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正祥,原籍河北省完县(今顺平县)永胜村,出生于1928年12月5日,1945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在内蒙古集宁市政协副主席岗位离休。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家乡度过的,那时正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烧杀抢掠的日子,是我八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抗敌的岁月,是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抵御外侮的年代。我的家乡是当时晋察冀边区二分区所在地,现将我亲历、亲见、亲闻的一些事实记述如下,以使后人永记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人民的业绩与精神。
灾难中盼来了八路军
1937年,我的家乡遇到了大旱,庄稼基本绝收。在夏秋之交,我们一群孩子到山上采野果,总是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轰隆隆”的声音,像是雷声,又像是炮声。过了几天,见到了逃难的人,都说:“日本鬼子打进来了!”“中央军不顶用,日本鬼子正往南打哩!”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9月间,日军相继占领了保定,占领了完县,占领了平汉铁路。
我的家乡是一个只有60多户人家、居住又很分散的小山村,往日虽然很穷,但生活有序,很平静。日本鬼子打来了,搅乱了这里的一切;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人们活了今天,不知明天,哪里还有心思干活呢!乡亲们吃了饭就聚集在北墙根晒太阳,抽烟,拉闲话。“日本鬼子打进来了,杀人放火,这可怎么活!”“中央军打不了日本,就知道祸害老百姓,这叫什么中央军!”大家唉声叹气,净是一些犯愁的话,最后归结到一句上:“愁死也没有用,活一天算一天,走到哪算哪……”
人们正犯着愁肠,一个刚走亲戚回来的人插话说:“听说红军过来了,从西边过来的,就看这一下吧!”有了这句话,人们好像看到点儿希望,有了盼头。
不几天,红军果然来了。距我们村二里远的司仓村住满了军队,穿着灰色军装,当兵的扛着大枪,有的挎着盒子枪,有的腰间皮带上挂着一个小撸子。村民悄声议论,带撸子的比挎盒子的官大。还有些人,穿着便衣,扛着刃枪(南方人称作梭标)。人们看了,不免有些疑问:就凭着这些武器,能打过日本鬼子?
当时,军队都住民房;房子少的人家,腾出一间来住一个班;房子多的,腾出两三间来住两三个班。房屋更多的大宅院,有的住了连部、营部;还有的住了司令部,门口有站岗的。军队人数越来越多,周围村庄都住满了,就连我们这个小山庄也住上了军队。他们进了院,有的拿起扫帚扫院子,有的担起水桶去担水,也有打扫住房的;见了上岁数的妇女叫大娘,见了上岁数的男人叫大爷,见了中年男女叫大哥大嫂,对年纪比他们小的呼为小弟弟、小妹妹。待人亲切,纪律严明。
在我们家乡那一带,流传着句谚语:“好铁不捻钉,好男不当兵。”对照过去,这话不无道理。闭塞的小山庄,见兵不多,但听说不少。旧军阀那些兵,特别是逃兵,打人、抢掠是常事。面前这些兵,与这句谚语可就无缘了。他们原先叫红军,现在叫八路军,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人民子弟兵,是抗日的军队。
在这些军队到来之前,在峰泉村、下邑村曾组织起来两支队伍,参加者都是附近十里八乡的青壮年。组织起来之后,粮和枪就地筹集,给富户送一张纸条,写明数量和期限,限期送到。粮食如期送到了,枪却送来不多。在我们家乡一带,有一些富户,为防匪自卫,雇了一些看家护院的人,买了一些枪。他们不主动交,就上门要。收缴了一些快枪(就是步枪),数量不多。队伍人多枪少,只有少数人背着快枪;其余的人,有的扛着打猎的火枪,有的背上插着大片刀,还有空着手的。还没有发军装,仍然穿着原来的衣服,穿长袍的,穿短袄裤的,戴瓜壳帽的,戴毡帽头的,什么都有。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当地爱国人士组织起来的,红军过来后,派去干部组织训练这两支队伍,不久编入了八路军正规部队,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杀敌,有不少人壮烈牺牲,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活跃的儿童团
国民党完县县政府人员,早就跑得没影了。八路军来了之后,组建了抗日的完县县政府。最初住在西安阳村,后来迁到司仓村,再后又迁到贾各庄、南峪村。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完县县政府和中共完县委员会及其下属单位,就住在这里。
村政权经过改造,成了抗日的民主村政府。
群众也普遍地发动组织起来了,各村的抗日工作都很活跃。除了8岁以下的孩童之外,可以说全村没有闲人。8岁以上的儿童,在校是儿童团。18岁到25岁的男青年,组为青年抗日救国先锋队,简称“青抗先”;女青年则为妇女自卫队。25岁到50岁的男子,组为抗日模范队;妇女组织为妇女抗日救国会。50岁以上的男子还有老头队。此外,还选拔青壮年中的身体好、出身于贫苦的农民,思想先进,比较精明者,分别组成游击小组和爆炸组。组织程度之高,之严密,不敢说绝后,确实是空前。各个组织在抗日的总目标下,都有自己的工作,也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军训是各个组织必修的课。每日要出早操,冬日农闲季节,青抗先和妇女自卫队要出早操,有时模范队也要出操,上学后儿童出操。“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等等口令声、歌声、喊杀声,此起彼伏,声震四野。每日里各项繁忙的抗日工作,展现出了生气勃勃的全民抗战景象。
军政关系和睦融洽,鱼水情深;党政干部工作深入,认真细致,对群众体贴入微,各方面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抗日民主政权扎根于群众之中,深得人民群众拥护。村政府由人民群众直接选举产生,开始时写选票,认字的人不多,推选代笔人写。这样,群众仍觉着不方便,便想出一个办法,在一个房子里放几个碗,一个候选人一个,选民逐一进屋投豆,谁碗里豆多谁当选。
抗日根据地实行了“二五”减租,改善了人民生活;重视文化和教育,除普遍办起了小学教育外,各村都办起了识字班、夜校。闭塞的小山村活跃起来。
儿童团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白天村口站岗,有一首歌唱道:“同志我问你,你上哪里去?通行证一定带呀带着哩,掏出来看看,掏出来看看,你才能过去……”就是儿童团站岗查路条的真实写照。这首歌最先出现于一个小歌剧中,后来边区的儿童几乎人人会唱。送信联络大部队也由儿童团担任。慰问军烈属、代耕等由成年人干,儿童团拾粪、割柴,送到军烈属家中,募捐一些米面给军烈属;最困难时期,我们儿童团上树采一些树叶,自己饿着肚子,舍不得吃,送到军烈属家。在斗争最残酷时,日军派汉奸潜入根据地往井里下毒,儿童团又增加了一个看井的任务。
儿童团最擅长的是唱歌、演戏、搞宣传。每逢开大会,总少不了儿童团,在会场上表现得最活跃。各个组织的队伍进入会场,大会开始前,最先听到的是嘹亮的童音。歌声一落,紧接着又是响亮的童音:“妇救会,唱一个!唱一个,妇救会!”妇女的歌声刚完,又是一阵童音:“该谁唱,青抗先!青抗先,唱一个!”青抗先刚唱完,儿童团不容一点喘息时间,紧接着又拉起来:“好不好?”“好!”“妙不妙?”“妙!”“再来一个要不要?”“要!”直逼得青抗先再唱一个为止。在这方面的挑战,谁都避开儿童团,因为大家都知道,儿童团会唱的抗日歌曲最多,对抗起来,一定要败北。一般不拉模范队,因为模范队会唱的歌不多。棋逢对手的是青抗先和妇救会,往往分不出胜负。
如果是区里或县里召开的大会,会后照例是游艺晚会。在游艺晚会上,除了有几次部队大剧团演出外,多由各村儿童团演戏,各村成人剧团也演出过。
不要小看这唱歌和演戏的作用。一来它可以活跃抗日气氛,二来它有很好的宣传作用。旧中国的农村,特别是山区,几乎没有什么文化人,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文字宣传作用不大,口头宣传有一定作用,但远不如歌声、演戏更受欢迎。有一首歌:“全国动刀兵,一起来出征,你看那大旗呦飘扬多威风。这班兵马哪里来?西北陕甘宁……这班兵马是哪个?朱德毛泽东……”告诉了人们,八路军的领导人,是朱总司令和毛主席,从陕甘宁开来。平型关和陈庄、阜平大捷之后,有一首歌唱遍边区根据地,传播了胜利消息,鼓舞了士气。“乡亲们听分明,十大任务要记清,第一条收复失地,准备反攻……”宣传了大好形势和当时的任务。60多年过去了,有些歌我还会唱。可是,最好的讲演,却没有一点记忆了。
抗战时期,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4月4日是儿童节。每年这一天,完县二区在区所在地白司城召开全区儿童庆祝大会,进行检阅或者叫比赛。
这天,天还不亮,我们匆匆吃完饭,背上背包,挎上书包,有的书包带上还用毛巾绑着一个喝水用的小搪瓷缸儿,到学校集合后,列队到区所在地开会。先是开大会,照例由区委书记或者区长、青年救国会主任先后讲话,儿童代表讲话。会后开始检阅或者叫比赛。有的队伍穿得比较整齐,头戴军帽,背着背包,挎着书包,腰间扎着皮带,肩扛木制的小步枪;指挥员挎着木制的盒子枪。队伍一进场,就博得一阵掌声。检阅场一般这样布置:区上的领导和全区各学校的儿童围成一个大长方形场子,中间是检阅场地。队伍带进场内的一端,随着指挥员的口令声,进行齐步走、跑步走、正步走等。队列整齐,动作有力,步伐矫健,威武潇洒,赢得了一阵阵掌声。然而,这还仅仅是准备动作,下边还有刺枪和队形演练。接着指挥员声音洪亮地发出口令:“正前方,发现敌人,成燕子型散开!”队伍立即散开,队伍变换为燕子形状在地上。“匍匐前进!”又是一声令下,只见儿童团员右手把地,左手提枪,匍匐前进,步调一致,地上的“大燕子”毫不变样……一支队伍刚下场,又一支队伍带上来,队队都有精彩的表演。
晚上又是文艺晚会,回到家中,已经是后半夜了。 进入5月,五一是国际劳动节,五四是青年节,还有五五、五卅纪念日等,一大串的节日、纪念日,区里都要开大会,会会有儿童团参加,起五更出发,后半夜回来。正在贪睡的儿童,连续几天的忙碌,到晚上看戏时,站着就睡着了。返回的路上,时醒时睡,有时两腿在移动,大脑却已入睡了。6里多路程,虽无大山攀爬,但山区的路平坦的少,总是沟沟坎坎,还有几段崖头上的羊肠小道,也不知怎么走回来的。
那时说是上学,多数时间是唱歌、操练、演戏和各种勤务,还要对付日军的“扫荡”,学文化课的时间很少。教学条件也极差。各村的学校,差不多都被日军“扫荡”时放火烧了。没有教室,我们在司仓村北一面土崖上,挖了几个大窑洞做教室。没有桌凳,上学的学生右面背书包,左面背一个小床儿(柳木制的小凳子)。夏天经常在小树林里上课,坐在小床儿上,以膝当桌。在小树林里上课的好处是亮堂、凉快,可是也有众多的烦恼:学生容易东看看,西瞧瞧,精力不集中;还有马蜂和各种昆虫骚扰,我就两次在上课时遭马蜂蜇。一次,正在树林里上课,觉得头上有一个东西在爬动,我用手一扒拉,头上一下子疼得非常厉害,随手掉下来一个大毒蜂。不一会儿,整个头脸变成了黑紫色,憋胀、闷疼了好多天。
学习用品也非常简单:一本算术,一本国文,一块石板,几支石笔,就是全部学习用品。石板打坏了,要遭家里一顿训骂,甚至挨打,还不给买新的,就用巴掌大的石板片。
我们抗日根据地的那一代儿童,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这是一件憾事。但是,在那样的年月,在那样的环境下,又有什么办法呢?面对着凶残的日本侵略者,第一要务是救亡,是生存,是打败侵略者,拯救中华民族。新中国建立后,见到少年儿童的学习环境,学习条件,我便非常羡慕他们,便会生出无限感慨。
主力是成年人
抗击日本侵略者,首先是拿起枪来,与之拼杀战斗。一批批优秀青年参军,奔赴前线杀敌,还有一些人参加了政府工作,参加了兵工厂工作。有一个阶段,村中几乎没有多少青壮年了。留在后方的人,还要男女老少齐动员,担负起生产和抗日的各项勤务,任务十分繁重。
爆炸组、游击组加紧训练,准备迎击日军的“扫荡”。根据地里很多人都会埋地雷。地雷是边区造的,像一个铁西瓜。此外还有石雷、瓶子雷,大部分是踏板雷。由于经常看爆炸组进行埋雷训练,我这个刚10岁的孩子也学会了埋设地雷。游击组开始时只有刃枪和大片刀,后来收集民间装火药、铁砂的猎枪,武装起来;再后来背上了步枪。这些步枪,有的是上级发的,有的是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游击组人数不多,在日军“扫荡”时负责掩护群众转移和骚扰敌人。
运公粮、抬担架、破坏交通等项任务,主要落在青壮年肩上。山区的主要运输工具,是人担、毛驴驮。赶上小毛驴,驮上一袋子小米;还有担架队,随军打仗,少则十几天,多则一两个月。那时的后勤保障,仅此而已。
破坏敌人交通,有时是填封锁沟,有时是挖汽车路,有时是去扒铁路。在斗争最残酷时,日军为封锁边区,沿根据地外廓挖了两道封锁沟,一道距我村20里,另一道距我村25里左右。有时日伪军逼迫当地老百姓白天挖,我八路军和群众便黑夜去填。每道封锁沟上,隔几里有日军或伪军据点。敌人发现有人填沟,在炮楼上疯狂射击。有一次,我村刘大嘴在填沟时,被炮楼上的枪弹打伤。破坏汽车道,是在汽车道上挖几道大沟,使敌人的汽车不能通行。有时将汽车道旁的电话线杆挖倒,将线割走,一夜之间搞它十几里,既破坏了敌人通讯,又在物资十分匮乏的时期补充了自己。
平汉铁路距我们村最近处有50里。天黑出发,越过封锁沟,到达铁道旁已是半夜。一阵大干,扒翻一大段铁轨,路基也挖它几个坑、几道沟。有一天我们去司仓村上学,见一根道轨躺在村中戏台下,有10米多长,近千斤重。50多里路程,全靠肩扛,一夜之间,通过敌人的封锁沟和林立的炮楼,还有20多里的山路,运到根据地山村,不能说不是奇迹!
妇救会会员,人人有做军鞋、军衣的任务,青年妇女还要参加军训,有的上前线抬担架,包扎、护理伤员。
艰苦的斗争环境
1938年时,日军的小部队还敢于进入根据地边沿骚扰,距我们村6里的安阳村,就几次被日军放火烧毁房屋。通常情况,日军距村庄一里多时,便用步枪、机枪,有时还有小炮,向村中乱打一阵,然后才进村。在此之前,老百姓已拉着毛驴,赶着牛,带着衣物,安全转移了。坚壁清野工作做得好,村中一无所有,有的连水井也埋了,只有一些空房子。敌人一无所获,无物可食,甚至连水也喝不上,还可能遇到“铁西瓜”吃;也只能砸门窗,烧房屋来发泄。他们不敢在根据地久留,当日来当日走。后来,抗日根据地的驻军多了,还有县大队,区小队,群众也组织起来了,日军的小部队再也不敢进入根据地。1939年冬,我正走在刘家庄后土岗儿上,见两架飞机顺河槽由北向南飞去。我就地找了一个土坑隐蔽起来,往100多步远的河槽大路上看。只见几个穿便衣的人走在前面,后边是持枪的几个日本兵,再往后一段距离是日军大部队。他们集合在司仓村西一块地里,这块地有40多亩,他们占了一大半。这天夜里,日军就住在了司仓村。我们站在山顶上,只见村周围一堆一堆的火光。夜半时,听到一阵清脆的枪声,有经验的人说,这是“敌驻我扰”。1940年秋,南来的日军又在司仓村西的地里集合,而后顺河槽大路北行,几个骑兵在前。听到山上一阵枪声,几个日本兵跌下马来;村西地里的日军,一窝蜂似地扑向山去。
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一次又一次遭受失败,于是就不断变换花样,形势越来越残酷。听干部们说,敌人采取的战术叫什么“铁壁合围”、“梳篦清剿”、“辗转剔抉”和杀光、抢光、烧光“三光政策”。我们那一带,几次成为日军的合击中心,但没有打过大仗。我军主力转移到外线去了,只有后方机关和掩护部队、老百姓,在包围圈里与敌人周旋。
1941年秋,一天早饭后不久,四面八方的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群众不知敌人从哪里来了,也不知该跑向何处去,就先藏在一个小河沟中。一会儿,枪炮声停了,只见周围各个山上都有日军,有的哇啦哇啦叫喊,有的手拿小旗指划,而后从山上下来。我爬上小山头,看到日军三四步一人,并排从西往东搜索。这是处在山前的一带小川地,由大小不等的梯田和沟沟坎坎组成。日军将每一处沟沟坎坎都要搜到,柴火垛都翻遍或用刺刀乱捅一阵,真好似篦梳梳头。
第二天是1941年农历八月十一日,日军又在这一带村庄搜索,我们几个藏在一块玉米地里,日伪军在地周围来回窜动,伪军不停地喊:“快出来吧,早看见你们了。”沟对面一块谷子地里,掩护着几名伤病员,日军到那块地里搜了一大半,不知为何返回了,而我军伤病员就藏匿在日军未搜查的一小半地里,真是幸免于难。就在这天,一位年轻姑娘隐藏在地里,被日军发现带走;日军骑着马,姑娘见机跳下一个地阶,接着又跳下一个;日军扭转马头欲追时,姑娘早已逃入大沟。这一天,我的3个叔父和村中不少人被敌人抓去,有的途中逃脱,有的被送到东北做劳工,有的被残害致死。
天黑下来后,我们摸黑爬上那一带最高的大山上。第二天又遇日军搜山。见日军向山上爬,我们就顺山头往西跑。刚过两个山头,敌人就追上来了,我们赶紧往山下跑。日军爬上我们刚离开的山头,向我们打枪。我们拼命跳下山根的地阶,才进入安全地带。后来听说,没有逃下山的人,有的被日军残杀了,其中有我一个本家爷爷,叫陈海子。
村中不少人隐藏在山后,日军搜到山这边来,人们躲到山的那边去;日军搜到山那边,人们又转到山这边,与敌人转山头;“玩捉迷藏”。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也是无奈之下的“捉迷藏”,还要多次“玩”、经常“玩”。在“玩”的当中,有的乡亲被捉被杀害了。但多数情况下,日军“玩”不过边区人民,一次次地扑空、挨打,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日军最毒辣的一手,是夜半包围村子或山沟,搜捕人民群众。开始时,对敌人的这一手缺乏警惕,有的村遭受重大损失。距我们村20余里的野场村,坚壁着我军的枪支弹药、军衣等物资。日军“扫荡”时,我军后方机关已转移,群众隐蔽在山沟里,汉奸带领日军包围了山沟,将老人、妇女和孩子逼到一块地里,逼要军用物资。有觉悟的人民宁死不屈,100多人被杀害。贾各庄、西庄被日军包围,很多群众惨遭毒手,一口小水井里就捞出了十几具死难者的尸体。我们村我家住的这片儿不到20户,就被日军杀害了10余人。
困难的经济生活
日军的频繁“扫荡”和严密的经济封锁,造成边区经济十分困难,老百姓生活十分困苦。粮食不够吃,就吃糠,吃树叶、树皮。咸盐贵得买不起,经常吃不放盐的糠糊糊和树叶。没有火柴,就用“火镰”打火――一种早已被现代文明取代的取火方式:先从锅底上刮一些烟灰,放入一小块旧棉花中,旧棉花外包一把易燃的柴草。然后一手拿一块火石,放好火纸,一手拿火镰,在火石上撞击,发出火星,将火纸引着,再将引着火的火纸放入锅底烟灰中,用嘴轻轻地吹,发出火,引着柴。有一段时间,根据地家家户户都用这种方法取火。我们那一带本来产棉,在过去,自己纺线织布,穿衣已不是难事。可是,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期间,无暇顾及这些,旧有的衣被,被敌人烧的烧,抢的抢,边区人民衣不遮体。
日军对我根据地频繁而野蛮的“扫荡”,使春种、夏锄、秋收都没有保障。秋收时虽然实行了快割、快打、快藏的“三快”,但是,庄稼小熟不能割;再快,从割到运到打到藏,总要有一定时间。日军每年秋收时节都要对根据地“扫荡”,有的庄稼在地里就被糟蹋净尽了;有时庄稼刚运入场,还未来的及打,或者刚打完还没来得及藏,就被敌人一把火烧为灰烬。这是人灾,是日军给根据地人民造成的大灾。还有天灾,连续几年大旱,所收无几。抗日政府有过一些救济,我记得我家曾领过几斤红薯干,这当然是好东西了;还领过几斤榨过油的棉籽饼子和香油渣子。在平时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但在这时就是好吃的东西了。根据地军政也很困难,听说每人也只有几两杂粮可食,无力更多地救济群众。
几乎所有的树叶以及其他能吃的东西,我和全村人都吃过。开春后,先吃杨树须、核桃树须、柿子花、榆钱儿,还有一些野菜;树叶长出来了,吃树叶。榆树叶、杏树叶、柳树叶,是好吃的;槐树叶、小叶杨树叶,也不太难吃。慢慢地,这些树叶吃光了,只好采大杨树叶、臭椿树叶,这些树叶真不好吃。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人饥不择食啊!
从春到秋,不见一粒粮食,就吃树叶与野菜,营养严重缺乏,总感到饿,即使是一大碗一大碗地吃,肚子撑得鼓鼓的,也只觉得憋胀,不觉得饱。肠胃、肚皮越来越薄,越来越需要更多的树叶才能填满肚子,肚子上好像扣着一口大锅,腆腆着,头、四肢和全身,都皮包骨头,就突出一个肚子。可是,总有饿的感觉,没有饱的感觉,还伴有全身无力,头晕眼花的感觉。这种饥饿的感受,生长在今天的青年人,是体会不到的,但愿它永远不会再有。
在那年月,最贵的是粮食,最贱的是劳动力。起早贪黑一天割一担柴,换不回一斤小米。集市上几乎没有卖粮的,即使是有一点儿,也贵得吓人,一般人是买不起的。劳动力却无人问,有一段时间,不要工钱,只管饭,还没有雇主。
吃糠咽菜,没有一点儿油水,没有任何调味,连咸盐也没有,在平时是难以下咽的。但在那时,就是这样的吃食也不多。我吃没有咸盐的“饭”,吃了3年多。
斗争如此残酷,生活如此艰难,根据地人民都挺过来了,熬过来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勇敢地担负起抗日根据地多项繁重的任务,包括粮食供给,支援八路军,支援前线,最终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是多么伟大,多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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