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武汉在全国吸纳难民最多
来源：长江日报   2015-06-19 09:02:18

　　(长江日报讯 记者黄征)1938年6月，中国发生的一件大事对武汉影响巨大：花园口决堤。

　　为阻止日军南下攻打武汉，蒋介石于当年6月9日下令在郑州东北花园口附近炸开黄河大堤，淹没了豫、皖、苏三省，导致大批难民逃亡。近日，记者采访了江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城市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李卫东博士，他结合自己翻译的美国学者麦金农所著《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下称《武汉，1938》)告诉记者，武汉是抗战时期全国吸纳难民最多的城市;也是在武汉，国家机构开始在难民救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1938年6月9日以后，花园口决口扩大，沿洪流一带居民，房屋田产悉遭淹没，相继流亡(武汉市档案馆提供)

　　花园口决堤，引发第四波难民潮

　　抗战时期，中国的难民潮一波接着一波：第一波在1937年7月到8月，日军占领了北京和天津，并在通州、保定及其他地方滥杀无辜，迫使当地百姓自北向南逃亡;第二波在1937年秋天，淞沪会战开始后，中部沿海大量难民沿长江向南京逃去;第三波在1937年12月至次年1月，由南京大屠杀引发。

　　《武汉，1938年》中写道：“与这些难民一起的还有最后一波来自北方的难民，他们中间有百万之众是来自淮南地区的农民，这或许是因为1938年初春的徐州会战给这个地区带来了毁灭性灾难，或因黄河堤坝被炸开、洪水泛滥而使得他们无家可归。因此，许多难民逃到了武汉。”“黄河堤坝被炸开”，指的就是1938年6月9日的花园口决堤。

　　李卫东认为，花园口决堤后，豫、皖、苏等省的难民来到武汉有两个原因：一是国民政府组织武汉会战，在武汉外围层层抵抗日军，这里相对安全;二是上海、江浙地区沦陷后，大量工商业者以及一些数量有限的工厂内迁，到达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汉口。武汉作为临时首都，国民政府着手将日常的经济状态向战时转化，需要劳动力，大量军政机关也需要有人服务，当时的武汉具有吸纳人口的能力。

　　八年全面抗战，来汉难民人数为全国之首

　　花园口决堤具体给武汉带来多少难民，市政档案、各种文献都称没有可靠数据。

　　但据1946年官方档案报告《难民及游离人民综述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来武汉的难民人数为53.4万，占总人口的43.56%。在可统计的城市中，到武汉的难民人数和所占人口比例都是最高的。在次高的上海和第三高的南京，这两个数据分别为53.1万、13.8%和33.5万、32.9%。

　　李卫东介绍，中国人有一个观点，“小难进城，大难返乡”，一旦出现动乱，人口就会流动。“小难进城”，是因为人们认为城市里具有较强的公共权力和国家统治力量，对百姓有保护作用;“大难返乡”，是指出现战争之类大灾害时，连政府和社会团体都没有力量抵抗，人们就回到乡村，相当于人口的疏散。假如在乡村也保不住性命，就向异地流动，成为难民。局势稳定后，这些难民大部分会选择返乡，或者在新的地方安顿下来，成为移民。

　　汉口开埠后因为商业的发展和异地商贾的聚集，逐渐发展成一个移民性城市，《汉口竹枝词》中有“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句，十分形象地展示了汉口外来人口高密度集结的特点。1938年难民潮的出现，进一步增加了武汉移民城市的特性。

　　救济难民改变城市公共服务体系

　　抗战之前，包括难民在内的贫困人口救济、公共卫生等地方公共事务，一般都由当地头面商人组成的慈善团体负责完成。这些救济工作是暂时性的，且不负责为难民提供食宿。但战争改变了这种状况，诸如此类的救济工作因战争在后来长期存在，并以制度化和有组织的形式永久性固定下来。

　　在1938年的全国赈济委员会报告中，武汉三镇设立了111个避难所，其中88个在汉口。这些避难所中，18个由市政府赈济会负责，13个由同乡会负责，15个由基督教会负责，4个由国际红十字会负责。该报告还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机构在难民救济活动中第一次扮演重要角色”。

　　1938年，一批国共两党以及无党派的妇女界知名人士发起，在汉口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其目的是照顾儿童难民(其中许多是孤儿)，并有组织地把他们向西部转移，以“抢救中国的未来”。

　　麦金农认为，“保育会在战时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个组织是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儿童福利组织的先驱”。

　　公共卫生的努力也是武汉会战时期一项重要遗产。在哈佛大学毕业的刘瑞恒博士领导下，从上海、北京来的中国医学界精英集聚在武汉三镇，帮助组织卫生服务队，建立防疫与公共卫生中心，使武汉的公共健康与卫生状况很快得到改善。

　　《武汉，1938》中写道，“现在看来，在中国公共卫生史上，1949年前，政府对危机处理曾做出最大的一次努力就是在1938年的武汉”，“此时的武汉在中国公共卫生组织史上是一个转折点”。

　　难民推动武汉短暂经济繁荣

　　“武汉沦陷之前在经济上一度出现短暂的繁荣”，李卫东说，“难民当中有很多手工业者、中小商业者，他们有一技之长或拥有小额资本，对这种短暂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

　　难民中还有一部分文教人员，这批人亡国亡种的感受比武汉本地人更为强烈，他们流亡到武汉后，在宣传抗战、恢复教育、传承中国文化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难民潮又向其他地方逃亡，一个方向是向西，如重庆、万县等;另一个方向是从最初的汉口、武昌等市区转移到乡下，如武汉地区的汉阳、蔡甸以及洪湖新堤、孝感等湖北农村。(感谢湖北省档案馆、武汉市档案馆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