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冼星海一起战斗的日子
来源：湖北党史网   2022-11-19 09:56:35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平、津、沪相继沦陷，武汉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此时，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歌咏活动尤为突出，达到史无前例的声势。

　　冼星海是1937年10月随洪深、金山带领的上海救亡演剧队二队(以下简称二队)来到武汉的，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去延安，在此度过几乎整整一年。冼星海是我尊敬的导师，我有幸和他一道经历了这段岁月，聆听了他的教诲，也曾经荣幸地被他视为战友。

　　汉口精武体育会

　　1937年10月3日，著名戏剧家洪深带领上海救亡演剧队二队到达武汉，冼星海就在这个队负责音乐方面的工作。

　　4日下午，二队迁到离我家不到半里路的汉口精武体育会。次日，我们到精武体育会时，竟已是门庭若市，人来客往，加上围观的，好不热闹。我们穿过人群进了门，在二楼看到了冼星海。冼星海穿着棕色旧呢西服上衣，系黑色领带，衣着大方，既气宇轩昂，又给人以诚挚朴素的印象。我上前作简要自我介绍时，立即从他有力的握手和微笑的眼神中体会到他的友好。作为一个初涉社会的青年，受到我所敬仰长者的热诚欢迎，心情十分激动。

　　可能是冼星海见我有点拘束，主动对我说：“我也教唱歌，在上海很多地方，这次沿路也教。”一下子就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立刻感觉气氛轻松起来，如释重负。

　　冼星海又问了我很多话。他非常关心武汉歌咏运动的情况。当我提到武汉歌咏活动发展很快，但苦于教唱歌的干部太少，很多人不会指挥，配合形势的新歌曲也为数不多时，冼星海似乎早已料到。他说，上海、开封、郑州也都是这样，并若有所思地说：“以后可以办一个专门培养指挥教唱歌的训练班，选一批唱歌水平较高的青年参加。”至于指挥，他说，不要看得太神秘，一般歌曲的指挥很简单。他接着又谈到，这次路过开封，他见到那里的歌咏运动发展得很快，有一位青年马可，很活跃，会作曲，“他是一个很有希望的青年。”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拿出钱包，从里面拿出一张歌单说：“这是马可新作的歌曲。”我一看，是马可用钢笔抄写的歌稿《游击战》，冼星海对着歌单哼唱了三四句，然后递给我说：“这支歌作得很不错，送给你。”

　　冼星海对青年人关怀备至、待人接物诚恳亲切，一见如故，让人肃然起敬。初次见面，他就和我促膝交谈一个多小时，还同意晚上陪我去参加教唱活动。其实，他当天时间早已安排得非常满。下午，他先去“凌霄游艺场”(在今江汉路旋宫饭店)参加了欢迎茶话会，会后又遇到空袭。警报过后，仍不忘立即和我一起去“青年会”与武汉民众见面，当场就指导大家唱他作曲的《拉犁歌》和《青年进行曲》，然后教大家唱《抗敌歌》。一直到天已全黑，又应邀赶去广播电台为武汉市民教唱。

　　汉口精武体育会是一处群众习武练拳的场所。位于汉口吉庆街惠通路口，是一幢三层楼房。自从二队借住以后，这里更加热闹起来。来访的文艺界人士络绎不绝，门前窗外又经常挤满群众，加上正好金山在一楼大厅里为登门求教的文艺团体导演独幕剧，很多人都看过《夜半歌声》，有些街上还贴着它的海报，谁不欣赏由他扮演的“宋丹萍”呢?引来更多的人围观。金山令人眼花缭乱的示范表演让大家看得如醉如痴，舍不得离去。

　　精武会二楼是办公事的地方，三楼是宿舍。冼星海来汉后一直住在这里，直到1938年4月搬到武昌三厅后，还常来这里下榻和写作。

　　汉口业余歌咏团

　　冼星海到武汉只几天，希望到我们“业余歌咏团”和群众见见面。我正想约他到歌咏团去教授指挥，当然求之不得。我便讲明意愿，又介绍了一些情况。他都欣然接受了。

　　“业余歌咏团”是武汉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借用大智路韩家巷保安公益会地方练唱救亡歌曲。成员主要是工人、职员、中学生、小学教员等，先后有200多人参加，但流动性大。通常都有几十人聚集活动，这天听说冼星海要亲自来教指挥，来的人特别多，整整齐齐坐满了一堂。冼星海见到很高兴，对大家业余时间参加救亡运动表示钦佩，勉励大家学会了唱救亡歌曲要教别人唱，用歌咏宣传抗战，发动周围群众。

　　他先领导全队练唱学过的《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保卫卢沟桥》等几首歌。稍有不妥的地方，便停下来自己唱一两遍示范，详细讲解轻、重、强、弱和感情。大家兴趣被调动起来，效果非常好。接着，冼星海要每个人都站起来，排成做体操的队形，左右手横向摊开，拉开间距，学习指挥。他自己背向大家，要所有人都模仿他打拍子的手势，嘴里念着“一、二、一、二，重、轻、重、轻”。待绝大多数熟悉了动作要领后，就用《青年进行曲》来练习。他领着他们一边唱，一边做指挥动作。自己又走到每个人面前一一检查，纠正姿势，直到全体掌握了规律，再正式排练一次，像通过考试才算及格一样。以后一连几天，都是这般教。教会二拍子后，又教三拍子、四拍子。

　　这是冼星海到武汉后第一次系统教学。他诲人不倦、甘当人梯的精神，使在场的人欣喜和感动，情绪十分热烈，都打心眼里喜欢他、尊敬他：“冼先生真耐烦，一点架子都没有。”

　　也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冼星海在武汉期间创作了100多首歌曲，“业余歌咏团”往往最先唱开。例如《新中国》《在太行山上》《保卫大武汉》《到敌人后方去》《游击军》《祖国的孩子们》等著名歌曲，连以后由他亲自创办和指导任教的“海星歌咏队”也不能相比。

　　令人难忘的还有请他到“武昌业余歌咏队”教课的一次。那个队只有十多个人，主要是店员、学徒，但学唱歌热情很高。原是我每星期一次晚上去那里教唱。他们都听说“汉口业余歌咏团”请冼星海教过指挥，就希望冼星海能到武昌来一次。我担心过江路远，人太少，觉得很难开口。但是，当我用央求的语气向冼星海转达时，他立即满口答应。那时正值严冬，碰巧约定的那天晚上又是暴风骤雨。我陪冼星海乘轮渡去武昌。到达后，却见到歌咏队全体成员早已正襟危坐以待，唯恐有变化，见到冼星海按时到达，兴奋不已。冼星海和在汉口业余歌咏团一样，认真热情地为大家上好了这一堂课。

　　中华全国歌咏协会

　　南京沦陷后，全国音乐界同仇敌忾，团结全国一切的歌咏工作者和音乐界人士，组成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统一战线已是大势所趋，时代所望。

　　冼星海随二队到大冶、石灰窑(即黄石)巡回宣传演出回汉后，即和张曙等人一同倡议。在广大音乐家、社会活动家和歌咏工作者的一致努力下，1937年12月25日，“中华全国歌咏协会”筹委会在汉成立。我和李行夫都是委员。

　　翌年1月17日11时，这一全国性救亡歌咏组织正式在武汉“光明大戏院”成立。

　　这天，冼星海担任大会主席，王云阶任司仪，刘雪庵作了工作报告。大会将当日定为全国歌咏日。“业余歌咏团”还参加了下午的歌咏大会，“孩子剧团”也参加了演出。

　　歌咏协会的委员中，我记得的音乐家有黄自、冼星海、刘雪庵、盛家伦、吕骥、沙梅、张曙、贺绿汀、何士德、王云阶、周巍峙等，未与会的著名歌咏活动家刘良模也在其中，我们武汉的有熊务民、李行夫、夏之秋、江定仙、林路和我等，共计35人。同月，冼星海与张曙、王人艺、曾昭正、李行夫、盛家伦、安娥等21人被聘为“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音乐工作委员会”委员。

　　珞珈山上歌声嘹亮

　　冼星海来到武汉的消息传到珞珈山，“武汉大学歌咏队”立即邀请他前去指导。

　　约定的那天晚上，我伴送他渡江前往。那时交通不便，仅有一路私营的公共汽车通达武汉大学，下午5时收班。从武昌轮渡到珞珈山约10公里，我只好雇了一辆小汽车，到达武大时，已是黄昏时分。

　　歌咏会在理学院101教室进行。我们到时，这里早已灯火辉煌，座无虚席。后到同学只得挤在走道上蹲下。这也是我记忆中“武大歌咏队”人数到得最多的一次。师生们殷切期待一睹冼星海的丰采、亲身领受他的教诲。尽管外面寒风嗖嗖，教室里却热气腾腾，歌声震耳。当冼星海出现在同学们面前时，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冼星海频频点首微笑以示感激之情。

　　经过简单介绍，冼星海在掌声中走上讲台。面对100多位风华正茂的男女青年，他带有不无羡慕的心情向大家致意。他对歌咏队已有的成绩和坚持救亡歌咏活动表示赞赏与关怀，然后带领大家唱了10多首最流行的救亡歌曲，其中包括他作曲的《拉犁歌》《流民三千万》《青年进行曲》等，间或停下来作些讲解示唱。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同学们兴趣却有增无减。冼星海也相当兴奋。

　　见大家情绪热烈，欲罢不能，我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用大张纸抄写的歌谱《茫茫的西伯利亚》张贴在黑板上，请冼星海教唱。

　　《茫茫的西伯利亚》是话剧《复活》的插曲。这是冼星海作品中唯一的一首六拍子歌曲。冼星海用假音先作轻声示唱。优美清新的三拍子节奏，随着两臂舞蹈般的匀称指挥动作，同学们凝神注视，耳目全新。全场屏住呼吸，寂然无声。冼星海在法国除学习作曲、小提琴外，还学过指挥法。由于时代环境的限制，他未能充分发挥这方面的才能，这次示范教唱，只是小试锋芒，也够人大饱眼福。

　　遗憾的是，为了赶上末班轮渡回汉口，歌咏会只能适可而止。同学们依依不舍和冼星海握手告别。

　　这次武大聚会冼星海十分满意。回家的路上，我向他介绍了武汉“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情况，以及不久前在汉口“一二九”二周年纪念游行时发生的枪伤事件。

　　走访盛家伦、田汉

　　冼星海每天工作很长时间，经常到深夜。工作之余有时出外串门走走，间或约我同行。1937年底前后，常在晚饭后散步来我家，稍待即去。遇上突袭警报，禁止交通，全城停电，他就闭目聊天，等待光明到来。

　　盛家伦当时住汉润里，距精武体育会约半里路，是冼星海足迹常到之处。某晚，冼星海邀我同去串门，介绍认识。盛是名噪一时的歌唱家，冼星海为《夜半歌声》谱写的插曲与田汉所写的歌词珠联璧合，经盛家伦为影片一唱，不啻如鱼得水，可谓三绝。盛的气派亦不凡，性近孤僻、沉默寡言，言必有中，有时带点刺。几次会上，我们点过头。这次和冼星海一同去访，受到他适度的欢迎，我很兴奋。

　　他们俩是同乡、密友，用家乡话谈家常。多属生活经济方面的事，并不在乎我的在场。我听到仅能猜懂一半。冼星海对他住处相当熟悉，露出不可多见的放松和轻松，自如潇洒。盛也未以稀客相待。

　　几天以后，他们二位同来我家稍坐，带有回拜的味道。此后盛一人也几次光临公新里六号小叙，渐成了熟客。

　　盛家伦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为了摄制国际反侵略宣传纪录片，托我邀请歌咏队参加拍摄示威游行的镜头。为此，业余歌咏团、三八女子歌咏队、青年歌咏队全体动员，新制了队旗，人手一小面旗，兴高采烈又严肃认真地沿着江边举行了一段情绪激昂的示威游行，唱救亡歌曲、呼口号。沿途群众见在拍电影，拥挤围观，情景显得格外逼真。

　　第二天，盛又邀我去制片厂摄影棚参观。摄影棚设在六和路江边一仓库内。参观之际，盛一边解说，一边略带风趣讲了几则摄影棚内使用术语的笑话。我正回味他的幽默感，他忽然话题一转，谈起唱歌和发声学来，并要我对着麦克风随便唱了一首歌，随即将录音播放给我听。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从外界传来自己声带的震荡，感觉极为新奇，印象很是深刻。盛当即指点哪些唱法不妥，应如何发音训练嗓子等声乐知识，给我上了一堂简单扼要的声乐课。事后，冼星海带着关切的口吻问及参观的事，我才意识到是冼星海委托过盛家伦，要他有机会指点我一下。我想起冼星海曾经问过我怎样练嗓子，我回说在武大时每天早上到东湖边自练一练，苦于无人指导，无异盲人瞎马。想不到冼星海就记在了心中，又这么细心关照，让我很感动。

　　第三天，尽管我家里人与盛家伦混熟，我们从不要求他高歌一曲。冼星海关照过，盛家伦最忌讳别人要他当场表演，否则他拔腿就走，毫不客气。因而我们特别注意。1938年，武汉多少次歌咏大会，这颗歌坛巨星从未亮过一次相来展现他的艺术才华，令人不无遗憾。

　　随冼星海一同到田汉家拜访，是给我留下的另一次难忘记忆。

　　1938年春，冼星海特来告我：“田汉先生想见见你，我明天带你去拜访，你有空吗?”我立即高兴地作了肯定回答。

　　田汉和冼星海是亲密的战友，在上海期间他们多次卓有成效的合作，已创造了一批精彩绝伦的进步歌曲。田汉是著名剧作家、诗人。他作的歌词可能最多，当时几乎天天都在唱他的歌。我曾在集会上几次听他发言，能有机会去拜访他，让我感到荣幸。

　　田汉住在太和里(疑为太和街之误。太和街在今胜利街靠近卢沟桥路一段)，属旧日租界地段。不久前，抗战一经定局，日寇胆战心惊，一小时之内撤退了所有日侨，有些连桌上饭菜都来不及收拾，狼狈逃窜。田汉到武汉后，安排在这里住下，这里便成了冼星海及文艺界知名人士常来集会拜访的地方。

　　我们见到田汉后，冼星海为我作了介绍。田汉先生彬彬有礼接待我，态度和蔼可亲，俨然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关心问及我参加歌咏活动的一些情况，我每有所答，他都及时加以演绎，兼有勉励或教导涵义。他说：“救亡歌咏运动非常重要，是宣传抗战最简便最有效的方法。不限时间，不限地点，不用化装，也不需要道具，只要不是哑巴，人人都可以唱，一传十，十传百。唱得好不好无关紧要，要用歌咏加强宣传，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起来抗战，不抗战就会当亡国奴。”谈到当前抗战形势，他言简意赅，多有振聋发聩之辞，激人奋发。冼星海对田汉每一句话都聚精会神聆听，举止严谨，流露出崇敬的神情，与在盛家伦家的活跃大相径庭。

　　在武汉期间，冼星海除参加多次集会活动外，串门走访的地方当然还有许多。但可能更多的是同行们到他那里去拜访。仅我去精武体育会有限的次数，就多次遇见王云阶、李广才、张曙、沙梅、林路等，而更多的是我对不上号的知名人士。

　　1938年春以后，我和冼星海见面的机会渐少。初夏，我因事去找他，他正好在家。好久不见，他显得精神焕发，谈过一阵之后，他忽然拿出一张他的半身照片来，签上名，送给我留作纪念。我喜出望外。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的消息传到武汉，我无比兴奋地带着这张小心珍藏下来的照片去战友林路家中时，将此签名照放在了林路先生处。

　　冼星海生活逸事几则

　　《顶埂上》是“海星歌咏队”(是冼星海同志在汉亲自辅导成立的歌咏队，队长是万迪秀先生)在歌咏大会上表演的传统节目，由冼星海亲自用粤语教唱，别的歌咏队莫敢问津。后来“业余歌咏团”也在他的亲自耐心教授下学会，成为每次演出必然被欢迎再唱一次的压轴节目。

　　不过，冼星海固有的乡土音素也给他带来一些困难。有一天，他在我家里和大家一同试唱《新中国》，当他唱到“要国民自己挑，自己挑，自己挑”时，大家不约而互相顾盼并微微窃笑。冼星海察觉到了，开始他未尝介意。待至第二次、第三次，每次唱到这里，大家仍然抿住嘴偷笑。他感到奇怪。一问才知道，他的广东方言把“自己”唱成“自子”。三次连续出现，大家自然忍不住要笑了。他定了定神，思索了一下，终于猜到了原因，便摊开两手，挤了挤眼，耸了耸肩说：“没办法!”他的这个难得的幽默动作，使大家忍不住起劲地笑起来，也同时赞赏他平易近人的风趣。

　　因冼星海常来我家，和我家的人也渐渐熟悉起来，大家都称呼他冼先生。我家的姐妹、小弟都参加了歌咏队。歌咏队里有些小青年也是我家的常客，因此我家客房里经常有歌声，还有人在学指挥。每逢这种场合，我的3岁小外甥曾秋明总是聚精会神地在一旁欣赏。有一次，冼星海也在场，大家正在唱一首歌的时候，小外甥突然拿起了一根指挥棒，模仿起了打拍子的动作，并对着大家一本正经地指挥起来。大家正感到忍不住要笑时，只见冼星海面不改色地一面继续唱，一面弯下腰去，慢慢向前移动到小秋明面前，按照小秋明打拍子的速度，十分认真地唱下去。小秋明的拍子打得快，冼星海就唱得快，打得慢，他就唱得慢，直到唱完了一首歌。大家不禁哈哈大笑，小秋明也跟着大笑起来。冼星海拥抱了他。一时间，“3岁小孩指挥冼星海唱歌”在周围传开了。这件事距今日已将近半个世纪，但冼星海慈祥的神态，幽默的动作，配上小外甥指挥的姿势，以及周围人凝神注视的情景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就好像是昨天的事。

　　冼星海很喜欢小孩。我家有一部黄包车，有两次他来我家玩时，将小秋明放在人力车上，自己则充当车夫，拉着他在公新里疯跑，逗得小秋明乐不可支，一旁围观的餐馆厨师和茶房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有一件事须要澄清一下，1980年，我看到武汉报纸上的一篇报导说：冼星海过去曾经住在“老通成”，在那里作了几十首歌曲。这是带点浪漫色彩的误会。原来，当时我父亲经营着的一个通成饮食店(该店1938年武汉沦陷前被迫停业，抗战胜利后，更名为“老通成饮食店”，即后来颇为著名的“老通城”)和一家大智旅社(位于通成的楼上和后来的老通城宿舍处，1938年曾免费接待了演剧二队的男女演员们。冼星海日记中多次提到在该旅店中活动和写作的情形。大智旅社后来被毁于轰炸)，均与我家住的公新里6号仅一巷之隔。而冼星海到我家去过多次，在我家也作过曲，因而造成误传。而据我能回忆起的，冼星海在我家只作过《游击军》一曲。

　　不过，作为“通成”的顾客，冼星海可能去过多次。当时住在隔壁大智旅社的孙师毅、金山、王莹、贺路等，也曾是“通成”的常客。错过吃饭时间，上“通成”去吃盘豆皮，吃碗肉丝面，饱饱肚皮，那肯定是常有的事。冼星海尤其欣赏“通成”的炖莲子，我不止一次碰见他从那里出来，“我最喜欢吃这里的炖莲子。”他说。对生活朴素的冼星海来说，这可算是他奢侈的享受吧。

      曾昭正 曾宪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