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燃烧在徂徕山上
来源：烽火HOME   2019-04-13 10:21:30

　　炮 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炮声一响，徂徕山下的大地马上震动起来了。

　　我的家乡封家庄，地处泰安县的边缘，距泰安城近百里。村子西南，出去20里路，就与宁阳、泗水搭界。这里交通闭塞，生活贫困，文化落后。老百姓平日里从不过问国家大事。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老百姓纳上粮，成了甩手自在王。”意思是每年向官府交上钱粮税，就没有老百姓的事了。那时，官府除向农民要粮要税外，确实也不管老百姓的事，因此，人们对官府的事情也从不关心。

　　炮声一响，情况大不相同了。村里的人都震惊了，街头巷尾议论纷纷，闹得人心惶惶。力里村有个大地主，叫张少周，听说日本侵略军快到了，吓得一头栽倒地上，昏厥过去，竟丧了命。还有的富户变卖家产，准备逃难。贫苦的老百姓看到要起战火，祈天告地，怨声载道。也有些知识分子和农民，具有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耳闻日本侵略军烧杀抢掠的罪行，不甘心当亡国奴，故有自发抗战的要求。我和楼德村的冯平、王理堂、王一民、李镇卿，同村的封虞臣、李子敬，就属于这一类人。

　　我们当时的职业都是农村小学教员。冯平、王一民、李镇卿在他们本村，封虞臣和李子敬分别在宁阳的东庄和陈村，我在泰安县境南边的一个村庄，叫马到谷堆。几人相隔三四十里地，但经常聚集在一块，说古道今，因为是同行、同乡，还有些亲戚关系，到一块是无所不谈的。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我们对共产党就有所认识。当时冯平在曲阜二师上学，李子敬在济南乡师上学，这两所学校都有党的组织。冯、李两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接触过一些党员和进步教员，听到过党的一些主张，如反帝、反封建，打土豪、除恶霸、分田地等等一些简单朴素的道理。经过他俩对我们的宣传，并从报刊上了解到共产党在井冈山闹革命以及长征到了陕北，我们逐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同时，我们也看清了国民党的面目，便自发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如反帝、反封建、反迷信，打土豪、分田地，实行民主、人人平等，抵制日货，提倡男子剪发、女子放足等等。我们利用职业上的方便，办起了夜校，向贫苦农民宣传党的主张，唤起农民的觉悟。卢沟桥事变之后，共产党在7月8日发表了宣言，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的热血都沸腾了。

　　学校都停课了。我们几个人都回到自己家中，经常聚集在一起议论战局的发展变化。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存亡，都系在我们的心头上。我们想组织抗日武装，保家卫国，但又不知道怎么个搞法，搞起来归谁领导。浑身是劲，就是使不出来。都盼望共产党来领导我们干，但是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当时只知道柴城有个王传敬在曲阜二师被捕入狱，传说他是共产党员。还有泰安城的夏天庚，山阳村的程照轩，听说也是共产党，但谁也不认识他们。王传敬，我们认识他，但到他家里一打听，得知他已经牺牲在国民党监狱里。大家都苦闷得很。战局变化非常迅速，不到1个月的时间，华北的大城市北平、天津已被日军侵占。国民党在这一带的近百万大军，有的一触即溃，有的不战而逃。8月中旬，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眼看国民党把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敌人，我们怒火燃胸，下决心自己组织抗日武装。虽然没有人指导，但我们决定摸索着搞。研究怎样动员人力，怎样搜集枪支弹药的问题，并做了具体分工。由我和封虞臣、李子敬负责动员苗庄、王庄、马到谷堆几个庄子;冯平动员楼德、肖岚、柴城几个庄子。我们都是本乡本土生长起来的人，又都是当地的教员，在群众中颇有些威望，对这一带各阶层的情况比较熟悉，甚至谁家大门朝哪，也摸个八九不离十。我过去在旧军队干过，会摆弄枪，附近几个村庄的财主们都买枪看家，常请我去给他们认货色。他们买了枪又不会使用，更不会拆卸擦拭，还得不时请我去帮忙。因此，谁家有枪，什么枪，我都心中有数。

　　我们分头活动，找一些教员、学生，还有曾经下过关东，了解日军的侵略行为，吃过日军苦头的人，以及那些出身贫苦，年纪轻，火气旺的农民。这些人，一经动员，马上表示愿跟我们一起拉游击队打日本鬼子。对于有家庭累赘的和不大熟悉的人，我们暂时不去接触。自9月间开始动员组织，登记名单，到10月底已有四五十人了。这些人多数家境贫寒，自己没有武器。有枪的多是地主和富农，而他们又不愿参加我们游击队。怎么办呢?我们几个人商量，用对症下药的办法来搞枪。地主当时买枪是为了防土匪，守围子，看家护院。他们是根本不打谱抵抗日本侵略军。我们就对他们说，“鬼子要来了，有枪可是个祸呀!鬼子要是发现你们有枪，会以为是打他们的，准闹得倾家荡产。不如暂且借给我们抗战。”财主们当时也确实相信我们的说法，但又不舍得把枪拿出来，只是口头答应借给我们，就在鬼子到来之前，还得用它看家护院。有些中农阶层的人，听说我们要组织队伍打日军，夜里把枪支弹药统统送到我们家里。但是，他们的枪都是“土压五”，我们最喜欢的还是钢枪。

　　12月底，形势越来越紧张了。日军占领了济南，韩复榘的10万大兵不抵抗，像黄河决口似的向南溃逃。我们庄外不管大道小路，都挤满了溃兵，三五成群，络绎不绝。有的溃兵卖了枪，换上便衣回家了。我们光是眼热，但无钱去买，眼看这些好枪散失了。

　　找 党

　　虽然动员了几十个人，但是怎样拉起来抗战?吃用的问题怎样解决?队伍归谁领导?一连串的实际问题搅得我们坐立不安。在一次会上，李子敬说：“咱们这些人都是教员，动口动笔还有点办法，若真和鬼子打仗，恐怕还是个难题。我看振武哥在军队里干过，就叫他领导着咱们干吧!”封虞臣说：“这可以，但究竟怎么办，还是个问题。我看咱们一面组织人员，筹备枪支，一面派人去山阳找程照轩。找到共产党，咱们就有法子了。”大家听了一致赞同。就派冯平去山阳，因为冯平在曲阜二师上学时，和程照轩虽不是一个班，但听说过他。

　　一天下午，我和李子敬在小学里商讨发展游击队的事情，忽然，封虞臣的儿子喘着粗气跑进来。他伏在我的耳朵上小声说：“我爷(爹)叫我来告诉你们，山阳来人了，要你们快去。”我们一听，精神振奋，准是程照轩来了。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走，来到虞臣家里。走进北屋，看到椅子上坐着两位客人，身穿黑色棉袍，脚穿钩子鞋(也叫铲鞋)，头戴黑色毡帽，看衣着打扮，和当地农民没多少差别。这两人身材不算高大，脸膛都是黑黝黝的，眼睛炯炯发光，坚定有神。虞臣马上给我们作了介绍，说来人一位是赵杰同志，一位是侯德才同志。听口音，他们两个都不是本地人，仔细一问，原来是从延安来的。“延安!”多么熟悉的名字呀。在我的心目中，延安跟共产党占有相同的位置。今天，共产党从延安派人来了，我们可有救星了!我们3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把组织的人员、枪支情况向他俩作了汇报。

　　赵杰和侯德才告诉我们，山东省委已经决定，把全省划成若干活动区，立即发动游击战争，抵御日本侵略军。并说，省委不少领导同志已经分头到各地发动抗日武装，省委主要负责人在泰安住了一段，现已到达山阳……我们一见如故，笑逐颜开，越谈越亲切。在谈话中我们了解到，赵杰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干部，河南人;侯德才是地下工作的老党员，贵州人。我想，他们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保卫民族的利益，长期离乡背井，不怕艰难困苦，出生入死地为人民奋斗，是多么可钦可敬呀!共产党为人民做好事，真是名不虚传。我真庆幸今天亲眼见到了共产党，并且从他们身上受到了启发和鼓舞，抗战信心更足了，对党更加敬仰、更加向往了。

　　虞臣早吩咐他的几个儿子忙着准备饭，买了几斤猪头肉，几斤高桩馒头，打了一壶酒。我和李子敬陪着客人边吃边谈。赵杰问到我们几个的家庭情况，还问了楼德冯平、王理堂、王一民、李镇卿等人的情况。赵杰说，他们两人先到了楼德找冯平，因冯平不在家，才又来到封家庄找我们。吃完了饭，天不早了，赵杰、侯德才把我们3人叫到虞臣家北屋后面的一个井沿上。赵杰对我们说：“今天虽然初次见面，但你们3位同志的活动情况党是早已了解的，你们对党已有一些认识，并有抗战的具体行动，因此，我和侯德才同志介绍你们3人入党，从今天起，你们就正式加入党的组织，成为共产党正式党员。”赵杰代表组织，宣布建立封家庄支部，封虞臣为支部书记，李子敬为组织委员，封振武为宣传委员兼保卫委员。并简单地交代了今后的任务：积极发展党员，继续组织扩大武装，但不要乱拉人，强要枪;要团结争取各阶层人士，一起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还嘱咐我们，要马上派人去找冯平等人，将此意见传达给他们，以后一起行动，听候党的指示，准备参加起义。这些，我们都一一铭记在心。

　　夜深了，村子非常寂静。我们3人加上虞臣的儿子元笃，恋恋不舍地送他俩过了北桥。他俩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向北走去，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我们才返回家中。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回忆着今天发生的事。我们好像漂泊在茫茫大海上一只无舵手之船，突然找到了老舵手一样兴奋。过去认为没有办法解决的事，今天都解决了。尤其使我们高兴的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真是喜出望外啊。

　　起 义

　　我们3人找到冯平，把见到赵杰、侯德才的情况和他们的指示原原本本地传达给他听。冯平一面高兴，一面非常惋惜自己失掉了这个好机会。我们加入党组织的事还没有对他说呢，要是他知道了，会更懊悔了。冯平告诉我们，他除在楼德组织人员之外，还在柴城、肖岚、甘露滩发动了四五十人，枪也有一二十支了。这样连我们的就有近百人，三四十支枪了。

　　12月31日上午，从山阳送来了党的指示，叫我和封虞臣、李子敬把支部工作交代给其他党员(这时我们已发展了10几个党员)，继续扩大武装，让我们3人带领着已组织起来的队伍，先到山阳程照轩家中接头，然后上徂徕山。我们连忙分头下通知，要大家马上到本村小学集合，另外派人通知冯平把他那里的人拉到山阳程照轩家。天近晌午的时候，共集合起了30多人，有20支步枪，3支匣枪和1支手枪，没枪的拿着长矛和大刀片。大家在学校的院子里集合后，等待出发。我们3人看到只来了这几十个人，心里很焦急，比原来统计的人数少了一半还多，枪比原计划更少。我们分头去打听原因，有的说：“鬼子还没来到，慌什么!等鬼子来了再上山也不迟。”也有的说：“眼下就要过年，在家里过个团圆年再走吧!”地主的枪更是不愿交出来，都说：“现在不行，还得用它来看家护院。”事到如今，真使人为难。因党组织曾指示我们，不要强拉人，硬要枪。时间紧迫，不能再等了，我们排起队来向山阳出发了。

　　太阳还没落山，我们就到了山阳程照轩家里。多数人停在大门外休息，接着冯平、李镇卿带了20多人也赶到了。我们几个人走进院内，赵杰见到我们，亲切地打了招呼表示欢迎，接着把黎玉、林浩、洪涛、孙陶林、徐仑等同志一一作了介绍。黎玉同志见到我们非常亲切，马上叫外边的同志都到院子里，和大家见了面。并叫大家先吃晚饭，我们一看，饭都已经准备好了。他们想得真周到啊。开饭了，有围着小饭桌的，有围着磨盘的，还有站着的，满院是人。黎玉同志给我们盛汤添饭，问长问短，热情招待。我们刚刚离开一个家庭，又走进了新的家庭，这个家庭是这样温暖，这样亲热。

　　晚饭后，我们就到了徂徕山法华寺。到徂徕山比我们早的还有一些人，那就是省委机关的同志和20多个平津流亡学生，另外还有在山下收容的原韩复榘部队的5个散兵。我们队伍里的人，多数没见过大学生，一进大寺，都伸长了脖子，借着火光，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身着时装的男女学生。这一夜，我们就住在法华寺里。

　　第2天，队伍集合起来，大家列队站在院内，虽然穿着颜色不一、长短不齐的便衣，武器也是各式各样——步枪、手枪、红缨枪、大刀、长矛、木棍，但是个个精神抖擞，意气昂扬，大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

　　黎玉同志站在最高的台阶上，庄严地宣布：“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正式成立了。并宣布由洪涛、赵杰任支队正、副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林浩分管政治部工作，孙陶林为宣传科长，马馥塘为经理部主任。下设四个中队：一中队由省委机关、泰安县人民抗敌自卫团、泰安县委一部分和青年学生组成，李怀英为中队长，鲁宝琪为政治指导员;二中队由我们带来的一伙人和程照轩拉起的几十人组成，由我为中队长，程照轩为政治指导员;三中队和四中队的番号，留给莱芜和新泰组织起来的队伍。

　　会后，省委机关和第四支队司令部住在礤石峪大庙里。我们二中队住在大寺。由程照轩、封虞臣、李子敬，还有省委派来的党员薛玉和我成立了二中队党支部。程照轩、封虞臣分别任正、副书记，我们几人任委员。并把中队编为三个排，九个班，选出了排长和班长。一排长是李镇卿，二排长陈善，三排长赵桓，薛玉任司务长。

　　起义后的第2天，就开始了军事训练。程照轩先教大家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党员学唱《国际歌》，战士学唱抗日歌曲。还请大学生徐仑当文化教员。我和李镇卿干过旧军队，就教大家使用枪支、射击、刺杀等。大家都很服从命令，热情也很高，两三天就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军事技术和知识。

　　支队部经常派宣传队到中队来，教大家唱歌，开展文娱活动，演小戏《放下你的鞭子》，文化生活搞得很活跃。

　　当时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几百人的吃饭问题就靠到山下村庄募集来解决，常常填不饱肚子。徂徕山周围土地.瘠薄，又加上国‘民党各级政府的横征暴敛，使这一带的农民都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因此，募集来的给养，多是些糠煎饼和菜窝窝。战士们只好用盐水来下饭，但无人叫苦。有的同志还风趣地说：“把窝窝头掰碎，卷到煎饼里，真像是单饼卷猪肝，越吃越香啊!”逗得大家开怀大笑，有的笑得喷出饭来。晚上睡觉，那就更有趣了。我们二中队转眼扩大到100多人了，只有李子敬从家里带来的一床被子。大家除了身上穿的衣裳之外，别无他物。夜里，全队人员都挤在大寺的三间正殿里，殿内还有神像供桌，怎么盛得下呢?所以有躺着睡的，有坐着睡的。殿旁有一间小耳屋子，白天干部、司务长、文书在这里办公，晚上一齐睡在这里，10多个人，怎么安排也睡不下。有人想了个好办法，在地上铺些山草，10多个人头朝四壁躺下，腿向正中伸，如车轮形。然后，把一床被子盖在正中间，既舒适又不太挤。睡觉没有被子盖，没有褥子铺怎么办呢?其实也有办法。他们脱下棉裤，将两条腿伸到一个裤筒里，另一个裤筒就成了身下的褥子了，上身盖上棉袄就成了被子，一双鞋和袜子用草一捆，就成了枕头。既有铺的，又有盖的。虽然艰苦，但无人叫苦，情绪都很高涨，练兵、学习都非常积极。因为大家参加队伍是一心为抗日，没有别的要求。要说要求也有，就是都想搞条好枪，打日本侵略军。

　　事也真巧，就在大家盼望枪支的时候，留在楼德工作的冯平派人送信来了，信上说搞到了一部分枪，让我们派人去取。大家都高兴得了不得。事情是这样的;楼德有个王理堂，是冯平和我们几人的朋友，平素常来往，也算投脾气的人。抗战前他当上了楼德盐警队的大队长。眼下，战火四起，盐警们早已丢下枪支，各自回家了，这样，60多支枪，都存在盐店里。王理堂得知我们人多枪少，便主动与冯平联系，愿意献给抗日队伍。我们把此事报告了支队司令部，经支队同意，我们立即组织了60多个人，由排长李镇卿带领，冒着大雪连夜赶到楼德。从此，我们二中队基本上达到每人1支枪，装备成了一支像样的队伍。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狠狠打击侵略者。

　　初 战

　　在我们起义的那天，日军占领了泰安城，接着又相继占了大汶口、新泰。这时，各种流派各种人也都现了原形，抗战与投降已泾渭分明了。有钱人家有的逃跑了，有的当了汉奸，而广大贫苦农民走投无路，纷纷扶老携幼逃到山里来避难;受我党影响较深和一些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人士，都陆续参加了我们的队伍。

　　部队住的法华寺，地处徂徕山西端，居高临下，津浦铁路、泰新公路就在眼底。战士们每天站在山坡上看到自己的家乡狼烟四起，被日军烧杀掳掠的悲惨情景，耳闻到国民党顽固派对我们的污蔑(说我们是叫花子队，游而不击等)，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纷纷要求下山要和日军拼个你死我活。有的说“给国民党顽固派看看到底谁是真抗日”，有的说“鬼子就是碌碡，我是鸡蛋，碰不过它，也沾他一身黄”。

　　话好说，可仗怎么打?谁也心中无底。有些人心中也多少有点胆怯，但是大多数人认为：“抗日就不能胆小怕死，拉队伍就是打鬼子的。”“鬼子有机枪大炮，我们背的也不是旱烟袋。”

　　支队领导看到同志们这不断高涨的杀敌情绪，决定率部队下山歼敌。

　　部队下山后，驻在东良庄。在东良庄得到情报，说新汶公路上有日军来往。支队领导选准时机，决定派一支精干的武装，在寺岭打伏击战。根据赵杰副司令员的命令，由各中队报名选拔，组成了四五十人的一支队伍。我们二中队挑出20多名战士由我和李镇卿同志带领来到了集合点。人到齐了，战士们一个个昂首挺胸，精神焕发，持枪列队，虽然衣装不齐，枪支不一，可也是威风凛凛，好不气派!赵杰同志站在队前一块大石头上向大家作了简要动员，讲了行军战斗的注意事项，强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使行动更加灵活方便，又照顾到后方工作的需要，进一步挑选了队员。被选上的同志都高兴得跳起来，留下的则谁也不愿意。赵杰同志有着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经他说服，没选上的同志才表示服从命令。有个姓邢的小同志，才十四五岁，个头不高，连枪都背不起，他哭着嚷着非去不可，赵杰同志只好允许，让他当通信员才算完事。

　　考虑到二中队的工作，我被赵杰同志指名留下了，嘴上是勉强服从了命令，但心里很不是个滋味，总感到脸上无光。看着站在队列中伸着脖子充大人的小邢，自己真又羡慕又憋气，可又不好同他攀比。

　　队里还有一个人，年龄与我差不多，30岁上下，个子虽高但很瘦弱，身穿长袍，不言不语地站在赵杰身边，活像一个“老秀才”。他那文绉绉的姿态和手中握的“汉阳造”极不相称，一打听才知道，他是燕遇明同志，是个老地下党员，看这个“文质彬彬的老秀才”的神气，也俨然成了刚从疆场上得胜归来的战士了。

　　队伍迅速整编好，1月25日夜，由赵杰同志带领，星夜向伏击地点——小汶河南岸的寺岭庄奔去。

　　26日下午，伏击战打响了。这次战斗是旗开得胜，共毙伤日军10余名，击毁敌军车1辆。我们有一位班长杨桂芳同志光荣牺牲了。大家又高兴，又悲痛。

　　寺岭战斗规模虽小，但影响很大，它震撼了徂徕山区。我们用枪杆子向敌人宣告：在中国每一块土地上没有他们耀武扬威的地方。同时，我们用鲜血和行动也唤起了民众，振奋了人心，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拥护和支持，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戳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们的污蔑，向各阶层表明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

　　从此我们部队扩大得很快，不久就由4个中队扩展到7个中队。

　　日军受到这次打击，方知徂徕山上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意识到这颗钢钉子对他们威胁很大，便很快纠集了500多日军，拖着山炮来徂徕山进行报复。

　　为了避敌锋芒，支队决定向沂蒙山转移。

　　再 捷

　　部队连夜行军，1月30日，来到新泰县烈庄一带。这里南面是沂蒙山，北面是汶新公路。我们二中队就住在公路南侧的王庄。日军大概还不知道我们已来到这里，所以，公路上大股、小股、零零散散的日本兵无所顾忌地来往不断。看到这些，我们的眼又热了，手也痒痒起来，三天两头地向支队司令报告，要求派我们中队去打伏击。

　　2月17日，赵杰同志来到我们中队，传达司令部的决定：由我们中队到公路上打伏击，要求我们要比上次打得更好，还发给我们两个西瓜大的电发火地雷，并派来赵参谋使用它。四槐树村东边，有一段公路正通过一条小河沟上的石桥，地形两头高，中间凹，很易于隐蔽，又便于出击。我们便选定这里为伏击点。

　　次日拂晓前，中队进入了伏击点，排长李镇卿带1个班和赵参谋去埋地雷，他们兵分两组：一组埋雷，一组布线，不大一会儿就埋好了。同志们还巧妙地将埋雷点伪装起来，印上车马轧踩的痕迹，别说是敌人，就连我们自己也很难辨认。地雷的发火按钮由赵参谋操纵。一切准备就绪，我命令战士们隐蔽好，等候日军来吃“铁西瓜”。

　　天大亮了。太阳越爬越高，还不见日军的影子。战士们从拂晓趴到现在都不免有些急躁，我也渐渐不安起来，心里嘀咕：“可别白跑一趟。”

　　正在着急，有人说了声：“汽车!”声音虽小，却像提神丸一样起作用。大家顿时来了精神，几百只眼睛一齐盯住了公路，只见西边远远地飞起一道尘土，几个灰点在阳光下忽明忽暗、时隐时现地向这驰来。

　　我一手扶着头上的伪装帽，一手撑地，伸出半截身子，仔细观察着。看准了!公路上奔驰而来的一共七八辆汽车，最后两辆大卡车中间，夹着1辆黑色小汽车，我心中琢磨着：小车坐大官，这回可逮住大家伙了。我按捺住怦怦直跳的心，看了看周围的战士们，一个个都涨红了脸，小声地交谈着，看得出他们的心情一定和我一样。

　　汽车越来越近，象发疯似的顺公路飞奔着。俗话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立即告诉赵参谋，“炸小汽车。”并又一次提醒战士们不要暴露目标。

　　赵参谋蹲在一个小沟里，手里紧握着电钮，目不转睛地看着目标，我在赵参谋身旁，心里比他还紧张，一会儿看看汽车，一会儿看看赵参谋，一会儿看看埋雷点，一会儿看着周围的战士们，生怕这时出了毛病。

　　汽车越来越近，1.辆紧接着1辆进入了伏击圈，向埋雷点冲来。

　　前几辆车过去了，我的眼急速扫了一下周围，只见赵参谋屏住了呼吸，挺着身子，伸长脖颈，眼珠象冒火一样盯住飞驰的小车轮子，握按钮的手突起青筋。战士们跃跃欲试像拉满弓的箭，马上就要射出去。

　　小汽车过来了!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上。……30米、20米、10米，就在车影刚遮住地雷的瞬间，赵参谋双手用劲按下了电钮。“轰隆”一声，一股粗大的烟柱卷着沙土、石块，把小汽车举到空中，又摔到地下，另一辆卡车也被炸得七零八落不能动了。没等我下命令，早已憋不住劲的战士们迅速冲出壕沟，向敌人杀去。突如其来的爆炸声把日军吓懵了，不知东西南北，在烟雾中抱头乱窜，有的日本兵还未清醒过来就被我们战士们的刺刀、手榴弹报销了。

　　我们冲到公路上，看到小汽车上的人全炸飞了，另一辆卡车上，日军的尸体也都四分五裂，1只高筒皮靴和1把指挥刀被抛到了离公路百米以外。

　　691漏网的日军如同惊弓之鸟，狼狈地逃向新泰城。李镇卿率领突击排冲在最前面，紧追残敌，直赶到新泰城边，方才罢休。

　　这次战斗时间不长，但战果不小，炸毁敌军车2辆，消灭日军40多名，内有大佐1名。而我们无一人伤亡，打了个痛快的大胜仗。经过这次战斗，进一步扩大了抗日声势，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我军的声望更高了。

　　在起义后的1个多月时间，四支队连续取得寺岭伏击战和四槐树伏击战的胜利。为解除国家之灾难，民族之危亡尽了一份力量，给予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抗日的烽火在绵延起伏的徂徕山上越烧越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