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翘然：第七战区逮捕十二集团军政工队人员的一些情况
来源：抗战老兵口述中心   2020-12-16 15:11:15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高潮全面出现。全国人民群众特别是爱国青年和学生，纷纷组织抗战团体，如“抗日救亡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深入群众，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投身到抗日战争行列中去。广东的“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队”，下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和工作发展得很快。1938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日寇溯长江而上进攻武汉;同时(1938年10月10日)敌人即在广东大鹏湾一带登陆，沿惠州、增城攻打广州。广东守将余汉谋(第四路军总司令)，戒备不严，抵御不力，于同月21日，广州即陷入敌手。

　　广州沦陷时，“青抗队”和许许多多青年学生，以及广大市民纷纷向西、北江撤退。坚持抗战。

　　广东守军余汉谋部撤退到清远、英德、翁源、新丰一线防守。总司令部设于翁源县的三华，部队士气消沉，失去斗志;第四路军的番号亦被蒋介石下令取消，缩编为第十二集团军。余汉谋原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职衔亦被免去(原来的司令长官是何应钦，在何没有到任以前，由余汉谋以付司令长官的名义行使司令长官职权，指挥广东、广西两省军事)，改派张发奎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设司令长官部于韶关。张发奎就任司令长官后不久，约1938年12月左右，张在韶关召开广东所有部队少将军官以上的军事会议，在会上公开大骂余汉谋，说他不战而失广州，不特是广东的罪人，而且有辱第一师的荣誉(广东将领多出身于第一师邓仲元部，在广东第一、二次东征，以及北伐各战役均著奇功，有“铁军”之称)。余汉谋当场流下眼泪。同时，广东省人民都痛骂余汉谋轻易丢失南方重镇广州，是历史罪人。当时民间有“余汉无谋”，“吴铁失城”之讽刺语(吴铁城当时是广东省政府主席)。

　　余汉谋就在这样的压力下，在翁源的南浦设立“军官训练团”，轮流调训十二集团军所属中下级的军官;同时招收从广州撤退到西、北江的有“青抗队”为基干的青年学生约九百多人，在香泉水设立政工人员训练班，集训八个月后，分派到十二集团军所属各团担任抗日宣传工作，以振士气，称为“政工队”。各团政工队名义上归各师政治部领导，实际上是在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成立政工总队部，直接领导。

　　（二）

　　我是1939年10月底到达三华(翁源县属)，于11月1日就任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主任秘书的。就任之前，我先到香泉水会见十二集政治特派员李煦寰，那时香泉水的政工人员训练班正办理结束，约九百多政工队员准备出发前方工作。当时李煦寰虚伪地对我说：“这班‘细佬’朝气蓬勃，到了前方，士气当为之振奋!”并将政工总队的工作计划给我，要我提意见。当天我与李煦寰同车回到三华。

　　本来，1939年6月间我被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丘誉认为“可疑分子”，以“呈请长假，应予照准”的公事，免去我一五八师政治部主任以后，我回到梅县家乡，担任梅县丙镇中学校长职务。9月底第三党(即现在“中国农工民主党”——该党创党时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抗战时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是国民党人吴稚晖的话，以后成为该党的通称——编者)郭冠杰同志由三华回到梅县，说黄琪翔(第三党人)出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要陈卓凡(第三党人)到琪翔处担任该集团军政治特派员，李煦寰要我去接替陈卓凡的职务。我说：“恐怕一时不便离开丙中，因丙中刚开学不久。”同时，李伯球(第三党人)同志亦在梅县，表示不宜放弃校长职权。于是我三人临时开了一次小组会，讨论结果，认为当前抗战形势正转入相持阶段，必须坚持抗战，应以参加前线抗战工作为重，便决定要我赴三华。

　　我到特派员办公室的第一天，李煦寰即对我说：“目前要做好一件事是要总政治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批准第十二集政工总队的编制预算，并发给经费”。又说：“前些时候，已电报总政治部，拟成立政工总队和各团政工队的问题，但未得到批准”。我觉得已有电报在先，未得批准;现在报请编制预算恐多棘手;但又觉得电报往还恐难说明问题，便根据政工总队工作计划有关组织部分情况，拟具编制预算。预算大致是政工总队的工作人员五至十人，其中是有上、中、少尉官阶的;各团的政工队，以二十五至三十人组成，成员不分官阶，与士兵同生活、同工作，每人每月发给生活费弍拾元;大约有四十个队。这一编制预算报到总政治部，被该部驳回，声称不准有政工总队和各团政工队的编制。尽管再次据理力争，申明政工总队的成立，是本着“动员全民抗战”的精神和顺应爱国青年的热烈要求参加抗战的迫切愿望，为当前抗战形势发展的必要措施，而又是鼓舞士气的重要力量。结果还是不批准。直至1940年1月以后，即日寇从1939年12月下旬由广州向粤北进犯不遂，总政治部才没有再下批驳的公事，就此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但仍然不发给经费。政工总队以及各团的政工队经费，只有由十二集团军自筹。办法是十二集所属部队每连抽出两名士兵的饷项作为政工总队的经费。政工总队的总队长由李煦寰自兼。从此十二集政工总队与总政治部之间又多了一重矛盾。

　　（三）

　　自1939年11月在香泉水集训的政工人员分配到十二集团军所属各团工作以后，士气为之大振。首先表现在士兵逃跑少了，有的团整月都没有逃兵了。因为分配到各团的政工队员，教士兵识字、唱歌，对士兵做了很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而且跟士兵共同生活，又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还有的为士兵代写家信。这样，部队活跃起来了，营房中有了生气。

　　1939年12月下句，侵驻广州的日寇向粤北新丰、英德，翁源进犯。驻英德、翁源一线的十二集团军第六十三、六十五军所属部队出师应战，但阻击力量不强，只是且战且退。敌人的前头部队由新丰进侵到官渡、三华;从英德进侵到大镇，新江。在此紧急关头，驻在河源，龙门一带的十二集团军第六十二军，即出师向在新丰，从化之间的吕田、良口、牛背脊之敌进击。在牛背脊告捷，切断了侵驻广州的敌人与粤北前头部队的联络线，敌人即开始败退。第六十三、六十五军随即衔尾追击，敌人乃龟缩广州。这次粤北的胜利，是和政工总队领导下各团政工队在部队中所起的振奋士气分不开的。

　　1940年3.4月间，侵驻广州之敌又再次向粤北进犯十二集团军所属第六十二、六十三、六十五各军部队与敌转战于英德——翁源线上的河头、大镇、新丰之间，经旬日的苦战，敌寇不支退守广州。

　　余汉谋在这两次所谓“粤北大捷”后，地位提高了，蒋介石下令提升余汉谋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统辖广东全省所有军事力量，设司令长官部于韶关。原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则移驻广西柳州，管辖广西全省军事力量。从此广东的政治、军事局面起了很大的变化。

　　在此，必须叙述政工总队工作人员廖锦涛同志等赴香港、澳门募捐印刷机的事。当粤北“告捷”以后，十二集政治特派员办公室工作人员于1940年1月上旬由南雄复员到三华、龙仙，办公室由三华移驻龙仙。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仍驻在三华的山谷中。当时余汉谋、李煦寰均认为对第一次“粤北大捷”应作扩大宣传，以争取各方面的支持;但苦无印刷工具，便决定派廖锦涛(中共党员)等三人赴香港、澳门募捐印刷机。因廖锦涛同志来自“港、澳青年回乡随军服务团”，对港、澳的人事关系比较熟悉。廖锦涛等不负此行，募得印报机和比较小型的印刷机共五部。当运到粤北之时，正是粤北第二次“大捷”。十二集政治特派员办公室和政工总队亦随余汉谋的升迁，逐步由龙仙转移到韶关的大塘，于1940年6、7月间再由大塘移驻韶关。印刷机则在韶关的西河坝建厂安装，取名“大成印刷厂”，承印各种宣传品，由政工人员周逊，周卓仁等负责管理业务。事实上这是政工总队的一部分财产。

　　（四）

　　由于余汉谋被提升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驻韶关的原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于6、7月间陆续搬迁到广西去，原十二集团军的人马于同一时间陆续进驻韶关。李煦寰到达韶关后，在始兴县的东湖坪设立政工人员训练班，除在西、北江一带招收一批青年学生外，又调集十二集所属各师的政工队员(未经香泉水训练的)入班训练，以充实政工队。在我记忆中，余汉谋在1940年8月15日的一次大会上，宣布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正式成立，开始执行职权。但第七战区政治部则未能同时成立，因总政治部没有委派第七战区政治部主任人选，只得由十二集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代办七战区政治部的事务。据说余汉谋曾经几次电报总政治部保存李煦寰为七战区政治部主任，但被搁置不复。俟后，由于七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成立，机关大了，人员增加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则乘机派来一批特务，如军统特务陶林英为七战区少将高参;中统特务谢玉裁为国民党第七战区特别党部少将秘书长……。这样把十二集团军原来的比较单纯的人事关系复杂化了，内部矛盾亦开始加剧。

　　直到1940年12月中旬，才接到总政部公事委派李煦寰为第七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同时委派军统头目李国俊为少将付主任(李当时是广东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总干事)。

　　李煦寰准备在1941年1月1日正式成立第七战区政治部，在我被派赴柳州回到韶关后的第二天，即对我说：“战区政治部准备元旦成立，因环境关系，战区政治部的主任秘书你，(指我)不要去做了，要你负责第一组的工作。第一组是负责部队教育工作的。”我说：“我可以到别的地方工作，不要留在七战区政治部”。李马上接着说：“政工总队的工作要由第一组来负责，只有你才能接上这一工作”。说罢，他提起笔来写：“兹委派郭翘然为第一组少将组长”。当时我有些被难住了。但觉得对这批满腔热情地参加抗战救亡工作的爱国青年与战士同生活、同工作、同战斗，自己应负点责任，也是自己参加抗战的工作责任，便接受过来。

　　同时，要谈谈战区政治部的主要人事安排：少将主任秘书吴崇揖(中统特务);上校秘书丁养光(最凶恶的特务);第二组上校组长廖××(忘其名，是负责民众运动的，廖到任不及半月即离开了)。第三组上校组长陈藻文负责宣传)是CC系);第四组上校组长陈国贤(负责总务，CC系人物);第五组上校组长吴××(忘其名，负责会计，身份不明)。原十二集政治特派员办公室的人员，除上校科长王鼎新，中尉科员梁绮，以及政治大队中校队长林楚君和几位队员调赴东湖坪主持政工人员训练班工作外，如中校秘书邓世标，邓尧佑，上校科长张育康，少校科员廖辅叔……等均调到经济游击指挥部去吃闲饭。可以说，原十二集政治特派员室只有我一人调到七战区政治部。当时有丘莹其人对我说：“你一个人调战区去，不好干”!这一警告，是我一个难忘的记忆。

　　1941年元旦，七战区政治部成立了。第一组分为两个股工作，第一股中校股长张奠川(第三党人)，少校组员曾劲夫(共产党人)负责部队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第二股中校股长梁劲夫又名马特(第三党人，解放后参加共产党)，上尉组员廖锦涛、汪绥祚，中尉组员王殊、何小静(均共产党员)……等，负责政工总队的工作。

　　大约是一月上旬，李煦寰提出：政工总队组织一个二十人左右的慰问、视察团到前方去慰问各团政工队员和视察工作，我表示赞同;并决定派廖锦涛为团长，邝清辉等为团员，为着工作上的便利，提升廖锦涛为少校组员。由各团政工队抽调一些工作表现比较好的参加慰问视察团。在出发前，又接到“中央训练团”电报，指名要李煦寰和我以及十二集所属各军、师的政治部主任赴重庆入团受训。我们不得不一面准备慰问视察团的出发工作，一面准备赴重庆的事宜。

　　七战区政治部成立后的第一个月的工作过去了。陈国贤与陈藻文等即提出改组或关闭大成印刷厂的意见，理由是不善经营，每月亏本，政治部无钱津贴。李煦寰要陈国贤去接管处理。此事为大成印刷厂的负责人周卓仁等反对，要求再经营三个月，如仍亏损则服从上边接管，经过一番争论，李煦环同意周卓仁要求。事情算暂告平息。而第一组政工总队与陈国贤等之间出现了分裂，斗争开始了。

　　大约是在2月中旬，政工总队的慰问视察团出发了。李煦环要我负责带领十二集各军，师政治部主任十二人乘车赴重庆，李本人则稍后乘飞机赶赴重庆。我们在重庆于3月1日进住“中央训练团”(以下简称中训团)，受训期为一个月。第一星期按照课程上课。有一天是写自传，所谓写自传，实际上是一次治政测验，由团里定了框框，其中有一条关于政党活动的意见。我书曰：政党活动，只有在人民群众中去争取多数，不能以国家的军事力量作为党争的工具;不然，将内战无已。(大意如此)。第二星期除按时上课外，我被警告是第三党人，要小心点。第三星期仍照常上课，而中队长(忘其名)要我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我以年已四十，已非青年而拒绝了;第四星期照常上课，同时准备离团。本来我自进住中训团后，每星期总有一次或二次找李煦环谈谈团内情况和十二集各军、师政治部主任的生活情况。在前三个星期，每次见面总是满面笑容，谈得高兴。而第四星期我去见他时，则形色纳闷，不说话;少顷才说“出团后你们乘车回去，我先乘飞机回去”。我问：“有什么事发生吗?”李答：“回去再谈”。

　　（五）

　　我回到韶关已是四月下旬。当我进入七战区政治部时，好象一股冷气侵袭过来。我原来的住房被陈国贤进住了，要我搬到别的房间去;梁劲夫，汪绥两同志同来见我说：“李主任由重庆回来，即发电报到前方逮捕政工总队的慰问团全体人员。我们第一组王殊、何小静也失踪，不知是什么事?请组长问个明白”!我即丢下行李，跑到李煦环办公室对李说：“我们都安全回来了”。李只唯唯，有不悦之色。接着我问：“听说前方逮捕政工人员，第一组也有两位组员失踪，不晓得是什么事?”李怒冲冲地说：“你不要过问!以后你会晓得!”我看事情不妙，也不能再谈下去，便辞出。

　　我回到新搬的房里，梁劲夫，汪绥祚即跟着进来。我说：“看来情况不大好，可能还会发展，要有思想准备!”梁劲夫有同样看法。

　　以后几天，治政部气氛很紧张，大家相遇似乎都不想打招呼。李煦环还声称要各人阅读的有“嫌疑”的书刊拿出来摆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以便派人收缴。我觉得事情总不能让它这样发展下去，找李煦环谈，也觉得无法谈下去。于是，我写了一封长信准备交给李煦环，大意是说明十二集政工总队和各团政工队经过你(指李煦环)亲自领导集训了八个月，又在你领导下工作了一年多，如果有什么问题，要以负责的态度，用集训的办法，进行调查了解，不能随便逮捕，而自毁信誉和力量。信写好后与梁劲夫商量，梁不同意把信送交，认为李是不会接受的，或者还会得到相反的效果。还得补充说一句;当发薪时，将我的少将薪降为上校薪，说是总政治部不批准我的提升。

　　忽然有一天早晨，李煦环要我和陈国贤到他的办公室，我们进去，李面色阴沉，结巴地说：“你，你们去看看廖锦涛“畏罪”自杀的事!”我们乘一部小汽车，向韶关往大塘的公路上行了约二十华里的地方下车，走了十多米远，有一间三房一厅一斗方的小房，我们从正门进去，有一位宪兵连长接待我们。原来这间房子就是七战区的一个宪兵连的连部，廖锦涛同志就是被关押在这里。宪兵连长说了一些疗锦涛同志自杀的情况，然后我进入廖被关押的房间，看见蚊帐还垂挂着，廖的尸体，躺卧在蚊帐里面的床上，面呈紫黑色，舌头有些突出。我又看见床前的小桌上有廖的遗书，遗书大意是：我是为抗战而参加十二集工作，自问对抗战，对十二集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事。今天遭到这种待遇，只有一死以表白自己。此情此景，自己只有悲愤和内流的热泪。

　　当我出了房门走进小厅里，宪兵连长即提出廖的遗体处理问题。陈国贤气冲冲地说：“廖是犯人，按照犯人的处理条例办”。我表示不同意说：“廖锦涛是少校现役人员，是否有罪还没有弄清楚，也没有撒他的差，应按照少校级的殡葬条例办”。我们争执不下，乃电话李煦环解决，李的答复是按照上尉殡葬条例办理。我同意了。

　　我在回程车上，心情平静不下来。廖锦涛为什么会死?这一问题在我脑子里忽然浮起来。是否被特务拷打致死，再把他上吊，又放下来的呢?还是廖本人被刑讯拷打后，恐怕自己失去控制而说错话，致连累组织，因而宁愿一死以保全组识呢?真情如何，还是不清楚。自己总是懊恼当时没有解开廖的衣服来作一次详细检查，这是一件憾事。我回到政治部，因情绪激动，不再考虑得失，把自己日前写好的一封长信递交李煦环，以为这样才能尽到自己的应有的责任。

　　果然，当天上午十一时左右，李煦寰即召集政治部全体成员开会，大骂廖锦涛在前方宣传共产主义而“畏罪”自杀;同时大骂现在还有人袒护廖的“罪过”。散会后，梁劲夫，汪绥祚到我住房来，汪表示她要离开，我表示同意她。我主张梁劲夫也离开韶关;并向他们表明，自己将以请长假的正当名义脱离七战区政治部。结果我于六月一日离开了七区。

　　此事发生后，各方人士称之为“七战区政工案”，有的称为“十二集政工案”，或“廖锦涛惨案”。尽管说法不同，但事情我知的就是这么多。第七战区逮捕政工人员并不是孤立的，事情发生在“皖南事变”之后。“抗战有罪”，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贯政策。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