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永顺：从八十九军干训班到军校九分校
来源：抗战老兵口述中心   2020-12-03 16:02:31

　　江苏省政府将此情况电告统帅部，成都中央军校校本部即将该班纳入其范围，更名为中央军校驻苏干部训练班(下称军校苏干班)，因而该班进入黄埔军校系统。1942年夏，该班更名为军校第九分校，年底停办。校址历经苏北淮阴—泰州—东安丰(东台县属)—东台—泾口(淮安县属)等地。招训学生3期，2000余人;培训在职军士1期，500多人;培训在职军官7期，1000余人。毕业的学员、学生，列为中央军校有关各期。学生毕业后，分配到苏北抗日部队充当军政干部。学生中有不少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毕业均分配到国民党部队里，但他们没有到差。后来经过多方查询，才知道他们到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去了。苏干班的这种情况和1924年—1927年军校在黄埔岛上的情况相同。

　　更名为军校苏干班后，其机构、人事调整如下：班本部主任李守维(兼)，副主任顾锡九(兼)，教育长周伯道，政治科科长沈霞飞，教务科科长王雄。

　　主任李守维系八十九军军长，黄埔军校二期毕业，江苏泗阳人。他为了避开和韩德勤的同县关系，籍贯改报宿迁。副主任顾锡九，八十九军副军长，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江苏涟水人，他原名顾祝如。为了避免和堂兄弟顾祝同相混，改名顾锡九。周伯道，中央军校六期毕业，浙江人。沈霞飞，江苏苏州人。王雄，中央军校六期毕业，广东人。其他各科负责人，已记不清了。

　　第一大队是学生大队，招收社会知识青年。招生简章要求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但实际录取也有小学程度的。原计划是一次性招生，但因通信、交通问题，第一次没有取足，后来的就随到随考。当时的青年报考异常踊跃，都认为有习武之所，能学到杀敌本领。录取后随即编队训练。第二大队是军官大队，由班本部分配数额，由苏北各部队保送军官培训，以提高其军事知识及作战技术。

　　苏干班教官的水平都很高，有日本留学的，也有东北讲武堂、保定军校以及黄埔军校等军事学校毕业的。他们有的抗战前在南京中央军校担任教官，有的在部队充任中、高级军官，军事理论和实践知识都很丰富。

　　该班第一期于1938年9月开学，开始正式训练。课程有步兵操典、野外勤务、筑城教范、阵中勤务令、军人守则、军容风纪、国际国内形势、日寇侵华阴谋、抗战方针政策等等。操场训练有制式教练和持枪教练等。体能项目也是必修科，要达到一定标准才算及格。没有达标的，夜间别人休息，他还得去打夜班苦练。

　　操课繁重，加之管教方法严格，同学们都感到有些受不了。但为了抗日，咬牙坚持。每天早5点起床，晚10点休息。一天两餐，每餐10分钟。“时间到!”值星官哨子一吹，哪怕刚盛上一碗饭，也得放下去排队。到毕业时，好多同学得了肠胃病。为了训练夜间作战，夜晚除学习外，生活上其他事情如洗脸、洗脚、就寝、起床等都要摸黑。总之，那时成天处于紧张状态。

　　按照原定计划，入伍生在校时间是一年。哪知日寇为了打通运河苏北段，于1939年2月调集重兵，由徐州向睢宁、宿迁进攻，直指淮阴。苏干班不得不迁移。那时缺乏交通工具，只好以步当车。同学们除背行李外，还肩负枪支、弹药、干粮等。背负太重，实在难以行进，半路上只好把被子的棉絮剥去一部分，以减轻分量。数九天夜间仅盖一条薄被，好多同学都病了。白天行军，有时日机来袭，要隐蔽防空，耽误行程，就必须以夜晚行军补偿。日夜兼程，一个多星期才到泰州。我在夜行军中，好多次两腿机械地随着队伍前进，而大脑已完全入睡。有时脚下踩到高低不平路面，打了很大踉跄，身体栽到别人身上，同学大声喊叫“邓永顺”时才醒来。走不多久，又会入睡，又会栽到别人身上。其疲惫程度可以想见。

　　到泰州不久，又开往东安丰。到后第二天就开始训练。东安丰是个小镇，庙宇和空屋不多，一下子来这么多人，安排不下。勉强驻了一个多月，又迁往东台。行军那天，途中遇雨，同学衣帽尽湿。四月雨天气温骤降，冻得大家脸黄唇乌，直打哆嗦。道路泥泞，步履维艰。东安丰到东台六七公里，整整走了一天，有些同学半夜才到。

　　苏干班在东台驻定后，苏北东部很多志士纷纷要求参加受训。于是在1939年夏，招收第二期学生一个大队。同时苏北东部地区一些有军事素养的人才，也来苏干班从事教学、训练等工作。如南通的蒋进执教战术。他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很有军事素养，基本战术、应用战术都教得很好，待学生亲善，人们不叫他蒋教官，都叫他“老保定”，以示尊敬。大丰的黄梦担任国术教官，教我们拳术、剑术、劈刺、弹腿等，使我们学到了不少杀敌技术。其他如东台的韩宝鉴、盐城的左彩章等教官、队长，都是那时到苏干班来的。

　　苏干班是教学训练机构，是培养杀敌人才的地方，因而苏干班迁到哪里，日寇就注视到哪里。我们到了东台以后，日机时常来袭。有一次空袭警报来迟，同学们来不及进防空洞，一次就被炸死3人。后来我们不管是上课还是训练，一律和打野外一样，在树丛、青纱帐中进行。

　　重庆有时派飞机送重要文件、钞票来。一次一架飞机下午3时左右降落东台机场(县城东北三四公里处临时修筑的简易机场)。机场警卫是东台县保安队。不知敌人情报怎么那样快，降落不到10分钟，3架敌机就在机场上空出现，旋即投弹、扫射。四引擎的战斗机最后只剩点残骸了，存放在东台都天庙东厢房里。同学们看到飞机残骸，更是激愤。从那以后，重庆再来飞机都不着陆，全部进行空投。

　　那时苏北没有军事书籍售卖，教官授课没有讲义，全靠笔录。1939年夏，我队区队长秦幼丹翻出一些军事书籍，找我、魏家让和另一同学(忘其姓名)，照他拟定的纲目，摘编了一本《军事手册》。附图按其比例，改用东台附近地名、地形、地物。好多教案把西团、小海、沈灶、大桥、大中集(现均在大丰县境)等地，作为假设敌区。这样增加了教案的生动性。每当秦幼丹轮值星官时，我们就不去操课，留在家中编写。编成以后，交东台石印局，石印5000册，不久销售一空。同学们人手一册，作为课本阅读，获益匪浅。

　　1939年夏，苏干班增设第二副主任单洪培，江苏江阴人，驻班主持日常工作。

　　1939年冬至1940年春，苏干班招收第十八期入伍生一团，计3个大队、9个中队，1500余人;另招1个女生队，30多人。由于前两期的训练，积累了些经验，条件也较前稍好，因此十八期入伍生教育还是比较正规的。

　　1940年2月，第一期学生毕业，列为中央军校第十六期步科。校长蒋介石还让飞机送来“军人魂”佩剑，发给我们每人一把，要求我们“不成功，便成仁”。

　　1940年夏，该班第二副主任易为王康奇，湖南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

　　同年10月，李守维在黄桥战役中淹死。主任一职由副主任顾锡九升充，王康奇升充副主任。该班迁驻淮安泾口镇及其附近农村。至泾口后，副主任易为王宗翰，江西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

　　那时因住房及军需品等困难，有部分十八期同学休学。他们中有的去扩充游击队，组织抗日力量;有的去做民运工作，动员人民参军参战。这些都说明苏干班同学抗日的思想是积极的。

　　1941年夏，第二期学生毕业，列为中央军校第十七期步科。

　　1942年夏，苏干班更名为中央军校第九分校。1938年—1942年期间，该班先后办了7期军官大队或军官队。训练期限半年或一年不等。有时日寇打来，部队要人，正在训练的学员就得回部队参战。游击环境，训练也是游击式的。7期共培训军官1000多人。

　　1942年底，第十八期学生毕业后，第九分校即行停办。据说，后来第九分校的校名转给了新疆分校。

　　(来源：《黄埔》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