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火硝烟中办报，这位“政工元帅”为何说“一个铅字比一颗子弹还重要”？
来源：档案春秋 作者：白刃、欧家斤   2022-11-29 09:10:23

　　他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巨匠，在军事工作方面也有很多建树，上马能挥刀杀敌，下马能春风化雨，领导并取得了许多军事斗争的胜利，展现了“政工元帅”出色的军事才能。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他的政治品格和道德情操，说：“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他就是新中国十大开国元帅之一——罗荣桓。

　　抗日战争年代，罗荣桓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率部队挺进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先后任115师政委、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在山东的近七年时间里，他领导军民开辟与巩固了根据地，多次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曾评价道：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

　　本文口述者白刃，知名军旅作家，1939年至1945年曾在山东追随罗荣桓投身抗战，在其领导下从事抗战新闻宣传，参与《战士报》《时事通讯》等战地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2022年11月28日是罗荣桓120周年诞辰，我们刊发这篇回忆文章，以示缅怀。

罗荣桓

　  “一个铅字比一颗子弹还重要”

　　1939年9月，我从抗大毕业，被分配到一一五师，编入山东营。部队千里行军来到山东鲁南。在抱犊崮山区大炉村，我第一次见到罗荣桓同志。他当时是八路军115师政治委员，给我们介绍山东抗日战争形势。他当时年近四十，魁梧的身材，灰色棉军衣，摘去“青天白日”帽花的护耳棉帽，打着人字形的绑腿，白布袜子，厚底布鞋。除了身上披的那件羊皮大衣和年岁比较大外，与干部战士没有两样。

1935年10月，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罗荣桓(左二)和第一军团政治部部分同志合影

　　我在抗大学的是防化学毒剂的专业，分配到师司令部五科当化学参谋。过了几个月，我忽然被调到政治部编报。这意外的调动，决定了我这一辈子和笔杆子打交道的命运。我到了政治部后，被分配到宣传部新闻股工作。罗荣桓一直住在政治部，使我有机会和他朝夕见面，经常聆听他的教诲。

　　师政治部办了两张报纸，一是面向部队的《战士报》，一是面向地方的《时事通讯》，都是七日刊的油印报。最初的“印刷厂”是一副挑子，行军作战由一个战士挑着。我的职务是新闻干事，实际工作是编辑、记者兼校对。

战士报社的编辑人员在紧张工作

　　罗荣桓政委对两张报纸都很重视，经常自己写社论，或由别人撰写后经他修改，时常改得很多，以至我们抄写时要格外小心。有时我们听他讲要点，写好后由他修订。每次报纸出版，他都要从头到尾看一遍，及时指出有问题的地方、不通顺的词句和错字。

　　记得有次报道打败日寇进攻，标题是“雷公打豆腐”，他看后批评说：“你们把武装到牙齿的日军比成豆腐，很不恰当!如果敌人是豆腐，何必雷公来打?打烂豆腐算得什么英雄?现在还是敌强我弱，不恰当夸大自己的力量，会产生轻敌骄傲情绪，对作战不利!”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宣传战士在油印报纸

　　每次组织战役或战斗，罗荣桓政委都让宣传部派记者随部队行动，让记者得到战火的锻炼，及时报道部队的战斗经过，表扬英勇作战的指战员。同时，他又嘱咐部队指挥员，注意保护记者的安全。

　　1941年夏天，为庆祝《战士报》创刊五百期，在山东滨海区一个小山庄的露天大院里开纪念会，罗荣桓政委到会讲话。罗荣桓认为报社聘请部队干部战士当通讯员的做法很好，可以及时反映部队的战斗和工作。报纸要全军来办，才能办好。

山东抗日根据地出版的各类宣传抗战的报刊

　　原先《战士报》是油印版，每期八开两版，只能容纳六七千字，工作开展后，来稿多了，只好尽量压缩，好文章不能及时登出。罗荣桓为此操了心，派人到微山湖西，搬来一架手摇的铅印机，抽调干部和宣传员，成立印刷厂。印刷厂不能随军行动，在一个山村隐蔽出报。编辑编好稿、划好版面，派人送去排印，印好了用牲口驮回来发行。当时部队经费困难，供给部的同志尽量节约，一个小钱看成碾盘大。印刷厂的经费时常不足，有一次纸张用完了，负责同志到供给部领不到钱，只好向罗荣桓政委汇报。罗政委立刻带着印刷厂的同志，骑马到供给部，跟供给部的同志说：“你们不要轻视报纸工作啊!有时候一个铅字比一颗子弹还重要!无论多么困难，也要保证报纸按期出版。”

1945年元旦，白刃在山东八路军第115师时留影

　　部队长期处在偏僻的山村，经常行军转移，报社人手少，必须日夜工作，才能按期出版。夜间编报写稿，靠一小盏豆油灯照明。当时豆油也很缺，部队每人每天只吃三钱油。值夜班的编辑去伙房领油，总是不够用，只得把灯芯棉花搓细，但影响视力。罗荣桓知道了，把管理员找去，叫他给报社多发点灯油，别把大家的眼睛搞瞎了。个别同志对发稿费有意见，罗荣桓就说：“稿费还是要发，几毛钱嘛，买两斤花生大家吃，也是鼓励嘛!”

　　1942年，在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的倡议下，师政治部出版了一本抗战中我军挺进敌后作战的书，用文艺通讯形式，描写战斗经过及英雄故事，指定由我来编。宣传部和报社的同志，分头收集材料写作。书中写了大战平型关、广阳伏击战、青口战役和沂蒙山区反扫荡等篇。编完书，我去请罗荣桓政委写篇序言，他高兴地答应，很快交了稿。序言短小精炼，文字轻松活泼。

山东抗日根据地行政区划图(1943年)

　  “看到罗政委我就不害怕了”

　　1940年5月，4000日伪军分七路进攻抱犊崮山区，我军主力转移到外围，师部和特务营，留下与敌人周旋。罗荣桓把政治部干部，分散到地方上发动群众、当侦察员。他带着少数干部和警卫连，跟鬼子打游击。有天下午听到枪炮声，罗荣桓同几个警卫员上山，我也跟着去了。我们躲在大石头后面，看见一大队日伪军，从山沟里朝山上打枪开炮。炮弹在附近开花，子弹在身旁噗噗响，我有点惊慌，可看到罗政委举着望远镜，沉着地观察监视敌人，也就不害怕了。

守卫沂蒙山区的八路军战士

　　甲子山区在莒日公路以南，是滨海与胶东的重要通道。1942年12月中旬，我军集中兵力，第三次攻打甲子山。一开始我们接连两天没有打下，部队伤亡很大。罗荣桓正在后方参加生产节约大会，闻讯后万分焦急，立即带着骑兵排飞驰前线，与前线同志研究初战不利的教训，改变攻坚战术，重新向敌人进攻，终于收复了甲子山区。

甲子山战役时，我军战士向敌人发起冲锋

　　战斗胜利后，我接到罗荣桓政委的电报，要我到前方去见他。我骑马奔赴甲子山区，见了罗政委，他高兴地说：“你赶来了，很好。甲子山打下来，去了一块多年的心病，要写篇社论。”他口述社论的要点，我迅速记录下来。他要我立时动笔写。他在另一张桌上给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汇报收复甲子山的情况。我写完社论，他边看边改，又叫我抄一遍，重新看过，改了几个字，交给我说：“这一期就登出来。你到作战科要份战报，发个消息。”当晚我要来了战报，又打电话给作战部队政治处，请他们写些战斗英雄的故事。第二天清晨我一回师部，就着手编辑了一期以甲子山胜利为中心的《战士报》。

战士们展示缴获的日军武器

　　1941年冬，五万日伪军对山东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11月5日黄昏，115师、中共山东分局和“战工会”三千多位机关人员，在罗荣桓政委等领导同志的指挥下，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的“铁壁合围”，从留田村跳到临沂北面的汪沟宿营。鬼子扑空后，便在沂蒙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为了打击日寇的“清剿”，疏散部分非战斗人员，指挥机关带着特务营，于12日晚上杀回沂蒙山区。

八路军山东军区缴获的日军火炮

　　13日清晨，侦察员报告说，青驼寺的日本宣抚班和汉奸队，每天到南北龙口，召集群众开会，建立伪组织。早上八点出来，下午三点回去。罗政委决定杀杀敌人的威风，提高根据地人民的斗志，准备首先拣软的吃，打击这个日伪宣抚班。他和师部几位领导商量，大家一致赞成。“罗政委，这个任务交给我吧!”师政治部主任肖华说。“好的，你去吧!”罗荣桓点点头，指着地图说：“你带两个连，下了山朝东走，拂晓前埋伏在龙口周围，留下东南这条路，让鬼子汉奸进村。”接着又嘱咐道，“这是咱们打回沂蒙山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下半夜，肖华主任带着部队出发，按照作战方案埋伏好。第二天，战斗按计划打响，一百多日伪军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好些人双手举枪，跪在地上求饶命。我们取得了一场畅快淋漓的胜利。

　  “即使胜利了，也要保持艰苦朴素”

　　1940年，为了讲卫生，也为了万一头部负伤便于治疗，朱总司令号召部队男官兵剃光头。但是，号召不等于命令，要自觉执行。我们当时都留着“洋头”，谁也不愿当“和尚”。有天下午游戏时间，罗荣桓来到操场上，警卫员拿着一把椅子跟来，大家以为罗荣桓来看打球。不料他坐下后，来了个理发员，把他的长发剃光。这种以身作则、无声的教育，是我军的优良作风。大家不好意思再留长发，第二天纷纷找理发员剃掉。

担任八路军115师政训处主任时的罗荣桓

　　罗荣桓外表很严肃，但其实他从不骂人训人，不发脾气。不过在1945年5月反“扫荡”的时候，我却看见他发了一次火。罗荣桓当时有一对儿女，男孩子在东进山东路上生的，取名罗东进，女孩子在南下郯马时养的，叫罗南下。南下当时是几个月大的婴儿，行军时由一位挑夫挑着。有次夜行军过封锁线，忽然听见婴儿哭声。按照夜行军纪律，不准吸烟、不准咳嗽，以免暴露目标。罗荣桓听见女儿啼哭，急得冒火，对身边的警卫员说：“怎么搞的?快去叫林月琴(罗荣桓夫人)抱着，不要再让她哭啦!”

　　在敌后抗战的艰苦日子里，八路军官兵平等，从总司令到炊事员，每人每月三元津贴费，每天五钱盐和一斤菜。罗荣桓政委和大家一样吃大锅饭。

1943年，罗荣桓全家福。左三为罗东进，左二为罗南下

　　1945年日本投降，10月中旬我奉命去东北，任安东(今丹东)广播电台台长。10月下旬罗荣桓调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政治委员。次年春天，他路过安东，在镇江山一座小楼休息。我和几位山东来的同志去看望老首长。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有些同志进入城市，被花花绿绿迷住了眼睛，忘了根据地的老作风，忘了艰苦奋斗的老传统。这样搞下去，会脱离群众。即使胜利了，也要保持艰苦朴素嘛!不然，我们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就坐不牢!李闯王的失败、太平天国的失败，就是历史教训。同志们一定要警惕呀!”听完老首长一席话，下楼时看到他的夫人林月琴同志，自己动手洗着一大盆衣服，大家深受感动。本来每个首长都有警卫员和勤务员，搞卫生洗衣服，也是他们的工作，可林月琴自己做了。

1946年，罗荣桓(后排中)与妻子林月琴(前排左)和战友肖华(后排左)等在东北合影

　　为了解决干部子女上学，免除前方同志后顾之忧，1948年春天，罗荣桓倡议办一所子弟学校。当时东北野战军政治部，正要分配林月琴当组织部副部长，罗荣桓对她说：“你要当‘长’，就当子弟学校的校长吧!”于是，林月琴不要职务、不要名誉，在哈尔滨把很多干部家属组织起来，办了一所子弟学校，为在前方的同志解除了后顾之忧，大家都非常满意。

　　后来我到前方当记者，回哈尔滨见面时，他总要问问部队情况，特别关心连队政治工作和士兵生活。

1955年9月27日，十大元帅授勋授衔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图为毛泽东向罗荣桓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同志担任党和国家许多重要职务，还兼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我知道他身体很差，不仅旧病复发，而且还新添了高血压和冠心病等症。因此，我转业到北京市文联后，除了逢年过节，偶尔到罗帅家问候，不便多去打扰。1962年，我调回总政创作组，发给我的军官身份证上，盖着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印章，我珍藏至今，留作纪念。

　　1963年12月16日下午，罗荣桓元帅的心脏停止跳动。19日，我和总政干部列队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灵堂吊唁。望着罗帅的遗像，想起他对我的培养教育，感到无限悲痛，止不住流下了眼泪……

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时的罗荣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