朱德在山西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时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我们打的是持久战，战术上打的是速决战，而避免阵地战，混合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1938年，朱德发表了《论抗日游击战争》这部重要著作，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性质、意义、作用，游击队的组织方法，游击战的战术原则、活动方针等问题。这部著作集朱德游击战思想之大成，对于指导游击战争的顺利发展，充分发挥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部著作和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一起，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抗日军民坚持抗战、战胜日军的重要思想武器。

　　为了粉碎敌人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围攻和“扫荡”，朱德十分重视采取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从1938年4月开始的粉碎敌人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作战，就是采取这种作战方针的一次成功战例。当时，日军以第108师团为主力，调集三万以上的兵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九路围攻，企图包围、消灭八路军总部。对于敌人的九路围攻，八路军总部事前已经侦察到了，朱德已筹划了对策：“以一部兵力牵制日军其他各路，集中主力相机击破其一路。”参加这次反围攻的部队，有第129师和配合该师在这一地区活动的第115师344旅，还有决死第一、第三纵队及属于东路军序列的各友军部队。朱德把第129师作为粉碎敌人九路围攻的主力。根据总部的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率第129师转到外线，进行隐蔽集结，寻机歼敌，在根据地内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并通过地方游击队和自卫军不断袭扰敌人，破坏交通，牵制各路敌人。各路日军到处遭受我内线部队的不断拦截阻击，不敢深入山区。待敌人疲惫之后，朱德于4月14日命令第129师及344旅，迅速向武乡靠近，寻机歼灭由榆社退回武乡的这路敌人。该敌是日军第108师团的主力旅团，约3000余人。第120师在接到命令后，迅速赶到武乡县城西北地区，发现敌人正弃城沿漳河向襄垣方向撤退，刘伯承当即下令分左、右两个纵队迅猛追击，第二天拂晓将该路敌人夹击在武乡东南的长乐村河谷地区，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共歼灭日军2200余人。长乐村战斗是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有决定意义的一战。南路日军遭受歼灭性打击之后，迫使其他各路日军纷纷退却。这时，朱德指挥东路军部队乘胜追击，在沁源、辽县又各歼灭日军一部。至4月下旬，八路军和友军连克榆社、辽县、武乡、涉县等18座县城，巩固并扩大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这次成功的战例，为各抗日根据地粉碎敌人的进攻和“扫荡”树立了典范，从而有效地推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朱德对新军的建设十分关心。决死队的主要成分是青年学生，缺乏实战锻炼。青年抗敌决死队到太行山区后，由一个团扩充到三个团，加上两个游击团，共有五个团的兵力。这时，有人反映薄一波的军队直到现在还戴着“山西帽子”，说着山西话，是否有些右。薄一波便在一次八路军总部召开的会议上，提出是否去掉“山西”这顶帽子，脱离阎锡山。朱德听罢明确表示，不能这样做，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实际上，你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嘛!只不过戴着阎锡山这顶帽子而已，这顶帽子是在特定条件下，经过巧妙而艰苦的工作才得来的。来之不易呀!怎么能随便丢掉呢?!”他还关切地问薄一波有什么困难，可以帮助解决。薄一波说，我没有打仗经验。朱德当即决定派八路军前方总部二科科长毕占云到决死一纵队担任参谋长，并从129师抽出一个团框架的干部，以加强决死队的军事领导。对于山西新军请八路军派军事干部帮助建军的要求，朱德的态度是“要多少给多少。”后来陆续给新军派过近千名红军军事干部及抗大学员等其他各类干部，他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八路军对山西新军的重大支援。

　　至1939年夏，山西新军发展到4个决死纵队，1个工人武装自卫纵队，3个政治保卫旅，3个游击队(团)，3个保安司令部，1个暂编师，共计50个团，主力部队约7万多人。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山西新军在八路军的强大支援和积极帮助下，作战数千次。1937年秋至1938年春，主要进行阻击日军进攻的战斗，1938年至1939年，主要进行反围攻战斗，1940年参加百团大战以后，主要进行反”扫荡”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保卫了人民，锻炼了队伍，提高了战斗力，成长为一支能打大仗、恶仗、胜仗的英雄部队，最后融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

　　心系百姓，扎根太行，筑起“真正的铜墙铁壁”

　　毛泽东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抗战期间，山西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成为华北抗战之重心，山西人民倾其全力支援抗战，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牺牲与贡献。朱德认为，对日抗战是一种自卫战争，也就是一种革命的战争，关键在于依靠群众的支持，要做“争取群众工作，首先争取(华北)这一万万人。”只有动员起全民族的力量，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能获得最后胜利。

　　朱德强调，山西乃太行山、恒山、五台山、吕梁山、中条山纵横交错的复杂险要地区，极利于游击战争开展，八路军到来后，群众发动起来，敌人的“围剿”是无法征服我们的。相反，时日愈久，基础必愈巩固，将成为支持华北抗战的一个坚固的堡垒。他在《论解放区战场》中，明确地把我军的建军原则概括为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三点，而贯穿这三点的一个总原则，即是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这也就是毛泽东指出的我军的惟一宗旨。在这个总原则下，朱德特别重视军民关系。他要求部队随时随地保护人民的利益，在任何环境下，宁愿自己困难些，尽可能不要去加重人民的负担，要“把人民看作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关切他们”。作为总司令，他成为身体力行并领导全军实行这个建军原则的模范。

　　朱德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每到一处总是想方设法为群众排忧解难，兴办实事、好事。八路军总部所在的武乡县砖壁村，是一个人畜吃水很困难的地方。1939年夏天，砖壁村一带又久旱无雨，酿成了严重的水荒。一天，当朱德看见许多老乡挑着水桶，牵着牛羊到老远的山外去担水和饮牲口时，心中非常焦急，以至到晚上还久久不能入睡，在思考着帮助老乡打水井的问题。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约了几位老农，钻山沟，绕山梁，到处仔细察看，终于勘定了挖井的地点。随即，召集群众代表和八路军总部机关负责人，研究决定了打井方案;接着又召开军民大会，并进行了打井动员。在朱德的带动下，军民团结，一齐上阵，不到半个月时间，一眼13丈深的活水井就打了出来。老乡们看到这亘古以来打出的第一眼水井时，如同迎来盛大的节日一样，无不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有的老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为了使子子孙孙永远牢记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大恩大德，砖壁村村民特地把这眼井叫做‘抗日井”，并且在井旁立了纪念碑，上写“吃水不忘打井人，幸福感谢总司令”。直到今天，砖壁村村民还传唱着这样的民谣：“抗日井啊抗日井，红砂甜水清粼粼;吃水不忘八路军啊，日夜想念朱总司令。”

　　“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全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八路军抗战由山西而华北、由华北而全国则离不开最广大的山西人民的支持。山西人民无分男女长幼，输资出力，参军参战，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积极支持山西抗战、华北抗战和全国抗战，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战争期间，山西人民参军参战，血洒疆场;不吝钱财物资，踊跃捐输;组织担架队、运输队、警戒队、救护队以及儿童团等，担当各种战勤服务。据统计，八年间，山西人民仅参加八路军的青壮年就达70余万人，参加民兵、自卫队和游击队等地方抗日武装的青壮年更达数百万人之多，涌现出许多父送子、妻送夫、母亲送儿郎，兄弟相争上前线打鬼子的感人故事。在1940年中共晋西北边区掀起的参军、献金、献粮和做军鞋“四大动员”运动中，一次报名入伍的青年就约1.5万人，人民一次献粮1357万公斤、献金181万元(银元)，妇女一次做军鞋约12万双。在整个运动中，各阶层人民不分贫富，不分官绅商民，为了抗战，慷慨捐献，表现出空前的抗日爱国热情。这就是朱德同志概括的太行儿女百折不挠、不畏艰险的太行精神。

　　1940年5月，朱德奉命离开太行，返回革命圣地延安。心怀太行军民的深情厚谊和热切期盼，他激情澎湃地写下临别诗《出太行》：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