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上海难民领取救济)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着深重的民族危机,身在佛教界中的赵朴初更关心国事,关心民生疾苦,加入到救亡图存的浪潮之中。1936年,赵朴初参与了联合佛教界人士成立“中国佛教徒护国和平会“,任总干事,号召民众起来“反对内战,抵御外侮”,并发表致日本佛教徒书,要求他们起来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
梅达君大学毕业后,也来到了上海,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与赵朴初常有来往。通过梅达君等一些地下党人,赵朴初对党的情况又有了新的了解,他对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表示极大的同情,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的步步退让,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以沈钧儒先生发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要求各党派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国民党政府随后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七人,史称“七君子事件”,给赵朴初以很大的震动。赵朴初十分敬重沈钧儒先生,过去只知道他是一个佛教徒,面对民族危亡,他才发现沈先生更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有一句话对赵朴初影响非常大,那就是“主张坚决,态度平和”,这体现了一个真正的佛教徒的内心襟怀,历经沧桑,自觉觉他,在不懈精进之中,永远保持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这种思想一直贯穿到赵朴初以后的活动中。这个时候,对比如此“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政府,使赵朴初对坚决主张抗日救国的中国共产党人敬重有加。
1937年,“七七”事变后,形势越来越紧张,上海官民合办了一个“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地点设在云南路的仁济善堂,赵朴初时任常务委员,驻会办公,兼任战区难民委员会收容股主任,全面负责难民的收容工作。上海社会局派来干部,掌管着“慈联会”的人、物、财权,但这些人又不管事,能推则推,能拖则拖。别人管的,赵朴初帮着出力,别人不管的,他管起来了,因此他得了一个绰号,叫作‘不管部部长“,而忙得不亦乐乎。
“八·一三”的前两天,“慈联会”租了10多辆卡车运送难民。8月14日,赵朴初正在“慈联会”紧张地工作,忽听一声巨响,一枚日军的炸弹落在了大世界,瓦砾横飞,办公桌上的玻璃被震成了碎片。一时,由郊区进入租界的难民挤满了云南路。日寇飞机狂轰滥炸,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卡车司机吓跑了,无家可归的难民哭成一片。这时,赵朴初的朋友吴大辊来了,赵朴初对吴大辊说:“你来得正好,我们把难民安置起来。”于是,他们各手执一面红十字小旗,对难民们说:“跟我们走,我们找地方安顿你们。”这一路上,流弹不时飞过身边,但赵朴初毫不畏惧,率领成千上万的灾民脱离险境,叩开了宁波同乡会大楼、金城大剧院等处,将那些灾民安顿好。这一夜,他们找到十多处安置难民的地方。
第二天,就听到报童上街叫卖:“看报,看报,赵朴初菩萨再世,侠肝孤胆救难民。”慈联会负责人屈映光、黄涵之等几位老先生来了,听了赵朴初的情况汇报,看到国民党当局派驻“慈联会”的人员一无踪影,于是在“慈联会”下设了一个“战区难民委员会”,统筹难民的收容救济工作,屈映光任主任,下设收容股、卫生股、遣送股等,赵朴初任收容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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