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与晋东南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2018-10-15 10:46:31

　关于晋东南，其范围包括今日之长治、晋城两市，在1937年，属于阎锡山管辖的山西省第三、第五行政区。这里虽然不是很富，但很安逸，也有几十年未见战火了。突然，抗战爆发，各路人马从四面八方接踵而来，打破了这里的沉寂。其中有一支穿灰布军装的军队与众不同，他们早早就暗含想法，要在这儿待下去，且一待就是10年。这就是当地妇孺皆知的八路军(当年9月11日改称第18集团军)，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他们先从晋东南开始经营，根据地扩大到晋冀豫(称太行区)，最后发展成晋冀鲁豫边区。现在就让我们以这支军队为主线，以国军和日军为副线，展开来探索这段真实的历史。

　　说到太行根据地的创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努力涉及中共党政军三个方面，还有国民政府一定程度的认可，以及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客观上的支持。——这一点也很重要，不承认就不是理智之人。但决定性的一点是中共八路军总部及第129师的进驻。其具体情况如下：

　　1936年冬，中共秘密党员、牺盟会特派员宋乃德(沁源人)在长治城莲花池北楼组建牺盟中心区，其分支组织遍及晋东南十几个县，1937年8月，又建立了80人的“长治牺盟突击队”，多以学生为主，如候国英、孟宪德等等，聘请屯留人马景义为军事教官，主要活动于长治县韩店一带，这是中共在晋东南建立的第一支抗日武装，时间仅仅3个月。而后宋乃德到潞城当了县长。9月以后，中共党员薄一波、戎伍胜作为阎锡山属下的第三区、第五区的专员，带领新组建的统战武装决死第一纵队(辖6个团)、第三纵队(辖5个团)，先后驻节沁县(南沟)、长治(东街师范)，控制了晋东南地区的北部和南部。10月，陈纯汉、傅雨田率领决死第六纵队(主要是教导第八团)抵达长治城，总部驻南街，次年10月到汾西，归120师领导;10月，129师秦基伟、赖际发率一个连先行到达太北，建立了本师第一支游击武装——秦赖游击队。这些都是中共掌控晋东南的序曲，大动作还在后头。

　　1937年11月初，，太原失陷，国共守军南撤，朱德、彭德怀率八路军总部撤到和顺县石拐镇，——这已经属于上党北部;八路军115师移驻吕梁山，120师留在晋西北，129师从晋北撤到晋东南，开始着手建立根据地。其战斗序列是：师长刘伯承，政训主任张浩(不久换成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第385旅(半个旅)旅长王宏坤，第386旅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全师共约9000余人，不如115师规模大。

　　关于这个著名的军事集团，我有必要对其骨干作一个评点——刘伯承，刘帅也，在集团里属于大“掌柜”， 专业水平很高，为人仁厚、质朴，性格甚至有些腼腆，有兄长之风。处理军事不慌不忙，很少霸王硬上弓。虽说兵学五车、理论造诣很高，但之前，在红军里独立掌兵打仗的能力未凸显过。后来的业绩证明，他作为军事家，中外公认，在党内应在三强之列。邓小平，邓政委也，基本是刚由行政转向军事，虽然年轻资历尚浅，但做事稳重果断，颇有政治素质，因此深得毛泽东信任，前途自然光明，后来的事实也给以证明。三把手徐向前徐副帅，曾经是这伙人湖北人“过气”的总指挥，政治上不同程度受了张国焘牵连，但余威未了，其军事才能不能抹杀。

　　次一级的实力派有“三陈”，有陈赓、陈再道、陈锡联。先说陈锡联。此人在军内有“小钢炮”之称，由第769团团长很快升任第385旅旅长，后来又成为“太行帮老大”——太行纵队司令员。关于其升迁秘诀，一是其所在团769团为三大主力团之一，由第10师编成，其地位在鄂豫皖红军里为首选。其抗日首功就是阳明堡火烧机场，后来129师参与的战役、战斗，第769团与第772团轮流坐庄，为主打团。陈之另一特点是与刘师长“处得好”，懂得坚决执行任务，让领导很放心。有人评价他“带兵心态忒好，前程就可知了”。说他在129师各个阶段，“不论高峰低谷都不受影响，一路飙升飞扬”。连他的老旅长王宏坤、师参谋长李达都争不过他。1955年授上将军衔。

　　再说陈再道。其资历明显高于陈锡联，早在红军进入陕甘时就已是第4军军长，一改编就是第386旅副旅长，属于无实权类。——据有人分析认为这与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不太放心”。1938年1月，陈找准机会带临时拼凑的“东进纵队”下了冀南，很快吸引了多股“民营”的平原游击队，很快就声势浩大，搞出了气象，成了爆发户。又吸引宋任穷主任及骑兵团入伙。但平原大得需要更多人马，徐副帅闻讯后也点起大大小小四个团连夜下太行。一下就经营出一片天地，而后陈再道就成了此地军事主官——冀南纵队司令员。其兵力最盛时编成新4旅、新7旅、新8旅三旅，实力远超另“二陈”，从此奠定了“冀南帮”的根基。1955年也授上将军衔。

　　三说陈赓。陈赓1922年入党，黄埔一期为“三杰”之一，又在过上海中央特科，与孙中山、宋庆龄、周恩来都有渊源，还救过蒋介石的命，毛泽东也对他格外器重，又有两次被浮与脱逃经历，那经历传奇的很呐，几乎无人可及，实为百年将星。在129师那是除了刘邓徐外，唯一之“大腕儿”，担任第386旅旅长。——全师入晋之三个团约9000人，他麾下两团人马就近6000。典型的实力派!虽然军中资历倪志亮、王树声可与之比，但背景无法望其项背。他的性格诙谐豪放，嘻嘻哈哈很会表演，人格魅力十足，具有"草莽"英雄气质，在军中及晋东南颇具影响力，第386旅被他彻底慑服，团结得如“铁桶”一样。说白了，很有人气!据说，他与刘帅的关系有些“生分”，“上下级间就是那种公事公办的态度，私下相处也是若即若离的感觉”。“解放战争中陈赓独立卓行几成一系”。 他的4纵为超级纵队，竟然有五个旅，在普遍“偏瘦”的刘邓二野中为个例;后来又组成陈谢兵团，兵力达到九万余众，以独立之军南下击敌，断非他人可比。此为后话不提。1955年授大将军衔，且居第三。

　　当然，129师“悍将”众多，旅、团级的还有王近山、李聚奎、徐深吉、韦杰、王宏坤等等。而李达是一个好师参谋长。这里不再细述。而不能否定，“三陈”，当之无愧是129师的三座高峰。

　　11月3日，第18集团军总部(简称“集总”)正副总指挥朱德、彭德怀分途会合于和顺县的马坊，而后进入晋东南，开始指挥华北八路军。1938年初，115师第344旅和第5支队来到晋东南，随129师行动，由集总直接指挥，帮助建立根据地。1938年4月，晋豫边游击队(又称“唐支队”)在阳城下寺坪成立，正副司令员是唐天际(黄埔第六期)、李敏之，主要活动于晋城、豫北一带，后扩大至3000人。此外，还有抗大一分校，约1000余人，校长为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时入党、资历很深的何长工，人称“何司令”，政委杨奇清。1938年冬从陕西洛川过来，在长治、壶关一带驻扎，1940年2月，奉中央军委命令，延安的抗大总校在毛泽东称为“罗长子”的罗瑞卿率领下，辗转三个月来到晋东南武乡蟠龙镇，一个月后，抗大一分校毕业学员在黄克诚带领下，东迁山东，何长工则带领新招的千余学员与总校会合，继续留在晋东南。

　　第344旅建制组成：第687团(团长田守尧)，第688团(团长韦杰)和新兵营。旅长为被称为“徐老虎”的徐海东，政委为黄克诚。1938年8月，徐海东因病回延安，部队由黄克诚、杨得志率领。同年，黄克诚兼任太南地区军政委员会书记，是太行区的第三级军事领导。过去有个误区，在晋东南，只知129师，不知344旅，其实这支部队也待了两年多，曾经驻扎于高平一带，曾配合129师粉碎过日军的“九路围攻”，有过温塘、张店、町店等战斗，毙伤敌军很多。此后，344旅北移，继续随129师行动，配合创建晋冀豫根据地。1939年初，一部进入冀南。1940年2月，344旅编入八路军第2纵队，专门对付太南国军摩擦。4月，根据中共中央和集总指示，344旅特务团、独立团告别晋东南，挺进冀鲁豫边区，与冀鲁豫支队合编，后又南下苏北地区，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在整个抗战中，344旅受115师指挥仅几个月，人们提及115师，主要指师部和343旅(陈光旅)。

　　抗战之初，八路军仅三个师,而晋东南就有一半,还有集总及其特务团，可以想见中共对这块地方的重视。也可以说天降机遇于晋东南。此时，中共驻节的重要将领除了朱彭刘徐外，还有左权、罗瑞卿、王树声、陈赓、徐海东、黄克诚、滕代远、张际春、宋任穷等。其中在1955年有三人被授予元帅军衔、五人被授予大将军衔，上将以下更多。左权若活着至少也应该是大将吧，这还不包括进入政坛的人物。从网上看，民间选出的“中共十大抗日名将”中，晋东南就有彭德怀、刘伯承、陈赓、左权等入选。传说毛泽东的“五虎将”中，晋东南占三，分别为彭刘陈。1937年的晋东南，可谓将星云集、人才济济。

　　中共中央北方局改组后，也于1938年12月初秘密跟进，由晋西来到晋东南，在故县与总部会合。此后绑在一起活动，在晋冀豫建立了细密而有效的组织体系。起初1938年5月由杨尚昆负责，朱、彭为常委，聂荣臻、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程子华任委员。1942年7月杨尚昆回延安后，彭德怀代理书记。1943年9月彭德怀去延安，又由邓小平代理书记。1945年8月，北方局正式撤销，代之以晋冀鲁豫中央局。这就是中共武装及组织掌控晋东南的开始。

　　中共与晋东南的相遇并非偶然，而是“因缘而熟”的过程。早在1931年3月下旬，这里东部的陵川就爆发过一场由中共地下党策动的兵变。事情大政方针是这样，驻扎长治的晋军是第6师杨效欧部，其所属的第15团丁梦林部约800人突然开赴陵川，占领县城，成立了“华北农工自卫军”。仅仅一周兵变即遭镇压失败，随之烟消云散，但影响却留了下来。

　　据说，早在1936年红军东征时，毛泽东就盯上了晋东南这块闭塞之地。综观中共历史，毛泽东最喜欢与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边界和山地打交道，而远离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和交通线。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喜欢搞“农村包围城市”。这种做法曾被外界所不理解，包括远在欧洲的共产国际，认为是匪夷所思。但实践证明，此举适合于中国国情，而进攻人口密集的城市，则屡遭败绩。中共由此总结过，在城市中依靠少量的工人力量与国民党战斗，没有优势，只有在山区建立立足点，依靠农民力量，才能与对手相抗衡。在毛泽东看来，那些大山是弱小的中共军队的保护神，身处其中倍感安全。这大概就是中共“亲近农村、山区”的原因。说白了，这是一种弱者的思维定势。

　　毫无疑问，在经营晋东南上，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八路军集总和129师。11月13日，集总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会议，决定部队迅速实施战略展开。会后翌日上午，朱、彭率总部向晋南的洪洞、临汾一带转移，几个月后再次回到晋东南。随后129师和决死纵队化整为零，分成营连规模，进到平汉路、正太路沿线，开展游击活动。石拐镇因而被称作“游击战争的发祥地”。作为师级老总，刘伯承明确表态：“现在我们不走了，太行山就是我们的落脚地!”他的具体做法是：把师部驻扎在辽县西河头村，与中共冀豫晋省委联合办公;制定了《军分区划分方案》，将晋东南分为6个战略展开区，而后把全师主力分成若干工作团，分散到6区内，与当地党组织一起建政扩军;把全师2/3的兵力(64个连中的41个)分散各地，进行游击活动;同时抽调大批干部与小股部队联合，组织了许多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到晋东南及冀西和豫北地区，发动群众，建立组织，发展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通俗点地讲，即“撒豆成兵，围棋做眼”。这就是中共的独特战略。

　　为何八路军不集中兵力而要分散开呢?

　　这要从八路军的实力考虑。区区一个半师，不过1.5万人，人马少得可怜，数量不足晋东南国军的一个零头，也比不过一个日军师团(一个师团约2.2万至2.4万人)，放到一座山里，都看不见个影子。这么点本钱，与强大的日军对抗，根本打不了几仗。因此，八路军当务之急首先要赶快扩军，壮大自己;同时分散开与敌周旋，避免被敌重拳砸上。这种态势就像轻量级与重量级的拳击较量，没法正面对垒。于是，八路军以连为单位分散开，很快一支游击队就能拉起一个上千人的支队，随后就是一个军分区(含几个县)。而四五个连的一个支队，就能发展到几千人，控制一个军区(至少十几个县)。这些集中起来就是一个大根据地。太行区就是这样来的。对于八路军，每一个士兵都很珍贵，几年后就是一个连长，活下来或许就是将军。

　　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也进行秘密“建政”活动，彭真作为北方局组织部长和安子文先行到达，活动于沁县一带，首先组建冀豫晋省委，由李雪峰任书记，恢复和建立五个特委和一个办事处，其中晋东南特委在各县建立了县委和工委。中共特色的“群团组织”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和抗日自卫队此刻也相继出现。长治、沁县、晋城是抗日的热点。

　　这样到1937年底，中共在晋东南有了一套党政军秘密班子，党是北方局、冀豫晋省委领导的几级机构，受中共中央直接指挥;政是指阎锡山认可的第三、第五专区及牺盟会等统战政权，受国共双方领导;军主要指八路军，番号是第18集团军，名义上受国民政府军委会领导，但领导权操在中共手里。这就是晋东南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初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