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参加徂徕山起义的经过 文/武中奇
来源：烽火HOME   2019-04-13 10:33:05

　　篦子店北庙外

　　准备起义

　　省委到了徂徕山，第一步住在篦子店。在篦子店开了个会，参加的有十个人：黎玉、洪涛、金明、刘居英、马馥塘、林浩、程照轩、孙陶林和我们兄弟俩。我们给起了个名就叫“十人会”。黎玉同志在会上谈了当前形势，分析了济南究竟还能保持多长时间，日本人什么时候能占据济南等等。同时，他又阐明了中央的“脱下长衫，走向战场”的指示，表明要在徂徕山坚持抗日战争。当时估计，三、五天济南就可能沦陷，国民党在泰安的那些部队撤离泰安为期不远了。

　　会上，还决定我们的人分两部分：一部分到新泰，一部分到莱芜。去把党的力量组织起来，带到徂徕山建立根据地。我记得当时派刘居英去莱芜，刘少傥到新泰。其余的做些徂徕山起义的准备工作。

　　会后，韩豁、赵新、唐克、蒋平、傅生、范琳这些女同志做了一面旗子，是红旗，带着五角星、镰刀斧头，中间是我写的“游击”两个大字。番号是“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另外，我刻了一方长方形的“关防”，是一块小砚台磨平了刻的。开始在那里活动的时候，就用这块“关防”。

　　这时，从泰安逐步地就有人到这来了，王继武(王继武现名周明，任重庆市园林管理局顾问)、募集队的常树人等都来了。

　　济南失守以后，我们被派到南王、北王去。朱玉干原是泰安县委书记，家在北王。派小朱子到那里负责了解韩复榘队伍南撤的情况，他就住在家里。

　　争取五大兵

　　那个时候，形势很紧张了，省委就转移大寺。省委领导头一天到了大寺，我们第二天才到。

　　和我一起去大寺的有洪涛、范琳、杨纯，我们四个人。去的时候，我推着脚踏车，用被子裹着两支汉阳造步枪，捆在脚踏车上。这两支枪是从赵笃生家里弄来的，都生了锈了，还有九粒生锈的子弹，这也是宝贝。我带着一支匣枪，洪涛带着一支小八撸子，原来是朱玉干家的。

　　我们走到离大寺也就是一千米的样子，眼看到大寺了。这时，洪涛突然喊起来：

　　“老武，不得了啦!”我一愣，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啦?

　　他又说：“不得了啦，你看东南边那个山腰里过来队伍了!”

　　我往那一看，不远的那个山腰里果然有五个人，背上都背着枪、还上着明晃晃的刺刀，朝我们这个方向走来。也不知道他们是大部队的前哨呢，还是就这几个人?我们带着的两支枪都在被子里卷着，捆在车子上，拿也拿不出来。

　　我说：“赶快走!”我们急急忙忙赶到大寺，见了黎玉同志和林浩同志，我对他们说：“你们赶快向后山转移，来队伍了!你们都走!都走!”

　　大寺有一溜北屋，屋西头有个小门通后山。他们从那里上了后山。洪涛把那支小八撸子塞在西屋秫楷里头，我把两支步枪也塞进去。我对东北流亡学生胡寅说：“你在这里看着，我出去应付应付。”

　　我出庙门一看，就是那五个人冲着大寺来了，后头没有队伍。

　　我站在庙门口就喊：“你哪部分?”

　　对面回答：“我们是二十二师谷良民的队伍。你哪部分?”

　　我说：“我是乔立志的队伍，七十四师二百二十二旅四百四十四团第一营。”

　　他们站住了。我说：“你们过来一个!”

　　他们几个商议了一下，就过来了一个，一个大个子。我把他让进庙里头。庙里有个石头水磨子。

　　我说：“你请坐，坐一坐。你贵姓?”

　　他说：“姓韩。”“大名?“韩德”。“哪里人啊?”他说：“我是利津。”

　　“哦咱是同乡，我也是利津嘛。”他说：“你说话怎么没有利津口音?”

　　“哎，虽然说话没有利津口音，我可是利津人。我外祖家在济南，我住在济南。”

　　“你是利津县哪条街?”我说我是县门前多少多少号，反正不管哪个县，都有个县门前。

　　我说：“我提个人，韩庆润，你认识吗?”

　　“庆润?我认识，我们住得很近。”

　　“他的儿子韩芝才，我们俩还是同学呢!”这下子就更近乎啦。

　　我说：“你们到这儿来，……”

　　“我们没办法，一下子跑这儿来啦。”

　　我问：“准备怎么办?“我们准备回家。”

　　“哎呀，你们回家怎么行?唉，回家不行。咱们都是韩复榘的部队，一块干吧?打鬼子!”谈到这里，他说：“不行!我不能跟你们谈了。”我说：“怎么?”他说：“我得下去。五分钟我要不下去，底下就开枪了。”

　　我说：“好，你下去商议商议看怎么办。”我们谈话的时候，胡寅也不大看眼色，老在我们跟前转来转去。他一转，那个老韩就抱起枪，警惕性非常高。

　　老韩站起来，出了庙门就下去了。我跟着出去，站在大寺门口，我看见老韩和那几个人嘀咕了一阵，转过身去都要走。我连忙吆呼：“同志们不要走!”我跑了过去，对他们说：“我们都是韩复榘的队伍。今天到这个时候了，四面楚歌，往哪去?回家，这么远。你扛着五支枪，到哪儿都有危险，是不是?我实告诉你，我们是八路军。”我就掏出“护照”来。

　　哪儿来的“护照”呢?那是思平从延安回来带来的小护照，毛头纸印的小护照，上面盖着木头印。我给他们看了看，我说：“这是朱总司令的护照，他派我们到山东发动游击战争，打鬼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今天能不干吗?”我又说：“韩德同志，你是利津的，咱是同乡，你今天一走，我们还不放心呢!今天你既然来这儿了，咱们就谈一谈、说一说。

　　要走，要回家嘛，就想个安全的办法。大家凑个钱，打发你回家，咱们地方的同志帮帮你。”说着，我从腰里掏出我们女同志做的那面大旗，给他们看了看。他们相信我们是在这儿组织起来抗战的。经过谈话，他们说：“好。”我说：“咱们上去谈一谈。”他们五个人就跟着我上去了。胡寅还在庙门口了望。我就喊：“快去叫同志们出来，欢迎五个同志来参加我们的抗日部队!”胡寅到后头一喊，山上的同志都赶来了。

　　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到了大寺门口。当时搬了一条方凳，林浩同志站在凳子上讲了讲在山东发动地方游击战争，讲了讲抗日战争的道理。大家鼓掌表示欢迎这五个同志。他们叫李怀英、韩德、徐福礼、刘玉、杨忠。接着把他们请到里面去。进去以后，当时就在大寺便门那个地点，组织了一出小独幕剧。参加演出的有孙陶林、赵新、唐克、王冰、蒋平、范琳这几个人。我记得赵新扮演一个老太婆，不知从哪儿搞了双小脚鞋，穿着扭来扭去。那天演的是如何捉鬼子，那五个大兵看了演出，高兴得不得了。

　　剧目演完了，准备吃饭。那个时候，吃饭确实困难，咱们人数少，没有后勤单位，象现在似的，没有。就是马馥塘等几个人员到外头募集点粮食，等于是要饭。募集什么呢?就是高梁煎饼。还不是那么整齐的煎饼，弄一堆煎饼疙疸来大家吃吃。有时连这个还吃不到呢!我们把煎饼疙疸端出来，对他们这五个同志说：“同志，你看看，今天同志们来得晚了，来不及准备了，同志们随便吃点。”虽然嘴上说是叫他们“随便吃点”，我们却还挨着饿呢。

　　吃了饭，安排他们在西屋里休息，就是我们藏枪的那个地方。说实在的，当时组织上对他们五个人还是不大放心。他们都有武器，我们没有武器;我们这里还有省委的负责同志，如果叫他们搞一下子，那是很危险的。组织上就派我跟我弟弟思平陪着他们睡。我们把豆楷堆摊了摊就在上面睡觉。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村的、那个庄的起义队伍都往这里集中，晚上要站岗，可是我们的武器净是些红樱枪、单刀片、药条。那个药条就是单打一的土枪，插在腰上，当时还觉得耀武扬威得不得了。过去他敢带着这个武器随随便便地到处去吗?我带着那支匣子枪，就觉着不得了。净拿着些红樱枪在那儿站岗不行。我们就对李怀英、韩德说：“今晚上站岗，最好是能弄点子弹。”他们说：“那好，我去站岗。”我说：“唉呀，你累得这个样，你休息，我们去。”“好，好，把枪拿着。”他们把五支带着明晃晃刺刀的枪，和装满子弹的子弹袋全都递给我们了。我们从秫秸堆里把那两支生锈的老汉阳造也拿出来。那九粒生锈的子弹就不往外拿了，背上他们的枪出去站岗了。他们把枪交出来这一行动，说明这五个同志实心实意地参加我们的部队了。我们增加了五支带着明晃晃刺刀的枪，好象增加了无限的力量。

　　成立四支队

　　五大兵参加我们起义队伍的第二天，一早起来，省委召开了一个大会，成立了组织，就是“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黎玉同志是政委，洪涛同志是司令员，那时叫支队长，林浩同志负责组织。又成立了一个中队，叫一中队，队长是李怀英，一共是六个班。

　　我担任班长，我弟弟思平和徐福礼也担任班长，杨忠任我那介班的副班长。那个时候，我们参军的几乎都是党员。刘莱夫、王芳、李伯秋等等还都是战士，刘春是我弟弟那个班的战士。这时候，张一民、单洪挑着药挑子背着药箱子，也从新泰赶来了。

　　四支队成立以后，在大寺活动了一个时间，就转移到光华寺。

　　那时起义部队管生活的是马馥塘，叫经理部长。省委给了他一点钱，给他几个人，到村里去募集点粮食，给起义的几十个人吃。刚开始，工作很不好做。有一天，我们看见马馥塘在湾边上呜呜地哭，很伤心。我心里很纳闷：经理部长在那里哭什么?受了什么委屈啦?我们急忙过去问他：“你哭什么?”他说：“这怎么办?都没有钱怎么治?拿什么去买东西给同志们吃?”“凑个钱嘛!”那时我身上还有几个钱。“你穷，拿两毛吧。”大家伙凑了钱，马馥塘的困难解决了，他一高兴也不哭了。他拿大家凑的钱，买了一部分烧饼。烧饼买来了，正待要吃，新泰的同志又来了。我们都去欢迎新泰的同志。他们也都没吃饭，我们就让他们吃，说：“你们吃，我们都吃过饭了。”我们这些早来的同志都束束腰带站在那里不吃，让新泰来的同志吃顿饱饭。

　　四支队当时也就是几十个人，在光华寺一带活动，后来转移到官庄。官庄有个小围子。我们到的那天，小围子门关得登登紧，就不让进。你再说也不让你进。有的老百姓说：“这是‘挨户子队’，挨户子队呀!他来我们庄就是不能叫他进。进来以后，他们有铁算盘，一算，你家有多少钱都给弄走。”国民党这个宣传也是够厉害的，欺骗了一些老百姓。不让进，怎么办?那时天又下大雨，我们一堆一堆坐在围子门外头淋着雨。徐伦就领我们唱歌。徐伦是一个东北流亡学生，外号“徐大嘴子”，嘴巴是大点，个子又高，这个人到哪里，小孩子都围得一圈一圈的。他在前头走，后头总是跟了一群一群的小孩子。他教小孩子唱歌，跟小孩子讲故事，孩子们都欢迎他。他就领着我们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各种歌都唱给他们听。你不叫进嘛，怎么办?最后，在外面的人喊话，加上当地人的喊话，他们看我们不象是什么“挨户子队”，就给我们开了围子门。不仅开了门，对我们还很热情。

　　我们部队不管到哪里，同志们到哪家给哪家打扫地、抬水、掏粪等等，帮着千。所以，群众逐步改变了对我们的看法。这时，我们便在官庄一带活动。

　　在官庄住的时候，逮住了一个汉奸，是于村煤窑的。他没了一只手，叫他“没手”。他到这里是来调查八路军活动的，被我们逮住了。逮住以后，判处死刑。当时我当排长带着一个排，排里的同志不服我，说：“你这么一个老实人，就是逮住鬼子叫你杀，你也不敢杀。”那些女同志也都说：“你这个人太慈善啦。”我心里就不服。行刑这一天，我就从老百姓那里借了把大砍刀，生了锈的大砍刀，也去刑场看一看。两个执刑的，一人一把柳叶钢刀，走过去，但是不敢动手。金明跑过来对我说：“二哥，你拿着把刀，你怎么不……”我说：“人家有人了嘛!”他说：“你去干掉他!”我说：“好!”我过去使上最大的力气，一刀就把人砍倒了。可是，头没掉下来，还有一块连着。在场的上千群众都喊：“好!”我就向群众讲了讲话，我说：“同志们，我从来没杀过人，我在家里连鸡也没杀过。今天我来杀人，为什么?这是对民族敌人的仇恨!国家要灭亡了，这种民族败类留着还得了!所以杀了他!”我回去后，同志们买了香烟，打了桔子酒，表示祝贺。从此，我的信心更足了。

　　从那以后，我们就在外面打游击，带着我们这个队伍截击敌人，到了公路上把一、二十里路的电线、电线杆锯他个光光。把电线杆扛回来，把很粗的铜丝电线，一捆一捆地抬着回来。打那开始，我们打游击，以后寺岭战斗等等开始了。

　　当时，我们在驻地住房子，很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对老百姓真是一针一线都是爱护的。住房子住在羊栏里，把地打扫打扫，铺上点草，就在上面睡觉。住的屋子那么小，一个班有时住一间屋，住不下就挤一挤，挤成堆。这一个出去站岗，倒出一个空，下岗的那个回来再挤上。我出来的时候，带了好几床被。后来人发展了，就分给他们，一床被子六七个人盖。下那么大的雪，天那么冷，没有一个感觉疲劳，没一个叫苦的。

　　我出来的时候，带了一顶礼帽，还有呢子大衣，以后都剪开给同志们做了背包;我还带了好几双鞋子，有的同志没有鞋子，就给他穿了。我们班里有个同志穿着又厚又大的粗布袜子，非要穿我的皮鞋不行。我说：“哎呀，你这个脚这么大还穿皮鞋?”“什么大呀?什么你的我的，共产党不分你我。”那时候就这样，不分你我，互相支援，从来不在这些事上计较。我们就是一心一意干革命，党叫到哪里就到哪里。党分配的事情不管怎么难，党交给的任务不管多么重，要坚决去完成，生死都置之度外。有一次，我们晚上去破坏敌人的电线，我一下子滑到沟里，胡噜胡噜滚下去，连脸加鼻子摔得这里少一块，那里少一块。爬上来，高高兴兴地还是照样走，连哼也不哼一声，跟铁的一样。这都是党教育出来的精神。

　　收编溃军

　　有一天晚上，朱玉干跑得满头大汗，来到司令部。朱玉干在北王，省委原来安排他在那里了解国民党和日本鬼子的情况，搜集情报。他就和《水浒传》梁山泊的朱贵一样，住在山下专门打探情报，一有什么重要情况，立即上山报信。那晚上，他到司令部来，是向省委报告一件重要的情况。就是北王庄来了一部分队伍，四十多个人。这些人住进庄子以后，朱玉干就想法和他们接近交谈。原来这部分人是被打散的国民党的溃军，他们找不上原来的队伍，盲目地到处流窜，到哪儿去也定不下来。朱玉干了解了这个情况，就热情接待他们，和他们建立感情;同时向他们进行宣传，告诉他们徂徕山上有共产党、八路军的起义队伍，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他们在这里组织人民进行抗战。他说他可以给他们联系，让我们接待他们。这样，他一面稳住了那部分溃军，别让他们跑掉;一面连夜赶来司令部汇报，请组织上派人去。

　　当时省委研究决定把这部分人收拢下来，不能叫他们跑掉。组织上就让林浩和我去做这个工作，还给了我们二十二块钱使用。

　　我们跟着朱玉干回到北王庄他的家里，一面去请那些人，一面让朱玉干的老母亲和他的爱人忙活做莱啊，打酒呀，准备接待。她们婆媳俩忙得不得了。一会，请来了四个人。这四个人，一个是连长刘国栋，一个是班长陈世玺，还有一个叫石成玉，是副班长。还有一个姓名忘记了。一共来了四个人。他们来了，我们就热情接待，交谈起来。我们从他们这次被打散谈起，谈到日本鬼子侵占我们广大国土，中国人不甘心当亡国奴，不甘心受帝国主义压迫;谈到历史上封建帝王压迫人民，人民都要起义反抗，推翻封建王朝。今天日本帝国主义向我们进攻，中国人民是不能征服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是不能被割断的。我们谈话中酒菜都摆上来了。我们又喝着酒，谈着心，谈得很入港。我发现那个陈世玺是个非常好的人，又年轻，又爽直，和“五大兵”里面的韩德是一样的人物。但是比韩德细致，还多少有点文化。当着酒酐耳热的时候，我就说：“我们今天谈了谈，我们的个性都很相同，这就不外气了。过去都是交朋结友，找几个好朋友。你看，今天我们能到成一块，又都这么投

　　机，一见如故，真是有这个缘份。这里我向四位同志提出个问题来，现在我身上带着枪，很不舒服，不大习惯。今天咱们谈了谈，彼此情投意合，我腰里掖着支枪不太对头，我对付谁呀，这是?”我把枪掏出来，往桌上一摆，他们四个人也都跟着从腰里掏出枪来，往桌上一摆，说：“收起来，收起来!”这样一来，酒桌上的气氛更融洽了，谈起话来更无拘无束。我们谈了古代的许多英雄豪杰，谈了乱世出英雄，谈了在当前国家危急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抱的态度：一个是誓死不当亡国奴，第二个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有责任。我说：“我离家的时候，就跟家里人说，‘当土匪也得打鬼子’。今天共产党领导着我们，没说的，我们弟兄们就得……”这时朱玉干抢着说：“好!我们大哥说得对。”实际上小朱子比我年纪大。“好，我们大哥说得对!我们听大哥的。今天我提个意见，我们不仅共同抗战，我们今天还要结为异姓兄弟。”大伙一起说：“好，就这么着!”这时酒也喝得不少了，天也不早了。一说到这里，大伙说：“摆香案!摆香案!”这一套小朱子比我内行得多，摆了香案。朱玉干说：“得给咱们大哥磕头盟誓，请咱大哥讲讲，今后咱怎么办?听咱大哥的。大哥怎么说，咱就怎么办。”当时论了大小，我是老大，小朱子老二，刘国栋老三，陈世玺老四，石成玉是老五，那个忘了名字的是老六，林浩是老七。他们都跪下给我磕了头。磕完了头，就请我这个“大哥”说几句。说什么?盟盟誓吧!我说：“誓死抗战到底，若有三心二意，不得好死。”我说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磕完了头，有人说：“咱得看看老太太。”小朱子就把他妈妈请来。大伙说：“老人家你坐下，坐下。”老太太坐那里，大家都给老太太鞠了躬。老太太高兴得闭不上嘴，说：“哎呀!今天我多高兴!昨天还没有这个想法，今天忽然一下子我有了这么一大群儿子，嗳呀我太高兴了。”那天晚上搞得非常热乎，结拜这一套搞完了，沏上茶喝着，大伙静下心来研究研究怎么办，都表示表示意见。那时陈世玺提出来一块进山，大伙一致同意，一块上山!这些人一共是四十多个，有四十多支步枪，都是七九大盖，子弹很充实;还有两挺机枪，一挺是捷克式，一挺是大沽造;五支匣子，大刀等等都有。

　　第二天，我们就带着这些人和武器到了南王。在南王一个小饭店里，打了点酒，买了煎包子，在那里饱吃一顿。喝完酒，吃饱饭，我们就欢天喜地地带着队伍向山里进发了。

　　到了司令部以后，黎玉、洪涛等等领导同志都出来欢迎。我们把那两挺机关枪往那一架，步枪往那一架，同志们都过去这也摸摸，那也瞧瞧，高兴得不得了。我们起义的时候只有一两支匣子枪，现在忽然有了这么多枪，大家都觉着我们有力量了。

　　这一部分人当时就编成四支队的第四中队，中队长是刘国栋，林浩同志担任指导员。我原来是一中队的一排排长，现在也调到四中队当排长。四中队当时只一个排，下设四个班。编进这么些人来，得加强教育，每班调进一个政治战士，一班是燕志倩 (即燕遇明，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逝世，逝世前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二班是王若杰，三班是李焕，四班是周×。才上来我们集中力量抓思想教育，由林浩同志讲政治课。这部分人里面大多数是河南人，有的人能编快板等等，有些青年非常能干，搞得非常好。教育了一段时间，林浩同志几天不在，我也没在，里头乱了。乱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上一回课，热乎几天，就又变了。怎么回事呢?以后我经常钉在那里。据陈世玺同志汇报，有个姓杨的搞名堂，姓杨的是国民党中统，他在里头掌握了部分人，在里头搞名堂。

　　怎么办呢?怎么解决呢?这个根子要除掉。我说：“我想个办法解决他，把他吓走了就算了。”有一天晚上，我对那个姓杨的说：“走，兄弟，跟着我喝个酒去。”

　　“好。”他跟着我去喝酒。

　　喝酒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今天咱们两个喝喝酒，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今天我得了个很不好的消息。因为我们在一块待了这么长时间，总是有了感情。我告诉你，你带来的部队里面有几个人要干掉你，送你上西天。”

　　“真的?”“哎，我告诉你这个消息。”

　　“哥怎么办?这个事怎么办?你的意见。”

　　“我的意见走了吧。这个事，我们党控制不了。今天这个消息来自那一方面，怕是准确的。”

　　张三李四我说出几个名字。指出几个人名以后，他说：“这几个人是对我不好的。”他说不好的，实际是忠于我们的。谈完了以后，我说：“你走吧。”说到这儿，他趴下给我磕了个头。我说：“你走吧!”给了他两块钱，他走掉了。打那，我们又插进一些进步的同志，四中队就逐步地巩固下来了。在当时增加这部分武装，对我们徂徕山起义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赶香堂

　　我们在徂徕山呆的时间不长，那时各地方新参军的逐步集中来了，队伍扩大了，那个地方就困难了，我们就转到了新泰。

　　新泰有一个比较大的镇叫浏杜。我们到了浏杜以后，朱玉干说这儿有一部分三番子，是青帮，在这里办了个香堂。只要老头子一召集，各处在青帮的都得来赶香堂。小朱子是在过帮的，他说：“咱得赶香堂去。”我说：“咱都不是，怎么办呢?”他说：“你说的班辈大一点。”香堂里头“大”、“通”、“务”、“学”是一辈，“大”字班是廿一，“通”字班是廿二，“务”字班是廿三，“学”字班是廿四。小朱子是廿四，“学”字班的。他说：“你装‘大’字班的不行，因为‘大’字班的很少了。你装个‘通’字班的，够大了。咱们去赶香堂，看他在里头搞啥名堂。”据说有一个国民党教员是cc分子，在里头组织地方武装，他利用道会门的力量把队伍搞起来，今天要集中几百支枪。他要是在新泰把队伍搞起来，对我们不利。经过省委研究决定，先干掉他再说。于是就派我们几个人去，去的人有赵胖子赵笃生、孙大炮孙陶林、我，还有五大兵李怀英、韩德、杨忠、徐复礼、刘玉等全部到了。我们带上短枪就去了。我对小朱子说：“通’字班的咱没干过，不知怎么回事。”他说：“赶香堂的这个师傅叫刘春河，是‘务’字班的，我得称呼他老头子。你到了那里，他得称呼你老头子，他不敢怎么着。你到时候一打躬就行了。有什么事，他都得请示你。”那么去罢，反正我们带着枪，管他怎么着，他还能反了吗?!

　　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朱玉干先到里头找了刘春河，说：“老头子来赶香堂了。”刘春河就把我们接到一个大寺的门口。接的时候，都是行三番子那种礼节，扶一扶领扣，表示尊重。接进去后就开始搞香堂。搞香堂有许许多多规矩，如同老和尚念经一样。搞完这一套，接着就收徒弟。当时我们去的是一部分，别处去的不少。三番子收徒弟有一个规矩：“够不够，三千六。”三千六什么?就是磕三千六百个头。当然磕不够三千六，但是磕的也不少。小朱子对我说：“你是‘通’字班的，你是老大，是老头子，都得尊敬你，你在旁边打打拱就行。”所以磕头的时候，我在旁边只是打打拱，可是跟着去的这些同志可就遭了，左一番磕头，右一番磕头，累得够呛。磕完了头，礼节都搞完了，就请我这个老大给他们指示。在院里大树下摆上方桌，我就站到方桌上，谈了谈当前的形势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责任。我谈了以后，第二个就是孙陶林孙大炮，他在那儿放了一炮，孙陶林很会讲话，讲了很多抗日道理。接着，赵笃生同志讲话。赵笃生在山东是很出名的，是育英中学的老教员，长着两撇胡，胖乎乎的，很气派。他讲完话，大家都鼓掌欢迎。

　　我们谈完以后，又召集三番子里一部分人谈一谈。这个时候，国民党的cc分子就溜了。我们跟他们谈了谈怎样组织地方武装的问题。我说：“春河，你应该努力嘛，把地方的地老子们组织起来，组织个地方武装。听说你们最近也在搞嘛!我看今天送来了不少枪支，把它搞起来。”刘春河也很高兴。后来，我们党的一些同志也参加进去，就把这个队伍成立起来了。这是道会门搞的这么一个部队，这个部队以后在新泰发展起来，还是不错的。这个队伍搞起来以后，就减少了我们新泰地区的许多麻烦。假设这部分队伍被国民党秦启荣掌握了的话，给我们八路军就会增加不少困难。

　　我们在浏杜住了些日子，有一天赶集，我们上集去看看。我在这里没有什么认识的人，可是集上很多人见了我，实行道会门礼节，把领子一扣，都很尊敬。以后把我们让到茶棚里坐下，进行礼节后，把帽子口往上一翻，说：“你老人家在这里坐坐吧!有什么事情说，没关系，这里都是我们的人。你老人家嘱咐了，我们就办。”我们在浏杜住得还是满好的，借这个机会也做些群众工作，和群众接触比较多j也比较顺利。办些什么事情，告诉他们以后，他们就照办。

　　奇袭何进步

　　在浏杜住了很短的时间，到了二月，我们把队伍分了两股：一股由黎玉、赵杰、程照轩带着去费县，我们这一股由林浩、洪涛等同志带着往北转移。往北过了雁门关，到了石棚这个地方，就是新泰、莱芜交界的地方。新泰地下党的同志汇报说，当地有一部分土匪组织了一个游击队，头头是何进步。什么游击队呀，就是秦启荣搞的一批人，在那里胡作非为。正在过春节的时候，向群众要油呀，要粮呀，要米呀，要面呀，要肉呀，群众非常反感。我们就研究这个问题，认为这一部分人搞起来不行，计划趁他们还没成熟的时候干掉他。那时程绪润同志带着一部分人，大概一共几百人的样子，我们晚上进行包围。把我从四中队调出来，给我个任务，叫我带着新泰的三个同志先进去把岗哨给他干掉，捅进去。那时就是我还有一支匣枪，那俩人都是刀子。我们的部队原来计划一部分从北包抄，一部分从南边包抄。中间是我们几个去解决岗哨。命令下了，开始行动，结果走错了，我们两股人都到南边去了，北边闪下了，没形成包围。战斗一打响，敌人发觉北边没有人，拉起一部分

　　人就从北边跑了。我带着人赶到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岗哨了，我们直插大队部。大队长何进步原是济南齐鲁中学的学生，他父亲跟秦启荣有点什么关系。他的军事知识也很差，这时正在屋里关着门睡觉。我们插进去以后，就抓了一个，叫他领到那里去叫门。我们在外面喊：“何进步你出来!缴枪!已经包围你拉，跑不了啦!你知道我们优待俘虏。”里头拽出来三、四支枪。我们进屋去把何进步搞出来，他睡着觉就把他拉出来了。我们又到处搜了一下，搜到一间屋，里头除了挂的肉，就是酒，就是油，大油缸里一缸一缸的油。“呃，看看梁上有东西吧?”我想，“去摸摸吧。”我爬上油缸，踩着缸沿去摸梁顶上。嘿，一把就摸着一支匣子枪。我一高兴，不留心，唿隆掉油缸里头了，好容易才爬出来。他们这部分人里头有个叫刘尚清的，跟何进步在一块。我们把他搞出来，跟他谈了谈，他表现很好。刘尚清在东北的外号叫“跨海”，就是江龙呀，海龙呀，白龙呀，小白龙呀什么的，都在他的跨下，他能把海跨起来。他原来是东北一个大土匪头子，曾经在东北抗过日，这个人是比较好的，原来也是个老共产党员。他说：“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看，他那一部分都跑了。走!咱们去赶他们，把他们叫回来。”我们两个夜里就往北山追，月亮地里还有点亮光。刘尚清喊：“老吴，你回来吧!”老吴的名字叫吴岱清，这个人打枪是头等的，在东北外号叫“包打一面”。我们就追，追这个吴岱清。追呀，追呀，我就喊：“岱清，你回来!”我的喊声未落，“啪”一枪打过来，把我的帽子打掉了。我顺手也打了一匣子枪。直到第二天拂晓，才把他们都找回来。吴岱清对我说：“你那一枪把我鞋底打了个洞。”

　　后来，把这部分人收容下来，成立了第六中队，我担任第六中队队长，刘尚清是副队长，吴岱清也是副队长，李平担任指导员。刘尚清不愿担任副队长，后来担任了警卫班班长。这六中队里面，有三十多人过去在东北，有一个叫高占昭的，外号“老护目”，枪法很好，指哪打哪。这个人是很有名的，我们让他当了一排排长。六中队刚成立的时候，别的中队都讨厌我们，说：“他那里净是土匪。”其实，六中队还是挺好的。

　　六中队成立以后，在莱芜一带活动。一到莱芜，到处扩展部队，搞枪支。当时，我们六中队住塔子。这里有莱芜八大景之一——苍龙峡，下到坑里面，水面上照出来象一条黄龙在游动。“苍峡雷鸣”嘛!有一天，我和刘尚清到了那里。我说：“我下去看看，你给我拿着匣子枪。”我下去上来以后，刘尚清说：“队长，你坐下，咱俩谈谈。”我问：“谈什么?”他说：“队长，你太大意了，你把枪交给我这个老土匪，我要是一枪把你打在苍龙峡里头，我一走，你上哪找我?多危险啊!”我说：“我们相处一个多月了，你的为人我很相信，你不会那样做，所以我敢把枪交给你。”他说：“队长，就由于这个，我也得伺候你一辈子，你太相信我了。”从这开始，他就出去扩军，把新泰、莱芜地方的这些情况都介绍给我们，把中队里面过去在东北的那些人的思想状况、枪法如何都介绍给我了。以后，他也成了我的老师，我的枪所以打得比较准，就是他教给我打枪的姿势，经常不断谈一些他的经验。那时我年轻，他已经五十多岁了，所以到哪里去，一般我都带着他。

　　有时我也自己活动。有一次，我换了大褂子，到一家地主家去，他家有五支匣子枪、步枪。我去说服他，对他说了多少好听的话：“大爷，咱今后的抗战，有人出人，有钱的出钱，有枪的还要出枪。咱们是莱芜的子弟兵，你老人家得帮助帮助啊!你是不是捐点枪支?”他说：“老侄子，别说了，我都给你。你确实念叨得我心软了，都拿去!”一下子给了三支匣子枪、步枪。但也有把枪埋进井筒的，我们也搞出不少。

　　整顿队伍素质

　　我们六中队到了哪里，就派一些同志回家组织发展人。后来，组织发展了几百人，上级一下子就调走一批，一直到鹿鸣山战斗。

　　鹿鸣山战斗前，林浩同志派我去泰安。泰安有个马达是个姑子庵。当时泰安有个独立大队，由于有些人有违反纪律的行为，在当地搞得影响差一点。组织上派我去担任独立大队的大队长，当时刘尚清跟我去的。

　　到了马达，进行了一些工作，了解一些情况，那个影响坏得不可收拾。我非常气愤，把违反纪律的弄来就是四十军棍，打得哇哇直叫。打了以后才进行谈话，加以整顿。我这个做法也不对，还是应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那个时候这一点我做得很不够。部队进行了整顿、改编，沙海秋任副大队长，沙林是指导员。我们从那里把这个部队带回来了。那时，正赶上我们和秦启荣的部队在鹿鸣山作战。

　　秦启荣是国民党的磨擦大王，对我们进行挑衅。范明枢老先生和莱芜的宁子斌，还有马馥塘等人到秦启荣那里进行调解谈判。他们到那里一谈判，就被扣起来了。他们把马馥塘逮起来拴在牛槽上，王建青也被扣留了。那时，国民党的县长是谭远村，景大麻子在那里当县保安大队队长，他们不释放我们的干部。最后双方打了一下。在这次战斗中，第六中队打得很好。

　　战斗结束以后，我们的部队就从莱芜拉到博山马棚一带。到那里，就非常艰苦了。那时，连一个月每人发三两烟叶抽烟，也发不出来了;有些好喝酒的，就更谈不到了，吃什么也困难。

　　当时，我们这个六中队有一批人匪性不改，尤其是对指导员不满意，又赶上情况复杂，情绪很不稳定。这一天，刘尚清、高占昭、吴岱清，还有新泰的好几个战士上了酒店弄酒喝。有人把这情况告诉我，我去找他们。我对他们说：“你们来这喝酒对嘛?”“队长今天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要回家!不在这里干了!我们受不了，不干了!我们走，也带着你走。”我说：“带我走?干什么?”“开窗子说亮的，我们把你带走。不走，我们就绑起你来带走。你是我们的好队长，我们离不开你。”我说：“干什么去呢?”“当土匪!拉着你当土匪，拉山头，到处跑。”我说：“真吗?”“真的!谁什么，我们就跟他干!”我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说;“同志们啊，我没想到我一个穷苦孩子出来革命、打鬼子，遇上这个样的事情。我还打鬼子!我活着我惭愧!跟你们这些同志在成堆，怎么团结不起你们几个同志来，我多惭愧!我不如死了，我还革命?革他娘个蛋!”我掏出匣子枪，一下子就拽出去，拽到门上，随着我一头就往那门上拱。刘尚清过去一把就把我抱住。我说：“算了，算了!你还想带我去当山大王，死了我也不干!我也不活了。”这些人怎么办呢?“唰”地都跪在就地，酒也不喝了，说：“队长，你千万别什么，我们喝醉了。我们说醉话，你千万别着急。”刘尚清说：“我是要跟你一辈子的!哪个同志都不会什么的。”我说：“既然那个样，为什么我革命，你拖着我不革命?我还有什么过头?”他说：“我们改了，我们改了!”我说：“改了好。怎么办?你们喝了这么些酒，上哪儿拿钱去?现在我们一天才二分钱的菜金。今天你喝了这些酒，上哪儿拿钱去?你们说了话算数不算数?有两条路，一个革命，一个不革命，你们都不革命了，我还革什么命?我也算了，中国人也不缺我这个革命的。”“我们错了我们改。”我说：“你们起来，回去。”叫了酒店老板来，问了要多少钱，他说五块钱。我说：“明天我给你拿来。”回去，我把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缝在袄里带出来的钱取出，给他们支上酒钱。带这个部队可不是那么简单哪!以后有些同志批评我，说我太软弱。那时不软弱他们就会杀你的。他们都没受多少党的教育，都不是党员嘛!

　　不久，三支队廖容标带的一部分人来到马棚会合。这时就在马棚枪毙了四中队闹分裂的坏家伙石成玉。

　　会合以后，就到莱芜。那时，费县的一股也来莱芜会合。几支部队会合在一块，就攻打了莱芜城。听我弟弟思平说，打莱芜那天，他、还有几个人先干掉莱芜城的岗。我们进了城，国民党保安队还在下操呢!我们的部队进城一枪没放，就抓了谭远村，逮了景大麻子。以后我们就住在莱芜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