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军工部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2019-01-24 16:58:31

　　1941年11月，军工部机关迁驻黎城县赵姑村。该村位于黎城县城北43.5公里，地处山沟，东临西头，南距赤峪，西靠跑马寨，北靠楼斗坪。抗日战争时期，赵姑主村和上河j、南庄、北庄4个自然村同属赵姑联村。赵姑村地处深山沟，沟里沟外都是成片的杨树林，只有一条小路通往沟外，一般人很难发现。

　　2012年5月，笔者采访同是军工部后代的赵姑村村民张发库、魏国祥、程计春、张贵生时，他们都回忆称：八路军军工部驻进赵姑村后，一下子来了一二百人，挤满了村。村上当时只有二三十户人家，六七十口人，家家户户都住进了八路军，住房变得相当紧张。村民们视军队为亲人，腾出好房好窑给军工部的人，自己住在破窑里，炕上地下都躺人，虽然很挤，但心里都很高兴。村民们家家送菜，户户献粮。军工部住下后，沟前沟后的路口都设有岗哨，由警卫连、民兵和儿童团相互配合放哨，还以刘鼎的姓为首字，结合村子的地貌特征，给赵姑村起了个保密代号“刘家沟”。即便有人知道了“刘家沟”这个代称，也找不到具体地方。

　　军工部驻进赵姑后，彭德怀、左权、杨立三、刘伯承、徐向前、宋任穷、滕代远、陆定一等多次到赵姑视察和指导军工部生产、生活和整党、整风工作。来了以后，彭德怀住魏国祥家，左权住程计书家。

　　军工部驻赵姑期间，一边反“扫荡”，一边领导军工生产，一边加强自身建设，进行了加强政治建设、实行精兵简政、调整军工布局、扩大军工生产、开展军工大生产和劳动竞赛、整风等主要活动。

　　加强政治建设，强化思想工作

　　军工部成立时，设立有政治处负责政治思想工作。1940年9月，随着工厂军事化管理模式的取消，军工部政治处撤销，改由工会负责对职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百团大战”后，日军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一方面，“扫荡”与反“扫荡”越来越尖锐频繁，环境越发险恶。另一方面，太行山区地瘠民贫，又遇连续自然灾害，出现严重困难。在这种情势下，亟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提高干部职工的革命责任感和生产积极性，保证总部下达的各项军工生产任务顺利完成。1941年1月，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决定恢复军工部政治机关并强化扩大为政治部，宋甫南任主任。1月13日，彭德怀对军工部《1940年生产总结和1941年生产计划的报告》批示：完成计划，提高质量，充分储备军工原材料，补充学徒，成立工业学校，提高工人政治质量，发展三分之一的党员，要研制无烟药和小炮。3月19日，八路军总部召开后勤部政治工作会议。罗瑞卿在会上强调，军工部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是教育工人。

　　军工部移驻赵姑村后，军工部政治部也驻进北庄。1942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及调整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照此，军工部将原来只负责管理党组织和日常党务工作的党务委员会改为党委会，并在各厂设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各工部设立了党支部，层层建立起了党组织。在军工部第二次党代会上，军工部党委会发出了创建模范党支部，争当模范党员的号召，使党组织的堡垒作用，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都得到了很大提高。党员占到全体职工人数的43%。

　　1942年10月18日，刘少奇由华中返回延安途中，路经太行区，听取了刘鼎关于太行军工生产的汇报，对加强兵工政治工作和工会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进一步强调了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

　　当时，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号召发动开展革命竞赛，提出了“一切为了抗日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以此指导战士职工的行动，鼓舞战士职工的意志。在这个口号鼓舞下，在最短时间生产最多的武器，成为所有军工职工的追求和目标。战时生产提倡突击，利用一切机会抢抓时间突击完成和超额完成军工生产任务。日军“扫荡”前夕的突击叫“利用战争空隙大抓一把”，“扫荡”过后的突击叫“捞回失去的时间”。“百团大战”期间，晋察冀军区工业部第七连在支援前线的劳动生产竞赛中，曾创下日组装手榴弹8000枚的纪录。

　　分散转移，扩大生产

　　早在1941年4月23日，针对日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扫荡”“清乡”，实行“三光”政策，为了克服困难和保证根据地兵工建设发展，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加强兵工建设，工厂规模要适应游击战争的形势，不应过大，生产要以弹药为主，枪械为辅。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后，1942年1月26日，八路军总部公布精兵简政办法，其中规定军工部工厂后勤、杂务人员与工人数之比为1比4。编余人员用于发展军营商业，开办实习工厂或送学校培训，牲口马匹亦大量精减，转入生产部门，从事耕作和运输。从1942年春开始，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发动了围歼性的“总进攻”，企图一举端掉八路军首脑机关，摧毁根据地军工等各项建设。面对这一严重局势，八路军总部作出了军工企业“缩小规模，分散转移”的决定。军工部遵照这一决定，一方面化整为零，缩小规模，将大的兵工厂分散转移到比较偏远的山庄，改集中生产为单一专业生产。一方面加紧生产，达到了“工厂分散，生产扩大”的目的。1942年11月28日，军工部所属单位由13个减为5个，职工由3043人减为1372人。调整后的具体布局是：

　　军工部一所(黄崖洞兵工厂)1942年2月迁往辽县苏公村，并在清漳河两岸设立分厂，利用河水作动力，建起新的生产基地。3月中旬，黄崖洞兵工厂分为3个分厂：一厂，位于辽县苏公村，保密代号为“河北”，主要生产五○掷榴弹、八二迫击炮弹;二厂，位于黄崖洞水窖山，代号为“黄山”，主要是将柳沟铁厂运来的毛坯加工成弹体，再运往一厂装配成品;三厂，为原黄崖洞兵工厂锻造部，位于武乡县显王村，代号为“石灰窑”，主要任务是供应一厂、二厂生产所需的锻件。1943年5月，日军在武乡县蟠龙镇设立据点后，为安全起见，军工部报请总部后决定将二厂搬迁至平顺县西安里村。6月，三厂也迁至黎城县漆树村。1942年4月至1944年3月，虽然遭受日军多次“扫荡”和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3个厂的军工生产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共生产出五○掷榴弹76000多发，八二迫击炮弹5800多发，炮弹产量占到整个太行军事工业同类产品的90%以上，为抗战期间我军炮弹全部产量的35%。 军工部二所(西安里兵工厂)1942年3月分为3个厂：一厂迁至武乡县庄子村，生产炮弹毛坯。二厂迁至黎城县卜牛村，生产地雷、手榴弹。三厂迁至黎城县斗鸟村，生产黑色炸药。

　　军工部三所(高峪兵工厂)1942年2月，遭日军进犯，厂房和锅炉全部被烧毁。之后，迁至河北省邢台县清泉村，改编为军工部四所二厂。厂长先后由郭栋材、张世杰、徐璜志担任，职工约100余人，主要生产刺刀、五○掷榴弹等。

　　军工部四所(梁沟兵工厂)1942年5月，在日军“铁壁合围”中，厂房被烧，锅炉、机器被毁，工人艰难突围。6月，转移到武安县脑沟村重建，称脑沟兵工厂。由于没有锅炉，机器缺乏动力，只能采用人力摇轮转动机器生产。7月，分建为3个厂，仍统归四所领导：一厂仍留在武安县脑沟村，主要生产步枪，1943年春试制成功八一式驳壳枪后，同时生产手枪;二厂由原军工部三所改编而成;三厂由位于黎城县看后村子弹厂改编而成，1943年6月迁至黎城县南港沟村，主要生产复装子弹。期间，1942年10月，刘鹏返回军工部，陈志坚继任所长。1943年初，为了武装八路军敌后武工队，八路军总部决定由四所生产单响手枪，共生产1430支。

　　军工部铁厂(柳沟铁厂)1942年3月，分建为3个厂。一厂，由原柳沟铁厂铁工股组成，迁驻武乡县庄底村(1943年6月又迁至左权县后庄村)，主要铸造手榴弹弹壳和五掷榴弹、六掷榴弹、八二迫击炮弹毛坯。二厂，由原柳沟铁厂火工股、完成股和青城铁厂一部分组成，迁驻黎城县卜牛村，组装手榴弹，生产黑色炸药。三厂，由原柳沟铁厂硫酸实验组为基础组成，迁驻黎城县白寺村，主要生产硝化棉发射药。总厂部设在一厂，厂长高原。共有正式职工243人。

　　除了造枪、造炮、造弹，军工部到赵姑不久，还在成功造酸的基础上，正式建设化学厂，开始制造现代火药。

　　1942年5月，军工部在黎城县北部一个名叫白布焦(又名百宝)的小山村，建起化学厂。厂房设在村中云崖寺庙里，最初有职工30余人，后增加到60余人。厂长王化南，指导员冯文彬。7月，军工部抽派化学工程师王锡嘏、张浩，火药技师白英、教逢春等到厂，采用缸室法开始了硫酸的工业性生产。在此基础上，职工用“土法”造“洋药”，以硫酸、硝和棉花为原料，用大铁锅脱脂，陶瓷缸硝化，石磨碾棉粉，土炕做烘干机，面杖作碾压辊，剪刀代替切片机，于1942年9月试制出了枪弹用发射药，取得了太行军工火药、炸药生产上的突破。之后，开始了硝化棉火药的小批量生产。1944年4月，鉴于自1943年5月日军对黎城最后一次大“扫荡”被击退后，黎城根据地处于一个相对稳定安全的环境，军工部将化学厂迁移至生产和交通条件都比较便利的黎城县源泉村进行扩建。8月3日，邓小平、滕代远、杨立三在八路军总部听取刘鹏关于筹建源泉化学厂的汇报，决定加快化学厂的建设，增加炸药生产。

　　11月29日，源泉化学厂建成投产，工人增至500余人，对外称“太行青年学校”。军工部在晋察冀军工局协助下，设计制造出了打浆机、胶化机、辗片机、切片机等成套设备，开始了枪弹、炮弹两种无烟发射药的批量生产。月产量从最初的几十斤、上百斤，一路增加到了几百斤、上千斤。从而保证了我军枪炮弹发射药的供应，有力支持了前线。1945年1月，成功创造出了制造硝酸甘油的“盆式硝化法”，开始试造生产黄色炸药和双基发射药，结束了八路军军工只能生产低级火药的历史，使现代炸药走进了八路军的武器库。

　　军工大生产和劳动竞赛

　　军工部迁驻赵姑村之初，恰逢太行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职工生活和生产原料两方面都出现严重困难。1942年8月1日，军工部第三届工人代表大会在黎城县西头村召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参会并作了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党当前任务的报告，号召全体工人要克服困难，度过黎明前的黑暗，争取两年胜利。根据形势要求，大会作出了新的集体合同和实行10小时工作制的决定，发展工人武装、加强武装自卫等11项决定。军工部发出号召，发动广大职工开展了以提高工效、多造武器、支援抗日为主要内容的军工大生产和增产节约竞赛运动。

　　在竞赛中，涌现出一批模范人物。黄崖洞兵工厂一分厂车工甄荣典，是其中杰出代表。他生产积极，刻苦钻研，在劳动竞赛中，同样是五○炮弹壳，别人正常班产60发，他早来晚走，班产达到100发。别人赶上后，他又利用班前工余时间整好毛坯，磨好刀具，提前做好一切辅助工作，班产量提高到150发。别人又赶上后，他靠钻研技术，改单刀车削为双刀车削，大幅度提高工效，使班产量猛增到400发。当别人向他学习、改进刀具再追上时，他又创造出班产480发的最高纪录。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追求产量高，而且保证质量好。他常说：“多生产一发高质量的炮弹，就能多消灭一些敌人。”通过仔细加工，认真自检，做到了件件产品都合格。在他的带动下，该厂职工你追我赶，加班加点，革新技术，提高质量，掀起轰轰烈烈的生产高潮，全厂增产达到20%。

　　1943年4月17日，军工部在黎城县看后村召开第四届工人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开展学习甄荣典运动的决定，号召全体职工学甄荣典、赶甄荣典、争当甄荣典式的劳动模范。各工厂党、政、工三位一体，步调一致，层层发动，从干部到工人都制订出了学习甄荣典、争当劳动模范的计划，生产竞赛成为全体职工的自觉行动。当月，军工部各兵工厂生产创造新纪录，月产五○炮弹7365发，八二迫击炮弹982发，单响手枪416支，复装枪弹86070发，手榴弹8281枚。在竞赛中，甄荣典除了夜以继日、忘我生产外，还带头向灾荒作斗争。

　　这一年，因遭到连续两年旱灾，职工生活尤为艰苦，口粮供应量减少30%，而且半数以上是高粱、玉米、黑豆等杂粮，加上缺菜少盐，不少职工得了肠胃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甄荣典带头节衣缩食，节余粮食85公斤，相当于4个月口粮，全部上交支援了太行山区灾民。职工们纷纷以甄荣典为榜样，一面省吃俭用一面利用工余上山采野菜，开荒种地，以菜为粮。与甄荣典同厂的工人柴栋良，一个人开荒近30亩。当时天旱，他硬是从山下清漳河一担担往山上挑水浇灌，秋后收获蔬菜1000余斤，全部献给了职工食堂。在历次反“扫荡”中，职工们争先恐后坚壁清野，拿起枪支保卫工厂。甄荣典更是一马当先，他和3个工友抬着上千斤重的机器，累得吐了血也不停步。他的事迹在《新华日报》(太行版)刊登后，被誉为“炮弹王”，传遍了整个太行区。8月，甄荣典和军工部另两名模范邵希明、刘满洞一起出席了晋冀鲁豫边区新劳动者运动大会，被大会评为“新劳动者旗手”第一名。此后，学赶甄荣典生产竞赛运动更是在军工部各厂朝气蓬勃地开展，战胜了灾荒，促进了生产，使当年的军工生产在大灾面前夺取了可喜的成绩。 　　1944年11月下旬，军工部评选出甄荣典、杨鸿章、柴栋良、教逢春、石成玉、陈兆祥、刘贵福、邵希明、李银成、郭栋才、王孝堂、尚文元、孙永福、安蓬莱、张浩、王明钦、高文喜、关丁旺18名劳动英雄，出席了在黎城县南委泉村召开的“太行区第一界杀敌英雄、劳动英雄暨战绩、生产展览联合大会”。“炮弹王”甄荣典被大会一致选为边区劳动英雄旗手。1945年1月8日，军工部制定发布发明创造奖励办法，奖励分为7等，奖金从100到3000元不等。同时，各厂之间开展起厂际夺红旗竞赛活动，把军工部的生产竞赛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

　　在反“扫荡”中

　　军工部驻扎赵姑后，接连遭受日军“扫荡”袭扰，大多工厂受损被毁，军工部被迫将所属各厂分散转移。1942年5月，日军又发动对太行山根据地“铁桶合围”大“扫荡”。这次“扫荡”中，日军侦听到了军工部驻地信息，侵入赵姑村，军工部机关被迫突围转移。

　　关于日军侦听到军工部驻地的情况，赵姑村很多老人回忆：当时，日军一股部队从涉县过来，在岩头岭上发现了军工部的电话线，狡猾的日军将电话接到自己的线上，冒充八路军与我方通话，探听消息。军工部秘书常韬错接了电话，使日军得知军工部驻扎在“刘家沟”的情报。所幸常韬很快醒悟，没有暴露更多情况。日军虽在地图上没找到此村，但最终还是由“黑狗队”(伪军)带领，顺着电话线侵入到赵姑村。军工部仓促转移之间，来不及完全撤移电话，致使日军在挨家挨户搜查中，在张贵生家发现了遗留的电话线，暴露了军工部。

　　据张贵生回忆：当时，常韬住在他家西房，急急忙忙跑来告诉说日军快进村了，让他们赶快转移。6岁的张贵生和爷爷张向顺、奶奶3人帮助军工部拔了电话，藏好设备后来不及跑远，到龙王庙沟被日军追上。爷爷被打死，张贵生和奶奶死里逃生。那一次，村里被杀死了17个人。最残忍的是把一个叫魏水全的村民活活用火烧死，还有一个村民被大卸八块。

　　时任军工部政治部秘书牛季良后来在《刘鼎风格》一文中记述了军工部机关突围经过：“军工部(从赵姑村突出后与八路军总部会合)随总部行动，由于队伍庞大，屡遭敌人追击包围，难于摆脱。左权副参谋长牺牲的消息传来，更增加了部队紧张情绪，军工部被困于乾柴岭。是夜，刘鼎和军事素养好的李非平(太行工业学校教务主任)等围于油灯下观察地图，研究突围路线。黎明开始突围，刘鼎只带一个警卫班和几名机关人员组成的小突围队伍(牛季良也在其中)，行至山腰，刘鼎腿疾复发，疼痛难忍，只好由警卫员扶着登上山顶，但发现上有飞机，后有敌兵，正前方也有敌人运动，情况十分紧迫。大家有些慌乱，刘鼎十分镇定，首先下令埋藏好军工部的印章和文件，第一个决心是与敌血战到底。研究认为敌我力量悬殊，鸣枪抵抗暴露目标势将全军覆没，建议继续分散隐蔽，向无敌方向运动。刘鼎略沉思后采纳，几经艰险，分散的同志在大黄沟找到军工部机关会合，但未见到刘鼎。于是部队立即深入敌占领的山地寻找，终于在一处山崖下找到他。他带着沉重的腿疾和机关同志一起，翻越十多里长一条树木茂密的深沟到了武乡境内，才算跳出敌人包围圈。稍事休整后又翻越左会山回到赵姑军工部所在地。”

　　此次“扫荡”，军工部受到成立以来最大的损失。政委孙开楚和太行工业学校副校长、四所教导员陈廉如牺牲，四所职工30余人牺牲、失散，其他各所也都遭到不同程度损失。其中，军工部机器制造厂遭到日军严重破坏，人员设备损失重大，“扫荡”过后奉命解散，分入苏公村、漆树沟村、黄崖洞等兵工厂。

　　开展整风运动

　　1943年4月，中央作出《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6月29日，太行整风开始，军工部抽调各兵工厂连以上干部70余人脱产参加整风运动。7月15日，延安整风在康生的发动下错误掀起“抢救失足者”运动，并逐步扩展。9月，军工部召开整风动员大会，八路军总部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到会讲话，宣布野战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彭加伦任军工部学委会主任，主持开展军工部整风运动。

　　期间，1943年7月18日，刘鼎在军工部召开的厂所级干部会议上代表军工部党、政、工会作了《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五年来生产行政工作总结报告》。《报告》由部长兼政委刘鼎、副部长刘鹏、政治主任张贻祥、总工会主任周西风共同署名，全面总结了八路军总部军事工业的创建、发展与经验教训。

　　然而整风刚开始不久，由于历史等原因，刘鼎被诬为“特务”“叛徒”，成为军工部头号“抢救”对象，在作完《报告》后很快就被关进隔离室接受所谓“审查”。后来，又被隔离到白寺村抗日村长裴仁贵家。之后，彭德怀考虑到军工部群众对刘鼎的历史不了解，担心他受到不白伤害，建议将其调回中央。于是，1944年1月，在军工部“抢救失足者”运动开始前夕，刘鼎即被以“回延安接受审查”的名义调回延安。

　　整风运动开始后，为了不影响生产，1943年9月15日，杨立三对军工部作出了巩固提高太行区北部工厂、到太行区南部开设新工厂、在太岳区建立兵工厂、大力发展火炸药和减缩军工部机关等7点指示。1944年1月3日，杨立三主持召开军工部生产会议，八路军总部参谋长滕代远传达毛泽东、朱德要求努力增加军火生产的指示，并作重要讲话。5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电告八路军总部：“在不妨碍前方兵工生产的原则下，造些新步枪送后方，越多越好。并造三十节式重机枪筒100根送延安。”军工部很快完成了任务。23日，总部复电延安：“已将四所新制六五式步枪260支、七九式步枪100支，三十节式重机枪筒21根等交太行军区二十五团新兵带往延安。”

　　但随着运动的所谓“深入”，1944年2月，军工部机关也开展起“抢救失足者”运动“高潮”，召开“坦白控诉”大会。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军工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又加入“反特”成分，搞“逼供信”，把90%以上的干部和技术人员误整为“特务”。有些人还受到残酷拷打，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如郭栋材等也被关进“隔离室”限制自由。3月24日，运动扩大到工厂和工人。军工部下属各厂除留少数看守人员外全部集中到赵姑村“学习”，编为3个大队进行“抢救”。一大批工厂干部受到错误批判，工厂全部停产，生产无人过问，整个军工生产陷入停顿。 　　中共中央北方局很快就发现了运动有问题，6月底，北方局书记邓小平指出在战士和工人中搞“抢救失足者”是错误的，并派杨立三到军工部检查情况，要求停止运动，恢复生产。7月初，军工部学委会根据北方局总学委会的指示，宣布整风学习班解散，职工回厂复工生产。9月，八路军总部调赖际发任军工部政治委员，主持军工部的工作。赖际发到职后明确宣布“抢救”运动中搞的逼供信材料必须推倒，对挨整的同志要做好甄别工作。12月，军工部学委会经过3个月的甄别工作，在全军工部没有发现一名特务，随即为被“抢救”和挨整的同志恢复了名誉，并赔礼道歉。军工部整风最终结束。

　　集中改制，迎接抗战胜利

　　1944年开始，八路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9月，军工部根据指示，对太行军事工业组织机构进行了一次大调整，将分散在偏僻山沟的工厂统一调配，集中扩大，组编为九厂一所，同时，撤销军工部下属各所的建制，改为各厂直接受军工部领导。九厂一所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厂：位于左权县(原辽县)苏公村，生产五○、六○掷榴弹。二厂：位于平顺县西安里村(原黄崖洞二厂全体人员和设备于1943年9月迁此)，下设机械加工和成品分厂、火药化学分厂、毛坯翻砂分厂。三厂：位于邢台县乘村，由原军工部四所改编而成，生产七九式步枪和五○掷弹筒。四厂：位于武乡县柳沟村，主要铸造五○掷榴弹和八二迫击炮弹毛坯。五厂：位于武乡县显王村，锻造五○掷榴弹弹尾。六厂：位于左权县云头底村，生产八二迫击炮弹。七厂(化学厂)：位于黎城县源泉村，对外称“太行青年学校”，1944年4月由黎城县百宝村迁至源泉村扩建而成，主要生产黄色炸药和双基发射药。八厂(电解铜厂)：位于左权县麻田镇，主要提炼紫铜，生产三七黄铜，制造枪弹用铜片。九厂(子弹厂)：位于黎城县南港沟村，生产复装步枪弹。后迁至黎城县彭庄村。1945年2月，开始用自制的三七黄铜片为原料制成枪弹壳，月产全新枪弹数千发。军工技术试验所：位于黎城县上河村，研究武器的改进和制造专用工具设备。

　　抗战期间军工生产条件极为简陋，生活十分艰苦。军工部很多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都来自城市，有从欧洲回国的留学生，有从南洋归来的华侨，仅高级知识分子就100多人。制造硝酸甘油时，因缺乏安全防护，工人们每天在气温较低的拂晓蹲在山泉小溪边端着盛有3.5公斤混酸的瓷盆浸泡在水中，再将半公斤甘油慢慢滴入盆内借流水保持盆中混酸的温度。一旦发现冒烟等现象，只有立即将盆沉入水底避免爆炸。就是在这样极其简陋和危险的条件下，军工人员为了前线抗战和发展军工事业，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坚持昼夜生产，有的还付出鲜血和生命。至今，在军工部化学厂驻地黎城县源泉村和军工二所二厂驻地黎城县卜牛村，还留存着当时为纪念关丁旺等9位烈士和马玉金、孙振潮等8位烈士立的纪念碑。

　　军工部机关和兵工厂进驻黎城后，工厂多数没有专门厂房，而是利用村民房屋和庙宇进行生产，职工也都借居在群众家里。在生活上，乡亲们把热炕让给职工睡，把新粮先给职工吃。在生产上，献铜、献铁、献火硝，工厂需要什么，群众就千方百计支援什么，成了兵工厂的“供给部”。黄崖洞等兵工厂生产之初，缺铁少铜，全县人民除掀起献铜、献铁运动外，还组织群众拆解东阳关伏击战(又称响堂铺伏击战)中日军遗留的汽车残骸长途担运送到各兵工厂，而且不顾“亵渎神灵”，将全县寺庙几乎所有的寺钟庙钟也砸碎支援军工生产。

　　为帮助军工厂烧木炭、建厂房，全县各地尤其是兵工厂周边村庄的成材树木几乎都被贡献出来，以致很长时间看不到一棵大树粗树。特别是在太行山最困难的1942至1943年，各种物资奇缺，军工生产原料不足，难以维持。艰难时刻，1943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召开太行区各县县长会议，专门让刘鼎介绍军工生产及原料困难的情况，作出动员地方支援军工材料的决定。并于20日发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太行军区联合命令》，动员号召全区人民收集生铁、铜元、生铜，组织火硝生产，支援军工。黎城根据地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把家里的铜元、锡壶、废铁等都收集起来送到各工厂，组织群众开展熬硝运动，支持军工部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完成历史使命，于8月20日改建为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军工部。1945年冬，随着形势和战略的需要，离开黎城，迁往长治市，从此结束了在黎城长达7年之久的转战历程。

　　整个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下属各厂、所总计修理枪械数万支，修炮约1000门，造枪9758支，生产掷弹筒2500具，迫击炮改平射炮近百门，复装和新制子弹223万余发，制造手榴弹58万余枚，掷弹筒弹19.8万余发，各种口径迫击炮弹3.8万发，指导与协助地方生产地雷、手榴弹1000万枚以上，生产无烟火药7700多公斤，硝铵炸药11750多公斤。抗战中后期，不仅是从“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变为了“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而且实现了“敌人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邓小平曾指出，八路军“四年来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一个铜板、一个子弹的接济而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