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换发国民革命军服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国民党对两党合作抗日的态度转向积极。中共中央应国民党邀请,派周恩来、朱德和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等,飞赴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国防会议,并就红军改编等问题继续同国民党谈判。8月15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了“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的决心,并下达总动员令。于是,两党最终就红军改编问题达成了协议。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委任了正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同时任命了各师的领导干部。当日,朱德、彭德怀等高级将领发表通电,宣布就职,宣告部队已改编完毕。
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将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简称“集总”。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9月14日,朱德、彭德怀发布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通令。但此后仍沿称八路军的番号,其指挥机关仍简称总部。
1938年初,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集中到皖南与皖东,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新四军全军共辖四个支队。
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后,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标志基本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
改换军服后,八路军、新四军都佩戴“青天白日”帽徽,八路军佩戴“八路”二字的长方形臂章,新四军佩戴“新四军”或“N4A”的臂章。臂章的标准尺寸为8.5厘米×6.5厘米,白底蓝字。军服主要品种有军帽、军衣、军裤、军大衣、标志符号等。军帽为直筒圆顶加围式,分单帽和棉帽。直筒式帽墙,平面圆帽顶,带弧形帽檐和帽围,帽围两端靠两粒小纽扣结合在一起,冬季帽围可以放下,起到护脖、护耳的作用。军上衣为立翻领、对襟单排五粒扣、四个明贴袋,分夏服和冬服。不分大小号码,长度一律“二尺五”。军裤,干部为西式裤,士兵为改良中式裤。军大衣为翻领、双排扣、两个暗袋(军官大衣有袋盖,士兵大衣无袋盖)、后开衩(军官大衣长开衩,士兵大衣短开衩)。军服颜色,八路军多为土黄色,新四军多为灰色。当时一名八路军正规部队的士兵的装具应包括八路军军帽、军衣、鞋、绑腿、子弹带、手榴弹包、腰带和棉被,一般都是两双鞋。附属的装备还有干粮袋、碗袋。
“换帽子”风波
红军改编,在部队中引起很大震动。许多干部、战士对改编不理解,尤其是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最大。他们说,过去我们戴着红帽徽为穷人闹翻身,如今却要摘下红五星,这是要干什么?打日本为啥非得戴国民党军帽,穿国民党军服?有的领到衣帽愤怒地抛在地上,甚至哭了起来。
面对这些问题,红军进行了深入的统一战线思想教育。朱德、贺龙、刘伯承、罗荣桓、左权等高级将领带头做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9月2日,贺龙在一二○师誓师大会上说:“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国民政府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1937年9月6日,一二九师在陕西省泾阳县石桥镇冒雨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师长刘伯承代表中央军委宣读一二九师各旅干部的任命书。宣布完任命书,刘伯承将头上的红军帽脱了下来,他缓缓地抚摸了一下红五星,“不管戴什么帽子,不管穿什么衣服,我们的心永远是鲜红的。同志们,我们永远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们现在穿的是当年大革命时期北伐军穿的衣服,戴的是当年北伐军的帽徽。我们要保持红军的本质,也要发扬北伐军的革命精神,而且要比北伐军更好。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说罢,他把嵌有国民党党徽的军帽迅速戴在头上,然后发出命令:“下面,我宣布:换帽子!”在刘伯承师长的一声命令下,全师指战员一起戴上了准备好的灰色军帽。
虽然指战员思想上都弄通了,可是在上交原来的军衣和帽徽时,总是不太愉快。有的同志拿着补了又补的旧军衣,恋恋不舍地说:“老伙计,咱们在一起艰苦奋斗多少年,这下子可要分别啦!”所有人都把一直跟随自己的五星八角帽悄悄地珍藏了起来……
臂章的故事
八路军的识别标志主要以臂章为标志(也有些部队和领导机关人员佩戴圆形或长方形胸章),佩戴在军衣左袖上臂部位,是表示八路军官兵身份或勤务,有多种版式,均为长方形。最早的八路军臂章规格为8.5厘米×6.5厘米,白色麻布底,蓝色印制,中间有“八路”字样。稍后佩戴的臂章,也仅有“八路”字样,可是中间套了一个椭圆形框。八路军1938年佩戴的臂章,下方有“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佩用”字样,背面加盖有所属部队的印章。八路军1939年佩戴的臂章,规格为8.6厘米×5.8厘米,双层白布底,印蓝色字,正面中间印“八路”两个大字,下面印“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度佩用”,背面印“尽忠职务、严守纪律、实行主义、完成革命”。
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战斗序列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属第二战区序列。此后便制作中文数字“十八集团军”臂章,其规格大小、图案设计与1938年度八路军佩戴的臂章基本相同,仅将中间的“八路”二字改为“十八集团军”,背面有师别、职别、姓名、编号等栏。在抗战中、后期,也有一部分八路军部队佩戴当时国民革命军统一的标志,即在臂章中采用阿拉伯数字和符号表示“十八集团军”。
在敌后抗日战场,八路军所属部队也制发了多种臂章。1938年12月以山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部队为基础组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曾制作佩戴“山纵”臂章;1939年11月20日,国民党军范子侠部接受共产党领导,改称“八路军平汉抗日游击纵队”(简称“平汉纵队”),曾制作佩戴“平纵”臂章,该臂章仅于1939年11月至1940年6月期间平汉纵队官兵佩用。1940年6月7日平汉纵队又改编为八路军新编第十旅,便开始佩戴统一的“八路”臂章,平汉纵队也成为历史。因此这种臂章使用时间只有半年,并且当时仅有三个团佩戴,流传至今已成珍品。
在人们心目中,新四军战士往往身穿灰色布军装,佩戴标有“N4A”的臂章。但实际上新四军先后佩戴过6种不同时期的臂章,而每一种臂章的设计又都有其不同的含义。
1938年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军部由武汉迁至南昌,集中改编南方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叶挺和项英指示设计新四军臂章。当时八路军曾佩戴有“抗敌”二字的臂章,美术工作者吕蒙等人受此启发,提议新四军臂章上画上一个身背斗笠、左手持枪右手指向前方的战士,并在左下角标明“抗敌”二字,以表明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的决心。此臂章得到叶挺等新四军指挥员的认可,用木刻当印版,着蓝色印在白布上,发给指战员佩戴。这就是最初的新四军臂章。
过了一段时间,队伍发展了,原来印制的臂章不够用了,叶挺军长又指示设计新臂章。为反映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新臂章以行进中的一队新四军为图案,上方标有新四军英文缩写“N4A”,右下方标明“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度用”。此后,新四军开辟皖南、皖东、江南、苏北等抗日根据地,队伍进一步壮大。1940年又设计了新臂章,正中是一名战士双手持枪拼杀,上方加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字样,左下方为“抗敌”二字,右上方标明“1940”。
1940年春,聂荣臻率南下支队开赴晋东南黎城参加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对南下支队身穿黄绿军装赞不绝口。随后一二九师派专人去晋察冀部队学习染布技术,使黄绿色军装在兄弟部队推广,并一直延续多年。1941年夏天,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还专门向所属部队下达过收集槐子的命令。
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开支的被装经费,占整个军费相当大的比重。八年全面抗战中,八路军总部直属单位及第一二九师开支被装费(包括单棉军衣、子弹袋等)3.28亿元,占整个军费开支的42%以上。冀晋军区整个被装费用的开支,占其全部经费开支的80%。山东军区1943年被装费占整个经费开支的74%。
抗战时期,由于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包围,八路军、新四军的被装标准,主要由各大战略区的军队最高领导机关和政府,依据当地经济条件、人民负担能力和战争环境等因素制定,许多二级军区甚至军分区也制定标准。八路军总部地处太行山区,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执行同一标准。陕甘宁边区部队和党、政、学人员的被装标准,由边区政府财政厅制定。
八路军总部只负责直属单位及一二九师的被装供应。新四军部队的被装供给标准,由各师制定,标准基本一致。
总的看,由于根据地经济落后,加上敌人破坏和自然灾害等因素,抗战八年中八路军、新四军被装标准是低水平的,一般每人每年发单衣2套,棉衣1套,鞋若干双,每年换发部分大衣、棉被等。即便是这样低的标准,也不是都能保证。
为了节省,有时不得不延长服装使用期,如一二九师1943年规定,“凡去年冬新领的棉衣、皮衣,无论如何破烂必须照前此规定,用裤面缝补,再穿一年。不得有任何借口……”
因此,八路军尤其是一线作战部队军服多很破旧,加之武器装备简陋,被日军和国民党军称为“穷八路”、“土八路”。
毛泽东在延安时穿着一套不仅洗得发白,而且补了又补的军装。大家看了,都劝他换一套新军装,但被他拒绝了。有一次,同志们就背着他给领了一套新军装。毛泽东发现后,就硬逼着要让大家把新军装给退回去,依旧穿着整整穿了四五年的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你们知道那条旧军装上到底有多少块补丁吗?一个警卫员数了一下,大大小小,一共有18块!
“穷八路”,三个字道出了当时八路军对敌斗争环境的艰苦。但军装中凝聚着的血与火的历史和民族精神,仅用语言是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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