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伍抗战记
来源：中国青年网　 2004-03-19 　作者：不详   2016-08-05 15:40:43

　　抗战前我家住在现江北区大吉巷第二家。（那时叫江北岸天吉栈弄）是向住第一家的开董顺记颜料号的董家租用的。（董家大先生的儿子董鼎山现为美籍作家，二儿子董乐山是著名翻译家）。

　　1937年我在槐树路崇信小学（在现解放桥边，已变工厂，专收女生的崇德小学现为槐树路小学）毕业，抗战爆发，我到浙东中学读了二星期，因日机轰炸，学校被迫疏散，我在原籍镇海贵驷桥王家桥村避居一些日子，1938年全家迁居上海租界。在补习了一段英语后，于1939年秋考入了英国人办的雷士德工学院附中。

　　雷士德的地下党很活跃，领导人之一的梁于藩现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名誉所长，曾任上海外事处长，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及该所所长。

　　1941年夏我初中毕业，地下党要我和汤兴伯（原我国驻纽约总领事）转学到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附属高中去，暑假我们就以圣约翰学生的身份参加了地下党主办的上海基督教学校学生夏令营，在那里大唱抗日歌曲。开学后我和汤兴伯在高一组织了“蚂蚁团契”，组织同学看进步书籍和苏联电影等。

　　当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驻租界，外籍教师都被关进了集中营，日军在校门口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站岗，不让学生自由出入。我不愿过亡国奴生活，要求地下党介绍去新四军，他们把我和另一个同学及一个工人（他的表兄是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政治部宣教科长乐时鸣）编成一个小组。

　　我知道家中如发现我要去新四军必将阻扰，所以偷偷地把一些日用衣物拿出来打成一个包袱藏在同学家里和我同行的同学家在新闸路开布店，他慌称是和我一同去江苏丹阳县报社做事的，所以他家给他准备了一只大皮箱，里面除衣物外还有许多吃的东西。

　　1942年1月2日清晨，我拿了包袱到新闸路同学家会合，他家热情招待了我，要我们在外互相照顾。我们和那个工人会齐后，装作互不认识，先后进了北站，登上北去的列车，工人在进站检查行李时动作稍慢被日寇打了好几记耳光。

　　在列车上我们高兴极了，那天正是学校开始期中考试的日子，而我们却奔向自由的天地了，所以一面吃皮箱里的食品，一面聊天。车过无锡，我发现我的包袱已被人顺手牵羊拿走了，好在那个同学的衣物多，就分了一部分给我。

　　车到丹阳后我们到南门，将地下党给我们的几张“储备票”塞给守城门的伪军，雇了一辆独轮车，到了离城30里的回陵镇，找到“潘协裕米店”那是个联络站，他们领我们到了一个交通站，当晚我们睡在交通站的搁楼上。第二天交通站说日寇要下乡扫荡，领我们赶紧上路，那个同学的大皮箱只好留在兵站了，半途上他的皮鞋又陷进泥里拔不出来，也只好丢了。当晚我们睡在看瓜的田间小棚里。四号晚上我们只好钻在稻草堆里睡觉了。五号我们碰到了抗日根据地的溧阳县政府，那时的县政府只有几个人，县长身背皮包，身兼数职。我们跟着县长终于在一月七日在下梅村找到了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旅部，该旅在不久前在长荡湖边遭日寇奔袭，旅长和政委都牺牲了，师长谭震林兼着旅长和政委。那个工人也找到了表兄乐时鸣（解放后曾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