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全面反攻阶段。汪伪政权的军政人员,人心涣散,何去何从,必须作出抉择。飞行教官周致和,与不久前由于不满长官的腐败行为而被开除军籍的原空军少尉黄哲夫,经常在一起商量出路。他俩都曾在国民党部队里干过,清楚地知道,依靠国民党无非是投入另一个火坑,前途无望。他们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认为,只有投奔共产党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们听说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也通过报纸、杂志了解到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只是一时找不到共产党,苦于无门而入。整整3个月时间,黄哲夫奔波于南京、上海、淮北之间,冒着被捕的危险,执意要找共产党、新四军,但一次次都没有成功。
当年6月底的一天,周致和急匆匆地告诉黄哲夫,他昨天碰见从重庆回家的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轰炸员秦传家,说他老家宣城一带有新四军在活动,愿意一同去宣城寻找。
经过乔装打扮的黄哲夫、秦传家,急忙赶到安徽宣城东南的孙家埠,四处打听无着。他们在公路边的茶馆里,黄哲夫问茶馆老板:“四哥(指新四军)几时来呀?”老板仔细打量了他一眼,努了努嘴说:“来了,就在那边公路旁。”半小时后,几个携带短枪、穿着便衣的人,到附近村子里办事。黄哲夫喜出望外,拉着秦传家赶上前去,向他们说明来意。
夜幕降临之后,黄哲夫和秦传家由新四军便衣领着上了山,见到中共宜城县委书记彭海涛。听了他们的讲述,彭海涛表示非常欢迎驾机反正,飞往抗日根据地。并说:“这是一件大事。我派几个人把你们送到长兴,和苏浙军区的领导面谈。”
第2天夜间,黄哲夫和秦传家告别彭海涛,和几位护送人员上路了。他们昼夜兼程,通过密布的伪军封锁线,到达浙江长兴山区,受到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的接见,并把他们准备驾机起义的情况报告新四军领导机关和党中央。3天后,党中央复电:“待机而动,配合反攻。”粟司令员当即召见黄哲夫,向他讲了国际、国内抗战形势,指出:“中国整个抗日战场反攻决战已迫近,希望你们起义成功,延安有个机场可供降落。”粟司令还叮嘱黄哲夫:“我的代号叫‘左如’,你也取个代号与我联系吧。”黄哲夫遂取名‘于飞’。粟司令还告诉黄哲夫今后与之联络的人和地点。黄哲夫回到南京,当即把这一好消息告诉周致和。他穿上空军服,赶往扬州城外的杨家庙,走进一家事先指定的饭馆,由茶房老板带去见新四军淮南军区甘泉支队政委程明。黄哲夫说明来意,程政委说:“知道啦,军区早发来电报,通报了你们的情况。”随后,程政委和黄哲夫研究了具体的反正计划,并希望组织更多的飞行员和飞机到根据地来。
黄哲夫心中有了数,信心更足。回到南京,立即投入驾机起义的实施工作。黄哲夫、周致和与赞成反正的汪伪空军航训处少将副处长白景丰(白起)、空军中尉吉翔、何建生等,秘密讨论了反正的时间、地点,决定由周致和驾机,黄哲夫领航、联络,何建生负责地勤人员和家属的转移工作,赵乃强精通日语,负责应付日本人。
新四军军部、华中局都很重视此事。华中局情报部指示早已打入汪伪军委会、负责南京地下情报工作的徐楚光,想尽一切办法,里应外合,协助反正成功。徐楚光启动了他早先在伪空军中建立的关系网,让伪航校的中尉飞行教官吉翔参与周致和等人的反正行动,派地下党员张冰与伪航训处警卫大队大队长厉仁杰(粟群)联系,积极创造条件,全力掩护和保障周致和等驾机反正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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