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忆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日子
来源：中共党史资料 周子健 口述 兰铁白 整理   2021-02-24 10:09:46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由来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中共在西安市七贤庄设“红军联络处”，这是十年内战后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设立的第一个半公开办事机构，当时由叶剑英主持工作。七七事变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年9月，“红军联络处”改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首任处长为伍云甫。林伯渠、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均曾作为中央代表住在办事处。

　　办事处根据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积极组织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输送进步青年参加革命，为前方采购运送必需物资，掩护和转送党的干部。1937年至1939年，积极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工作开展比较顺利，为抗日战争的前方后方、人员往来、物资转运起着“枢纽”作用。党的领导人、有些爱国民主人士、国际友人也曾通过西安办事处，公开地(如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或秘密地转赴革命圣地延安，或从延安经此处转赴大后方或敌后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有大批进步青年通过西安办事处涌向延安，参加革命。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大夫，和巴苏大夫及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均曾在此住过。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一意孤行，发动反人民的内战，1946年9月办事处被迫撤退。

　　1940年1月，我奉派到办事处工作。1943年4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重庆办事处工作直接归毛泽东管理，西安办事处工作直接归任弼时管理。4月23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来电指示：中央决定由任弼时直接管理西安办事处工作。在任弼时直接领导下，西安办事处进行了坚韧持久的工作和尖锐复杂的斗争。他领导我们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与宣传工作;指挥我们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指示我们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并通过他们做国民党军政官员的工作;重视我们向中央汇报的社情反映;指示我们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搞好纪律、保密、气节教育，关心我们的工作、学习与生活。有党中央的关怀和任弼时的直接领导，使我们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不迷失方向，百折不挠地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所处时代、地理环境和党中央赋予的任务，都具有不寻常的意义。办事处地处国民党胡宗南军警宪特严密包围监视之中，但在很长的时间里，它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在西北进行抗日救国斗争和对国民党既联合又斗争的一个“战场”，是我党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而为国人公众所注目的一个重要处所。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我刚去的时候共约200来人。后来少了，我撤离时还有16人。办事处的组成实际是“八国联军”，中央派伍云甫领头，下边都是各部门派去的：管干部的刘一民(后任铁道部副部长)是中组部派的，喻杰是后勤部派去的，任办事处经理科长，王平是康生那里(情报部)派的，总之，中央每个部门都派了人去。上边总的由林老负责(当时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

　　这个办事处是八路军的名义，1940年初以后，门口牌子换写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1937年9、10月份挂牌叫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后来蒋介石嫌八路军名声太大，想换小一点名声，就下令让叫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实际上，一直到撤销，里边外边的人都叫它八路军办事处。我刚去办事处时，林老还在西安，1940年底1941年初回到延安，以后不常来西安了。1942年，董老去住过一段时间，我那时常请示伍云甫、董老。当时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是蒋鼎文、熊斌，省党委主委是谷正鼎。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思路

　　我当时的思想准备是这样的：第一点，只要蒋介石还举着抗日的旗帜，国共破裂的可能性就不大。只要他抗日，就不可能完全破裂。我是当时去了就没准备回来，不是没信心，是有信心，有决心。这靠我们党的力量，我们军队的壮大，斗争战略策略的正确运用等。那时一心一意、全心全意投入工作，投入战斗中去，顶多被关起来，或者被杀掉。气可鼓而不可泄，必须准备在最坏的情况下进行工作。

　　第二点，怎样工作法。那就是利用各种条件、各种手段、各种人物进行调查研究。一是了解情况研究问题，积极地利用敌人的报纸，敌人报纸上是有很多情报的;在社会上进行了解，办事处地处火车站附近的马路旁，从老百姓的只言片语就可以听出很多问题。二是利用各种关系，几乎每个重要部门都有联系人，新老关系，而且是自行找我们来的。就是特务来了，我们也接待，在接待中慢慢了解他。当然，真正的特务来的是不多的。例如有一次我去车站运东西，运到耀县，我找国民党军运主任，他说：我正忙军运。这一句话就是特别重要的情报，我及时报告了延安。三是我们主动出去与重要关系联系。如对杜斌丞、杨明轩，这些人与我们关系好，有名望，常常向我们反映一些社会舆论以及对我党方针政策的一些不同意见等。还有一种：内部的，陕西省委，情报部门，他们不便来，我们就想办法出去。找国民党我白天去;找内部人我晚上去。属于机密的内容我自己掌握，不交给别人。核心是调查研究。搞情报不要太神秘，太神秘就搞不到情报了。

　　我只遇到一次跟踪。有一次我去看吕向宸(杨静仁的岳父，他常向我们提供一些情况)，后面老有两个人，我干脆上街买点东西就回来了。再一次遇到抄把子，就是搜身，他们主要搜枪支，我带了宣传品，没被他搜去。我有时利用上下火车的人流顺势挤入人群。特务一般不敢在我们门口呆着。

　　还有一方面：内部进行教育。就是任弼时电报指示的，一直抓阶级教育。我们办事处人员不能随便出去。我白天出去带两个警卫员，夜里我自己出去，一般都是两个人以上同行。我们始终抓气节教育，马列主义基原理教育。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抓阶级斗争、气节教育;二抓文化教育。每月进行两次文化教育，坚持不懈，我经常讲时事、政治、思想、气节，中央来了重要的文电指示、传达，我们认真学习，反复讲。还有第三个教育即保密教育。每个人只说自己身份：“我是张三，文书或警卫员”，“我们内部规定别的事不准问。”这三方面的教育是互为促进的。大家思想比较安定。皖南事变后跑了一个警卫员，被敌人抓了去，姓苟，带走两匹布，没带枪;还有一个也是警卫，要求走，我们放了，中组部有些意见。多数都很好，都很团结。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办事处的环境，每件事都涉及阶级斗争。在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不敢公开命令取消办事处。皖南事变是一个信号。毛主席党中央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打退这次反共高潮。那是最高斗争形式。

　　抗日的局面维系着，但日常工作中每件事、每个问题都要斗争。比如人员来往自由受到很大制约。1939年底以前，持我方自己的护照还可通行，不用到国民党机关办手续;第一次反共高潮后，走人、走车，需要经过他的警备司令或胡长官公署(即第三十四集团军司令部)，来往自由基本被剥夺了。除非秘密地走，公开走都得经过他。我们的人出去，特务公开盯梢(过去有时我们公开，他那里秘密)。有时是一批特务跟着，我们行动上受很大制约和限制，工作上就困难了。过去到国民党机关办事，一般还客气，反共高潮后找人办事就不容易了，一看是八路军，就另眼看待，层层请示才敢办。一方面我们工作上遇到很大困难，另一方面生活上也受到很大制约。

　　我们一切生活用品靠当地采购。以前做衣服，服装店没问题，什么号的多少套。皖南事变后就不敢给我们做衣服了，做了，老板马上就要受查询威胁。1943年以后，我们就自己做衣服了，买了缝纫机，把穿着的衣服拆了，依葫芦画瓢。国民党又不能公开宣布不许你正常公开来往，买粮我们注意不在一个粮店买，在一个店买上两次，老板就得受传讯。

　　1944年，国民党补给区有个和我们有联系的人(即他们的后勤部)，我问他，我弄粮食去，你给加工成面粉，有没有办法。他说，粮我也有，也能加工，就是运我没办法。我说，你给我加工二三百袋(够办事处二三年吃的)，我雇大车去拉。你也可能受牵连，实在不得已你就走，我给你出路费。后来他给办完这件事就走了。面粉拉去办事处，大车夫被抓去拷问。车夫说，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人家给钱我就得拉啊。总之，那时办事处购物要蜻蜓点水，一次性的还可以，多了就不行了。

　　紧张的时候，吃水都困难。办事处院里有井，是苦水，用来搞清洁卫生还可以，饮用就不行了。于是我们买了水车，每天派人去拉水，特务找拉水的要他往水里放药，他回来把毒药交给了我们。后来我们又派了两个人跟水车。

　　住房也没办法，我们住五个门牌五个院，(一部分是岳维竣姨太太的房产，我一次给她两三年的房租;一部分是省银行的房子)。

　　总之，当时是一切行动受制约，我们就把敌人研究透，见机行事，进行工作。

　　外边来人就很困难了。周围有很多监视哨，办事处去延安一年三五趟车;延安有什么号的车要来，我们给胡宗南部联系，让通知沿途岗哨放行。他们检查我们气死人，一两辆车一走中山门(出北门)可能一两天检查不完，把被子打开摸，把书一本本的翻着，甚至一页页地翻，牙膏也给挤一挤，他公开告诉你，只能忍耐。从西安——咸阳——三原——耀县——黄陵……每道关口他都要检查，站站检查，有时两三天、三五天过不去，“行路难，难于上青天”。李世英、李天佑1943年从苏联回来，到了办事处，他们自称是从北平来的，我电报请示中央，中央复电：不说明实情不能接收。我把复电给他们看，才说是从苏联回来的，又发电请示，中央让接收。我就给办个手续：从前方来的，一个大尉，一个少校，编写职务，报胡宗南司令部，人就合法了。当时也有人来办事处要求去延安，我们就告诉他：你去豫西、晋西南都可以，我可以给发电报;去延安，敌人封锁太严。

　　总之，衣、食、行都受到很大制约，只有我到国民党单位办事还可以，还有就是出去买日用品，牙膏、毛巾、食糖什么的，他不能不让你买。

　　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就要严格分开。内部也是公开工作、秘密工作严格分开。秘密工作是我和下面一个科长负责。白天做公开工作，夜里我一个人出去，去看一些重要关系，如杨明轩、杜斌丞等。秘密工作只限极少数人做，其他人守住办事处据点就是胜利。凡是能公开做的都公开进行，如印发《评〈中国之命运〉》就公开发行，每个机关都给寄去，省政府主席都给寄去。

　　对于敌友我的情况，我们老在研究，第一我虽为孤岛，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只要办事处还存在，人家就会知道国共还在合作呢。分析环境，利用各种环境，还是有事可做的。

　　延安提出搞大生产运动，办事处门前有十几亩空地(靠那时的革命公园一侧，冯玉祥时代起的名)，我们就开荒，把乱石头、砖瓦块都清理了出来，平整土地，开荒种地，打水井、种菜，办事处吃菜基本上都能自给自足，这个意义不简单。第一，我们官兵一致，第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九个门牌我占了四个，其他还有老百姓住着，政治影响超过劳动所得。

　　办事处的经费是由重庆办事处汇来的(中央统筹的)，赖祖烈是长期搞特费的，1946年我回延安，曾三管特费，他说，西安办事处非常节约。重庆办事处的名义，实际是南方局(后为西南局)，国统区工作是周总理负责。

　　抗战期间我们党有两条战线：一是集中力量打击日本侵略军;另一方面应付国民党的突然袭击。在这种情况下，斗争异常复杂。从1935年毛主席领导我党后，党更加成熟了，斗争的战略、策略、方式、方法均有所创造。1940年总结提出：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这是总结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抗战三年的经验教训而提出来的。皖南事变时，我们从最坏处着想，对全面内战有所准备，但斗争还是局部的。我们在外边的工作原则，坚信两条：一是只要两党不完全破裂，打日本是第一位的，这第一位的目标不转移，不会发生全面破裂;二是我党领导更坚强，解放区发展得更快，反而可以巩固国共两党的团结，他设八路军番号，是想借日本人的力量消灭我们。他如果不坚持抗战，他的威信就一落千丈。1943年，我们发表的文章说的是汪精卫，实指蒋介石。坚持斗争、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斗争才有信心。共产党就是要搞斗争。我们在国统区工作，兰州办事处、洛阳办事处不能存在了，太原办事处取消了(当时太原办事处彭雪枫负责，张震为秘书)，他们不愿意我们在群众中有威信，环境一天天紧张起来。开始八路军护照可以全国通行，后来把自由通行权利剥夺了，这是相当大的限制。

　　1938年，国民党成立了劳动营(集中营)。凡是去陕北找八路军，他不让去，让到他的战干团。当时青年去边区，他公开限制，第一步到战干团，再到劳动营，下一步到他的监狱，使人在他的地区不能正常活动。

　　国民党在宣传方面，对《新华日报》(报名是于右任题写的)一直加以限制。这个报纸也是国共合作的标志，他不能不让出，但他采取种种办法加以限制。出后不久，他通过书报检查，常常没收，你只能在重庆发一点。他还有一手，主要是文章要送新闻检查。皖南事变开天窗。这就是针锋相对的斗争。一种是他公开骂我：消极抗日，游而不击;另一方面，你有些文章，他不让你发表。

　　1943年，共产国际自行取消，他利用此事要取消共产党，他也搞所谓民众游行，流氓阿飞也游行到办事处门口，我们不理他。

　　凡有办事处的，处内均有《新华日报》发行科，我去时还有，第二年不能活动了，1941年，西安办事处就不能发送《新华日报》了。从重庆发往外地，他就没收。后来桂林办事处取消了，洛阳办事处袁晓轩1942年带了一部分人投国民党，另一部分人经西安回延安，我到火车站把他们引到附近仓库，然后分别进老北门八路军办事处，没走中正门。如果下火车后走这个门，就被国民党扣住了。国民党没抓住这些人，气急败坏，我马上写文备案，他没办法，但他不放行，最后中共中央电告重庆，周恩来向国民党交涉，我们这里也交涉，最后由我的勤务员姜清子带领这批人回延安了。

　　国民党给我们制造各种困难和限制，到了1943年底，他抓不到我们什么东西，就抓了两批我方的警卫、勤务人员，头一天抓两个，第二天又抓两个。一个是警卫班长石作祥，是老红军，一个是警卫班赵祥(抗战初期参加革命)，一个是李玉海，再一个是陈元英(勤务员)。我们当时向国民党抗议，他们审问时的口供我们都知道，通过内线关系，知道他们什么也没说。有的承认是警卫员，有的承认是党员，是非党员，问别的，不知道，我们的规定是：不问和自己无关的事。这些都是经常进行气节、保密教育的效果。我们通过内线关系通知他们：延安已经知道情况，上下正在设法营救，坚定他们的信心。他们被捕后，我们向国民党交涉多次，旧政协开会时这四个人的名字还提到了。这些人大部分为农民出身，多数没文化，从这四个人表现来看，气节教育是有成效。后来这四个人在监狱也知道我们在营救他们。到1947年春，四人均设法回到延安。“文化大革命”中均被当做大叛徒。1984年，我给中组部写了信，陕西、甘肃、云南落实政策较好，河南最差。党籍恢复，工龄恢复，赵祥是河南人，重新入党。他们被捕后，西安办事处没受其他损失。

　　我去西安办事处一年以后和西安情报处(该处属中央社会部，中央社会部由康生、李克农负责)建立了联系。先是他们要利用八路军办事处电台与中央联系。1944年初，国民党对我们的电台采取行动，妄图切断办事处与延安党中央的联系。国民党军政部西安办事处通知我办事处称：奉蒋介石、何应钦手令，以后各集团军不得在重庆或其他城市自设电台，并特别指明八路军办事处的电台亦不例外，限于1月15日前撤销，否则即以泄露军机，照敌探台治罪。国民党顽固派这项命令，貌似一视同仁，声称禁止各集团军在各城市设电台，其实矛头单指我八路军在重庆、西安等城市办事处的电台。而且限令，如我办事处要发报，可到胡宗南长官部发，其反动用心昭然若揭。当时国民党在西安师以上部队几乎都有电台，他们根本不予理会这项命令，如国民党第九军军长裴昌会在西安设的办事处处长说，他们的电台照常发报。

　　我将上述“命令”电报中央，请中央立即指示我处与延安通讯联络方式。1月15日收到电报复示：(一)你们立即准备秘密收报机，以与延安保持联络。已定从19日逢单日13时至15时，双日零时30分至2时30分向你们发报。(二)此间拟用朱总司令名义向国民党方提出抗议，但你们务须准备国民党派人前来搜查，强行没收我电台。

　　收到复电指示，我连夜对办事处进行紧急部署，准备对付即将面临的突然侵扰。中央料事如神，果然，16日上午，国民党顽固派竟然趁我离开办事处去其警备司令部开会之际，突然派来宪兵特务40余人包围我办事处，强行进入搜查，要强抢我们的电台。适值我赶回办事处，经过和他们激烈的斗争，他们退出办事处，没让抢走电台。

　　处在蒋胡军警宪特包围监视之下的我西安办事处，仅靠电台与党中央保持经常秘密联系，下情上达，并接受指示进行工作，开展斗争，是这时唯一的手段，没有电台，办事处的生存与斗争将是难以想象的。在此以前我已与我党的情报机构建立单线联系，现在，办事处发报有困难，我进一步与他们联系商妥，以后就利用他们的电台与党中央秘密保持联系。我党的西安情报处当时由吴德峰负责，后为王中(做过康生的机要秘书，新中国成立后做过安徽省副省长)，王中后为曾三，曾三后为王石坚。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王石坚被捕。从兰州至平津的关系均由他联系，被捕后，他把他联系的这一线暴露给敌人(最关键的没讲出)，后此人死在台湾。

　　当时国民党很纳闷，为什么西安与延安联系的电台老是切不断?那时林老、伍云甫知道电台情况，办事处其他人不知。我还在办事处内设置了备用电台;此外，有些电报，也有意前往胡宗南长官部去发。由于认真执行保密制度，严密地进行工作，直到1946年西安办事处撤退，在电台及与党中央电讯联络上，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共”、“溶共”、“反共”，在国民党统治区，首先，必须提高警惕，任何时候不能丧失警惕;其次，内部官兵一致，生活上大家一个样，我们贯彻得较好，没有上下级的界限，工作上对领导决定的事，有什么意见可讲可谈。有了官兵一致就有军民一致的基础。那时伙食一个样，星期天我们还帮厨，打成一片;再次，加强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办事处的书不少，延安出的书我都有，我们自己出的报纸却只能通过国民党检察官内部关系取出来;第四，不仅官兵一致，还注意内部生活的改善。政治生活、物质生活、文化生活都注意搞好。

　　归根到底一句话：坚定不移的信心、决心，必胜的信念。

　　1947年，中央对高级干部发出文件：准备赤地千里，承受损失，撤出延安。毛主席带一方面军两万人与胡宗南二十几万人进行周旋。

　　这时，我们则到了解放区三交镇(山西临县)中央后委(书记是叶剑英，杨尚昆为副书记)，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