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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火硝烟中办报,这位“政工元帅”为何说“一个铅字比一颗子弹还重要”?
来源:档案春秋 作者:白刃、欧家斤   2022-11-29 09:10:23

  他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巨匠,在军事工作方面也有很多建树,上马能挥刀杀敌,下马能春风化雨,领导并取得了许多军事斗争的胜利,展现了“政工元帅”出色的军事才能。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他的政治品格和道德情操,说:“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他就是新中国十大开国元帅之一——罗荣桓。

  抗日战争年代,罗荣桓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率部队挺进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先后任115师政委、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在山东的近七年时间里,他领导军民开辟与巩固了根据地,多次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曾评价道: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

  本文口述者白刃,知名军旅作家,1939年至1945年曾在山东追随罗荣桓投身抗战,在其领导下从事抗战新闻宣传,参与《战士报》《时事通讯》等战地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2022年11月28日是罗荣桓120周年诞辰,我们刊发这篇回忆文章,以示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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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

   “一个铅字比一颗子弹还重要”

  1939年9月,我从抗大毕业,被分配到一一五师,编入山东营。部队千里行军来到山东鲁南。在抱犊崮山区大炉村,我第一次见到罗荣桓同志。他当时是八路军115师政治委员,给我们介绍山东抗日战争形势。他当时年近四十,魁梧的身材,灰色棉军衣,摘去“青天白日”帽花的护耳棉帽,打着人字形的绑腿,白布袜子,厚底布鞋。除了身上披的那件羊皮大衣和年岁比较大外,与干部战士没有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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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罗荣桓(左二)和第一军团政治部部分同志合影

  我在抗大学的是防化学毒剂的专业,分配到师司令部五科当化学参谋。过了几个月,我忽然被调到政治部编报。这意外的调动,决定了我这一辈子和笔杆子打交道的命运。我到了政治部后,被分配到宣传部新闻股工作。罗荣桓一直住在政治部,使我有机会和他朝夕见面,经常聆听他的教诲。

  师政治部办了两张报纸,一是面向部队的《战士报》,一是面向地方的《时事通讯》,都是七日刊的油印报。最初的“印刷厂”是一副挑子,行军作战由一个战士挑着。我的职务是新闻干事,实际工作是编辑、记者兼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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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报社的编辑人员在紧张工作

  罗荣桓政委对两张报纸都很重视,经常自己写社论,或由别人撰写后经他修改,时常改得很多,以至我们抄写时要格外小心。有时我们听他讲要点,写好后由他修订。每次报纸出版,他都要从头到尾看一遍,及时指出有问题的地方、不通顺的词句和错字。

  记得有次报道打败日寇进攻,标题是“雷公打豆腐”,他看后批评说:“你们把武装到牙齿的日军比成豆腐,很不恰当!如果敌人是豆腐,何必雷公来打?打烂豆腐算得什么英雄?现在还是敌强我弱,不恰当夸大自己的力量,会产生轻敌骄傲情绪,对作战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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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宣传战士在油印报纸

  每次组织战役或战斗,罗荣桓政委都让宣传部派记者随部队行动,让记者得到战火的锻炼,及时报道部队的战斗经过,表扬英勇作战的指战员。同时,他又嘱咐部队指挥员,注意保护记者的安全。

  1941年夏天,为庆祝《战士报》创刊五百期,在山东滨海区一个小山庄的露天大院里开纪念会,罗荣桓政委到会讲话。罗荣桓认为报社聘请部队干部战士当通讯员的做法很好,可以及时反映部队的战斗和工作。报纸要全军来办,才能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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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抗日根据地出版的各类宣传抗战的报刊

  原先《战士报》是油印版,每期八开两版,只能容纳六七千字,工作开展后,来稿多了,只好尽量压缩,好文章不能及时登出。罗荣桓为此操了心,派人到微山湖西,搬来一架手摇的铅印机,抽调干部和宣传员,成立印刷厂。印刷厂不能随军行动,在一个山村隐蔽出报。编辑编好稿、划好版面,派人送去排印,印好了用牲口驮回来发行。当时部队经费困难,供给部的同志尽量节约,一个小钱看成碾盘大。印刷厂的经费时常不足,有一次纸张用完了,负责同志到供给部领不到钱,只好向罗荣桓政委汇报。罗政委立刻带着印刷厂的同志,骑马到供给部,跟供给部的同志说:“你们不要轻视报纸工作啊!有时候一个铅字比一颗子弹还重要!无论多么困难,也要保证报纸按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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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元旦,白刃在山东八路军第115师时留影

  部队长期处在偏僻的山村,经常行军转移,报社人手少,必须日夜工作,才能按期出版。夜间编报写稿,靠一小盏豆油灯照明。当时豆油也很缺,部队每人每天只吃三钱油。值夜班的编辑去伙房领油,总是不够用,只得把灯芯棉花搓细,但影响视力。罗荣桓知道了,把管理员找去,叫他给报社多发点灯油,别把大家的眼睛搞瞎了。个别同志对发稿费有意见,罗荣桓就说:“稿费还是要发,几毛钱嘛,买两斤花生大家吃,也是鼓励嘛!”

  1942年,在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的倡议下,师政治部出版了一本抗战中我军挺进敌后作战的书,用文艺通讯形式,描写战斗经过及英雄故事,指定由我来编。宣传部和报社的同志,分头收集材料写作。书中写了大战平型关、广阳伏击战、青口战役和沂蒙山区反扫荡等篇。编完书,我去请罗荣桓政委写篇序言,他高兴地答应,很快交了稿。序言短小精炼,文字轻松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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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抗日根据地行政区划图(1943年)

   “看到罗政委我就不害怕了”

  1940年5月,4000日伪军分七路进攻抱犊崮山区,我军主力转移到外围,师部和特务营,留下与敌人周旋。罗荣桓把政治部干部,分散到地方上发动群众、当侦察员。他带着少数干部和警卫连,跟鬼子打游击。有天下午听到枪炮声,罗荣桓同几个警卫员上山,我也跟着去了。我们躲在大石头后面,看见一大队日伪军,从山沟里朝山上打枪开炮。炮弹在附近开花,子弹在身旁噗噗响,我有点惊慌,可看到罗政委举着望远镜,沉着地观察监视敌人,也就不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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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卫沂蒙山区的八路军战士

  甲子山区在莒日公路以南,是滨海与胶东的重要通道。1942年12月中旬,我军集中兵力,第三次攻打甲子山。一开始我们接连两天没有打下,部队伤亡很大。罗荣桓正在后方参加生产节约大会,闻讯后万分焦急,立即带着骑兵排飞驰前线,与前线同志研究初战不利的教训,改变攻坚战术,重新向敌人进攻,终于收复了甲子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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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山战役时,我军战士向敌人发起冲锋

  战斗胜利后,我接到罗荣桓政委的电报,要我到前方去见他。我骑马奔赴甲子山区,见了罗政委,他高兴地说:“你赶来了,很好。甲子山打下来,去了一块多年的心病,要写篇社论。”他口述社论的要点,我迅速记录下来。他要我立时动笔写。他在另一张桌上给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汇报收复甲子山的情况。我写完社论,他边看边改,又叫我抄一遍,重新看过,改了几个字,交给我说:“这一期就登出来。你到作战科要份战报,发个消息。”当晚我要来了战报,又打电话给作战部队政治处,请他们写些战斗英雄的故事。第二天清晨我一回师部,就着手编辑了一期以甲子山胜利为中心的《战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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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们展示缴获的日军武器

  1941年冬,五万日伪军对山东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11月5日黄昏,115师、中共山东分局和“战工会”三千多位机关人员,在罗荣桓政委等领导同志的指挥下,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的“铁壁合围”,从留田村跳到临沂北面的汪沟宿营。鬼子扑空后,便在沂蒙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为了打击日寇的“清剿”,疏散部分非战斗人员,指挥机关带着特务营,于12日晚上杀回沂蒙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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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山东军区缴获的日军火炮

  13日清晨,侦察员报告说,青驼寺的日本宣抚班和汉奸队,每天到南北龙口,召集群众开会,建立伪组织。早上八点出来,下午三点回去。罗政委决定杀杀敌人的威风,提高根据地人民的斗志,准备首先拣软的吃,打击这个日伪宣抚班。他和师部几位领导商量,大家一致赞成。“罗政委,这个任务交给我吧!”师政治部主任肖华说。“好的,你去吧!”罗荣桓点点头,指着地图说:“你带两个连,下了山朝东走,拂晓前埋伏在龙口周围,留下东南这条路,让鬼子汉奸进村。”接着又嘱咐道,“这是咱们打回沂蒙山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下半夜,肖华主任带着部队出发,按照作战方案埋伏好。第二天,战斗按计划打响,一百多日伪军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好些人双手举枪,跪在地上求饶命。我们取得了一场畅快淋漓的胜利。

   “即使胜利了,也要保持艰苦朴素”

  1940年,为了讲卫生,也为了万一头部负伤便于治疗,朱总司令号召部队男官兵剃光头。但是,号召不等于命令,要自觉执行。我们当时都留着“洋头”,谁也不愿当“和尚”。有天下午游戏时间,罗荣桓来到操场上,警卫员拿着一把椅子跟来,大家以为罗荣桓来看打球。不料他坐下后,来了个理发员,把他的长发剃光。这种以身作则、无声的教育,是我军的优良作风。大家不好意思再留长发,第二天纷纷找理发员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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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八路军115师政训处主任时的罗荣桓

  罗荣桓外表很严肃,但其实他从不骂人训人,不发脾气。不过在1945年5月反“扫荡”的时候,我却看见他发了一次火。罗荣桓当时有一对儿女,男孩子在东进山东路上生的,取名罗东进,女孩子在南下郯马时养的,叫罗南下。南下当时是几个月大的婴儿,行军时由一位挑夫挑着。有次夜行军过封锁线,忽然听见婴儿哭声。按照夜行军纪律,不准吸烟、不准咳嗽,以免暴露目标。罗荣桓听见女儿啼哭,急得冒火,对身边的警卫员说:“怎么搞的?快去叫林月琴(罗荣桓夫人)抱着,不要再让她哭啦!”

  在敌后抗战的艰苦日子里,八路军官兵平等,从总司令到炊事员,每人每月三元津贴费,每天五钱盐和一斤菜。罗荣桓政委和大家一样吃大锅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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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罗荣桓全家福。左三为罗东进,左二为罗南下

  1945年日本投降,10月中旬我奉命去东北,任安东(今丹东)广播电台台长。10月下旬罗荣桓调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政治委员。次年春天,他路过安东,在镇江山一座小楼休息。我和几位山东来的同志去看望老首长。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有些同志进入城市,被花花绿绿迷住了眼睛,忘了根据地的老作风,忘了艰苦奋斗的老传统。这样搞下去,会脱离群众。即使胜利了,也要保持艰苦朴素嘛!不然,我们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就坐不牢!李闯王的失败、太平天国的失败,就是历史教训。同志们一定要警惕呀!”听完老首长一席话,下楼时看到他的夫人林月琴同志,自己动手洗着一大盆衣服,大家深受感动。本来每个首长都有警卫员和勤务员,搞卫生洗衣服,也是他们的工作,可林月琴自己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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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罗荣桓(后排中)与妻子林月琴(前排左)和战友肖华(后排左)等在东北合影

  为了解决干部子女上学,免除前方同志后顾之忧,1948年春天,罗荣桓倡议办一所子弟学校。当时东北野战军政治部,正要分配林月琴当组织部副部长,罗荣桓对她说:“你要当‘长’,就当子弟学校的校长吧!”于是,林月琴不要职务、不要名誉,在哈尔滨把很多干部家属组织起来,办了一所子弟学校,为在前方的同志解除了后顾之忧,大家都非常满意。

  后来我到前方当记者,回哈尔滨见面时,他总要问问部队情况,特别关心连队政治工作和士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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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27日,十大元帅授勋授衔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图为毛泽东向罗荣桓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同志担任党和国家许多重要职务,还兼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我知道他身体很差,不仅旧病复发,而且还新添了高血压和冠心病等症。因此,我转业到北京市文联后,除了逢年过节,偶尔到罗帅家问候,不便多去打扰。1962年,我调回总政创作组,发给我的军官身份证上,盖着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印章,我珍藏至今,留作纪念。

  1963年12月16日下午,罗荣桓元帅的心脏停止跳动。19日,我和总政干部列队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灵堂吊唁。望着罗帅的遗像,想起他对我的培养教育,感到无限悲痛,止不住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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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时的罗荣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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