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战新闻路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    2022-11-07 08:54:27

　　丁柯，1921年4月生于上海，祖籍原江苏省川沙县(即现在的浦东)。1938年参加新四军，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政治队、军事队受训毕业。1942年从苏中新四军一师调往浙东地区，参加创建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斗争。建国前，是新四军浙东纵队《战斗报》社主编、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前锋报》社总编辑、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一支社社长。上海解放后，任《解放日报》编委，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党刊《党的工作》《支部生活》总编辑。1983年至1987年，任《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此文写于2015年：

　　——我今年94岁了。17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之后随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一直在新闻战线工作，算是一个新闻老战士吧!

　　——近一个世纪以来，最让我怀念的是在抗日救亡中，把我引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最让我难忘的是参加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斗争中，部队首长对我的锻炼、培养和教育;最让我感动的是革命队伍里同志间相互激励的深情厚谊……

　　每当回忆这些往事，都是对我精神世界一次又一次的洗涤与净化!

　　“抗日救亡”走上革命路

　　1921年4月21日，我出生在上海苏州河畔，新闸路东斯文里的一栋石库门住宅里。那是旧上海劳苦人民的聚集地。我的祖籍是江苏省川沙县曹河东丁家宅(今唐镇四村丁家村，现已被地铁动迁拆除)。祖父在乡下除务农外，也是乡里有名的“茶担”厨师。后来厨师生意败落，祖父就带着我父亲和两位叔叔一起，来到黄浦江西岸“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在曹家渡摆了一个饭摊作坊。不久父亲在丝织厂当上了司磅员，同女工王阿娥成婚，做起了他擅长的“红帮裁缝”：给洋太太们缝制古里古怪的帽子。可随着抗战爆发，国土沦丧，家境越来越困难，父亲只好将部分房子出租以维持生计。

　　我6岁开始读书，小学毕业，考进了南市区陆家浜路的“中华职业学校”土木科。这是由我国著名教育家、职业教育创始人——黄炎培先生(也是川沙人)创办的一所名校。它是专为社会青年解决“个人谋生”，进而“服务社会”的半工半读的5年制学校。办学的宗旨就是：“双手万能”“实业救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侵占我东三省，大批流亡学生在大街上向群众宣传抗日，演唱歌曲《松花江上》：“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那里有大豆高粱，还有那年老的爹娘……”听着听着，我常常会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去学校上课也忘记了。

　　记得我们学校有一位国文教师，他对国土沦丧深感痛恨。有一天，他慷慨激昂地给我们讲解岳飞的诗词《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突然戛然而止，他倒在了讲台上!待我们上前去看他时，已经不省人事。他在授课中那种对祖国山河破碎的悲切心情，决不愿做亡国奴的强烈爱国情怀，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家隔壁弄堂有一人名叫姜士雄，他是商务印书馆的员工(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租界沦陷，牺牲在日寇屠刀下，现安息在龙华烈士陵园)，是我们家的好邻居。上了“中华职校”后，我经常把想不通的问题，向他诉说。他就借书给我看，鼓励我用心从书中去寻找答案。什么高尔基的《母亲》《我的大学》《童年》，什么《铁流》以至看了似懂非懂的普列哈诺夫著的《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等等，这些书让我对祖国、对人生有了一些朦胧的认识。

　　那个年代，喜欢读书特别是有机会接触这一类进步书籍，大多是被称为“救亡青年”追求进步的一种标志!

　　1936年6月的一天，我听说在南市区公共体育场要举办“千人歌咏大会”。这对当时我们这些要求进步的青年来说，太具有吸引力了!即使不上课也要前去观看。就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刘良模先生。他是当时我国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倡导者和指挥家。可以这样说，作曲家聂耳、冼星海等创作的抗日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路歌》等等，大都是通过刘良模先生倡导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推广到群众中去的。

　　抗日救亡歌曲，总是那样慷慨激昂，让人热血沸腾!我也是在刘先生的影响下，开始参加上海各界日益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的。

　　由于我参加抗日救亡社会活动越来越多，能够去中华职校上课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后来就索性改读当时最走红的“神州”夜中学。那是由中共上海最早入党的老党员许德良创办的。著名人士彭柏山、焦明等都先后给我们上过课。

　　有一段时间，我常到隔壁姜士雄家去串门。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故事，第一次看到了油印刊物上大胡子马克思的画像。并在他的引导下，渐渐产生了去延安上“抗日大学”的热切愿望!

　　1937年7月7日，日本鬼子挑起“卢沟桥事变”不久，8月13日又突然袭击上海，抗日战争终于全面爆发!三个月后，上海(除租界外)也像东北、华北一样沦落日寇铁蹄之下。上海地下党组织开始动员进步青年，走向内地——到延安去。1938年7月，在姜士雄的鼓励和介绍下，我们一批共9个青年人，终于决心北上延安去读“抗大”!我是这一批当中最小的一个，只有17岁。为了不惊动家人，出发前我换了长衫、理了头发，到新闸路照相馆照了一张给父母留作纪念的照片。出发的那天，我把照片轻轻地放在母亲的床头，偷偷地走了。

　　在宣传抗战的熔炉里锻炼、成长

　　上海地下党组织给我们安排去延安的路线图是，先乘轮船到香港，然后从广州到武汉再去延安。

　　我们乘坐“济南号”海轮在一个夜晚来到了香港海面。远远望去，夜色下维多利亚湾边的香港，高楼一样林立，灯火璀璨，但它还能够辉煌多久呢?

　　我们满怀希望地收拾行李准备登岸。这时，驾驶台突然传来消息：港英当局说是上海有霍乱，不准“中国难民”登岸!

　　这下可把全船人都给惊呆了!后来经过不断的抗议与交涉，最后答应“济南号”必须在海上隔离三天，客人如没“病”才可以驳换小船上岸。但这条船根本就没有将客人送上小船的设备，最后不得不用吊机，将人用绳索捆着，像一件件货物一样从大船驳上小船。在狂风海浪之下，个个心惊胆战!

　　——这就是我永生难忘的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第一次亲身体验做亡国奴的苦涩滋味!

　　香港接待我们的，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廖承志同志，由他介绍我们先去武汉。

　　1938年6月至10月，日军攻下安庆后开始围攻武汉，国民党军队正和日本鬼子进行所谓的“武汉大会战”。我们在敌机狂轰滥炸中到达武汉。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董必武同志对我们说：“现在鬼子已经把铁路炸了，去延安的路不通了!”他建议我们到皖南去，新四军刚成立，军部就设在皖南。

　　眼看汉口将要失守，我们不得不一路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一起撤往长沙。

　　到了长沙，我们几乎身无分文，连吃饭都发生了困难，暂时又没有到皖南去的军车。经办事处介绍，我们参加了刘良模领导的从事抗日救亡宣传的“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

　　原来“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刘良模带着这支队伍从上海撤退，一路在群众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经过南京、武汉，也辗转到了长沙。他们听说我们是上海青年，特别欢迎!于是，我和另一位上海大哥就一起报名参加了。

　　——这是我离开学校步入社会后，参加的第一支抗日救亡队伍。

　　刘良模是无党派人士，在宋庆龄、何香凝等著名人士和海外爱国华侨领袖们的支持下，在国内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希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由他组织的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其宗旨就是为抗日前线的军人服务。不论是国民党军还是八路军、新四军。

　　武汉被日军攻占后，大批难民和伤兵涌入长沙，原本只有30多万人的长沙，一下猛增至50多万。国民党从武汉失守得出了“教训”，决定对日寇实行“焦土抗战”战略，并在日军兵临长沙城下之前作了部署。

　　谁知道10月13日凌晨2时，长沙南门外伤兵医院意外失火，国民党军队以为鬼子进城了，是总部发出的点火信号。于是，一面仓皇撤退，一面点火烧房，很快大火蔓延至全城! 就这样，大火连烧五天五夜，最终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3万多人丧生。这也让长沙成为与斯大林格勒、广岛、长崎一样，二次大战中世界上毁坏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这时，我们军人服务部大部分人员正在长沙到平江公路线救护伤员。得知长沙起火，刘良模已经为我们派出两辆卡车等着接我们，我们连忙从前方往长沙城里赶。一路上大批难民都往城外跑，唯独我们往城里奔。全城大乱，我们去哪里找刘先生啊?当我们刚奔到城门口，大路两旁墙壁上赫然写着：“刘先生在火车站等你们!”原来他和总部的几个人，在大火中的火车站等着我们。

　　他就是这样一个重情义、信承诺的人。这深深刻印在我一生的记忆中!

　　后来，经过大家一番争论，刘良模决定不留在国民党大后方广西桂林，折回抗日前线——浙江金华。在这里，刘良模把我们分成两个分队，一个队到浙西国民党部队，一个队到新四军。我和另外两个青年正好被派到皖南。1938年年底，我如愿参加了新四军，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接受训练。新四军教导总队的基地设在皖南泾县中村，这一期先后有11个中队，每个队100多人。这是专门训练抗日青年与新四军干部的地方，也是新四军最重要的干部培训基地，以后新四军发展的主要骨干，大多也是从这个教导总队出去的。

　　新四军里学生兵比较多，文化程度相对高一些。比如，两次为《新四军军歌》谱曲的何士德，就是教导总队文化队队长;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和电影《南征北战》的作者沈西蒙;《淮海战役组歌》与《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的作者沈亚威等等，都是这一时期皖南军部教导总队的同学。

　　新四军皖南教导总队的队训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严格的训练，使我在政治思想、军事素质以至于体格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政治队、军事队先后毕业，我到了浙西游击区。不料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被俘，项英、袁国平等领导牺牲，部队损失惨重。为了对抗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中共中央军委随即发布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扩编成7个正规师，一个独立旅，全军达到9万余人。军部设在苏北，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此时，我在新四军一师三旅的文工队创作组工作，也为苏中四分区地委机关报《江海报》采写战地通讯，当起了随军记者。为了开辟浙东解放区，1942年年底，我接到调令，分配到了浙东，参加了四明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纵队党报为何取名《战斗报》

　　中共浙东区党委继承工农红军优良传统，在创建根据地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全力抓党的建设、统战工作、政治教育和文化活动。部队首长谭启龙、张文碧说他们没有进过学校，都自称是“土包子”，但他们抓舆论的热情与内行，几十年后都是我敬佩和学习的榜样。

　　他们一进入浙东，就忠实地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的指示，早在1942年6月就建立了“新闻电台”，随军行动，收听延安广播。并创办了油印的《电讯报》。

　　1943年5月，部队在频繁的活动中得知，国民党余姚县政府临敌溃退时，将一座印刷厂的设备埋在城脚附近的村落里。张文碧立刻从司令部调来两个连，组织了七八个懂行的干部连夜潜入余姚城下，就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身背肩扛，硬生生将一座印刷厂的设备，搬进了四明山深处的“杜余岙”。

　　从此，《电讯报》由油印改成了铅印，并改名为《时事简讯》，由中共浙东区委宣传部直接领导。尽管它还不是浙东区党委的正式机关报，但其内容大都是浙东根据地的新闻。并通过1943年1月成立的新华社浙东分社，向华中和延安总社发稿，大大改善了浙东根据地孤悬东南、消息闭塞的境况。

　　在抗日游击战中，部队高度地流动与分散，迫切希望了解彼此的信息，特别是领导机关部队首长的声音。谭政委、张主任还有何司令，迫切希望尽早创建部队自己的机关报。1943年8月23日，在余姚县梁弄镇附近的横坎头，经过多方筹备，由何克希司令员(化名“何静”)题字的油印《战斗报》，终于创刊了!

　　为什么要把报名题作《战斗报》呢?部队首长们说：“为解放全浙东人民，解放全中国人民，我们要不停地战斗!”谭政委说，延安《解放日报》是中央党报，提出“革命的战斗的党报”，基本要求就是要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是宣传、组织群众的锐利武器。我们的《战斗报》要成为全军的耳目与喉舌，成为全军的教科书。

　　那时候，政治部机关很精干，政治部下面只有4个科，除科长外，最多再设一两个干事。宣传科科长是江岚同志，《战斗报》归他领导。主编是周丹红。他是嵊县人，是浙东的“四大才子”之一。他对“嘀笃板”(后来的越剧)情有独钟，建国后改名伊兵，是著名戏剧家。油印刻写员叫董明秀，由于长期在艰苦条件下坚持刻写，后来患上严重眼疾。另一个是油印员胡达，他能用一张蜡纸印出1000多份报纸，是个“技术能手”。

　　战斗越艰难，“军旗”越高扬

　　在敌后抗日战争中，1942年是八路军、新四军战斗最艰苦的一年。延安新华社宣传是“黎明前的黑暗”!这大大鼓舞了我们根据地军民的信心和斗志。对于浙东根据地和浙东纵队来说，最艰苦的岁月是1943年10月开始到1944年上半年，浙江军史称为“第二次反日伪顽自卫斗争”时期。

　　经过两年多的英勇战斗，我军壮大了，四明山根据地也扩大了，这引起敌人的仇恨。一直龟缩在天台山以西的国民党顽固派，在蒋介石三令五申“务必歼灭奸军在四明山”的命令下，纠集10倍于我军的兵力“围剿”我军。日军则从余姚、新昌等地集结，在伪军的配合下，封锁航道与公路，向四明山发起了疯狂的进攻。而原来在我们统战工作教育下的所谓“友军”，也被收买，开始对我根据地后方进行偷袭。

　　形势严峻，我军则以游击战的优势，与敌人迂回周旋。部队几乎每天都在运动转移之中，战斗十分艰苦。浙东区党委《时事简讯》的印刷厂设备带不走，只能掩埋于山岙中，报纸不得不停刊;我们部队油印《战斗报》的油印机，在行军中不慎翻落到深山岙里，报纸也只得停刊了。

　　1943年12月22日，我军结束了“灰色隐蔽”，公开亮出“新四军”旗号。“新四军”军部电令：浙东抗日武装正式编入“新四军”序列，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简称“新四军浙东纵队”，佩戴蓝色、白框，内有“345A”字样的臂章——这对浙东军民战斗士气是极大的鼓舞!

　　政治部主任张文碧是一位性格直爽的江西人，他对油印《战斗报》停刊很不高兴，不时气呼呼地说：“3年游击战中再困难，红旗也没有倒，现在是怎么搞的?把《战斗报》这面‘军旗’都停掉啦?”他要求尽快复刊，并且要改为铅印，适应我堂堂“新四军”的番号，要办成合格的“纵队机关报”。决定把我从政工队副队长调任《战斗报》主编，仍归江岚同志领导。

　　这时，在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关心下，浙东区党委和纵队党委决定，为摆脱进犯四明山的强大敌人，我军主动撤至“三北”和鄞县、奉化、金华和肖山地区——到敌伪军事据点空隙区去开展游击战。

　　部队到了“三北”，政治部下令调回原印刷厂的同志，并要求把隐藏在四明山杜余岙的印刷机器和铅字，全都搬回“三北”。为此，原厂长何平同志(建国后在新华书店系统领导部门任职)带领12位同志，利用3个夜晚，来回奔袭上百里，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屡次偷渡姚江，终于把印刷厂的全部设备，安全运回了部队驻地。

　　此时，浙东地区恶性疟疾大爆发，我未能幸免被传染上了。这种病来势凶猛，先是恶寒后是高烧，周期性地反复发作，几乎让我失去行动能力。看着我不停地“打摆子”，张主任心里比我还着急，但是他说：“报纸是领导机关的旗号，战斗越紧张，报纸越要按时出版。尽管你这样，我还是不能让你休息!”

　　张主任是一位历经红军三年游击战考验，有在敌人心脏地带穿插战斗的丰富经验。经由他同“三北”地下党组织安排，将我们报社同志安插到姚江边上敌占区毛山山坳中一个名叫“稻香庵”的尼姑庵里，叫我一边养病，一边坚持编排报纸。并从政治部的两个警卫班中抽调一个警卫班，随报社行动，进行警戒保护;同时，他又精心安排了地下交通员往来于部队与印刷厂之间，传递指令和信稿。

　　这可是在敌占区敌人的眼皮底下办报啊!《战斗报》印刷厂的重建和《战斗报》的铅印复刊，也正是在这里开始的。

　　这座毛山有好多个山头，最高的约300米左右，有十来户小村落，分布在不同的山坳里。山西北的横河镇及南面二六市、三七市等乡镇，均在日、伪军的控制之下，是他们的军事据点。山上没有高大的树木，只有茂密的柴草。《战斗报》印刷厂寻找了两个隐蔽的地方：排字房挖地3尺建在半山腰上，竹篱笆作墙壁，屋顶用稻草与活的树藤盖着，十分隐蔽;印刷车间和烧饭间建在山顶上的藤柴底下，离山下的排字车间约300来米，进门洞便是堆放纸张与切纸的地方。这些地方很是隐蔽，外人即使走到了厂门口，也很难发现。

　　这样，《战斗报》在毛山上整整坚持了7个多月。同志们吃、住在山上，几乎都没有离开过“厂房”。山上林中潮湿，加上长期在半地下的厂房里工作，不少同志浑身长满了糜烂的疥疮。为了保密，我们日常用的日用品、搬运设备和纸张，都是由毛山村老百姓越过敌人的封锁线，一件件给我们搬上山来的。

　　10月中旬的一天，山下一位村干部跑来报告：有100多名日本鬼子和200多名伪军上山来扫荡。大家顿时紧张起来!立即拿起武器(总共只有4支步枪和几颗手榴弹)，每3人一组，隐蔽在附近茂密的草丛里，密切监视着敌人。

　　敌人终究没有发现我们。待敌人走后，村里老百姓对我们说，当时日本鬼子威胁村里老百姓，要他们讲出“三五支队”印刷厂在什么地方，讲出有赏，否则杀头!老百姓们回答说，他们早已搬走了!日本鬼子不相信，又到处搜寻，一直走到山顶一块菜地边，眼看就要发现印刷厂时，却止步折回了。但是，隐蔽在山下石步市发行站的两位女同志张林和陈捷，来不及撤离，被敌人抓获后关进宁波监牢。她们受尽折磨，宁死不屈!直到抗战胜利，才被我军救出，重回革命队伍。

　　过去听说有个“安泰之死”的故事，安泰力大无比，无人能敌，但是当他被敌手高高举起、脱离大地之后就被敌手杀死了。同样，我们的党和军队之所以不可战胜，就是因为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这次反扫荡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1944年3月21日，《战斗报》又以崭新的面目出现了!标号为“新第一号”。报头《战斗报》三个字，依然是何克希司令手笔，鲜明标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印”。没有照相制版、插图、题花等，全部用木刻版，别具艺术风格。

　　1944年上半年的浙东根据地，那是怎样的岁月啊!部队夜夜翻山越岭，天天有战斗。正是在这个时候，《战斗报》鲜明地出现了。正如张文碧主任所说：“军旗高扬了!”

　　回忆这几十年前的情景，依然让我心情激动的是：部队领导在“三北”如此紧张激烈的战斗中，还多次讨论《战斗报》的工作大计。环境恶劣，战斗艰苦，但领导与士兵们的心息息相通，这正是我们对敌斗争必胜的关键。《战斗报》复刊不过两个月，报社编辑部就收到干部、战士来稿292件。这个来稿数字，公布在1944年5月12日的《战斗报》上。

　　《战斗报》从复刊到1945年10月浙东纵队受命北撤，部队各级首长几乎都在《战斗报》上发表过文章，这些文章成为部队政治教育中，最生动、最有力、最贴心的教材。文章里根本没有什么空话、套话，假话就更不用说了。区党委和部队首长、地方党政负责同志、各重大战事中有关军政指挥员，都把给党报写稿当成自己的责任。他们的稿件观点鲜明，叙事生动，别具风采。在我们浙东解放区，不论是在部队或是在地方，人文荟萃，各级领导的讲话稿或是文章，从不请人捉刀代笔，这是我党的优秀传统和作风。

　　表扬与批评，旗帜要鲜明

　　1944年2月11日的“前方村战斗”，那是在第二次反敌伪顽自卫战争中战斗最壮烈、我军牺牲最大的一场战斗。由于我们战前情报和侦察失误，作战部队求战心切，相互配合又失误，致使我军原本从主动出击，到陷入敌军主力突然增援包围之中，激战一天一夜，主攻部队不得不从困境中突围，牺牲了98位同志。其中就有营、连主要干部6人，负伤3人。这些干部都是建有战功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平时教育干部、党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战斗中他们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前方村”战斗失利后，部队指战员一时士气低落。《战斗报》不回避战斗中的问题，及时发表谭启龙政委的文章，公开剖析了部队战斗失利后的思想状况，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战局，检讨了“前方村”战斗失利的领导原因，指出了今后前进的方向，从而扫除了部分同志思想上存在的灰溜溜情绪，重又振奋了指战员们的战斗士气。

　　接着，《战斗报》又用大量篇幅，连续报道主力部队在进攻与突围中英勇奋战的故事，介绍“前方村”名种支援和救护伤员的感人事迹。纵队警卫大队是这次战斗中担任主攻的一支部队，指导员成君宜指挥突围撤退，为战士打掩护，自己走在最后，从而牺牲。大队长是刚起义反正的旧军人，看到成君宜的英勇自我献身精神，非常感动。他主动为《战斗报》写文章说，他“从成指导员身上真正认识了共产党”。

　　成君宜是上海知识青年，是一位很早就参加江南、浦东游击战的“老战士”，也是《战斗报》的积极通讯员。战前他就写信给他在上海的恋人，来浙东解放区团聚。他的未婚妻叫徐志远，是一位正在医学院进修的医师。“前方村”战斗结束后，她来到了浙东。参谋长刘亨云不忍心告诉她亲人牺牲的消息，叫她先随司令部行动。但当她打听到亲人牺牲的噩耗后，克制了悲痛，毅然打报告申请参了军。她给《战斗报》写文章悼念成君宜同志，感动了广大指战员。

　　她在火线上积极从事战地救护，抢救伤员，甚至还学会了打机关枪。她担任《战斗报》通讯员后，主持“卫生信箱”栏编辑工作。建国以后，已经是海军部队离休干部的徐志远，不顾年迈体弱，三次从青岛赶来四明山祭奠。并且向梁弄地区党委申请，允许她去世后把骨灰葬在她年轻时的恋人——成君宜烈士墓旁。

　　看，这就是我们革命战士真诚的爱情，多么崇高，多么浪漫!2007年我重访四明山，在梅花岭上“拜谒”了这两位老战友。

　　1944年上半年开始，日本鬼子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节节失利，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据可靠情报，美国盟军正逐步向中国东南沿海靠近。中共浙东区党委和纵队党委根据中央和军部指示，决定迎接盟军在太平洋的进攻。浙江沿海有可能是反攻登陆点，于是决定除坚持发展浙东抗日根据地外，再开辟以舟山群岛为中心的海上游击根据地。

　　1944年5月，何司令、谭政委下达命令给纵队海防大队。这是一支神奇的“特种部队”。在敌人严密封锁的山东、江苏、浙江沿海，他们呼风唤雨制服了猖獗的海匪;在敌伪严密封锁下，他们帮助浦东部队渡过杭州湾进军浙东;军部和苏中上百名军、政、文领导干部包括我，都是他们从海上突破敌伪封锁转移至苏北的;上海地下党支援浙东的物质，也是他们运进四明山的。这次何司令和谭政委要求这个神奇大队组建一个中队，试探着向舟山群岛挺进。

　　海防大队大队长张大鹏、政委吕炳奎，指令由副大队长陈铁康率领一个中队70余人，3挺机枪、1门土炮，分乘5条木帆船，从慈溪古窑铺出海，进发大渔山岛，伺机向日军海军基地——岱山、舟山方向进发，并同岛上我地下党取得联系。

　　浙东海面的大渔山岛，面积不足10平方公里，居民近千人，未驻日军。21日凌晨，海防大队一中队刚登岛不久，就发现有汉奸深夜驾船，向岱山日军驻地告密。

　　新四军突然在日军重要的海上基地后方出现，令他们十分恐慌。于是，岱山驻军报告舟山，舟山报告上海。8月25日清晨，日军调集舟山和岱山200多人、伪军300多人，在两架飞机、五艘军舰、炮艇的配合下，大举向大渔山岛我军发起疯狂进攻。

　　我军海防大队战士们面对日寇的海、陆、空疯狂进攻，毫不畏惧，死守3个山头，顽强抵抗。从上午8点多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弹尽粮绝，没有弹药就用石头砸、枪托打，最后跳崖投海!全中队牺牲了大队副等42人。后来有十多位跳海的同志，被渔民发现后救起，护送到浙东古窑铺。此消息一传出，浙东区党委机关报《新浙东报》、新华社浙东分社和《战斗报》联合进行了深入采访。

　　我在采访中发现，跳海归来的战士李金根，原是一位土炮手，跟洪珠指导员一起守在一个山头。他看到洪珠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后，将陪伴他多年的土炮也砸了。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手中的武器就是自己的“第二生命”，至死不能把武器丢给敌人。

　　他在手无寸铁与敌搏斗的情况下被俘。他和十多位负伤战士被捆在鬼子军舰的甲板上。他看见鬼子兵正在上刺刀，李金根想，我等着吃刺刀，还不如跳海。他同两位战士挣脱了捆绳，翻身跳入大海。在敌人机枪的扫射下，另外两位同志牺牲了，他因为是浦东南汇海边农民，水性好，虽然左臂也中了弹，但还是坚持游到海岛的山脚下，隐蔽了起来，后来被渔民发现救起。建国后他复员回到了南汇，至今在他的左臂上还留下了一个枪眼的伤疤。2007年我重访四明山时，居然见到了他。

　　延安新华总社发布浙江分社写的“新四军在大渔山奋战日寇海陆空联合进攻”的新闻，在军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新浙东报》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那是作家黄源同志的夫人巴一熔同志写的。我根据采访的大量可歌可泣的材料，也写了一篇真情实感的“报告文学”，只不过是用连环画形式发表的。因为我们觉得这种文化形式更通俗，更适合文化程度不太高的广大战士。

　　这本题名《血战大渔岛》连环画，32开本，由42幅木刻的黑白连环画组成。它用图文并茂的形式真实地描写了战斗的全过程，封面是红蓝套色木刻。木刻的作者洛井(即六井)是《战斗报》的美术编辑——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木刻艺术家。《战斗报》版面生动活泼，每期报眼总有他刻的一幅木刻宣传画，文章也大多配有他的木刻插图和题花。我在画集的“序言”中写道：“大渔岛血战中的64位抗日勇士(37位战死，27位生还)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主义，只是4年来我军战争中千百个同类例子之一，我们对抗日救国与解放人民视死如归的忠心，由此可以表露一斑——但也只是一斑而已。我们决无丝毫骄傲自满，我们总是觉得我们的军事宣传大大落后于我们的军事实际，是有愧于我们的英雄们的。”

　　群众永远是报道的主体

　　但是《战斗报》一不留神，也有失误的时候。

　　大家知道，纵队何克希司令员是位深受浙东广大军民爱戴和赞扬的司令员，在部队和地方都有很高的威望。他的秘书是一位老党员。在1944年下半年的“百日大练兵”中，何司令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他。他就为报社写了一篇“我所了解的何司令——胜利的旗帜!”的文章。这是一片文情并茂的文章，我看了很欣赏。在抗战纪念日——7月7日这天，用大半版的突出位置刊登了出来。

　　谁知报道出来后，何司令一见到我就拉住我说：“丁柯啊，你怎么眼睛不往下看看啊，练兵场上‘神枪手’‘投弹大王’多的是，怎么会来报道我呢?你可是犯了方向性错误噢!”

　　后来遇到谭政委，他也说：“你们得多深入基层部队，多报道基层战士，多报道他们当中出现的英雄模范啊!”

　　张主任和江岚对我则批评得更厉害，他们尖锐地指出：“你办的是党报，别表扬领导首长，多报道指战员们和群众们的英勇事迹，才是你办报的正确方向!”

　　这是一堂多么深刻的“党报的办报方向”的教育课啊!它让我终身难忘!

　　几十年来，我一直认为我们这些首长本身就是最光彩夺目的“民族英雄”，由于他们高尚谦逊的品德，他们为国为民的巨大贡献才少为人知，这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终身抱憾!

　　到群众中去办报、去发现人才

　　根据广大干部与群众的要求，1945年5月，《战斗报》经过总结决定扩版，以增加报纸的容量。从每周8开8版-16版，扩大到4开4版-6版;到了6月，在战斗中缴获了一台配套不齐的石印机，就决定增出一份《战斗画报》，8开4版-6版。前者重点担负加强对部队干部和地方党政机关干部、党员的思想政策教育;后者则要求图文并茂，以画刊为主，石印、油印、木刻套印，文字通俗，形式活泼，主要对象是部队的战士，特别是刚参军的新战士及战斗中扩大过来的“解放”战士。这是《战斗报》群众性传统特色在新形势下的发扬，发行覆盖面扩大，赢得了部队战士更多的喜爱。

　　在新形势下，《战斗报》编辑出版工作量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大大加强。石板机设备残缺不全，且十分笨重，印刷工人们却革命热情高涨，就用更多的体力操作机器。报社编辑洛井、白艾、张克、韦以、史洲，发挥各自特长，夜以继日地忘我加班工作。在这段日子里，铅印报、石印画刊、木刻连环集，几种报刊轮番出版，加上随时出版的油印彩色套印的战场《捷报》，首长们对建功部队、英雄模范的嘉奖令，还有印发给新解放区的宣传品、漫画等，随着部队的推进和解放区的扩大，报刊发行渐渐深入到宁、绍大地以及富春江、曹娥江及钱塘江两岸。

　　1945年8月15日，日本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浙东解放区一片欢腾!山区人民举着篾竹火把，载歌载舞，彻夜游行。

　　新四军浙东纵队在党中央和朱总司令命令下，全军奋勇向杭嘉湖、宁波和上海地区进发，收缴日伪武装。纵队党委和政治部要求《战斗报》密切关注局势变化，针对干部、战士们的思想动态，开展生动活泼的思想教育宣传工作。

　　1945年9月，党中央突然一个月连下三道“急令”!命令浙东解放区全军和政府工作人员，7天之内必须全部北撤苏北，而且“越快越好”!

　　浙东纵队以大局为重，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忍痛撤离历经4年半培育，并且洒满革命烈士鲜血的八百里“四明山解放区”，忍痛告别亲如骨肉的400万浙东和浦东的父老乡亲。

　　在北撤和挺进山东途中，我们的采编人员始终同战斗部队在一起，有时选择深入连队，与战士、干部谈心采访，有时在行军途中帮助战士背背包或枪支，同政工干部一起，向沿途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新四军卫国、爱国、爱民的优良传统。在行军间隙，他们就提笔把采访所得，及时传递给报社。

　　浙东纵队北撤到山东后，原来的《新浙东报》人员调纵队政治部，创办纵队机关报——《前锋报》。原《战斗报》大部分人员包括记者、电台、运输、伙夫等，均上调纵队机关报——《前锋报》，丁柯接替王平夷同志(建国后任杭州市市委书记、市长)，任总编辑兼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一支社社长。所以第一纵队新闻单位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江南、浙东区党委和浙东纵队培养的。

　　最让我想念的是施强同志，至今还经常通信。他原来是余姚县一位中学生，在四明山参军。在纵队教导大队学习表现优秀，大队长唐炎推荐给报社当记者。有一次战斗打响，他正在一个连队采访，这个连正好守在敌人突围的大路口，堵住了敌军的退路，敌人用飞机、大炮以及地面部队轮番冲击，就是冲不开我们这个连坚守的阵地。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在叶飞司令员指挥所，施强向我通报战况说，战斗十分激烈，自己已经受伤。我问他：“你还能不能坚持?”他说：“连队能守得住，我坚决不下火线!”

　　看，这就是我们的战地记者啊! 后来，这个连队被评为“人民功臣第一连”，施强同志也立了三等功!离休时他是《解放军报》记者处的处长。

　　我们苏北、苏中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从江南、浙东抗击日寇，到参加解放战争各大战役以及抗美援朝中，先后参与的战地记者有一两百位吧。他们有的英勇牺牲，有的建立了赫赫战功。历史将铭记他们的功绩，他们无愧于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