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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兵的自述里,有件藏了70年的心事
来源:老兵回家Story 作者:李萍   2022-05-13 15:15:07

  每次想起他们的名字,我都心痛不已。他们的家人,一定还在等他们回家。

  1942年5月,惠通桥畔,我看到无数战友,被日军的机关枪射中。他们所开的车以及车中的货物,都被日军侵占。

  很多战友无奈之下跳江,日军又对江面扫射,江水都被染红了,江面上飘着好多帽子。

  当时,怒江的水流那么急,根本没有生还的可能。

  李天云、焦谷、李则民,就是那时牺牲的。

  我叫李民生,原籍河北沧州。

  14岁那年,我跟随爸爸来到上海,此前,我在河北的乡下读了4年私塾。

  爸爸在上海做起了小生意,卖糕点和酸梅汤。站稳脚跟后,为了让我得到更好的教育,他将我送到了上海南市青心中学读书。

  这是一个由法国人办的基督教的教会学校,学校是寄宿制,我每周都从学校回来去看父亲,但他从不让我帮忙干活,他说,我是读书有文化的人,不要干这些粗活。

  爸爸没读过几年书,但在他看来,我是读书人,是全家的希望和骄傲。

  不久,这种平静的生活就被战争击碎了。

  继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天津沦陷。上海在经历了惨烈的“淞沪会战”后,也沦陷了。

  我们的学校不在租界内,很快就被日军占领,书是没法读了。

  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许多青年都积满了强烈的抗日爱国情绪。当时,上海的商界和很多爱国人士为支援抗战筹款筹物,我也加入到救国行列之中。

△李民生

  我们把爱国人士捐赠的食品、毛巾等生活用品,搬到上海市区东部的军工路。在军工路的黄浦江边上,我们把东西分发到驻守在那里的抗战士兵手中。

  我时常看到,黄浦江上,有一艘兵舰,写着“出云号”,上面挂着日本国旗。

  我必须要参军,不反抗,那是要亡国的。

  1938年,我加入上海浦东南汇县驻地的忠义救国军第一大队。当时,我在司令部当传令班副班长,参与了除汉奸、偷袭日军的行动。有一次被伪军包围,我们突围后到浙江的奉化县休整。

  随后,我被选送到湖南,在参谋训练班学习,我与爸爸失去了联系。

  1939年,湖南长沙大会战前,我被选派到云南省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担任华侨先锋运输大队九中队上尉队长,驻地在云南边境的遮放镇,任务是运输援华抗战的物资。

  华侨先锋大队大多都是从南洋回国抗战的爱国华侨,以新加坡人居多。

  我所在的华侨先锋运输大队九中队有100多人,60辆车。每趟运输,都会有两名驾驶兵,共同前往。

△南侨机工

  我的工作就是指挥华侨他们装货,并安排他们把货运送到指定位置。尽管我年纪比较小,但他们都很照顾我。

  1940年开始,海外援华物资增多,从仰光顺伊洛瓦底江到八莫的东西多了,华侨大队扩充两个大队,我们迁驻八莫。

  有一次,我带队到腊戌的仓库取货物,当时,我和仓库管理员发生了口角,那位仓库管理员在我的胸口捶了一拳头。

  当时我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中队的战友们知道后,集体出马把仓库管理员揍了一顿。

  后来上级知道此事后要追究责任,当领导问是谁出手打了人时,九中队的战友都站了出来。

  领导看了之后,无奈地挥了挥手说,你们都给我站回去。

  有时我和战友一起吃饭或休息时,他们经常拿出妻儿的照片一起看,很开心。

  有个战友拿着一张全家福给我看,指着上面的三个胖乎乎的孩子说,“看,这是我家的一窝小猪仔,三个。”

  另一位战友,时常讲起了他的女儿,说女儿特别聪明,每天都会把从山上采的野花拿出去卖,卖的时候还会说上一句“谁救国,就买一朵花。”

  这些,都是我在滇缅公路上,最温暖的记忆。

  1942年,日军大举进攻缅甸。腊戌、八莫两处进入抢运。

  上级下令,人轮流休息,车不停。有故障车辆立即抢修,当日修不好的,连夜抢修,车要装满吨位。

  4月底,我带领五辆空车回八莫,到腊戌和八莫分岔路口时,见到这里由腊戌向边境撤退的很多车辆和人员。

  我询问了驻腊戌二大队的人,得知仰光分处已撤到腊戌,处长潘其武正紧急督促撤退工作,他说,腊戌不保,日军很快到达中国边境,劝我不要回八莫。

  缅甸各地光靠英国驻军是挡不住日军攻击的,何况腊戌到中缅边境是宽阔的柏油路,日军很快到这里,完全可能。

  但考虑到八莫地处偏僻,又无现今通讯设备,前方的消息太重要了,我得将消息送回八莫。

△缅甸撤退

  回到八莫,我立即向支队处长、大队汇报了在岔路口的所见所闻。他们已接到仰光等地被日军占领的坏消息,也正在撤退准备。

  同时还得知,有一股日军顺伊洛瓦底江北上八莫。

  八莫到南坎段是单行道,从八莫开车时间是晚上八点,我准时率十二辆车出发了,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的抢运,也是一次危险的行动。

  车队到南坎公路管理站,我看了下表,是夜里三点多,登记时,我问了站上的人员,岔路口的情况,他们说无异常变化。

  大家听了都高兴,也就放弃了行车规定,没有停车派人步行到路口侦查。

  到达路口后,先头车辆顺利通过,我正在高兴。第十辆车通过时,枪声响了。突来的情况,把坐在旁边的勤务员小刘吓呆了。

  我惊慌中,准备超越前面两辆车,阻止他们前进。但为时已晚,最后两车在枪声中勇敢闯了过去。

  大车闯过岔路口,方向变了,日军不容易追赶。车上的货物挡住了驾驶室,驾驶员还算是安全。但我们的吉普车车厢是一层帆布,中枪人必有伤亡。我觉得没办法通过了。

  回去八莫吧,要等天亮后八点,管理站才准通过。在这里要等几个小时,更危险。在既不能过,又不能退的急情下,想到吉普车的加力档能爬过六七十度的山坡,自己也清楚这里的地形。

  公路两边是大斜坡,上面是草地,从山坡中闯过去,随时都有危险,可这是唯一的希望。天亮了,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山坡地形不全是一样,车在半坡上横行有侧翻的危险,尤其是在这样的夜晚,一不小心就是车毁人亡。我们冒险走了一会儿,更坏的地形出现了,有一条坡度大的干沟。

  直到这时,我才慌了神。

△滇缅公路

  恐惧、失望全来了,手脚随着心脏在颤抖。

  我叫小刘跟随车后走,避免翻车,使两人都出现伤亡。万一被敌人发现也便于逃走。

  几乎每走一步,车都在跳动晃悠。历经艰险,我们才再次回到公路上。

  我警惕向岔路口方向看了看。月色蒙蒙,什么也看不清。向东望天空,已微露曙光。

  到达遮放时,天已大亮,战友们见我也穿过了日军封锁,都很激动。

  他们告诉我,最后通过的三辆车,有两辆车的后车厢上,满是弹痕。

  我们一路撤退,日军步步紧逼。1942年5月初,我们到了惠通桥边时,日军枪林弹雨,也到了惠通桥畔。

  惠通桥,架于怒江之上,位于龙陵和保山之间。桥的东岸是中国守军,而桥的西岸,日军的先锋部队奔袭而来。

  炸桥阻敌,已然迫在眉睫。

  我过桥时,情况十分混乱,公私车辆和难民争相过桥。枪声、爆炸声、哭喊声乱作一团。

  桥两端被停滞的大车堵住。吉普车小,我就不停在大车之间穿梭。

  过了惠通桥后,身后的枪炮声让我无法停车。我径直开到了东岸的山上。当我穿过东岸的防线后不久,一声巨响,惠通桥被炸毁。

△惠通桥

  我拿起望远镜,想要看看战友的撤退情况,却看到了这一生中,永远无法忘却的一幕。

  我们队的李天云、焦谷、李则民,他们三人没能过桥,被日军射杀。

  惠通桥炸毁,滇缅公路已被日军切断,我们中队随之解散。

  我是罪人,一直有很深的愧疚感,我对不起他们,他们跟着我这个队长出生入死,可我却没带他们撤退回来。

  “小猪仔”们,还在等他们的爸爸回家。

  那个“卖花救国”的小姑娘,还不知道,她的爸爸在哪里长眠?

  抗战胜利后,我到了重庆,一位同乡见到我说,“你知不知道,你爸找你找得好辛苦?”

  同乡告诉我,我参军后,爸爸也做不成生意了,到处找我,打听到我到了湖南,他就一路找到我原来的部队。

  但那时,他已身无分文,没法继续找我,他就地参军,加入了我原来的部队,在部队当文书。

  后来,武汉会战爆发,爸爸随军上了战场,在武汉阵亡。

  在上海,爸爸卖的酸梅汤,叫天富酸梅汤。不仅卖酸梅汤,也卖糕点,店前面有个日光灯,有个牌子,写着天津产品。

  爸爸做的酸梅汤,酸酸甜甜的,特别解渴,但爸爸不让我帮忙做。

  酸梅汤的味道,只能永远留在了记忆里。

  抗战前,我和爸爸在上海过年,爸爸领着我去看大戏,我们一起散步,他一直跟我说,做人要正。

  他说,我要敢学坏,就打断我的腿。

△李民生

  爸爸是因为找我才参加了抗战,他牺牲的时候,还不到40岁,他叫李春轩。

  别说尽孝了,连尸首都不知道在哪。我是一个不孝子。

  70多年过去,他们的名字一直在我脑海中回响。

  我希望,有人能记得他们。他们是李春轩、李天云、焦谷、李则民......

  口述:李民生

  作者:李萍

  编辑:普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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