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之黎城记忆
来源：杨尚军   2018-10-08 11:46:54

      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最高军事学府，1937年1月正式成立于延安，1939年7月，遵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抗大、陕公川等学校迁移晋东南的决定》，挺进敌后办学。

　　抗大深入敌后办学期间，从1939年11月至1942年4月，总校、第一分校、第六分校及特科大队、敌工队先后在黎城县驻扎两年半之久，活动范围遍及大半县域。“百团大战”中，还取得了抗大历史上著名战斗“洪岭阻击战”胜利。

　　记忆之一：抗大总校、一分校、六分校

　　及特科大队、敌工队在黎城

　　1940年6月28日抗大总校由武乡蟠龙迁至黎城西井，校部设于北桑鲁村。7月初，彭德怀为总校与八路军炮兵团(当时同驻在北桑鲁村)600多名连以上干部做了一场动员报告，指出：“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要坚决斗争，目的就是把他斗垮斗死而后快。”还特别强调：“从斗争中求团结，则团结存;从妥协中求团结，则团结亡。”这次动员，实质是“百团大战”的一次准动员。7月26日，总校又移驻霞庄一带，校部设于霞庄村，对外称黄海部，副校长滕代远(1940年5月任职)、教育长何长工(1940年4月任职)、政治主任张际春(1938年1月任职)分别住李坤亨家前后院。学员为第6期(1940年4月开学，12月毕业)，共4900多人,连同编入总校学习的一分校第2期学员，总数达到6000余人，驻地分布霞庄周边东黄须、西黄须、苏村、大停河、北停河、元村、西宋村、靳家街、庄头等十几个村庄。1940年11月4日，分两个梯队离开黎城。

　　抗大第一分校被誉为“敌后办学的先锋”。1939年11月，为了巩固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央军委命令抗大一分校到山东敌后办学，就地培养山东部队的军政干部。15日，一分校东进队伍由周纯全、李培南、韦国清率领从太南驻地神郊村出发，19日到达黎城县西井镇，包括3个行军大队和1个由女干部、女学员与文工团组成的宣传大队共1370人。当天，周纯全等学校领导向总部首长汇报并请示工作。朱德要求每人给115师和山东地方部队带100发子弹。周纯全代表一分校全体教职学员愉快而坚决地接受了任务。

　　学校在西井休整待命期间正值严冬。总部特供了一批布料和棉花给学员御寒。因时间匆促，人手不够，就把裁好的布料和棉花发给大家，要求自己动手缝制。棉被、袜子等做起来比较容易，唯独做棉衣棉裤，把大多数男同志难坏了，有的把两条裤腿缝成了一条，有的将衣服上反了袖子，有的左右襟差了大半截，根本没法穿。女生队里的能工巧手，主动给男同志做示范讲解，再到各班帮助指导。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大家终于缝成了。又抓紧准备鞋子。军鞋不足，供给部就和民运部一起发动群众募捐了许多布鞋。有些老乡还捐来了一些花鞋，很像古戏演员穿的鞋，俗称“吉祥鞋”。女学员每人发了一双，经过改制、染色，加工后的鞋子既美观，又大方耐磨，个个欢喜兴奋。25日，全校人员从西井出发，1940年1月5日，胜利完成第二次东迁。

　　1941年1月，抗大第六分校也转移至黎城县东、西黄须和霞庄一带，直到1942年4月28日奉命调回总部，在黎城活动一年有余，足迹遍及霞庄、东、西黄须周边等十几个村庄，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数千名干部，其中包括黎城部分县区优秀干部，为坚持巩固太行抗日根据地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也在黎城群众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六分校初来黎城之际，正是太行根据地遭遇天灾人祸进入最困难时期的头一年，学员生活和学习条件十分艰苦。抗大没有教室、礼堂、桌椅，也没有教学设备，更谈不上教学仪器。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参观访问抗大后，在《西行漫记》中写道：“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在延安，抗大是“窑洞大学”。到了黎城，抗大又成了“庙堂大学”、“戏台大学”、“田野大学”、“河滩大学”……学员们分散住在各村，上课时集中，除了带上小板凳和行李，因为随时会遇到敌人袭击，随时都有转移战斗的可能，还要带上米袋子、枪、手榴弹等，有好几十斤重。听课的时候，背包往地下一放，板凳往地下一搁，课桌板凳就都有了。上大课时，学员起码有三四百人，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人多热闹，课间又唱又拉，十分活跃。针对学校流动性大，学员体力消耗大，时间不能保证等情况，学员们自创了沙盘学习法和背包识字法，削木棍当笔，在沙盘上练习写字。行军中，前面的学员背包上挂个识字板，当作后面学员的黑板，边走边识字。“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沙盘上，课堂就在河滩上，课桌就在膝盖上”，就是当年抗大学习的真实写照。

　　由于日军的频繁“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以及干旱蝗灾，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物质生活十分艰苦。抗大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既有久经考验的各级八路军干部和地方干部，也有来自沦陷区、国统区和华侨中的革命知识青年，还有来自朝鲜、越南和日本的友人。在抗大这所“革命熔炉”中，全体师生都以红军长征的精神激励自己，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特别是不少自愿放弃城市舒适环境，脱离优裕生活，到烽火遍地、山穷地瘠的根据地来的知识青年，脱掉皮鞋穿草鞋，换下西装着戎装，和大家一样吃小米、高粱、黑豆。在反“扫荡”最困难时，甚至还靠野菜、野果、树皮果腹充饥，仍然心甘情愿。总校和六分校在黎城办学时，为了解决粮食困难，都曾开展过背粮运动，从驻地翻山越岭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崎岖山道，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游击区去背粮。出发时，每人身上除背包、武器外，还要带上三四天的口粮。到了目的地，有麻袋背麻袋，没麻袋就用裤子当粮袋。年轻力壮的一次背三四十公斤，体弱的也背二三十公斤。背粮途中，有的同志因与敌人遭遇战斗，为了掩护队伍保卫粮食而英勇献身，还有同志因带病坚持背粮而不幸累倒牺牲。尽管这样，广大教职学员还是不分男女老少，职务高低，踊跃参加。总校第6期女生连连长程克(1945年4月—1947年7月曾任黎城西井、城关区委书记)、指导员王修竹刚20岁出头，副指导员郝治平才18 岁，1940年反“扫荡”中的一个晚上，带领全连100多人翻越一座大山，突然下起大雨，为甩掉敌人，她们冒雨踩着泥泞的山路往上爬。背包、粮袋被雨水打湿越来越沉。几个女干部的体质都较差，每向上爬一步，都要费很大劲。但她们坚持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有的背上几个背包或几条粮带，有的搀扶着走不动的同伴，以顽强的毅力冒雨攀越顶峰。在她们的带动下，历经频繁的反“扫荡”，全连没有一个掉队。

　　抗大还把生产劳动列入教学计划，组织学员向荒山秃岭进军，开展开荒种粮、种菜运动，黎城许多村庄都留下了他们参加劳动的火热情景。宋家庄村民回忆起当年在村后山坡开荒种菜的女学员和卫生队仍然历历在目。她们体力虽然赶不上男学员，但都有一股倔强的脾气，样样不肯落后。每天傍晚收工时，进度虽比男生队慢一点，可到第二天，天不亮就提前上山，把拉下的进度补上，有时还超过男生队。大家都竖起大拇指称赞她们不愧是“巾帼英雄”。李富春在《新中华报》上曾经撰文盛赞这种革命精神，写道：“现在从事劳动的劳动者，在一月以前，或者是从未拿锄的文弱书生，或者是刚刚离开了大都市的富裕的家庭与学校而来延安的男女青年学生，或者历来是只知‘笔耕’的文艺人才，他们都下决心自觉地改变了他们的习惯、生活与意识，拿起锄头，爬上山头，不怕风尘仆仆，不怕皮破血流，不畏疾病侵袭;兴趣豪迈，歌声扬扬地努力开荒，用锄头，用血汗，开辟了自己的新的人生!使劳动与学习，与工作，与战斗，从自己的实践中联系起来，使每人自己体会了、实践了‘劳动神圣’的光荣!”抗大学员在黎城的表现，同样配得上这个赞誉。据统计，抗大在黎城各村开荒达千余亩，直到现在，当地老百姓还在这些地里种庄稼。

　　抗大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师生们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朝气蓬勃，愉快活泼。当时抗大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闻名各村各地。从晨曦初照到星月当空，操场上、课堂里、行军途中、劳动工地，哪里有抗大，哪里就有嘹亮的歌声，高亢的演讲。每逢集会、上大课的空档儿，各队拉起歌来，更是情绪热烈，斗志昂扬，此伏彼起，热气腾腾。特别是女生队的表演，更是异常出彩，常常引来群众围观和喝彩叫好。学员们还组织起“救亡室”、“俱乐部”，出墙报，办晚会，教唱歌曲，开展球赛和军事体育活动，有声有色，异彩纷呈。总校文工团和分校文工队，除为教学服务外，还常常深入各部队和村庄，为战士和群众演出，对普及群众文化艺术，促进黎城根据地文艺繁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刘伯承曾对何长工称赞说：“抗大越抗越大，雄赳赳、气昂昂，又说又唱，歌声嘹亮，走到哪里，哪里变了样。”对此，黎城群众深有感受。南港沟、北桑鲁村的村民回忆起抗大文工团和女生队来，总是忘不了说一句：“跳的舞、唱的歌可好了”。同时，为了把学员培养成模范军人和部队骨干，从学员入学的第l天起，抗大就从严格军事生活入手，培养学员们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每天从起床到熄灯，出操、上课、讨论、演习、晚点名，以及内务卫生，生活既紧张又有节奏，一丝不苟。对此，房东和群众每每赞叹不已。

　　黎城人民把抗大师生视为亲人，主动腾出房屋、拿出粮食、划出山林、留出田地给抗大。在抗大驻扎时间长一些的村庄，群众更是与师生们不分彼此，亲如一家。何长工在霞庄居住时，平易近人，群众乐于接近，时间久了，有的就不呼他姓名和职务，或叫他“老何”，或开玩笑叫他“瘸子”。每逢这时，何长工总是哈哈答应，知道人们这样叫他并无贬义，而是代表尊敬和亲切。他虽然腿脚不便，给学员讲课却从不缺席。霞庄及周边村庄的一些进步青年常为“何校长”所吸引，不请自来旁听他讲课。他还几次前往靳家街村新寺庙为集训的黎城教师和党政干部作形势报告，给黎城许多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1940年10月，日军对黎城根据地发动报复性大“扫荡”，紧急关头，何长工仍不忘亲自动员督促霞庄群众转移，使霞庄群众深受感动。

　　给霞庄、北桑鲁、宋家庄等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抗大总校卫生队。霞庄、北桑鲁村群众清清楚楚记得卫生队住址。宋家庄村民张春瑞、宋小焕、王爱芝除了记得抗大卫生队住在王逢吉家堂楼和参加开荒，还记得她们一群小伙伴经常趴在窗台和偷掀门帘“偷看”那些“穿白衣服的女兵”们的情形，当时又好奇又害羞又羡慕的心态，“现在想起来还逗笑”。谁也未曾料到，就是在这群“女兵”中，有一个叫齐心的“小姑娘”，会成为当今国家主席的母亲。当时，齐心跟随姐姐齐云于1939年3月参加抗大一分校第1期学习。7月，日军对晋东南发动第二次九路围攻，齐心在反“扫荡”中表现的非常勇敢，战火纷飞中提出了入党申请，由于当时只有13岁，经上级党组织特别批准，8月14日破格成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9月毕业后，先被分配到长治干校妇干队任指导员，后回抗大一分校留守处任总务处文书。一分校与抗大总校合并后，任校部总务处卫生队文书。1940年6月跟随抗大总校部来到黎城，7月入住霞庄。不久，因候补1年期满，表现突出，又被破格提前转为正式党员(1943年8月14日正式履行手续)。1940年11月，抗大总校奉命撤离，经何长工批准，齐心与另外3位女同志赴延安学习，离开黎城。

　　1940年8月，抗大特科大队(又称特科大学)亦迁至黎城上赤峪村。1941年5月，以特科大队为基础在黎城看后村成立太行工业学校。

　　此外，为了更加有效地开展对敌斗争和对日工作，1940年8月，抗大总校在黎城县东长垣村成立了敌军工作训练队(简称敌工队)。学员主要从总校各团“军事队”毕业学员中选拨而来，共130余人，编为一个连(2团8连)。连长张江霖，指导员王千祥。教师陈重、王星、翟墨新，都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留学生。还有两名日本籍教师吉田太郎和杉本武夫。学习内容主要是日语，兼学日本国概况和一些关于日本的专题。学员在日常生活中，除对连队干部和炊事员外，一律不使用国语。军事生活用语，都与日本军队一样。1941年10月，敌工队毕业停办，除挑选出16名学员组成一个班归属野政敌工部，留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继续学习深造外，其余学员全部分配到华北各战略区与根据地。

　　记忆之二：黎城洪岭阻击战

　　抗大挺进敌后办学，培训出了成千上万优秀的军政干部，成为抗日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骨干力量。他们活跃在敌后各个战场，带领部队、民兵和广大群众，打伏击、炸桥梁、破公路、扒铁路、毁碉堡、拔据点，打得日伪人仰马翻，魂飞胆丧。邓小平曾赞扬抗大：“几万个革命青年，经过抗大火炉的锻炼，一批一批地输送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抗大的威力，已经在全国每个角落里显示出来。”因此，日军把抗大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下狠心要“消灭抗大”。侵华日酋冈村宁次声称：“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边区的一半”，“宁肯牺牲20个皇军士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50个换一个抗大干部”。

　　1940 年8月20 日，八路军对日军发动“百团大战”。10 月20 日，正当我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日军乘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前线作战之机，突然从山西辽县、武乡、潞城、襄垣和河北武安一带出发，纠集近万名日、伪军袭击太行区根据地，进行报复性大“扫荡”，范围遍及清漳河东西地区，重点目标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及师直与边区党政机关，包括抗大各校。并扬言要“消灭共产主义大学”。“扫荡”开始前，驻扎黎城的抗大总校和八路军总部后方机关已转移至黎城北部山区曹庄、西井一带。“扫荡”开始后，一股日军由潞城出发向西井突袭，抗大总校奉总部命令，在洪岭一带进行阻击，一方面掩护总校和总部后方机关及当地群众转移，一方面为主力部队争取时间，进行战斗部署，歼灭进犯敌人。

　　洪岭，又名横岭、横山岭，清康熙《黎城县志》载：“虹岭”，北距黎城县城12公里，是洪井村附近东西向一道山岭。横岭村位于横岭上，向北10公里为三十亩村。

　　10月22 日拂晓，抗大第2团1营3个连和第l团1营3连(又称“青年连”)、2营6连及校部警卫连共6个连500余名学员战士组成阻击部队，在第2 团团长郭林祥、校部军事处主任兼教员赖光勋、政治处主任傅崇碧的统一指挥下，抢先占领了洪岭东南方大路两侧山岭上的高地，修筑了工事。上午9时左右，日军到达洪岭，洪岭阻击战正式开始。日军遭受阻击后，在炮火掩护下沿着大路向我军前沿阵地发起攻击。当时抗大的武器装备很差，每连只有2挺轻机枪，其余都是教学用的杂牌步枪，弹药也很少。战斗一开始，日军即向大路右侧山岭第l 团6 连的阵地和左侧山岭第2团1、3连的阵地展开猛攻。这3个连队大半数都是老红军干部，身经百战，战斗力很强。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他们不慌不忙，沉着应战，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英勇抗击，从上午打到中午，连续击退了日军的3 次进攻。日军攻击无果，气急败坏，竟残忍地向我阵地发射催泪瓦斯弹。一时，整个阵地毒烟四起，日军乘机发起第4 次猛攻。毒烟弥漫中，战士们迅速用湿毛巾做成防毒罩，掩住口鼻继续坚持战斗，再次打退了日军的猖狂进攻。最终以伤亡20多人的代价，歼敌5、60人，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太阳偏西后，担任正面阻击的3个连队边打边撤，于傍晚时分全部撤出阵地，经曹庄撤离到三十亩村，与校部及在此待命的预备队第1团3连、第2团2连和校部警卫连等会合。

　　会合后，校部决定率第l 团3、6连和校部警卫连等先行继续后撤，第2 团1营3个连留守休息，等待下一步命令。不久，正当部队准备做饭的时候，侦察员报告说，日军又朝三十亩村方向推进过来。这时，第l 团3、6连和校部警卫连已经奉命随校部撤离三十亩村，来不及转回，只能由第2 团1营3个连队继续阻击。战士们不顾l天粒米未进，忍着饥饿劳累，立即行动，控制了三十亩村南高地一线，布下阵网，准备予日军以迎头痛击。

　　晚7时许，狡猾的日军突然改变过去夜间不行、小路不走的活动规律，不走大路钻山沟，由步兵在前摸索开路，炮兵驮炮随后跟进，沿着山沟偷偷摸摸悄悄逼近了三十亩村。未料我阻击部队早已严阵以待，战士们忍俊噤声，直等日军钻进火力圈时，一声令响，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枪声大作，手榴弹纷纷落入敌群，日军顿时乱成一团，被毙伤6、70人。原先，日军在洪岭最早遭到阻击时，以为遇到的是“土八路”，直到这时，遭到连续沉重打击后，才醒悟过来，惊呼碰上了“老八路”，不敢恋战，慌忙向县城方向回窜。

　　洪岭阻击战共歼敌100 多人，胜利掩护了抗大总校和八路军总部后方机关及当地群众安全转移，是抗大学员独立进行的最著名的一次战斗，在抗大历史上写下了独具特色的光辉一页。

　　光阴荏苒，抗大离开太行山黎城老区已有70多年了。老区没有忘记抗大，历史没有忘记黎城，抗大后代更没有忘记前辈生活战斗过的第二故土和这里的亲人。2012年7月26日，新华网公布抗大7处旧址，黎城霞庄位列其中，永久载入史册。次日，国防大学(前身为抗大总校)政治部副主任任天佑率领国防大学中青年教研干部“追寻抗大足迹，弘扬抗大精神”考察团一行40余人莅临霞庄，向霞庄村委赠送了“万里长城”紫铜浮雕屏风，颁发了国防大学徽章，表达了对抗大和黎城老区人民的深切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