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日志里的抗日敌后战场
来源：论文网，作者： 许森?栗钢?李津津    2018-03-17 11:31:35

　　真诚合作抗日，主动密切友军关系

　　七七事变后，徐向前随周恩来、朱德、林彪等人率部开赴山西抗日战场，并尽速与国民党军将领交换沟通对战争形势的看法，查看战场地形，制定配合友军作战的应对之策。1937年“9月7日，随周(恩来)去岭口行营会见阎(锡山)”。“此次与阎(锡山)会晤中，一切问题表面上都接受”。“9月9日，上午经雁门关时看工事。夜九时到大同与傅(作义)会谈”。“10月7日，下午与李师商定游击部队的部署办法”。“10月10日，朱(德)住到台怀，召集各友军军官谈话会”。“10月14日，下午五时在杨林乡对101师一部讲话，一般情绪甚好，也都表示很高兴听，也很注意听”。“下午四时到台怀之霖拳寺。晚饭后即到101师师部与李俊功、田世俊、金宪章讨论抗日作战形势与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及对居民工作。他们在表面上都极表赞同”。

　　除了积极联系沟通友军关系外，从日志中也可以看出，共产党对国民党当局的领导是尊重的。例如，日志记载的八路军整军誓词为：“我们是黄帝子孙，我们是民族革命战士，我们要坚持持久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抗击敌人进攻，准备反攻力量，驱逐日寇，收复失地。我们要拥护领袖，拥护政府，团结友军，铲除汉奸，誓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而奋斗。我们要服从命令，严守纪律，保护人民利益，爱护武器公物，提高军事技术，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成为模范军人。如违诺言，愿受纪律制裁和同志指责。谨此宣誓”。此外，还经常与友军通报战场形势和日军兵力部署、编成、策略等事项。如“10月11日左权告知：九日蒋介石来电：据天津方面消息，土肥原主张大肆收买土匪，具体方法：除由日寇天津宣抚班接洽外，并利用女间谍带大批钱币混入各溃逃部队及我游击区，诱惑冀东土匪大批投降，即是此计之结果”。类似的记录在徐向前日志中还有很多，可见当时国共双方的联系沟通还是很密切的，并有许多配合友军作战的记载。例如，“同刘伯承赴前方决定向昔阳之敌进击。如未得手或击溃其援兵后，再转移河北地区行动，以配合津浦路友军之动作，以分敌势”;“到化家岭，准备配合友军第三集团军袭击可能向白晋公路北进之敌”等等。

　　坚持统一战线，发展抗日力量

　　为了推动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坚持和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做了许多工作。例如，“邀请辽县的绅士和各村长、区长会餐：一面解释在辽县发生的一些误会与摩擦，一面表明我党我军在抗战中的根本战略，结果甚好”。接待美军考察人员，“1月7日，美国武官参赞艾文思?卡尔逊抵达辽县。1.考察中日作战的实情，是否可能持久坚持。以决定对中日的政策和对策。2.考察我八路军的一切详情，尤其是统一战线与游击战争的详情”。欢迎国民政府委任官员到任，如“鹿钟麟到南宫，动员群众数千热烈欢迎”。“上午访问鹿钟麟。下午南宫各界人士召开纪念‘九一八’与欢迎鹿钟麟大会，到会群众万余人，情绪异常热烈”。“沈鸿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到南宫，同来者有范专员。下午五时，召开欢迎沈鸿烈座谈会”。“张玉麟(牺盟会常委之一)来谈(前日夜已谈一次)。谈话内容为：希望他转达牺盟：1.牺盟会与八路军应亲密合作到底;2.用有效方法迅速开展游击战争，支持山西抗战的持久;3.希望用有效方法发动人民。”

　　此外，还利用一切场合时机，对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鼓舞全民抗战的勇气，鼓舞士气，最大限度地教育人民，依靠人民，发动群众，建立游击武装，为持久抗战奠定胜利基础。“到郭家庄讲武装人民、人民自卫与进行游击战争的问题”。“与张浩同志去平定区游击队，与该队谈话内容：1.抗战局势;2.游击队的任务：A支持华北山西危局，B扩大自身，C争取群众，D游击动作，E严密纪律，F克服困难”。“赖际发同志到石拐，谈榆社工作问题：该地群众已发动，山头村附近及长凝地区工作成绩甚好，游击队已发展到120余人，自卫队各村也已成立，并能放哨、戒严、封锁消息等。我游击队在榆次河以南活动，敌人下乡不敢过河”。“赴五台，同乡十余人聚餐。主要谈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到国师军训团讲话”。“在豆林小学与游击队百余人讲话，主要讲些游击战争与保卫地方之事”。“上午到家，村中众人纷来问战况。告之，并告其沉着，要准备着过战争的生活”。“到杨白村，与群众讲，争取抗战胜利勿旁观，要积极参加进来”。“张浩同志做报告，决定组织与划分同蒲路以东、黄河以北、正太线以南、平汉线以西之方形区域内为四个军分区，以便迅速展开群众运动，发动游击战争，支持山西与华北危局”。

　　坚持以攻为守，积极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

　　根据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我军发挥自身特长和特有的政治优势，坚决贯彻敌后游击战略，发动群众，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在此过程中，以积极的攻势行动，限制敌人的活动空间，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巩固抗日根据地。一是打击汉奸势力。例如，“赖际发率领地方游击队夜袭正在坑西镇开会之汉奸，捉获其重要首领赵鹤年(晋华纱厂董事长)、某当铺掌柜、铁路银行经理等，给榆次地区的汉奸以极大打击”。“刘志坚报告：漳南兵团结束近期战斗。战绩如下：第一步，消灭苏明启、郭青伪军2000余人，缴枪600余支，苏被活捉。第二步，消灭安、临、内自卫总团团长王自全伪军800余人，缴枪500余支，王自全被活捉在押。第三步，消灭安阳伪军第二军李台部2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第四步，攻占滑县，解决伪军总司令扈全禄5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这些战例表明，敌后战场的汉奸势力不可小觑。正如徐向前在日志中所说，“内奸不除确是取得抗战胜利的一大障碍。……抗日政策不确立，汉奸亲日派不惩治与肃清，那么这些败类的死灰复燃是深为可虑的。况且还不是死灰呢!” 　　二是主动出击、反击日寇“扫荡”，彰显我军是敌后抗战的领导力量。我军清楚地认识到，为了巩固根据地，发展抗日力量，就必须采取积极行动打击敌人，以主动牺牲精神，尽量减小抗战军民的损失。徐向前在日志中就明确指出，“连日作战的经验是，必须予出城活动之敌以打击，缩小敌人活动区域甚为必要”。为此，华北、华中主要抗日根据地仅在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的一年多时间内，就对日作战1600余次，毙伤日军6万余人。我军的反“扫荡”战果迫使日军承认：虽经反复“围剿”，但占领区的治安呈现出恶化和复杂化倾向。以下仅从日志中选取一部分有代表性的作战记述：

　　“叶成焕带2团一个营并指挥769团的一个连与地方游击队，向榆次及其以东铁路线活动。徐深吉带一个营向太谷以南以东地区及沿交通线活动，主要采用侧击、截击、袭击等积极作战方式，以影响友军并鼓舞其勇气。2团3营教导员罗明海带一个连经双峰去分水岭、子洪镇间破坏公路，并指挥祁县、太谷之游击队与工兵连之一组，发动群众，配合行动”。

　　“汪乃贵报告，14日在沾尚袭击日军辎重，毙日军人、马各数十”。

　　“杜庄村之敌进犯老鸦岭。9团一个连由西击之，敌退杜庄村。夜袭之敌即退昔阳。我以3班兵力阻击500敌，战2日，无伤亡。实因战术之改进也”。

　　“在22、23两日，772团与敌激战中，指挥作战甚沉着，共毙敌百余，我伤亡共60余人，王近山与三营长负伤”。

　　“9团3营袭击旧关。因敌已占街后山头工事，我对一个庙宇发起围攻，歼灭敌10余人。是役我某连6班前仆后继，直至全部壮烈牺牲，实可钦佩”。

　　“1团、2团于长生口南伏击由井陉增援之敌。毙敌西部警备队长荒井丰吉，击溃敌步兵，又击溃井陉垣百余敌兵，并追歼敌人至井陉城下而止。是役毙敌百余，缴获迫击炮两门，机枪3挺，步枪约10支，我军亡约六七十人”。

　　“接刘伯承电：9团600余人打入黎城，歼敌百余，因天亮故退出，尚有敌数百未被歼灭。6旅歼灭增援黎城之敌五六百，击溃150余人。是役毙敌500至600人，击毁敌汽车4辆，生俘10余人，马250余匹，缴获轻机枪3挺，步枪约200支，缴获其他军用品甚多。我9团伤亡14人，补充团伤亡46人，2团伤亡168人，教导员尹启炳与八连长牺牲”。

　　“敌汽车百余辆由黎城至东阳关，已到我1团、9团伏击地区。9团当即放进一半后，先开始攻击，1团从之。先以火力猛烈突击，恶战约到11时30分，即完全肃清日军全部，战斗结束。计烧毁日军汽车130余辆、军用品甚多，毙敌400余人，缴获步枪约200支、轻机枪12支、重机枪3挺、迫击炮4门及部分军用品。……是役，我9团4营长和1团一副营长受伤。连长政指以下干部伤亡颇多。总伤亡数约200余人。某小战士击落敌机1架，某战士杀敌10余人，某班长被敌人击中后用嘴咬伤敌人，又引爆炸弹与敌人指挥官同归于尽。这些真可谓英勇作战的表率。9团新组连队以梭镖刺杀敌人，共缴获步枪60余支”。

　　“平乡日军500余人，汽车10余辆，伪军百余人，进犯赵村，与我1团、2团激战终日，敌军退到赵家寨被我围攻，下午敌占威县，被我驱逐之”。

　　“5时，先头部队克复武乡城后，猛烈向敌追击。我2团、1团追到长乐村附近时，即两面夹击，将日军辎重与大部兵力围歼于夹沟内，将敌击溃。敌辎重、牲口、死尸累积满沟。此时，敌先头部队被迫折返加入战斗。我689团也加入左翼，与由辽县返回之敌激战于宁沟一带。我689团与敌反复冲击、肉搏七八次，终将敌击退。是役，日军死伤1500余人以上，我方伤亡600余人。2团长叶成焕同志头部负重伤牺牲，真令人痛心之极。”

　　由于我军的坚决抗击，日军的“扫荡”屡屡被我击破，日志记载了日军“扫荡”后普遍存在的狼狈景象，“由各县抽出扫荡大营之敌已各返原地。敌近几天因我追打袭击，非常恐慌，消耗伤亡甚大。据群众反映，敌带走五汽车尸体，士兵厌战痛哭，皇协军逃跑者甚多”。

　　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的积极作战行动从上述摘录的徐向前日志可见一斑。总之，我军在敌后的作战是频繁的，战果是明显的，牺牲也是巨大的，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充分说明，一些“国粉”所谓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游而不击”乃是无稽之谈，罔顾历史，别有用心。

　　日寇凶残狡诈，根据地抗战异常艰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艰苦鏖战于敌后广阔战场，经历的艰难困苦是难以想象的。主要是日寇比我们现在的一些影视剧中看到的要狡猾得多，不仅异常残忍，其使用的战术也极其阴险狡诈，客观地说，也是极其有效和难以对付的。此外，大批汉奸给我军行动造成了巨大困难。

　　“1937年11月22日2团到松塔镇之连队归来后报告：该地房屋被暴日烧光，人民被暴日屠杀殆尽。暴日到该地时号召人民归家开会，人民受其骗归家。当全到会场时，那些残暴者即伸其血手，一网杀尽。”

　　“今日悉，汪精卫又在广播中散布其失败言论。汉奸亲日派在国事紧急关头乃公开散布失败主义的言论，企图造成屈辱投降，实属罪不容诛。然国民政府之机构不改造，抗日政策不确立，汉奸亲日派不惩治与肃清，那么这些败类的死灰复燃是深为可虑的。”

　　“据闻，目前妥协投降气氛甚浓：一因日寇之困难剧增，无法克服，故暂作某些让步以诱惑;一因我国抗战中亦有不少困难和畏难心理。此与中国半殖民地之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有关。自抗战开始后，我党即经常提出反对投降妥协的号召，这是非常正确与必要的。尤其在妥协投降进一步具体化的今天，其任务尤为重大了。”

　　“四支队报告：秦启荣部在侧后袭击我军。窥其行动似有暗中配合日寇打击我之企图。不论如何，其动作是做了日寇的应声虫，呼应日寇的行动。做了对于抗战不利，而使日寇欢迎的举动。” 　　“日寇行进时，多由汉奸在前探路，因汉奸告密，该敌未敢进入我伏击地域。该连见此情况，迅速前进攻击该敌，但只毙敌20余人，我无伤亡。敌狼狈退回郭庄不出。”

　　“在清野空室、帮助我军作战的支前工作等方面，辽县以南地区确实是大成问题。武乡境内许多村子的民众甚至在日寇到来时还不逃跑。因此被敌人大肆屠杀。马庄一个村子即被杀60余人，妇女被敌强奸致死者不乏其人。有一名幼女只有八岁，被敌人强奸致死，血迹模糊。胡家垴八个妇女被敌人强奸后有用刺刀挑破阴户与小腹致死，残忍之状，笔难尽书。在禁止挑水的地区，日寇将村民杀死在水桶边;某人送米汤给日寇喝，也被杀死在盆边;某人给日寇牵马过河，被杀死在马蹄之下。武乡过去托派活动最烈，人民受其欺骗不少，又兼县长之官僚主义以人命为儿戏，而农民又守旧心重，加之政治黑暗，故遭此惨剧究是谁人之虞。不抗日活不成，不把日寇打出去大家不得安宁。同胞们，大家一起觉醒起来抗战啊!以自己的血肉抗争是可以获得伟大的光荣的自由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特点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是国共两党合作的辉煌成果，是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大搏斗，也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最终胜利。在这场战争中，不屈不挠、顽强抵抗、视死如归、拼死抗争等是全民抗战的共同特点。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还体现出自身政治性质所决定的独有特点。

　　一是在政治上坚决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后，红军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这支军队的名称番号变了，作战对象变了，但是它的性质宗旨没有改变，仍然将人民的力量和利益置于第一位。徐向前日志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接周(恩来)昨日电：……华北局势已到最后之危局，统治阶级怕群众甚于怕暴日，武装资材，宁委敌而不敢给群众，人民束手旁观，坐视不理，欲理而又无法可理，华北战局失败之速乃意中事。因单纯的政府军队抗战，而不动员广大人民参战，不给人民以民主权，不改善人民生活，决不能发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决不能取得人民的热忱拥护。抗战若不是全民的，欲求其胜利如缘木求鱼，真是梦想”。政党的观点同样反映在政党领导的军队身上。山西抗战正面战场作战失利后，“沿途散兵甚多抢掠，各村民多逃山里躲藏。人民对友军与老阎反感太甚”。而在山东，“沈鸿烈、秦启荣(国民党山东省军政长官)之部队在敌扫荡时，……真如秋风扫落叶，摧枯拉朽作鸟兽散而矣，甚而在乡村中到处抢掠骚扰，民众寝食不安，恨之等于日寇”，甚至“汤恩伯觉得他的部队纪律不好，精神萎靡，欲效法我八路军的工作方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群众对我军印象极好，因我军到后地方安定，土匪遁迹，并常予日寇以打击”。而当一些坏分子诬蔑八路军时，立即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如“某局长公开在群众中说八路军太坏，但实际上我军的模范行为给了该地群众很好的印象，群众将该局长包围质问。……此亦证明群众是如何欢迎与拥护为自己谋利益的人呀!”我军之所以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与高度重视军队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是分不开的，如“召集9团小组长以上党的积极分子会，主持会议并报告目前形势;邓小平讲战时政治工作”。“宋任穷报告冀南工作经验：……改善民生：减租减息组织了工作队，一村一家地做工作，结果地主、债主、农民都认为满意。优待抗属，提高生产热忱。借粮斗争：借了粮要归还。如穷者借了的粮已吃完了，由政府设法偿还。雇工斗争：增加工资，按物价上涨适当增加两成。救灾工作，挖河、筑堤共用20余万元。支差条例：抬伤兵、当向导、运公粮，只此三种可以支差，其余支差项目在地方须由县政府批准，在军队须由团以上政治部门批准。除奸：(略)财政经济政策：1.自给自足;2.改善民生，发扬民力;3.统一收支;4.开源节流，反对贪污浪费。……贷款除贷给工农、小商人、贫苦人民外，平时对较大商人、富农亦贷款，以刺激提高农村生产”。可见，共产党在抗战中实行的人民战争，从根本宗旨出发，加强政权建设，积极改善民生，调动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战争伟力，因而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而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不仅是战斗队，更是工作队、宣传队，我军的政治优势便体现在这里，使军事工作有了深厚的政治根基。

　　二是在军事上继续贯彻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长期的国内革命战争中，我军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军事斗争策略，其标志性的成果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避敌强势锋芒，发挥我之优长，“重点放在以己之强攻敌之弱，以求局部的消灭战”。依靠此种战法，我军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打击日军有生力量，消灭瓦解汉奸武装，积极发展壮大抗战力量。仅在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间，我军就累计毙伤日军6万余人，相当于同期国民党正面战场歼敌25万人的1/4强，同时，八路军、新四军也从抗战初期的5万余人发展壮大到18万余人。更为重要的是，我军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策略，在广大敌占区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成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了民兵、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类抗日群众组织，最广泛地发掘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抗战伟力，形成了陷敌于灭顶之境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并取得了持久抗战的最终胜利。

　　三是在抗战武装力量建设上实行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游击队的三结合。为了适应敌后战场斗争的需要，更有效地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秉承一贯的优良传统，积极建立由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游击队组成的抗日武装力量。实践证明，这种接“地气”的做法，便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把握战争;便于主力部队的扩充与升级;便于建立强大的后勤支援保障体系。有关资料显示，至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我军正规部队发展到120万余人，民兵280万余人;全国抗战八年期间毙伤俘敌50万余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军队建设重要一环的军事院校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大总校及其分布在各个解放区的12所分校，在八年全国抗战期间，共为我军培养了10万余名各级军政干部，改善了自红军创立以来长期困扰军队建设的干部奇缺状况。日志内容表明，徐向前1943年代理抗大校长后，还将抗日敌后战场取得的宝贵经验教训，引入抗大军政教学实践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事非经过不知难”。伟大的抗日战争已经过去70年了，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以弱小的力量、坚定的信仰，领导人民谱写了壮丽的抗战诗篇。今天，我们这些没有经过这场战争的人，只有细读前辈们那些流淌着热血的记录，才能真切地感知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什么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作者分别是：国防大学科研部编研部部长;国防大学原研究员;国防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