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第一爆”的爆破声中,渔农村14栋私房将灰飞烟灭,连同此前人工拆除的8层以下的建筑,该村原本108栋私房,届时只剩下两栋,这两栋楼也将择日拆除。
这个20世纪30年代在深圳河边兴起的小渔村,在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但由于缺乏规划集体抢建,导致握手楼杂乱无章且密不透风,道路交通极其不畅,公共设施及服务严重不足。
此次渔农村整体拆除重建可谓凤凰涅槃。从今天起,本报将通过原村民的讲述,了解渔农村的前世今生,并对其来世进行展望。
昨日,窗外飘雨,裕亨公司办公室。在渔农村生活了48年的陈金水向记者热情而详尽地以其一家的经历,介绍了渔农村的来历、发展历程以及其间的人人事事。
躲避战乱躲成了渔农村
提起已经逝世的父亲陈容,现年48岁的陈金水称其为渔农村第一代村民:“他应该是最早迁来的一批人,在村里生活了70多年。”
1937年,日本正式大规模侵略中国,时局战乱。
“这个时候,我父亲眼看战乱了,要躲。”陈金水介绍,当时他父亲19岁,在老家广东东莞以捕鱼为生,看到许多人整理家什准备逃离,孤身一人就扒上外撤的一只小船,随水而“漂”,一路“漂”来,在渔农村外,发现此处有山有水,土地很平坦,而且人家只有三五户,“这很适合生活啊!”
于是,陈容就此驻扎下来。与陈容一样,这一时期,从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和香港的渔民为躲避战乱,陆续“漂”到了渔农村。
“这些人的姓氏以陈、郭、樊和王为主,到现在,村里的居民还是以这几个姓为多。”陈金水称,这些人到了渔农村后,就在一个当时名叫蚊州岭的小山边,靠一些小树和枯草盖起了一间间靠近深圳河边的草棚,因为大家同为渔民,先前不认识的人都慢慢地熟悉。
卖鱼换米还遭鬼子盘剥
“肯定是捕鱼的多,渔民不捕鱼哪来的活路啊?”回忆其父亲对他讲过的经历时,陈金水这样反问,随后瞟了一眼窗外,低垂眼敛想了一会。
落脚的渔民们主要分两类,一类是给当地的地主打工,包括长工和短工,主要是在地主的鱼塘里打工,而占绝大多数的一类是出海捕鱼。
“当时,深圳河没受污染,鱼太多了。”他称,当时渔民们捕鱼,只要在靠近草棚旁的河边晚上放下鱼网,等待次日起网,就能有很大收获,“一般一个晚上100来斤没有问题。”据介绍,当时陈容们就将鱼卖挑到对岸的香港或者现在的东门,因为当时此处人多好卖。
但当时的鱼不值钱。兵荒马乱之时,日军控制了大米的供给,导致当时“10斤鱼才换一斤米”。
而令陈金水声调突然提高的是日本岗哨和当地民团对渔民的盘剥。当时,为进城换回大米,陈容用挖空的竹竿挑起两大筐鱼,只要日本士兵或者民团岗哨看中,就从筐里随便挑选,“还说,好好捕鱼,来孝敬大爷”,而更为恶劣的是,当陈容将换回的大米藏在竹竿里再出岗哨时,因鱼筐空荡而步履沉重,被日军怀疑后剖开竹竿抢去大米,还狠揍了陈容一番,“我父亲的经历,只是许许多多渔民的一个缩影。”
解放后渔民获合法身份
一直被当地称为“漂来的”渔民们,直到解放后才有了合法的身份。
据悉,当时政府做了很多宣传,要为渔农村周围的渔农们正身,就在渔农村成立了一个生产队,发了居民证,分了田地。陈金水称,当时渔农村共有600亩耕地,2200亩鱼塘,人口约有150人。此外,政府还让这些渔民们合伙建了6栋瓦房,每栋2户。
“这个时候,捕鱼就成副业了。”陈金水介绍,因为此时大家都有地要种,都有鱼塘要弄,因此出海捕鱼的时间就大大减少了。
当时政府还为各位渔民颁发了“出海作业证”,因时局因素,对渔民的出海捕鱼活动时间进行了规定,“7:00—18:00,这个限定之外要出海的,就要得到生产队和边防管理人员的批准了。”
也正在此时,陈容与其妻子认识,并于1955年结婚,“1957年,生了我,我家里有5个兄弟姐妹。”
1970年,随着陈容年岁渐老,基本就不再出海捕鱼了。陈金水称,随着兄弟姐妹逐渐长大,陈容就教孩子们各项捕鱼技术,包括织网、划船、泅水、织鱼笼等。而在陈金水14岁时,即1974年的夏天,他与3名朋友结伴,首次出海打鱼,“第一次就打了40来斤。”他笑称,整天在水上呆,身上晒得漆黑,“跟非洲黑人一样,只有牙齿是白的。”
如今的年轻人不会捕鱼
“我孩子?他们根本不会捕鱼。”当记者问起他的孩子是否会各项捕鱼技术时,陈金水直摇头。
他说,1980年,改革开放正式开始,政府逐步将土地收回,没地可种无鱼可养,“家里的鱼网、鱼笼等破了也就没有再补了。”
此前的1976年,陈金水结婚,与父亲分开居住,随后生有6个小孩,“他们也都对捕鱼不感兴趣。”他说,目前,他家排行老大和老二的女儿已经出嫁了,另外两个女儿和最小的儿子都在读书。
“他们都上了中专以上的学校,比我那时幸运多了。”陈金水脸带喜色地说,当年他只上过两年学,小学二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而现在,他家有了两个大学生,三个中专生,儿子正在念高二。
通过陈金水的介绍,他自己的经历与深圳的步伐非常相吻。1980年,陈先是在福田区承包了一家鱼塘,养了9年的鱼。1989年至1993年,他自己买了一辆货车搞起了运输,主要为热火朝天的各个工地运输材料。1993年卖了车后,他又给一些香港的老板在保税区做了三年的零活,月薪3000元。直到1996年,他又进了渔农村的管理公司裕亨公司做起了保安队长,6年后,于2002年当上了该公司的物业部经理。
聊起前后生活的对比,他直发感叹:“现在的生活,就跟房价一样成倍成倍地改善。比起我父亲那时,不知好了多少,而比起1980年前,可以说是成倍成倍地改善,特别是1992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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