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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忆抗战时南京难民区:冻死的人太多 司空见惯了
来源:解放日报   2015-05-13 09:33:20

  今天的方浜中路,城隍庙大门口所在地,寸土寸金商铺林立,是上海最著名的旅游地标之一。

  然而,1937年,这里却是生死相隔的分界线——马路的一边是断壁残垣的战场,另一边是数万难民扎堆的“安全区”。在这条生死线的两端,曾经发生了什么?在难民区里,又有多少苦痛,多少慈悲,多少坚忍,以及多少不应忘却的往事?

  父亲曾与“大胡子神父”并肩战斗

  口述/刘复田(80岁)

  对于80岁的刘复田老人来说,他幼年时光的斑驳记忆,几乎都与南市难民区有关。

  去刘复田家中拜访,他反复拜托记者:“一定要让更多人了解那段历史,不能忘啊。”

  家被炸掉了

  只剩一堵墙

  我的祖父、父亲和我都出生在上海南市区(曾为上海市辖区,包括上海老城厢的全部及现在的陆家浜地区、浦东上南地区等)的小东门。祖父从事皮货业,在小东门东街开了一家小店,但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父亲刘槑一出生于1905年,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前,他与人合伙开了一个酱园,当账房先生以补贴家用。

  当时,我父亲还是南市区救火会的义务救火员。他为人正直,在南市区有一定的声望,邻里间有什么纠纷都会找我父亲调解。后来,赵朴初先生担任了中国佛教协会的秘书长,还特意聘任我父亲做理事。父亲比赵朴初先生小两岁,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在我出生不到3年,即1937年,日军的炮火将我们的家夷为平地。我七八岁的时候还去那里看过,门房都被炸掉了,只剩一堵墙,到处都是瓦砾。

  没办法,我们就搬到了当时法租界的瑞金路(以前叫金神父路)步高里。当然,要住在法租界并不容易,我们是经父亲朋友的介绍才寄居在那里的。也是在那里,父亲认识了金神父,他和饶神父一样,是法国神父,也发动救济难民。父亲也一直致力于救世救民,便跟着金神父一起建立难民救济所。

  后来因为父亲属于佛教系统,与赵朴初先生商量后就回到了南市。回到南市后,我们住进了青莲庵。青莲庵分上下两层,我们住在楼上,下面住着难民。我们有时候也下去看望他们。虽然我们也不富裕,但只要有一点吃的,就会拿给楼下的小朋友吃,因为在难民区生存下来十分不容易。

  住到这里以后,我父亲就跟饶神父一起工作了。这件事在《上海时人志》中也有记载:“刘槑一……参加饶神父筹划成立难民区工作,并兼上海难民救济会总务职……”

  我父亲有三个妹妹,我二姑妈和小姑妈与我父亲一起参加了难民区的工作。

  几万难民

  吃是最大难题

  我曾见到过饶神父,当时人们都称他为“大胡子神父”。我经常听父亲谈到他,当时就感觉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难民区与法租界的大门平时是开着的,可以自由进出。日本人不能进入难民区骚扰、加害难民,破坏难民生活。难民可以出去买些东西,日用品之类的,也可以去租界劳动,挣些钱。

  饶神父还在难民区组织生产。我记得,有一次饶神父不知从哪里拿回来了很多鹅毛,我们小孩子就把鹅毛上的绒撕下来整理好,然后卖出去,再把这些微薄的收入捐给难民。

  我父亲赞叹,“外国人为救济难民而奔波,我们中国人难道不能做些事情吗?”

  他确实也在身体力行,和饶神父一起办了很多义务小学,就设在庙里,放些破桌子、破椅子,老师也不固定,谁来谁就讲一讲,难民的孩子就跟着学学。

  我姐姐比我大6岁,还给小难民们讲过课。当时也没条件办正规的学校,难民们能生存下来,能给孩子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二姑妈在难民区里做一些服务工作,我小姑妈是护士,在难民区的卫生所里为人包扎、打针。

  我所住的难民区就有几万难民,吃饭肯定是最大的问题。

  当时买不到米,我的叔父就和几个朋友乘电车到现在的闵行区买米。买了米后,就把米包好裹在棉袄里。进铁门时日本兵要搜查,看到我叔父衣服里鼓鼓囊囊的,就用刺刀刺过去,米撒了出来。

  叔父就被带到一个堡垒一样的地方关了起来。这堡垒是法国人留下来的。父亲知道叔父被关起来后,托了很多关系才把他给保了出来。

  我们当时吃的米里有很多石子。我们还把面粉加工成面条,晾在竹竿上。时间长了面条发霉了,我们仍旧把它吃了。

  我经常见到日本人对难民营实施戒严,一戒严就将铁门关死,城里城外不能通行。铁门有时候关闭不止两三个小时,可能会达两三天之久,这样城内外没法交流,什么吃的都没有。

  当时法租界的中国人买了很多大饼,从法租界靠人民路一侧的窗口把大饼往下扔。有些饼上沾了大便,人们也照样吃。

  还有的扔衣服下来,不管是衬衫、棉袄还是短裤,通通扔下来给难民。有的人家前门开在法租界,后门开在南市,人们就从这里进出,但得偷偷的,不能让日本人知道。

  到了冬天,不少人被冻死了,那时候冻死、饿死的人太多,我们都司空见惯,也不感到害怕,直接把尸体送到同仁普育堂收容所。

  日本人骑着摩托车

  朝我们撞过来

  小时候,我非常害怕日本人,也痛恨他们,有好几次我都差点因为日本人没了命。

  有一次,我和奶奶、哥哥到浙江路走亲戚,回来后难民区的铁门锁住了,不让进。城外有很多人,城内也有很多人,想出来的出不来,想进去的进不去。我奶奶听人说新北门还开着,就带着我们哥俩往那里跑。在人民路那里,日本人骑着三轮摩托车朝我们撞过来,我拼命地往人行道上跑,这才幸免于难。

  我们时常活在恐惧之中。我小时候就在青莲庵附近上学,回家的时候经常戒严。在经过日本人的时候必须向他们鞠躬,否则就要挨踢。有一次日本人突然戒严,我就待在青莲庵边上叔父开的杂货店里。

  杂货店在戒严后也要关门,叔父把门板上起来,只留了一个小孔。当时是夏天,街上一个人也没有。我们正对面是一个老虎灶,因为戒严后不能在路上走动,因此路上的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就在老虎灶边上等。过了一会儿,这个年轻人看街上没人,就想问我叔父买包烟。我叔父向他示意那边有日本人,但他没有看懂,就跑了过来。他还没有站稳,日本人就朝他打枪。所幸子弹打在了墙上,没有伤到他。但在当时,即使日本兵打死了人,也是不用负任何责任的。这个人当时吓坏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赶紧跑了。

  1940年,饶神父去了武汉、南京,后来回国,我父亲与他的联系就少了、中断了。但是饶神父与他的人道主义精神,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精神超越了地域和国界,难能可贵。

  不敢和日本人抢水喝

  口述/余阿姣(100岁)

  从豫园管理处往弄堂里走100来米,就是安仁街,这里曾是南市难民区的一部分。2米多宽的小马路两边,都是百多年的老房子,木质的阁楼,七八户人家合用的卫生间,是老上海生活的活化石。

  100岁的余阿姣就生活在这里。路过的老人小孩都会叫她一声“阿婆”。老人思维依然清晰,叫得出弄堂里每个熟人的名字。“1937年,我就住在这里,知道有个神父,人很好。”

  整条街都成了施工现场

  1915年农历十一月初九,我出生,今年有100岁了。我出生在安仁街81号,3岁的时候搬到了安仁街161号,算起来,我在安仁街几乎快居住了一个世纪。

  我小时候,家里是做生意的,爸爸在山东南路问别人借了一间房子,开一家卖筷子的店。当时爸爸是店里、家里两头跑,店里要顾,家里也要顾。有时我也会去店里帮忙,跟着爸爸一起两头跑。

  那时候,安仁街非常安静,邻里之间也都互相照顾。然而,到了1937年,日本人来了,直接把我家住的地方封锁起来了。后来,日本人把我家这边的房子炸了,又重新改造。他们把很多两层的楼房加盖一层,整条街都像施工现场,根本没有路可走。日本人还在路口造了铁门,平时有日本兵拿枪把守,一开门日本兵就会用枪打。

  整个安仁街都被封锁了。

  1937年11月南市难民区成立,安仁街被划分在第二区,出入口依然被日本兵封锁。

  我们这个难民区第二区,根本没有自来水,只有几口井,所有人都只能靠井水过活。日本人也需要用水,他们也来提井水,我们哪敢和日本人抢水喝?所以有的时候就好几天都喝不上水。

  难民区里也没有饭吃,街口有扇门能通往十六铺,我就穿小路逃出去,买一点鱼、买一点米。有一次回来时铁门被日本人锁掉了,我回不去,只能住到我叔叔家里,我叔叔住在新城隍庙(现今的连云路延安东路金陵西路之间的48路公交终点站附近)。我在他家住了两夜,终于又等到了铁门打开,才回到难民区里。

  按照当时难民区的情形发展下去,很多人是会饿死的,但有个好心的法国神父,一直在接济难民,定期送些吃的过来,很多人才维持着活下来。

  当时的生活非常苦,实在无奈,我就和爸爸逃到了宁波乡下。但是妈妈因为行动不方便没逃掉,还住在那里。我们逃到了宁波后,在那边借了房子住下来。

  夜里不敢开灯

  虽然名义上是“安全区”,但难民区里的日本兵也经常胡作非为。

  那时,妈妈在家非常害怕,晚上哪个房间有灯开着,日本兵经常会把那个房间的玻璃窗敲掉。我妈妈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夜里不敢开灯,只能偷偷用油灯。吃的喝的都靠饶神父的救济过活,很不容易。

  之后的几年时间,我都在宁波生活,根本没有家里其他人的消息,但难民区的生活,我却一直不能忘记。

  那么苦,中国人都坚持着;那么难,还有善良的人帮助着我们。

  难民区里的小姐妹

  口述/王晓梅(85岁)

  “东洋兵要想到上海,几十只兵舰开到黄浦滩。‘八·一三’东洋兵冲进闸北来,杀我伲老百姓、炸我伲火车站。我伲老百姓大家要拼命,不管老不管少要打退东洋兵……”85岁的王晓梅说,这首童谣曾经她身边的每个小伙伴都会唱。

  任晓梅住在豫园街道南王医马弄,“1937年日本人进上海时,我只有7岁”。

  必须向日本兵点头鞠躬

  我父母是浦东人,爸爸出生在三林塘,妈妈是川沙人。他们结婚之后就搬来了南市区,就在南王医马弄弄堂对面开了个裁缝店做衣服。

  我6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姐姐在外面做工。为了生计,我们还去虹口日本人的军衣厂里做过,待遇不好,上班没有工资,只是有时发点赤豆、蚕豆。当时,人们出行根本没有交通工具,我们都是走到虹口区周家嘴路上班,所以经常全身酸痛。

  7岁那年,我刚刚上了半年学,日本人就打来了。我还记得有位邻居和我妈妈说:“要打仗了,你们家里孩子多,快点去逃难吧!”虽然我们离法租界很近,但里面根本没有房子住,我们只能逃到当时相对安全的浦东亲戚家。亲戚家的粮食连他们自己都不够吃,所以住了没几个月我们就又回到了南王医马弄的家里。

  后来,我从小长大的这块地方就成了难民区。我记得当时方浜路南面就是由日本人占领的,知道日本人要来的消息后,住在那边的人也都逃掉了。当时日本人在方浜路设立了一个岗哨,有日本兵带枪守卫。路经此地,必须向日本哨兵问好、点头鞠躬,如果戴了帽子还必须先要把帽子脱掉。如果忘记脱帽,就会招惹到日本人,日本人会用枪瞄准你,或者往你头上浇冷水。大家都很害怕,因为我那时候还小,不懂事,所以还敢走出来,我姐姐比我大几岁,就不敢出来了,怕被日本人抓走。

  打开洋伞接馒头

  那时,很多难民聚集在这条弄堂里,我和我的姐姐、妹妹住进了难民收容所。我的父母年纪大了,睡不了地铺,所以住在了家里。

  当时我们都知道有位饶神父,听说这位神父人很好,一直做好事,帮助中国人。在收容所里,吃变得非常困难,基本没什么东西吃。城隍庙附近有家茶馆叫得意楼,经常救济难民,免费供粥给难民们喝,据说这就是饶神父推动的。我们每天早上拿一个很大的碗去喝粥,还能领到一些青菜和萝卜。一天也就这一顿能吃饱,到了晚上再自己想点办法。有时候,我还和我姐姐走到漕河泾买点米背回来,一袋米是16斤,要是在路上先卖掉一些,还能赚点钱。

  在东新桥那边(今浙江南路人民路口),还有些法租界的好心人特意做馒头给难民们吃。馒头一个个递进来太慢了,所以他们就往难民区里哗哗地扔进来。我们姐妹一获悉开始扔馒头的消息就冲过去捡,但我们还太小,一次拿不了多少,又不敢在人堆里挤。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去捡馒头的时候带上一把洋伞,在接馒头时把伞打开,就可以多接到几个馒头,否则不够吃。

  喝水倒没什么问题,门口斜对面就有一口井,弄堂口也有井。因为井水喝起来有点咸,所以主要用于洗衣服、洗菜。有的地方自来水还要买的,一个铜板一桶。但后来这些井都被填掉了。

  难民收容所里面也是有学校的,是一所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小学,学费非常便宜。我就是在那里读书的,我姐姐在这所小学读到了四年级。在打仗的时候,学校也是开着的,也有人去读书。现在回想,在那种环境下,还有上学的地方,真是不容易。

  难民区也有小医院

  到现在,一提到日本人,我还会想到那可怕的一幕幕。记得有一次,我们邻居家的阿公没有对路口的日本哨兵鞠躬,日本人哗地冲过来就朝他额头开枪,好在子弹没打着,打在了墙上,他幸运逃脱了。

  日本人还在这边强奸妇女,平时妇女都不敢出来,怕被日本人“抓花姑娘”抓走。当时在我们弄堂口就有一个姑娘被日本人强奸了。

  当时还有日本飞机轰炸,我家这边没有被炸到过,其他地方有。我有一个堂哥,住在南市。有一次轰炸,炸弹掉下来,我堂哥的头部受伤了。我们看到他当时捧着头,就问他怎么了,他说是头被弹片打破了,于是跑到对面一个红十字会去包扎伤口。这个红十字会医院是在我们难民所里面的,平时也都开放,不收费。

  难民区也有小医院,但是医疗水平实在有限。当时我的一个小妹,手上生了一个疖,发高烧,就去医院看,但是大概由于医院里的医生技术不高,那个疖还没熟就开了一刀,结果炎症越来越严重,后来我妈妈送她去看中医的时候,在黄包车里过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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